农业文化视角下的亚洲可持续发展——《亚洲农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导言
四、回顾与展望
（一）亚洲农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今日亚洲农业所面临的问题，大多也是传统农业所遇到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古代农业，还是现代农业其所面临的问题都不外乎天、地、人三者。古代农业中，天（气候）、地（土壤）等自然因素影响较大，而现代农业中，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的因素在加强。如化肥、农药，以及机械的广泛应用，已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业的收成。但农业所丽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并不因此发生改变，土地资源短缺，地力下降，水旱灾害，以及各种由动、植物所引起的诸如虫害、草害等，仍然是困扰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当此之际，回顾亚洲传统农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对于今天的农业实践肯定有启示和借鉴作用。
农业自然灾害大致可以划分为气候灾害和生物灾害。由气候引发的灾害中，水、旱为害最巨。亚洲大部分地区都受到季风气候的影响，洪涝和干旱的发生与季风的异常活动有直接关系，一般的说季风强的年份，雨水多，易成涝灾；弱的年份，雨水不足，易成旱灾。离海洋较远的地区，干旱也比较严重和频繁。中国北部和印度西北部地处主要季风气候带的边缘，极易受到干旱的影响。有的灾害甚至遍及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如l630–1632年，印度德干饥荒，死亡人数达200万，同一时期中国的西北部也发生了大饥荒，并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1644）。在生物灾害中，蝗虫是为害最严重的害虫之一。其次为螟虫。此外，还有各种鸟兽之害。草害是亚洲主要的农业灾害之一，特别是在中国南部、朝鲜和日本等高温高湿度的东亚地区，如果不进行积极的除草活动，就很难有收获了。因此，中耕除草也就成了东亚的农业特征。
中国被称为灾荒的国度【52】。据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的记载，242中大丰收的年份只有2年，其他年份不是有水旱之灾，就是有螽虫之害。各种自然灾害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印度农业对气候的依赖严重。水旱等自然灾害导致农产品产量年际变化很大，平均每隔两三年就会出现一次减产现象，每隔几年就注定要发生毁灭性的饥荒【53】。其中最突出和严重问题历来都是降水量不足，这在原本干燥或接近干燥的地区如恒河流域上游，旁遮普、拉贾斯坦、中部印度和德干高原所造成的问题尤为严重。此外，印度农业也存在鸟害、兽害以及各种病虫害。鼠和猴子（后者是传统印度教的圣物，因而受到保护）对农作物和仓储粮食造成巨大破坏，由于仓库设施普遍简陋，有些地区多达五分之一的仓储粮食被害虫糟蹋或吃掉。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受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局部地区就已出现了相对耕地不足的问题。随着人口的增长，在1000年前后，人地矛盾似乎达到了极限，土地已不足以养活土地上的人口，一些地方出现了人为控制人口的现象。但总体上的人口膨胀并没有得到控制。扩大耕地面积已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结果是人均耕地面积下降。1381年，中国人均耕地为0.97公顷，1662—1722年降至0.36公顷，到l753年又减少到0.26公顷，1821—1850年只有0.11公顷。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为了防止死人与活人争地，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签字倡议“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但耕地紧张的状况并没有扭转。目前，中国的耕地面积是世界第4位，但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8公顷，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这比孟加拉国人均耕地面积还要少。孟加拉国是区域面积2500平方公里以上的国家中，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该国总面积达147570平方公里，1997年人口达1250．3万人。
耕地不足，诸子均分的继承制与不同地块的自然条件差异，还导致了土地零碎化的出现，土地被条块分割，人均耕地面积狭小而分散。零碎化不仅不便耕作，同时条块间的边界（田埂），也要占用一定的土地，加剧了土地的紧张状况。细碎的农田制度对于中国历史起到定型的作用【54】。
中国的情况也代表了亚洲许多国家的趋势。根据1734年的官方统计，一个典型的日本农户的耕地已不足l公顷。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东亚农场的平均规模介于l～3公顷之间，约70％的日本农场只有半公顷甚至更少的土地。在19世纪末，工业化时期的日本有90％的农场只有l公顷或不到1公顷的土地。相比之下，法国农场规模在1882年进平均达到l4公顷【55】。20世纪后半期至21世纪初，韩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继续呈下降趋势。1970年为0．0731公顷，1980年为0．0576公顷，1990年为0．0492公顷，2000为0．0399公顷，2004年为0．0382公顷。
耕地不足在情况在印度稍为好一些。20世纪50年代初期，耕地虽占土地总数的42％，但其中有18％是经常的休闲地，而实际播种面积的复种指数，当时只在109％—113％之间【56】。但随着印度人口的增长，人均占有耕地已从1950年的0．33公顷降到1980年的0．2公顷。此外，印度也同样存在土地零碎化问题。子女在继承父辈土地时，由于田块质量差异、位置远近，习惯上常把每块耕地平均分摊，子女从每块中获得其份额，因此每农户往往拥有若干不相连贯的田块。1961—1962年度，坦焦尔73％的农场不到2公顷，15％的农场在2—4公顷之间，12％的农场在4公顷以上。就耕地讲，2公顷以下的农场占26％的耕地，2～4公顷的农场占22％的耕地，4公顷以上的农场占42％的耕地【57】。又据1976—1977年度的农业调查表明，在全国8150万农户中，拥有耕地0.Ol～2．49英亩（0.004～0.996公顷）的农户，经营的耕地平均为2.98块；拥有2.5～4.49英亩（1～1.796公顷）的农户，平均为7.09块；拥有7.5～14.99英亩（3—5.996公顷）者，平均为9.21块；拥有l5～19．99英亩（6～7．996公顷）者，平均为9.46块；拥有20英亩（8公顷）以上者，平均为9．98块。上述统计资料表明，拥有的耕地越少，田块分割越强烈。在经营2公顷以下耕地的农户中，每公顷平均田块为3～4块。尤其在人口稠密的地区，田块分割更为碎小。这种田块的过细分割，使田块越分越碎小，份地更趋分散，农户拥有的田块有的彼此相距数公里。这既不利于田间管理，又难以采用新技术，而且由于插花严重导致田界面积增加，耕地缩小【58】。
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必然带来地力下降的风险，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困扰世界农业的难题，许多古代文明的消亡都与地力衰竭有关。这不仅包括古罗马帝国、古代玛雅文明，也包括历史上亚洲的一些古老文明。
古印度哈拉帕文明的毁灭便是农业衰败所致。那里是旱区，灌溉是发展农业的必要条件。印度河流域的人民采用修造拦河堤坝增加洪水漫过地区的方式来进行灌溉。长期采用这种灌溉方式，必然导致土地盐碱化的发生，阻碍农业的发展和自身的实力，而从北方到来的雅利安人征服者本来就不是农业生产者，他们破坏了用于在更大的地面上淤积泥土的泛灌堤坝，这标志着谷物生产的终结【59】。自公元前l75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一些城镇遭到摧毁，长期埋没在泥沙之中。
古巴比伦文明的衰落也基于同样的原因。滥伐森林、过度垦殖和战争蹂躏，使两河上游森林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致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不断淤高，洪水泛滥，河道和灌溉渠系湮塞，加上气候恶化，原来的肥田沃土处于风沙肆虐、土壤沙化和盐渍化之中，最终成为荒芜不毛之地。
中国古代农业也面临着地力下降问题。战国时代（475BC一221BC），人们对地力下降对生物生长的影响已有充分的认识。汉文帝（202BC_一157BC）统治时期，耕地没有减少，人口没有增加，人均耕地比以前还多，却连续几年减产，食物严重匮乏，地力下降所导致的农业衰退非常明显。宋代（960—1279）人们发现“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维持地力成为最近1000年以来，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
亚洲人口众多，何以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这也与亚洲的农业结构有关。亚洲农业以谷物种植为主，同时为了获取衣着原料，亚洲农业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纤维生产，如蚕桑、棉、麻等，排除谷物种植业采用精耕细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的因素以外。假定中西方传统谷物种植业所需的劳动力相同，那么，东西方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是由蚕桑业、棉麻业，以及畜牧业所决定。通常情况下，水田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是旱地农业的5倍。亚洲人口稠密的地区也主要是集中于水稻栽培区。就东亚的情况来看，稻作区又往往与蚕业区重叠，而蚕桑业比水田农业则需多的劳动力，大致为l00：5；而畜牧业所需的劳动力则比旱地农业还要少，大致为l：100或1：200，可见稻桑结合的农业需要比农牧结合多得多的劳动力，加之中国传统农业所采用的是精耕细作的方式，通过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以获得更高的土地产出，因之对劳动力的需要远远超出了理论的估计，因此就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劳动力不足在一些农忙季节表现得更加突出。这也是传统亚洲社会人口增长的动力之一。
传统农业中大多数情况下，劳动力的数量重于劳动力的质量，拥有较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在传统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并不特别显著。虽然，农业生产要取得好的收成离不开从业者素质的提高，以及对于相关知识的掌握。且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劳动力的素质和知识水平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甚至也有“智胜力”的说法。但就农业生产而言，人们对于体力的强调远胜于智力。几千年来中国的种田劳动大军几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他们完全依靠实践经验的长期积累，世代相传，充实丰富，但始终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读书识字的士人，很少直接从事农业。即所谓“学者不农，农者不学”。
近年中国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开始有所改善，但同日本、欧美相比较仍有很大差距。中国每万人（农村人口）中仅有4名农业专家，相反日本是l8名，而美国更是平均每70名农业劳动力中就有一名是农业大学毕业生【60】。日本青年农民中50％有高中以上学历，而且农业行政人员大部分为大学毕业生，而相反中国的青年农民中大学学历者只有0．1％，小学以下学历者占40％以上，约30％是文盲或半文盲【61】。l989年，全国每万名人口中的大学生数为18．8％人，其中农科大学生为1．2人（占6．38％）；而日本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为205人（1986），其中农科大学生为53人（占25.85％）。日本农民的文化水平（1987）大学占5.8％，高中占74.8％，初中占19.4％，因日本已普及义务教育，不存在初中以下的农民；中国目前农民的文化水平，1987年和l978年相比，反而有所下降，1978年初中学生占农村总人口的6.1％，高中生占l.2％，l987年分别下降至3.56％和0.024％（由于在校生流失量很高）。1990年统计，全国文盲半文盲仍有2亿，多数集中在农村。
中国的情况也出现于印度。较低的识字率、很多人对现代技术认知不足，也是印度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原因之一。
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尽可能把现有的土地用于生产粮食，供人食用，用于发展畜牧业的土地也就越来越少，导致了畜牧业的萎缩。而自从畜力运用于农业之后农业对畜力的依赖与日俱增，畜力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但是由于畜牧业的萎缩，常感到畜力不足。历史上便出现了多种以人力代替畜力的耕作方法。按照古人的说法一牛可代7～10人之力，少一只牛则至少需要7个劳动力来补充，这就势必导致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加重了农业和土地的负担。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畜力缺乏的情况在日本的农业中也存在。17世纪末，日本新的国土资源开发的潜能已经耗尽，对现有土地的人口压力逐渐积聚起来，用马耕地和运输的情况已大力减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导致畜牧养殖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62】。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绿色革命进一步加速了畜牧业的萎缩。绿色革命前的l952年，南印度的坦焦尔婆罗门街几乎每一家婆罗门和许多非婆罗门都有奶牛，至少有一对公牛或水牛。12户最大的地主和富裕农场主，每家拥有20-25头奶牛；小土地所有者和佃农每户拥有4-6头奶牛。绿色革命之后的1976年，婆罗门街上38户中只有17户有牛，其中大多数只有2,—,4头菜牛，只有一户有20头牛。老的和不想要的牛都经过县城牛市场卖给屠户去了。约有45户非婆罗门和“贱民”每户还饲养两头耕牛，而21户非婆罗门和“贱民”每户都有一头或几头奶牛和同样数目的山羊。大多数“贱民”男子现在都在茶馆里喝奶茶。可是，“贱民”人家基本上只有死掉了母亲的婴儿，或是不能喂奶的母亲的婴儿才喝牛奶【63】。
中国南方一些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人民公社时代，生产队依靠集体力量养有十多头耕牛，农户家庭每年也养有2～3头不等的猪，但在改革开放后，只有数量有限的鸡还在散养，其他很少饲养。耕田整地要么自己动手用传统的人力工具进行，要么花钱请人用拖拉机代耕。
影响农业的社会因素很多，就亚洲来看，国家和政府扮演了主导的角色。自古以来，中国政府就把重农、劝农放在各项工作之首。调动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满足农民发展生产所需要的条件，便成为政府工作的要点。主要措施包括：轻徭薄赋，在饥荒的年月开仓放粮，平抑物价，并在可能和必要的条件下，给农民提供土地、农具、耕畜和种子等必要的生产资料。但政府的作为有时并不到位，有时甚至有负面作用。政策失误，特别是在某些时期，政府为了自身的运转加大对农民的索取往往令农民负担沉重，生产难以为继。虽然中国农业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得到持续不断的发展，但农民的境遇在总体上说来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中国农民始终在为温饱而奋斗。
研究表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的饥荒，除了降雨不均匀之外，也与英国的经济和行政的政策有关。从l857年开始，这些政策导致当地的农田被掠夺，转而成为洋人所拥有的种植园，内部贸易的限制，对印度人的重税，以支持失利的英国在阿富汗的远征，如第二次英阿战争，通货膨胀的措施抬高了食品价格，并从印度大量出口主要作物到英国。l770年的第一次孟加拉饥荒夺走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的性命。东印度公司却在此时提高了税收，结果使饥荒加剧。1865—1866年，严重的干旱袭击奥里萨，英国官员却束手无策。其实，当时英属印度的每个省，包括缅甸，都有粮食盈余，全年盈余总额达5016万吨。那个时候，每年从印度出Vl的大米和其他谷物约100万吨【64】。
1943年孟加拉饥荒的原因虽然与大米短缺有关。但“当年供给”的粮食只比前5个年份的平均数低5％，比1941年的供给还要高l3％，而1941年却没有发生饥荒。因此，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认为，灾难性的孟加拉饥荒并不是孟加拉粮食严重短缺的反映，而是“交换权利”剧变所致。交换权利剧变的原因又在于需求、收成、投机、囤积，以及政府管理、军队和国防等。在饥荒中，英国殖民政府的不适当的政策更受到广泛的注意和批评【65】。
同样，1959–1961年在中国所发生的大饥荒，导致数以千万人口的死亡，虽然被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但更多的人相信这次大饥荒的原因可以归咎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运动”，便是饥荒的直接导火索。
（二）亚洲传统农业的主要成就及经验
亚洲农业就是在应对各种不利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的情况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亚洲传统农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她不仅养活了世界最多的人口，还使亚洲文明得以长期延续。
亚洲文化是以其高效率的农业为基础的。最早的亚洲文明出现在一个大河谷的农业基地上，而农业今天仍然是季风亚洲除日本外的几乎所有地区居支配地位的行业和产品的主要源头。农业人口占亚洲人口的大多数。重农抑商是许多亚洲国家的一个基本国策。虽然工商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除个别国家外，工商业的重要性从未达到能与农业匹敌的地步。正是农业财富支持了传统季风亚洲历代帝国和灿烂文化，也是农业财富曾经维持了亚洲人总体上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亚洲农业不仅提供了亚洲人的口粮所需，还通过农业来满足除粮食之外的物质和精神等多方面的需要，比如纺织原料、建材、家具、燃料和畜牧饲料等。从中国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排列顺序来看，能源问题有时比粮食问题更紧迫，而这也很大程度上依靠农业来解决。农作物秸秆除用于喂养牲畜之外，还广泛地用于燃料。在土地利用上进行统筹规划，将部分不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用于种植薪炭林木，以解决燃料供应问题。甚至养牛的粪便等也用作燃料。
亚洲传统农业的成就及经验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简单实用的农具装备。亚洲的先哲很早就认识到工具的重要性。孔子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印度Parashara（c．400BC）一书中也说：“器苟不利，或粗制滥造不合章法，届时必碍农事。”中国南宋时期的农学家陈旉也有同样的论述：“器苟不利，未能善其事者也。利而不备，亦不能济其用也。”“凡可以适用者，要当先时预备，则临时济用矣。苟一器不精，即一事不举，不可不察也。”（《陈旉农书·善其根苗篇》）
中国历史上许多农业技术和工具的发明与改进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翻土功能的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将开沟、播种和覆盖等环节“毕其功于一役”的耧车，更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它不仅提高了播种效率和质量，还为后期的田间管理提供了方便，并为日后的畜力中耕和畜力施肥等农具的发明开辟了道路。犁和耧车在秦汉时期（221Bp一220AD）就已基本定型，这两种农具在18世纪传人到欧洲后，对欧洲的农具和耕作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西方农业技术革命的起点。
在8至11世纪的穆斯林世界农业革命的时期，发展起了一套成熟的灌溉系统，使用筒车、水车等提水机械、大坝和水库。利用这些技术他们试图扩大耕地面积。筒车和翻车（中国又称为龙骨水车）经改进，并使用调速轮之后广泛使用。同一时期，这一整套的灌溉工具也同时在中国得到广泛使用，并一直使用到近代。
不过亚洲农具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此固有不能变，或不必变者在焉【66】。”传统亚洲农民对于农具的追求是不求最好，但求实用。因此，很多先进的农具发明之后，并没有得到大范围的使用。
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扩大耕地面积就成为发展农业的首要途径。亚洲历史上出现了淤田、围田（圩田）、梯田、架田、砂田等多种土地利用方式。这些方式在中国几乎都有使用。
利用富含有机质的含泥沙水进行灌溉，历史上称为“淤田”。中国北方许多河流含沙量很高，每在夏季暴雨之后，大量的挟带着泥沙的急流自山上奔泻而下，对于河道整治和引水灌溉都会带来一定的麻烦。淤田则是将挟带泥沙的水流，导入农田，以达到灌溉、施肥与防洪的三重目的。这种灌溉及土地利用方法在中国始于纪元之前，但大规模的推广则是出现在11世纪。近代以后，这种技术在中国华北地区仍在使用。20世纪60—80年代，中国山东省曾设列专项投资，利用黄河泥沙淤改涝洼盐碱地l24000公顷，实施稻改33333公顷。
与淤田相类似的则是分布在世界各地干旱或半干旱地区的集流农业，这是通过收集从斜坡，或未耕种地域的降雨来灌溉的一种农业形式。集流农业最早可追溯到9000年前的约旦，公元前4500的Mesopotamia也出现了简单的集流农业设施。中东在发展集流农业上具有不可争议的重要地位。许多关于集流农业的考古资料在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出现。
以色列的内盖夫是集流农业的典范【67】。从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638年被阿拉伯人征服，内盖夫人一直经营着集流农业，他们采用了两种收集和利用雨水的方法，即对小分水岭雨水的开发和对大分水岭（达10000公顷）上雨水的开发利用。1958、1959年，科研工作者在这个地区重建了两个集水农场，一个在 Shivtah附近，一个临近Avda。两个试验似乎说明集水农业在内盖夫依然有它的潜力。
自1964年以来，约旦建了许多土坝来增进集水的渗透，以用于改善牧场。1985—1988年，约旦农业部和阿拉伯干旱地带研究中心（ACSAD）合作在Balama地区修建等高农地以改善牧场。l987年约旦大学农学院修筑一些土坝蓄存洪水，用作灌溉。历史上，沙特阿拉伯南部曾用蓄集洪水灌溉高粱。如今，大约有35000公顷农地依然采用了蓄集洪水灌溉。叙利亚的Dei—Atiye社区于1987年建立了一个为130公顷树木、庄稼灌溉的雨水收集工程。当前，干旱地带国际农业研究中心（ICARDA）也在叙利亚开展提高水资源获取技术的工作。
集流农业在印度得到广泛发展。自1975年来，在海德拉巴的半干旱热带国际研究中心启动了许多关于集流农业的研究项目。目前，印度的集流农业面积居世界第一，巴基斯坦以150万公顷的面积居第二。
集流农业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文明作出了很大贡献。它扩大了耕地，牧场及林地面积；通过植树种草，防治沙漠化；节约灌溉成本，特别在缺水地区，减少地下水的使用。
围田（又称圩田），即围水造田，这是水乡地区扩大耕地面积的最主要的方式。小型的围田借用了区田的一些做法，以应对水灾。值得注意的是，亚洲许多沿海国家还采用围海造田的方式来扩大土地面积，这种土地利用方式，也称为涂田。
梯田是在山区丘陵区坡地上，筑坝平土，修成许多高低不等，形状不规则的半月形田块，上下相接，像阶梯一样，有防止水土流失的功效。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在亚洲和世界各地广泛使用。在中国比较有名的梯田景观主要有云南省红河哈尼梯田、广西龙脊梯田、湖南紫鹊界梯田、江西宜春明月山梯田、山西洪洞县、赵城一带的梯田等。1995年，菲律宾伊富高省的5块梯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地。古老的伊富高稻作梯田是菲律宾唯一保存下来的、颇具独创性的高原山地农业生态系统，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梯田管理通过传统部落的管理习俗下实施。每一级梯田上都覆盖有森林，梯田顶部的公共林地保存了大约264个本地植物品种，绝大多数为当地特有种。梯田是整个山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是雨水的过滤系统，常年呈饱和状态。而稻米生产，尤其是海拔1000米以上山地的水稻种植，则得益于当地一种与气候变化、文化活动和水文管理的节律相谐调的生物节律技术。除了粮食生产以外，伊富高稻作梯田还保护了重要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景观。同时，其美学价值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2010年中国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的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已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试点。
最巧妙的要数架田。架田，又称葑田或浮田，是一种漂浮在水田上的人造农田。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美洲墨西哥城附近的阿兹台克，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也有一种类似于架田的浮田。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中国船舶馆室内展区展出的“漂浮农场船”的模型和古代的架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漂浮农场船”“集海水淡化、蔬菜水果种植、家禽鱼类养殖以及食品加工等功能于一体，保证居民身处海上也可能吃上新鲜和营养丰富的食物。”船上有家禽饲养区，可以在这里放养家禽，让它们在这里产蛋，也有孵化区，可以繁殖家禽。在这里还可以进行海水淡化，并用淡化的海水养淡水鱼，它还可以用无土栽培的方法种植蔬菜。这些生产出来的食物都可以通过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线加工成食品，并且贮藏起来。可以说“漂浮农场船”就是一块漂浮在水面上的现代架田。
砂田是中国西北干旱地创造的一种抗旱栽培方式。用河流石子铺地三四寸，耕种时拔开砂石，种之于下，仍取砂石掩盖，作物从石缝中或石层间生长结实。旱田铺上砂石，具有蓄水保墒，提高水分利用率；隔热保暖，提高土温；减轻盐分积累，防止土壤盐渍化；减少地表径流，保持水土；减少养分损失，保持土壤淝力，抑制杂草，减轻病虫危害等6大功效。一般石砂田的最初10年，产量可比一般农田高出30％～50％，石砂田的增产效应可达30年。砂田这种独特的节水免耕农艺是西北干旱区人民的一大创造，集中分布在青海、甘肃一带，约起源于l7世纪，距今有400余年历史。
桑基鱼塘是一种综合的土地利用方式，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出现于明清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将低洼地挖深变戚水塘，挖出的泥堆放在水塘的四周为地基，基上种桑，塘中养鱼，桑叶用来喂蚕，蚕屎用以饲鱼，而鱼塘中的塘泥又取上来作桑树的肥料。通过这样的循环利用，取得了“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受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肯定。
稻鱼共生系统，即稻田养鱼，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系统内水稻和鱼类共生，通过内部自然生态协调机制实现系统功能的完善。系统既可使水稻丰产，又能充分利用田中的水、有害生物、虫类养殖鱼类，综合利用水稻田的一切废弃能源，提高生产效益，不用或少用高效低毒农药，以生物防治虫害为基础，生产优质鱼类和稻米。该系统不仅可以描述为一种生产方式，而且是一种独特的农业文化。2005年6月中国浙江省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的鱼稻共生系统，被联合国评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系统保护实施地。
与稻田养鱼异曲同工的稻田养鸭在亚洲稻作区也有着悠久的历史。鸭子在移栽过后的稻苗之间游走，吃掉各种小苗、杂草及病叶，还能捕捉各种虫子和蝗虫，减少和预防病虫害，它的排泄物还能增进土壤肥力。同时鸭子在水田里游走的过程中掀起的水浪能供给充足的氧气，鸭子的羽毛刺激水稻，还能起到保护水稻健康成长的作用。鸭子的活动增加田间的通风和光线，降低湿度，防止和降低稻热病的危害。长成的鸭子还可以成为农家的另一收入来源，一举多得。历史上中国农民就采用稻田养鸭的方式防治蝗虫和蟛蜞，取得了稻鸭双丰收。
稻田养鸭作为一种现代生态农业的典型已受到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就在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有较大面积的推广。现在日本福岗古野隆雄的稻田养鸭已引起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的关注【68】。韩国有稻田养鸭一品村，全部应用稻田养鸭技术生产无公害有机稻米和鸭子。韩国还有一种“田螺农法”，利用田螺清除稻田杂草，能达到98．6％以上的除草效果。这与稻田养鸭一样，以自然生物的习性为基础的有机生态农法，而且是具有环保、提高农户收人的高效的未来型农业方法。
16世纪，中国江南地区的农民便开始在鱼塘上建造圈舍，用于养羊，养猪，猪、羊的粪便抛人池塘喂草鱼，草鱼之粪又饲鲢鱼【69】。而塘泥大多情况下又被罱取用作植桑或种稻的肥料。这种方法在今天越南北部山区居民仍见使用，他们将牲舍用竹木构架，紧靠鱼塘。动物粪便放入塘中，以提高鱼的产量。池塘四周种植柑橘等果树，也会种植一些杂草以给鱼儿提供额外的一些饵料。这代表种一种对空间和劳力有效利用，同时还会带来稳定的高收人【70】。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出现的所谓“四维农业”的循环复合农业模式与之有相同之处。四维农业包括水稻、蘑菇、牛和蚯蚓。这种循环复合农业是以种植水稻为第一性生产，用收获稻米后剩下的稻草和稻壳用来种蘑菇，而收获蘑菇后的底料用于牛的饲料，牛的粪便用于养殖蚯蚓或作为水稻的有机肥料【71】。
传统的生态循环的复合农业模式代表了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关于未来农业的描绘就有与之类似的描述。有意思的是，托夫勒将未来社会称之为“甘地加卫星”，预示着传统与未来的某种关联。
对于亚洲，特别是亚洲的旱地农业来说，灌溉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Parashara指出，“愚蠢的农民在十月和十一月不为作物安排贮水，怎么可能指望有何收获呢？”中国的农谚中也有所谓“三月思种桑，六月思筑塘”，以讥讽那些不能深谋远虑，等到需要用水的六月才想到修筑陂塘的愚蠢农民【72】。灌溉一直占据着所有农业和所有生命之源的中心和基础地位。两河文明最早的建立者苏美尔人便建立起灌溉农业。在伊斯兰农业革命时期，穆斯林继承了先前衰落并成废墟国家的古老的灌溉系统，将它们重新修复，并建造新的灌溉工程。此外，还发明新的技术用以取水、引水、贮水或提水，并将所有可用的装置机巧的结合起来【73】。灌溉引领着西亚农业的发展。l962年，一位以色列农民发明了一种高效的节水灌溉技术滴灌，引发了灌溉革命。类似的节水灌溉技术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也早已出现。在需要灌溉的农田中埋上陶瓮，在瓮中盛水，通过陶瓮壁的渗透，给作物进行灌溉，同样可以起到减少蒸发，节水灌溉的目的。
解决灌溉问题有赖于水利的兴修。亚洲各国在水利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中国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和广泛分布于中国新疆、中亚和西亚等的坎儿井。
都江堰水利工程位于中国四川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建于公元前256年，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之所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还能够持续地发挥作用，除了其科学的设计、合理的布局和巧妙的施工之外，与历朝历代的政府对于水利的重视是分不开的。最初都江堰便是在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下修建的。以后它又得到各级政府的全力维护。公元228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征集兵丁1200人加以守护，并设专职堰官进行经常性的管理维护，开以后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之先河。沿用了两千多年的都江堰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典范。
坎儿井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开发和利用地下潜流进行自流灌溉的一种地下暗渠与竖井结合的水利工程。坎儿井一般顺着地面坡度布置，竖井为开挖暗渠时定位、出土、通风以及挖成后检查、维修之用，暗渠是坎儿井的主体工程。其首段为引取地下水的都分，其余为输水部分。此外，还包括龙口、明渠和涝坝等附属工程。暗渠的出水口称龙口，龙口以下的渠道为明渠，明渠末端的小池塘为涝坝。坎儿井有许多独特的优越性：不用提水工具；施工设备和技术简单；水质多优良，水流稳定；能减少蒸发损失和防止风沙侵袭；用水和配水极为便利。坎儿井在新疆和中亚、西亚地区广泛分布。伊朗已率先将坎儿井申报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试点项目。
由于耕地不足等客观原因，迫使东亚传统农业走上一条在尽可能地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以“粪多力勤”为主要特征，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攻目标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发展道路。在自然条件恶劣，水利相对不甚发达的情况下，通过深耕细耙的整地，改善土壤结构，蓄集更多的雨水，又通过不厌其烦的中耕，在清除杂草的同时抗旱保墒，并辅之以合理的农作安排，使土地利用率高达百分百，甚至百分之二百、三百，甚至创造了“一岁数收”，“二年十三收”的纪录，单位面积产量成倍增长。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农业在保证高产的同时，还通过广辟肥源，多粪肥田，保持地力常新壮，使农业得以稳产高产。作为中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北方旱地农业的经验原理，由6世纪时的《齐民要术》等农书加以定型化，并随着文化交流连同后期形成的水田耕作技术陆续传播到邻近的朝鲜和日本等国，成为东亚传统农业的共同特点。
印度的传统农业技术虽然从总体上来说相较于中国要粗放一些，但印度先人对于农业却有着与中国相同的认识。中国庄子（369BC—286BC）说：“昔予为禾，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飧。”同一时期印度的Pa— rashara（c．400BC）也说：“管理得当，金银满仓；卤莽灭裂，没有收获。”Parashara强调土壤管理，种子健康，蓄水保墒，动物管理和工具的制造及维修【74】。印度也有许多与中国相同或相似的农业技术。如种子处理。播种前，将大麦、豆类、芝麻捣碎，和腐烂了的肉类混合，用于拌种，以提高农作物的出苗率和促其快速成长。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技术称为“溲种法”。l0世纪前后，中印两国的水稻栽培技术也大体上相同。l0世纪印度Surapala在其Vrikshayurveda一书中强调使用合适的品种，使用良种，提前进行种子处理，使用合适的土壤，间作，合理密植，平衡营养，水分的优化使用，及时期除草，使用草药制品和死去的动物废弃物防止病害，适时收获，以及种子的干燥与贮藏。在水利相对不甚发达的情况下，东亚古代主要通过中耕等措施，在清除杂草的同时，进行抗旱保墒。中国古代有“锄头自有三寸泽”的农谚，还有“锄三省一”的俗语，认为中耕可以省水保墒。
亚洲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一个重要的法宝就在于选择了以谷物种植为主的农业道路。因为在同样的面积下，谷物种植比动物饲养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百亩之地”首先是用来种谷，以保障粮食供应，只有“五亩之宅”用以发展其他的种植和养殖，以提高生活水平。中国历史上的“重农”往往是以“贵粟”联系在一起，贵粟就是“以粟为贵”，“以粮为纲”。
重视谷物生产也是亚洲各国农业的传统。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农业各部门的国民收入构成是：种植业和畜牧业占97.8％，林业占1.4％，渔业占0.8％。到80年代初，种植业仍占89.2％，畜牧业占7％，林业占2.3％，渔业只占1.5％。从人口的职业构成来看也是如此。80年代初，在1.92亿农业总劳动力中，从事林业和渔业的劳动力只有400多万，这就是说，至少有959以上的农业劳动力从事种植业和畜牧业。在种植业内部，一向以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相对不发达。30多年来，印度粮食生产在种植业中所占比例一直处在60％～70％之间，而品种繁多、价值高的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所占比例总共只有30％～40％。在播种面积构成上，1951年印度总播种面积为13.19亿公顷，其中粮食作物面积就达9.732亿公顷，占73.7％；l981年总播种面积扩大为17.332亿公顷，其中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达12.667亿公顷，占73.0％，比例基本没有变化。印度有相对发达的畜牧业。其饲养的牛和水牛数要占世界总数的l/6和一半，位居各国之首，然而出于宗教习俗，在许多地区不能杀生，因而牛的利用价值较低。从畜牧业的产值和肉产量来看，养羊（包括绵羊和山羊）业大约要占总量的一半以上。韩国在1970年农业产值中，谷物占55.9％，而畜产只点4.2％【75】。
亚洲人的食物大多以谷物为主，大米和小麦等，只有少量的肉食，为了补充必要的蛋白质，生活在滨江沿海的居民，特别是稻作区的居民便选择了鱼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而内陆居民则选择豆类及部分的奶和奶制品来补充。
对于粮食的重视，并没有使亚洲农业过分地依赖于一二种主要的粮食作物。相反为了应对自然灾害，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中不l司而又广泛的需求，传统农业发展出丰富多彩的农业生物各类。根据对《梨俱吠陀》、《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等古文献的研究，自青铜器时期起，印度种植的作物已有80余种。至今菩马拉雅山区的梯田里有好多种作物，比如黍、苋菜、木豆、黑绿显、鹰嘴豆、橹豆、大豆、赤小豆、豇豆、粟等。
生物的多样性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需求的多样性。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的许多需求都借助于农业得到满足，市场越不发达，自给的程度越高，农业生物的多样性也就越丰富。而在市场条件下，农业生物的多样性主要靠应对自然灾害的需求来维护。中国在汉代时（202BC–9AD）便以政令方式提出“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76】。本着这一古训，北宋（960一1127）初年曾诏令南方稻作区的官吏，劝导民众增种粟、麦、黍、豆等旱地作物，北方旱作区的民众就水广种粳稻【77】。
“杂种”不止是不同作物的复合种植，也包括同一作物不同品种的搭配种植。传统农业很早就注意到选用不同特性的品种，以适应不同自然条件下的种植需求。6世纪中国农书《齐民要术》所载的粟品种中就有：耐旱、免虫14种；耐风、免雀暴24种；耐水l4种。水稻品种上这种情况就更为普遍。有的稻种特别耐旱，有的特别耐涝，有的特别耐寒，有的耐盐碱，有的耐肥，有的耐瘠，有的耐肥耐水而抗倒，还有的对虫害、兽害有极强的抵抗力。清代《授时通考》（1742）记载了水稻品种3429个。
在“杂种”思想的指导之下，不仅自己选育出各种不同的作物和品种，还广泛地引进引来作物和品种，以增加应对灾害的能力，同时提高作物产量。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断地从域外引进农作物及品种，对中国农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就包括有小麦、苜蓿、葡萄、胡麻、莴苣、菠菜、西瓜、占城稻、黄粒稻、棉花、番椒、番茄、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等。
不同作物及品种的组合种植，导致多种形式的混作、轮作、间作和套种的出现，并形成良好的相互为用的生态群落。如宋代江南桑下栽苎，“因粪苎，即桑亦获肥益矣，是两得之也。桑根植深，苎根植浅，并不相妨，而利倍差【78】。”清代河北无极一带农民的粮棉菜豆的组合；近代华北地区玉米与绿豆的间作，等等。至今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如哈尼族仍然固守着杂种的传统。美国的农史学家格拉斯说过：“中国给农业历史学家一种极有意思的情况，……他把两种以上的作物同时种在一起；他把田地结结实实地种满，使他的农场像鱼鳞一般……那是聪明的耕种制度，使这个国家不致枯竭。”【79】
11世纪前后伊斯兰农业革命的出现也得益于不同作物及品种（包括新作物和新品种）组合所形成的轮作制度。农业革命时期，大量新作物包括水果和蔬菜，如甘蔗、水稻、柑橘、杏、棉花、朝鲜蓟、茄子、藏红花等及其栽培方法都在伊斯兰世界得到引进和推广【80】。新作物引进，结合灌溉的推展与强化，建立起一种复合多样的农作制度，使很多不同类型的土壤得到有效的利用，曾经在穆斯林中最为盛行的一年一熟农田现在能够通过轮作有三熟或更多的收成。也门的一些地方，小麦一年二熟。伊拉克的水稻也是如此。早期伊斯兰世界土地生产率，甚至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归功于新作物或原有作物的优良品种的引进【81】。
中国传统农业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杂种五谷，，的同时，也不忘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汉代（202BC–9AD），中国就出现了一些专业性的生产基地【82】。11世纪，宋代中国绵州（今属四川）彰明县赤水等四乡，盛产附子，当地有农田面积为520多顷（合3466公顷），其中水稻种植面积占5/10，菽粟播种面积占3/10，而附子占2/l0。附子完全是为了市场需要而生产的，种植附子也因此成为当地劳动密集型高附加值产业【83】。在讲究“道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严晶。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日本实施的“一村一品”运动与之有相似之处，这就是让各地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品”或“拳头产品”，打人国内和国际市场。这种利用本地优势资源，因地制宜、自力更生、建设家乡、发展农村经济的模式已被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广为借鉴。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也是现代以色列发展农业的经验。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色列追求粮食及副食品Ih给，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大，l969—1970年平均为l3．87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42．6％，但产量只有20万吨，每年仍需大量进Ll粮食，造成很大负担。这对于以色列这样一个沙漠面积大，耕地少且不肥沃又严重缺水的地区来说是不合适的。于是自70年代开始就有计划地缩减谷物播种面积，到1985年谷物播种面积仅9．3万公顷，较1969–1970年平均面积已减少了32．6％。腾出耕地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园艺作物，园艺作物的出口换回了部分进El粮食所需的外汇，l984年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赤字仅为565万美元，而1970年为2590万美元【84】。
充分而又合理的利用土地，是增加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人类多年的农业生产实践，就是沿着扩大耕地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实现集约经营的双轨前行的。这两者通常虽是相互促进密切结合的，但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却又分别有所侧重。
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迫使中国传统农业采用集约经营方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有限的耕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农产品。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思想家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要求充分挖掘土地的增产潜力。12世纪的宋代的农学家陈旉更指出：“农之治田，不在连阡跨陌之多，唯其财力相称，则丰穰可期也审矣。”【85】就经营土地的规模而言，历史上流传这样的一些谚语：“顷不比亩善”，“宁可少好，不可多恶”，“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86】
中国古代农业在经过不定期撂荒和定期轮荒之后，很早就走上连种的土地利用方式。后来更进一步通过推行多熟种植来高复种指数。2000年前华北的一些地方已出现了两年三熟伟1000年前江南地区稻麦两熟和双季稻也开始推广。600年前岭。地区一年三熟制也多了起来。300年前各种间作、混作、套种：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普及，复种指数大大提高。英国著名J人口学家马尔萨斯（1766–1834）就曾提到中国的耕地。。多数一况下每年可种植二季庄稼，这是由于能因地制宜，在一处土地·混入他处泥土来补其不足，采取施肥、灌溉以及其他种种谨慎又聪明的措施”。【87】
中国农业所走过的道路也是东亚农业所走过的道路。相比之下，西方所走的是一条扩大耕地面积的农业发展道路。截至]世纪，在西方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是采用三圃制乃至二圃制除了l/3和1/2耕地要依次轮流休闲，还有大量的公用草地和j地。有人估算过，l3世纪以前，在当时农业较为发达的英国耕地不会超过全部土地的二成，德国和法国在一成五以下，人口稠密的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也只到了二成至二成五【88】。l8世纪以斥西欧各国相继推行了四圃轮栽制。经这样废除休闲并扩大耕地耕地一般也只占全部土地的三成多些。而用于放牧的永久性葛地，在法国和德国西部各占l/4左右，英国则多达一半以上。
亚洲的人口分布并不均匀，大部分的人口分布在季风亚洲其余部分则是全球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即便是季风亚洲的山区和丘陵地带，包括东南亚、中国西部、朝鲜和日本的相当大部分，人口实际上也很稀少，然而低地的人口密度却达到了全球最高水平，这些地方生活着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而且在有记录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就一直生活在这里，并没有因人口压力而出现地力衰竭的现象，原因在于亚洲人很早就懂得施肥。
8世纪的印度农书Kashyapiyakrishisukti提出：“地得嘉美，无有尽期0，，宋代的农学家陈旉更加明确地指出：“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
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使地力经常保持新壮，是东亚传统农业的一个突出成就。20世纪初，美国农学家金（F·H·King）到东亚考察，对中国及日本、朝鲜的农业十分赞赏，誉之为“永久的农业”。这三个国家，经历了两千年、三千年乃至四千年的悠久岁月，而那里的土壤至今仍能够维持密集的人口，使之赖以生存，取得了“非凡的农业实践成就”【89】。曾在中国居住过的德国农学家瓦格纳根据他自己亲身见闻，说：“在中国人口稠密和千百年来耕种的地带，一直到现在未呈现土地疲敝的现象，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农民细心施肥这一点。丝毫没有疑义，在中国农民除了在自己的家园中极小心地收集一切废料残渣，并收买城市中的肥料，又不辞劳苦去收集使用一切发臭的资料，在一千年和一千年以前，他们的先人已经知道这些东西具有肥料的力量。”【90】
广辟肥源，多粪肥田是培养并增进地力，保持农业稳产高产的关键。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种积肥、造肥的方法，其中包括苗粪（Ngg）、草粪（野生绿肥）、火粪（焦泥灰）、泥粪（塘泥）之类。绿肥的主要种类有紫云英、苕子、黄花苜蓿、肥田萝卜、各种豆科作物、浮萍、水浮莲等。其中的堆肥（草塘泥）、绿萍筹技术，曾经由FA0向第三世界推荐。这是对中国传统肥料技术的肯定。但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送往田间的各种肥料中还包括城市生活所产生的各种垃圾【91】。这不仅扩大了肥料的来源，也解决了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变废为宝。
亚洲传统农业的实践非常符合近代农业化学奠基人，杰出的德国化学家李比希所提出的“补偿学说”原理。他认为中国和日本的传统农业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上的，即从土壤中取走的植物养分，又以农产品残余的部分形式，全部归还给土壤，保持了土地的永久肥力，创造了产量不断提高，能和人口增长相适应的无与伦比的农法，是“合理农业的模范”【92】。
印度历史上也采用深耕和施肥等方式来维持地力。最值得注意的是液体肥料kunapa的使用【93】。其中有一种液体有机肥料， kunapajala，系使用鹿、猪、鱼、羊等动物躯体和排泄物，加水混合发酵而形成的一种肥料。这种肥料的加工过程中还加入了谷壳【94】。古代印度文献SurPala’s Vrikshyayurveda提到的用作肥料的原材料还包括：奶及其制品、牛粪尿、动物脂肪、灰、砖粉、水牛角、牛角、蟹壳、鱼粉、蜂蜜、马毛、莲子泥、骨髓等，还
穆斯林农业革命时期，在保持地力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同种类的肥料依据很先进方法来施用，同时极大限度地保持土壤墒情。地力恢复得到持久的关注，保持农田土层深厚，以免侵蚀。对自然的深爱，和闲适的生活方式，使传统的伊斯兰社会实现了生态平衡，这个成功的平衡经济的运作，不是基于理论，而是基于从许多文明的传统所学到的知识【95】。
利用生物自身的特性进行灾害防治的也是亚洲传统农业中继兴修水利、精耕细作等之外一项重要的法宝。一些采用传统方法进行水稻生产的民族，如中国云南的哈尼族，直到今天，水稻病虫害并不严重，其他灾害也相对较少。主要做法如下：
一是以农业生物多样性应对灾害。汉代中国人就认识到“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采用“杂种”的方式，尽可能地使种植的作物种类多样化，这样即使一种作物（由于虫害等原因）受灾，还有其他作物弥补，甚至其余作物可能反而获得更多的生长空间。所以不存在严重的灾害问题。这也是至今日本农业仍然使用的防灾对策之一【96】。
二是因土种植。以生物的多样性因应自然环境的多样性。现代的种子要求对环境作出改变，比如施肥、灌溉等，以适应种子的要求，传统的种子强调种子对于环境的适应。不同的环境适宜不同的作物，而每种作物及其品种对于环境的要求是不同的。因土种植可以应对各种环境条件下的种植需要，同时可以减少过分改造环境的付出，做到事半功倍。古印度学者Kautilya（321—296BC）提到这样的荒地利用的例子：水退之后，在河岸种葫芦，此法在印度沿用至今。越南中北部的农民，9—12月不种稻，改种莲子，避免季节性降雨损毁水稻，而本地市场上莲子可以卖出好价钱。菲律宾的农民种植翅豆、四季豆、葛根和木薯等作物，抵御强风暴的袭击。泰国农民种植香根草，这种草能够吸收并控制有害废水，种在围堤上还可以加固堤防，抵御洪水【97】。传统农业更多的还是选用不同抗逆性的作物品种，做有针对性的种植，来应对自然条件的细微变化，因之产生了多种具有不同抗逆性的品种。即便是面对同一块土地，传统农业也采用逐年或隔年换种的方式，应对一直存在的地力下降。
三是保护和放养害虫的天敌进行生物防治。自古以来，亚洲一些国家就对一些害虫的天敌，如蛙、鸟等进行保护。中国人也很早就认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烂泥”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食物链现象和原理，并用于农业病虫害的防治。
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所采用的稻田养鸭在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也起到对虫、草等灾害防治的作用。中国南方地区的农民至少在16世纪以后就有意识利用稻田养鸭防治蝗虫、蟛蜞【98】。中国古代的一本植物学著作中记载了放养獠蚁防治柑橘害虫例子【99】。
四是利用生物相克的原理控制杂草和害虫。古代印度人对于植物病虫害已有认识，他们还发明了有机杀虫剂。使用有机材料控制作物病虫害，如动物脂肪、酥油、大麻、马毛、牛角、牛奶、牛粪、蜂蜜、甘草和紫荆等。传统中国人也认为许多有机物都具有药用价值，并广泛地用于人和牲畜疾病的治疗，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本草学传统。一些药用植物也用于控制农业病虫害，如附子、艾草等。芝麻被广泛地用作先锋作物，用于开荒，以控制杂草【100】。也用于与大豆套种，用以避虫【101】。古人发现，圃中种百部，百虫不生【102】。源自新大陆的烟草传人东亚以后，被广泛地用以防治稻螟。明代以来，江南地区所实行的棉稻轮作也的确可以起到控制草害、病虫害，提高土壤肥力的效果【103】。至今云南高原的农民还保留着在麦地里采用不同品系混种以减少病虫害的经验。
农业是亚洲文化的根，在农业文化影响之下的亚洲各国政府也无不把农业的发展当作自己的基本国策。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都把对农业的了解作为治理人民的开始。减轻农民负担总是受到历史的肯定。政府还努力给农民提供农业生产所需的条件。东亚历史上的一些王朝通过均田制或者其他一些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办法来使农民获得土地的使用权或者所有权。进入近代以后所进行的一些革命和改革运动更将“耕者有其田”当作目标。“二战”后的中国、日本等国便通过实施土地改革，从不同的方向，甚至完全相反的方向实现耕者有其田，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近30年的中国农村改革也是从土地承包开始。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政府也起到积极的作用。古代中国政府积极地介人救灾赈灾，平抑物价，恢复重建工作，在农业方面提供种子、耕畜、农具等使生产得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历史上的中国政府还采用“入粟拜爵”的方式，对产粮大户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104】。
政府在治水中的作用尤其明显。治水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城邦就是在灌溉农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历代政府在组织兴修水利方面所起的作用更是有目共睹。“夏禹治水”的古老传说正是国家和治水关系的一个注脚。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型的水利工程，如郑国渠、都江堰、大运机化促进法》（1965年6月做了一次修改），通过有计划地引进高性能农业机械进行试验研究，促进适用化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并采取建立农机具的检查制度和健全农机具试验研究体制及确保其所需的经费等措施。日本没有农业税及附加的税，反而在资金上对农业给予大力扶持，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推广与人才培训，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支持农协发展等。日本政府还对农业、水稻生产和农民购买农机实行补贴政策。对农民购买水田机械实行补贴从1964年就开始了，一直延续了40年，直到2004年才终止。40多年来，农民使用机械的积极性一直很高，政府都有高额的补贴，少则l0％，多则高达50％不等，特别是购买使用先进的、价格高的，补贴比例和额度更大，大大促进了农机化的发展【105】。
日本和韩国均属农业保护度非常高的国家，日本农民收入中政府支付达63％，而韩国更高达66％【106】。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展了新农村运动也是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进行的。朴正熙总统主导的韩国新农村运动的口号是“勤勉、自助、协同”，在此口号下让农民自己发展农业和农村。l970年韩国政府向约1600万农民、250万农户、3．5万多个农村，支援了300袋（每个农村）水泥，1972年向3．5万个农村中的l．6万多个模范农村提供了500袋水泥和l吨钢筋（每个农村）。政府还在农村干部培训，种子改良，种植高附加价值经济作物，奖励塑料大棚，畜牧业等科学营农教育及普及，农业金融开发，物流体系现代化等方面加大投入。韩国新农村运动彻底改变了农村落后的面貌【107】，《机化促进法》（1965年6月做了一次修改），通过有计划地引进高性能农业机械进行试验研究，促进适用化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并采取建立农机具的检查制度和健全农机具试验研究体制及确保其所需的经费等措施。日本没有农业税及附加的税，反而在资金上对农业给予大力扶持，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推广与人才培训，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支持农协发展等。 日本政府还对农业、水稻生产和农民购买农机实行补贴政策。对农民购买水田机械实行补贴从1964年就开始了，一直延续了40年，直到2004年才终止。40多年来，农民使用机械的积极性一直很高，政府都有高额的补贴，少则l0％，多则高达50％不等，特别是购买使用先进的、价格高的，补贴比例和额度更大，大大促进了农机化的发展【108】。
日本和韩国均属农业保护度非常高的国家，日本农民收入中政府支付达63％，而韩国更高达66％【109】。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展了新农村运动也是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进行的。朴正熙总统主导的韩国新农村运动的口号是“勤勉、自助、协同”，在此口号下让农民自己发展农业和农村。l970年韩国政府向约1600万农民、250万农户、3．5万多个农村，支援了300袋（每个农村）水泥，1972年向3．5万个农村中的l．6万多个模范农村提供了500袋水泥和l吨钢筋（每个农村）。政府还在农村干部培训，种子改良，种植高附加价值经济作物，奖励塑料大棚，畜牧业等科学营农教育及普及，农业金融开发，物流体系现代化等方面加大投入。韩国新农村运动彻底改变了农村落后的面貌【110】。
印度独立以后，出于对粮食安全的考虑，通过“五年计划”黼调农业的特殊地位，并在灌溉、技术、信贷等方面由政府给予陡力支持，使单位面积产量自20世纪50年代起逐年提高。绿色潞命后，政府开始对农业进行补贴。为了实现“白色革命”，印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政府无偿提供奶牛，使奶业成汹农业中的支柱产业。为了将这些分散的农户纳人统一的计划之渖，印度成立了国家乳制品发展委员会（NDDB），在全国范围麴推动奶业的发展，按照合作社联盟法案建立了村级、地区级和都级合作社，从而在“洪流计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澍，还先后投资近60亿卢比，在全国建立起200多座牛奶加工旷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政府还对低收入家庭给予专项补贴，使复多的国民能够分享到“白色革命”成果。
西亚国家中沙特阿拉伯的农业的进步最为明显。沙特农业的避步与沙特的政府的作用分不开。为了扶持农业，沙特政府不但封农民有短、中、长期优惠性贷款，而且对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优蓦供应，肥料、幼畜、发动机、水泵等均为半价，乳业设备则降歪30％，对各种作物均有生产奖励，高价收购农产品。如对小麦的收购价为每吨1000美元，相当于国际市场的数倍。另外，敢府还建立了一些规模庞大的水资源开发工程和定居农业区。这种别国难以仿效的长期投入确实带来了农业的进步，家禽、蔬菜，蛋奶制品等也大部自给，但是沙特1985年的谷物自给率仍然只有26．45％【111】。
城市与农耕文明的发展密不可分。古代亚洲社会虽然城乡之阐有城池的阻隔，但农业却能够在城池内外遍地开花。城市中农业的存在不仅减少了对城市建设对土地的占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褥足了城市对于蔬菜和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使其在农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市丰富了农业的内容。适应城市市民生活的花卉、蔬菜等园艺作物首先是在城市及城近郊区得到发展。城市中还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农业人才和最先进的技术。人才在农业技术发明和推广、引进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城市是农业技术进步的发源地和试验田。许多先进的农业技术、作物品种都是首先在城市里得到发展和运用，以后才逐渐由城市向农村扩展。
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就已出现了“都市农业”一词。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都市农业。他们提出的都市农业的概念，本意是指都市圈中的农地作业，即在都市化地区，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农林牧渔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为人们休闲旅游、体验农业、了解农村提供场所。显见都市农业是将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等功能结合于一体的产业。这正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平和内向的农业文化，造就了亚洲人安土重迁的性格，一定程度的阻碍了文化交流的发展。但历史上来看，亚洲各国之间，乃至亚洲与世界各地仍然存在广泛而又紧密的联系。由中国通往西方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交流的纽带。历史上阿拉伯商人在东西方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与周边各国的交流更是频繁。
农业发展到今天，其实也是各地农业文化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结果。作物和家畜品种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导致了农业革命性的变化。在亚洲农业文化交流史上，小麦、大豆、棉花、占城稻、茶叶，以及美洲新作物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红辣椒等，及其相关的技术，都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20世纪以前，华侨对东南亚农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12】。穆斯林农业进步归功于采用适应本土需要的农业技术，归功于从古至今、从近东到马格里布，以及安大路西亚的壮观的科学知识的文化整合【113】。文化交流对于亚洲的整体发展功不可没。
（三）历史的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农业现代化阶段，为了进一步扩大财富，更加疯狂地征服自然，掠夺自然，以实现其高水平的农业现代化；逐步发展了“高投入、高产出、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本国生存和发展，仿效发达国家，也大规模地毁林开荒，滥垦滥伐，广种薄收，致使出现大面积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耕地盐碱化和荒漠化。自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以后，世界各国都在考虑本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努力寻求一条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兼顾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利益的发展道路。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在制订亚洲可持续发展战略时，除了要考虑亚洲各国的人口、能源、资源、环境等制约因素之外，还必须考虑亚洲的历史和文化。重新认识亚洲文化固有的价值，以消弭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弊端，成为未来亚洲一项新的选择。
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件可以随意穿脱的旧衣服，它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渗透在我们的灵魂中。尽管亚洲农业历经了数千年的演进，但一些基本的问题没有变，人地矛盾没有变，旱涝的基本自然条件没有变，对于发展粮食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没有变，改善人们生活的目标没有变，甚至“历史的主旋律仍未完成从宗法小农的田园诗向现代化的狂想曲的转变”【114】。在这些基本问题没有改变之前，传统的用以解决这些问题，并且行之有效的办法必然继续得到采用。
亚洲农业是亚洲特有环境的产物，它与以近代化的名义进入亚洲的西方农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虽然近代以后，亚洲也曾终试着移植西方的农业经验，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原因是西方农业并不符合亚洲的风土人情，即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亚洲传统农学强调因地制宜，“土壤不同，事力各异”，“农事随乡”。即使是在西方农学传人之后，有些亚洲的农业学者依然坚守传统农学的价值。亚洲的农业现代化绝不是农业欧美化，欧美的经验并不适合亚洲。亚洲农业现代化一定要和亚洲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借鉴和汲取西方农业的经验和教训，走一条适合亚洲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农业发展道路，或许是亚洲农业所要做的必然选择。未来亚洲农业的发展方向不应该从外部引进，而是应该从亚洲农业传统中寻求答案。亚洲农业是亚洲所处自然环境的产物，而且只有适宜环境的农业才能得以生存下去。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只有在客观认识历史的发展和自己所处的坐标时，才能得以提高。忽视原来的环境和出发点的不一致性，无条件地要求进行规模经济的“憧憬西方政策”，才是其误区所在【115】。
选择靠那些我们自己的创造去生活，要远胜过靠那些由他人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发明。科学无国界，但技术的选择却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近代西方农学是由西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发明出来的。西方技术的转移或许有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面，但也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手段。对于西方技术保持警惕是必要的，当然也包括争议中的转基因技术。
农业生物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往往是在其被驯化的起源地周围在这些地方因为有足够长的时间，让农业生物经过自然和人工的筛选，逐步产生对各种环境条件的适应，并且被保留下来。农业实践经验最丰富的地方，应当是文明历史没有间断过的有长时间发展变化的农业发源地。这些地方的农业实践经过长期自然和人工的选择压力，像品种一样遵循着“适者生存”原则，逐步产生和发展出各种适应不同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农业实践方式，并被一代代流传下去，终于能够经历数百年上千年而长盛不衰【116】。
尊重亚洲文化，尊重传统知识，因为它是在亚洲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文化，它是历经了数千年，基于无数的观察和实证研究所得出的。亚洲的文化和历史经验，从过去到现在，超过了人类经验的一半。它在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拥有悠久历史且重视自己历史的亚洲来说，我们如果不了解它的过去，就不可能了解它的现在或未来规划。
亚洲文化对于可持续发展有引领和借鉴作用，同时亚洲文化自身也存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要发掘和保护亚洲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既有地上的活文物，也有地下文物，既有文献记载的，也有还在使用中的遗产。
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亚洲的一些国家，如中国、日本、印度等，就开始了对各自国家传统农业遗产的整理和研究，着重于农业历史文献的整理，并力求古为今用。今后可以继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全球水平的农业景观及其有关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体系，使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并使其成为地方可持续管理的基础。截至目前，全球已有8个国家8个系统被列入GIAHS保护试点。其中属于亚洲的有4个：中国浙江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菲律宾的稻作梯田系统、云南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实际上，在亚洲潜在的农业文化景观遗产还有很多，典型的如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桑基鱼塘系统，中国新疆、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坎儿井水利工程系统等。今后应该继续加强对亚洲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保护，要动员多学科的力量对亚洲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地方性知识，加以发掘、整理和利用，尤其是注意保护生物，特别是农业生物多样性。
保护种质资源，恢复传统品种种植。地方品种资源是在长期的种植过程经自然和人工选择保留下来的，它在满足人们口粮的同时，还能够满足人们其他方面的需要，如生产、生活（草鞋、草绳）、民俗、宗教、文化、医疗保健等，同时它还具有较强的抗逆性能。传统作物及品种有些具有食用方便，生熟皆可的特点。重新恢复这些作物的种植可以提供一条途径，减少食物短缺、饥饿和营养不良，并支撑农村的发展。利用一些抗逆性强的品种，可以在不必对环境做太大的改变之下，照样可以获取一定的产量。这对于许多经济尚不发达的亚洲国家来说，尤其重要。现在南亚与东南亚仍有大量土地，自然条件适于种植水稻，只因土壤有毒，或缺乏营养等（如盐、碱、铁毒、缺磷、锌等）而不能种植。
在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时，尤其要重视保护作为农业生物多样性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品种资源。它们都在同一环境下存在了几百至数千年，经自然和人工选择保留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其中具有营养保健功能的作物品种，作为一种健康食品，在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冲击方面至关重要，更加需要着力加以保护。
从广义的文化遗产来说，亚洲需要开展的工作还有很多。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目前，亚洲国家已有近l20处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17】。1998年ll月联合国通过决议设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目的在于奖励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优秀代表作品。中国正加紧工作，现已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达1000余项【118】。
建立一个互联网数据库是会很有用的，以便让人们了解那些在中国或其他地方鲜为人知的，却被过去和现在证明行之有效的农业方案。条目当然包括每个方案所具特点的详细信息，它所应对的问题，它是如何的成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它可能的成本和利润，等等。学者、研究人员、政府官员、农业企业和农民都可以为资料库建设作贡献，他们也都可以使用它。邀请所有这些群体成员对每个条目进行评论。只有这样，成功经验和知识才可以广泛而快速地为人所共享。
重新审视传统农业的价值。亚洲农业走着一条与西方农业不同的道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传统。亚洲传统农业和今天人们所说的可持续农业和保护性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传统农艺体系的持续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态合理性，二是劳动集约性或精耕细作。由于可持续性与劳动集约性的有效结合，农业得以维持几千年不衰败，而且成功地支持了不断增长的人口对农产品的不断扩大的需求【119】。
1957年，毛泽东说：“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1958年毛泽东把精耕细作总结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对照其后在全球范围内所进行的“绿色革命”，人们似乎更看重“种”的作用，而对于“密、保、管、工”等措施则相对比较忽视。鉴于“绿色革命”之后，单位面积产量没有实质性的增加，部分原因在于缺乏相应的管理配套，印度学者提出同时进行作物管理革命的主张【120】。
亚洲的农业传统是以谷物种植为中心形成的。“素食文明，，养活亚洲众多的人口。亚洲的宗教关于不杀生的教义，也与此相辅相成。在改善亚洲人民生活的同时，继续以谷物生产为亚洲农业的主攻方向。近来西方科学家指责亚洲稻田排放甲烷温室气体，要求亚洲国家缩减水稻种植规模，这不符合亚洲的传统。今后亚洲的农业仍然应以稻麦为主，辅之以豆类等多种粮食作物。 从亚洲农史来看，农具的改进似乎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中国在汉代曾出现过一次机械化尝试，汉以后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已注意到机械化所带来的问题，认为机械化会带来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他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衣服、宫室、器用，代有变更，而农器则二千余年不变，此固有不能变，或不必变者在焉，未可以守旧日之也。”传统农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在石油等资源日趋耗竭，机械化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已引起人们关注的今天，传统农具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弃铁牛而用水牛的一些泰国农民说，水牛只吃草，用它耕地既便宜又环保，没有废气，牛粪还能当作肥料，比“喝油”的拖拉机强多了。
鉴于人、畜力操作的农业，每投入1焦耳热能可以获得5～10焦耳的食物能，而每投入5～10焦耳的石油能，才能获得1焦耳食物能。日本学者如田村三郎认为，“使用水牛（它以食用作为固定太阳能的植物为生）这种耕作体系，在世界上将成为主流的可能性，决不能予以否定”【121】。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甚至被认为是农业的根本出路，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类过度地掠夺自然这一行为模式所招致的恶果。人类的行为模式是由人类的思维模式所决定的。那么，是人类的哪一种思维模式导致了人类的过度掠夺自然的行为模式呢？这或许应该归咎于主客体分离这种思维模式。在近代的工业化社会中，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主导着人类，误导着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造成今天的恶果。因此，只要人类的这种思维模式不改变，由这种思维模式指导的行为方式不改变，无论再给人类多少个地球，人类都会把它糟蹋掉，都会永远陷在环境问题中，无法自拔。
抑制恶性消费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这是一场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刻的价值观念变革。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说过：“作为价值观念的源泉及监护人，宗教在向可持续发展社会过渡中，应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场变革中，亚洲国家应注意佛教的作用。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积淀了东方世界两千多年的智慧。佛教关于简朴与非暴力的主张，在客观上又有利于对物欲膨胀思想的抑制。正视佛教作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思想体系将在亚洲长期存在的现实，予以正确引导，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产生积极影响【122】。
节约是亚洲人民的传统美德。“全球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形态造成的”。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牢牢记取“节用御欲”的古训。要把节约放在粮食安全，应对自然灾害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立足于节约资源和高效利用资源，采取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模式，林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模式，畜牧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模式，综合循环利用模式，在实践中大力发展循环农业。还要将农业发展转移到依靠生物工程的技术路线上来，发展生态农业、生物农业、有机农业等。引导和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积极推广节约型技术在农业的应用，以节约更多的资源，从而进一步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几千年来，亚洲各国政府在农业发展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历史上中国政府的作为更是引人瞩目。政府在调整土地政策，减轻农民负担，组织农业生产，平抑粮食价格等诸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政府还采用“人粟拜爵”等方式，对农业生产有功人员进行鼓励，以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始终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政府更连续7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加大政策和资金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日本政府注重立法保护农业。根据农业发展各个时期的需要，通过经济立法把各种政策、目标和经济措施法制化。制定的法律既有延续性，必要时又及时进行修改。日本政府强调农业保护不是孤立、分散的条款，而是形成金融优惠、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贸易保护等完整的保护体系，多样化的保护方式和方法，可以适应不同的农业保护要求。
近世各国政府主要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加强对农业的保护。面对全球化的竞争，政府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应摆脱“政府干预万恶、自由市场万能”的想法。当前全球市场的联系性很大，政府要回应市场需要，不能墨守成规，以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
WT0体制下韩国农业政策的变化值得关注。为减缓WTO对本国农业的冲击，提高本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韩国政府修正和出台了大量的农业支援政策，由原来的促进农业增产和农产品价格稳定，转向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扩大对农业的投融资规模，在WT0允许的范围内向农业生产者提供多种中立性的直接补贴，让国内农业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
但在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力度的同时，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印度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原因之一便是政府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世行认为，巨额的农业补贴妨碍了投资进入农业，而这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过度的行政管制，推高了成本、增加了价格风险，从而令投资者对未来缺乏确定感。政府在劳工、土地和信贷方面的过度干预，严重影响了市场机制的运作。而农业发展亟须的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业则发展不足。
重要的问题是要农民真正得到实惠，要让农民的绝对收人和相对收入都得到提高。在政府在引导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不能增加农民负担，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谷贱伤农”，就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粮食补贴方式上，有学者建议政府“高价收粮，平价卖出”，提高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同时稳定物价。
政府还可以在对亚洲的传统文化进行整理、研究和保护中发挥作用。中国国家文物局将在“十一五”期间实施的“指南针计划”就是一个例子。“指南针计划”是以实证中国古代重大发明创造的文化遗产为工作对象，组织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力量，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农业、医学及诊治保健器材、水利、交通设施与交通工具、材料与加工、纺织及工具等领域的系列文化遗产专项调查，进行古代发明创造的整理与研究，以及博物馆展示理论、技术的研究与示范工作。
注释：
【1】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o，the Modern World Economv．Princeton．Princeton UJniversitv Press．2000．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科学出版社，l990年，76页。
【3】B M Kumar, Forestry in Ancient India: Some Literary Evidences on Produc- tive and Protective Aspects, Asian Agri-History Vol.12, No.4,2008（299～306） .
【4】TOKUNAGA Mitsutoshi, Japanese agronomy from the 17th to the 21st century Origin of traditiona1agronomy,its changes due to western agronomy,and reviva1 September 22,2006.
【5】http：//en. wikipedia, org/wiki/Muslim_ Agricultura1_ Revolution
【6】《氾胜之书》。
【7】http：//www．sina．com．cn．2006年08月09日07：59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8】TOKUNAGAMitsutoshi, Masters of Agricultura1Art in contemporary Japan, Osak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004-1.
【9】Wittfogel, K. A, Orienta1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1 Power,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
【10】杨炽：《农人历书》译述，载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世界古代史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l982年，32～39页。
【11】宁可：《汉代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l979年4月10日。
【12】ANDREW M. WATSON, Agricultura1Innovation in the Early-Islamic World. The Diffusion of Crops and Farming Techniques,700～11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13】M.S. Randhawa,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India, Indian Counci1of Agri- cultura1Research, New Delhi,1980.
【14】谭中，Chindia是中印关系发展必由之路《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0．corn/special/forum/pages7/forum zp090328．shtml．
【15】Arrighi, G., T. Hamashita, and M. Selden （ed.）,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2003.
【16】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南印度农村社会三百年——坦焦尔典型调杏》，中国社科出版社，l981年，l8～20、49、142页。
【17】TOKUNAGA Mitsutoshi, Japanese agronomy from the17th to the21st century Origin of traditiona1agronomy, its changes due to western agronomy, and reviva1 September 22,2006.
【18】http：//en. wikipedia, org/wiki/Green_ Revolution in India
【19】曾雄生：《明清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和西方圈地运动之比较》，《中国农史》，1994年第4期，49页。
【20】《南印度农村社会三百年——坦焦尔典型调查》，135页。
【21】刘纯阳：《贫困地区传统农业特征及其对人力资本利用的影响》，《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l2期，68页。
【22】http：//www．infinityfoundation．com/mandala/t—es/t—es—crops—frame— set．htm
【23】Vandana Shiva，贫困与全球化，http：//news．bbc．co．uk/hi/english/static/ events/reith一2000/lecture5．stm．
【24】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en Revolution—in— India
【25】《党建文汇》（-F半月版）2006年7期。
【26】《南印度农村社会三百年——坦伟尔典型调查》．l59～160页。
【27】李赶顺：《90年代日本农业发展五大趋势》，《现代日本经济》，1991年第3期50页。
【28】《南印度农村社会三百年——坦焦尔典型调查》，160页。
【29】庄杉：《四排村的生计方式演变》，硕士论文，中国农业大学，2009年4月。
【30】乔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跨越》，《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l7期，39页。
【31】余纪柱：《韩国、日本农业现状一瞥及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几点建议》，上海农业科技，2002年．3期、5页。
【32】饭沼二郎：《日本农业的再发现》，NHK—Books 226，1980，pp．25—29。
【33】李镐澈：《韩国农业在世界农业史上的意义与展望》，《中国农史》2004年，2期，ll3页。
【34】陈桥驿丰编：《印度农业地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l3页。
【35】熊代幸雄著，董恺忱摘译：《论中国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中国农史》，1981年，l期，94页。
【36】D．H．Perkins：Agricultura1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Aldine，1969。
【37】[美]阿里吉，[Et]滨下武志，[美]塞尔登主编，马援译：《东亚的复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l06页。
【38】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的生产的几个数字》，《北京师范学院学报》，l980年第3期。
【39】http：//www．infinityfoundation．com/mandala/t—es/t—es—crops—frame— spt.htm
【40】陆心贤：《印度农业地理》，商务印书馆，l958年。
【41】Dart，Ruddar ＆ Sundharam，K．P．M．“28”，Indian Economy，New Delhi：S．Chand，485—491．
【42】郭松义：《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43】CIA-The World Factbook-India．
【44】金继运，李家康，李书田：《化肥与粮食安全》，《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2006年．l2（5）：601～609页。
【45】Le Quoc Doanh, Ha Dinh Tuan, Improving Indigenous Technoloes for Sustainable Land Use in Northern Mountainous Areas of Vietnam, Journa1of Mountain S, eience Vo11 No 3 （2004）: 270～275.
【46】《南印度农村社会三百年——坦焦尔典型调查》，155页。
【47】引自《联合早报》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zaodian/pages2/ zaodian—ii090213．shtml
【48】Andrew- M. Watson, Sustained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West As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 Lecture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August,2009.
【49】2008年8月20日，新华网。
【50】姜长云：《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再度进入新阶段》，《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65期，1l页。
【51】[美]彼得·考克莱尼斯著，陈意新译：《农业的全球化：大米贸易的警示》，《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l期，ll9页。
【52】Walter H. Mallory, China: Land of Famine, American Geographica1 Society,1926.
【53】http：//en. wikipedia, org/wiki/Famine—in—India
【54】万国鼎：《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万国鼎文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
【55】《东亚的复兴》，104、110页。
【56】陆心贤：《印度农业地理》。商务印书馆，1958年。
【57】《南印度农村社会三百年——坦焦尔典型调查》，25页。
【58】陈桥驿主编：《印度农、№地弹》，商务印书馆，I996年，35页。
【59】D．D．高善必著，王树英译：《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商务印书馆，1998年。69、80页。
【60】刘信一，Grasp China’s Po1itica1Economy；Hu Jintao，韩国Dasom出版社，2006年，Pl34～160页。
【61】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1年3月28日发表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文盲率为6．72％，即15岁以上人群中就有8507万人基本上不识字，这与1990年15.88％相比。有很大改善。根据同一资料，中国每l0万人当中初中以下学历者为69662人．大学学历者为3611人。
【62】《东亚的复兴》，ll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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