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市籴与民间货币流通
三、北宋市籴对民间货币流通的影响
（一）北宋市籴费用的总量估计。北宋每年耗于市籴粮草的费用确数，由于资料散佚，大多已难以稽考。《宋史·食货上三·和籴》只说：“然发内藏金帛以助籴者，前后不可胜数”。除了左藏、内库的钱帛投放外，尚有榷货务的投放。据《长编》，包拯自陕西还，谈到：“今天下财用所以窘乏，盖自西事以来，三路并仰给三司逐路岁入粮草，支榷货务见钱、银绢、香茶等约数千万贯。”榷货务每岁收入“见钱、银绢等五、七百万贯”(84)，几乎全部用于沿边的入纳粮草。我们今天从《长编》或《宋会要》中看到的数字，只是内库投放的一部分，左藏及榷货务的正常籴本供应，已经很难搞清。有关能够反映市籴费用的记载，有下列几条：
(1)（庆历二年），比岁以来，三路入中粮草，度支给价钱，常至一千万贯上下，边费如此，何以枝梧(85)？
(2)（薛向论河北籴法之弊）：“度支岁费钱五百万，所得半直，其赢皆入贾贩家。”(86)
(3)宝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师在野，既聚军马，即须入中粮草，在京支还交钞、银、钱、物帛一岁约支一千万贯以上，三司无以计置，须内帑供给(87)。
(4)（熙宁间），初，陕西用兵，凡费缗钱七百余万，帝以问王安石，安石曰：“楚建中考沈起簿书，计一道半岁费钱、，绢千二百万贯、匹、两。”(88)
据此，我们可以大体判断，宋代自景祐以降，政府每年用于市籴的费用约在700-1000万缗，最少不会低于500万缗，而且不包括熙、丰年间转化为青苗钱的常平籴本。
笔者曾根据宋代国家财政的支出范围，按其使用方向而划分为10大宗：官费，军费，赏赐，郊祀，内廷供奉，和买，市籴，市易，土木工作，振恤(89)。熙、丰年间又多了一项青苗，上述十大项开支中，按其性质又可划分为两大类：前五项基本上属于官府消费系统的开支。通过财政支出渠道流向这一系统的货币，由于官、军薪俸的实物化为主的特点决定，货币易于发生沉淀，难以流入民间；后五项财政开支，货币则主要是流向民间。因此，这些渠道投放的货币及其回笼情况，将直接影响民间的货币流通。
这里需要指出，前五项中的军费有些例外。北宋的军费，事实上由两部分构成：货币俸饷与军用粮草。而军用粮草中有数额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通过和籴的渠道获取的。以皇祐年间的军粮开支2317万石为例，二税的全部收入1807.3万石，只能满足其78%的需要，这还没有包括官费和其他需要。因此，宋代军费通过和籴渠道转化成民间流通货币的数量，每年也就有700-1000万缗，约占治平年间军费的1/5。
在农业经济与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保持适量货币能够直接地流向民间，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钱流民间，可以救农伤之弊”(90)。宋代早期的和籴，由于能够做到偿值，在客观上有利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将剩余的粮食易为货币，“或以充合造耕稼之具，或以为买籴粮种之资”(91)，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保护小农利益的作用。因此，宋代许多有识之士从货币流通的认识出发，对政府的适量和籴持肯定态度，如苏辙即说：“旧日，官岁籴，米钱散于民，故民不大伤，无钱荒之弊”(92)。
（二）北宋市籴对东南地区货币流通的影响。对北宋东南地区货币流通影响最大的莫如将和籴数额改折现钱运抵京师或转赴沿边三路和籴。货币流通由原来的政府籴米散钱变为单纯的敛钱，使民间流通货币不断减少，造成持续的通货短缺，这是江南地区发生钱荒的主要原因。
北宋一代，除西北地区外，大多数地区都有过货币短缺的历史记载，但最严重的应属江南地区。江南地区钱荒最严重的时间又集中在两个历史时期—一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与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依其发生时间，本文称为“庆历钱荒”和“熙宁钱荒”。
关于庆历钱荒的记载颇多，如：庆历三年“淮甸近岁号为钱荒”(93)；“当今天下钱货至少，江淮之地名为钱荒，谓改制泉刀以救其弊”(94)。江淮地区发生的庆历钱荒，既不是商品经济发展，亦非货币外泄所致，而是夏秋二税与和籴数额由于西北边事的原因而改折现钱，农民由原来的粜粮易钱变为交纳现钱，由进变出，大为所困。当时，余靖已风闻此事：“今年夏秋二税内折纳见钱四百贯，传闻道路，不知信否？”(95)事实上，东南地区的二税、和籴改折现钱是从康定年间（1040年）开始的，庆历年间曾任三司使的张方平说：
自康定年后，西边用兵，经费不足，每年常将斛斗折纳见钱，一石千钱为率，或一百万石，或五十万石。是时，王师外戍，在京月支数少减，仓储供边籴犹为有名。……去年恭谢大礼，亦是江湖六路将斛斗五十万石，折钱五十万缗起发上京。(96)
这说明，由于京师禁军外戍西北，京师的粮草供备压力减轻，而改将东南六路的漕额部分改折见钱，以供西北边籴，是庆历年间的惯用做法。
熙宁钱荒的发生，有类似的原因。首先是国家财政货币收入缺乏，但京师的粮食储备却极为充裕，这就为江南之米改折现钱造就了必然的条件：
（熙宁二年）司马光曰：“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府库无钱，更籴军人之米，使积久陈腐，其为利害非臣所知。”吕惠卿曰：“今坐仓得米百万石，则岁减东南岁漕百万石，转易为钱以供京师，何惠无线？”光曰：“臣闻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97)
据推测，吕惠卿的“减东南岁漕”转易现钱的主张，在当时的朝廷中可能颇具代表性，因为，就在司马、吕二氏发生争论的次年—一熙宁三年（1070年）的八月，这一主张即被付诸实施：
八月十三日，三司使吴充言：三路屯聚士马费用不资，河北沿边岁于榷货务给缗钱二、三百万以供便籴，非泛应付不在其数。陕西近年出左藏库及内帑银、钱、、绢数百万计……。当无事之时，常苦不足，乞自明年岁减江淮漕米二百万石，委发运司于东南六路变易轻货二百万缗，五年外漕米如旧，所得无虑缗钱千万，转致三路封桩，兼令商人入中，优给物质……。从之。(98)。
通过和籴的货币投放渠道流向东南地区的货币显著减少，同时，却又将民间的流通货币每年以200万缗的巨额起发沿边三路封桩，东南钱荒的发生原因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东南漕粮折变钱帛，然后轻运至西北就地和籴的做法，并非始自北宋。可以说，自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重心南移以后，只要北方粮食丰收，有粮可籴，便常常采取这一方式来解决转输费用过高的问题。其带来的效益是不言而喻的。据《册府元龟》卷五○二：唐代宗大历八年，“勅度支，江淮转运三十万石米并脚价，充关内和籴。时京师大稔，谷价至贱。……以每岁漕輓四十万石米至上郡，乃量远近费减至十万石，三十万石米价充关内加价和籴，以利关中人权边”。这种做法，在唐代起源于玄宗开元年间的“回造纳布”，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即南朝旧制(99)。
（三）北宋市籴对西北地区货币流通的影响。河北、陕西、河东三路虽然同为市籴粮草的重点地区，但是，由于河北路交通便利，属于商贸活动频繁的地区，宋朝政府对其货币流通又未加以行政干预，因此，市籴造成的影响相对小些，大部分被民间的商业活动所缓解；而西北二路则不然，由于交通艰阻，僻处一隅，朝廷又人为地限制二路铁钱的外流，市籴对货币流通造成的影响无法缓解，所以，西北二路的货币供给长期处于过量的状态，一直被通货膨胀所困扰。
北宋市籴对西北二路从币制到货币流通量二个方面，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为了弥补朝廷拨付的籴本的不足，北宋政府在陕西首铸大钱。大钱的铸行严重地冲击了货币的正常流通，给西北地区的货币流通体系造成了严重混乱。林駉说：“大钱以一当三，则起于仁宗庆历陕西之法”(100)。宋政府在西北强制推行大钱的方法，一是就地冶铸，庆历八年（1048年），因经费不足，采纳皮仲容的建议在洛南红崖山、虢州青水冶设置阜民、朱阳二监，后又在仪州竹尖岭置博济监，就地铸钱。二是增加货币的当量（币价）。采纳张奎、范雍的建议，铸大铜钱与小钱兼行，“大线一当小钱十”。此为北宋首行当十大钱。河东晋、泽二州铸大铁钱，“亦以一当十，助关中军费”。三是在南方铸大钱向西北转运。“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仪、虢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数州钱杂行”。造成了西北地区新、旧钱，铜、铁钱，大、小钱之间严重的比价混乱。由于铜、铁大钱的币价（当量）显著地高于币值，规定当十，实际只值三，“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结果，引发了民间的私铸之风，“钱文大乱，物价翔涌”，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河东路类同，“钱轻货重，患如陕西”(101)。
盗铸之风的兴起，是由于大钱虚增币价（当量）过高所致。由于私铸能获取60%的厚利，所以，严刑峻法亦不能止息，“岁断重辟，不知其几何！”最后还得借助于经济手段，折十铜、铁大钱，先折当五，再折当三，后折当二，“大铁钱皆一当二，盗铸乃止”(102)。
货币制度的不稳定和短时间内频繁地贬值，给西北地区的商业活动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它使农民、商人或手工业者以大钱形式积蓄的财产或获取的货款，转眼之间损失了一大半。这种以货币大幅度贬值来扼制通货膨胀的做法，给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破坏性的：
（皇祐四年）：庆历末，（傅）永自梓州路转运使移陕西。时关中用折十铁钱，盗铸不可胜计，公私患之。永献策请变钱法。至境，问民所乏，贷以种粮钱，令民麦熟纳偿，而薄取其息，民大悦。永亟檄州县，凡散二百八十万缗，大钱悉尽，乃以闻。已而朝廷变法，遂下令以小铁钱三当大铁钱一，民出不意，破产失业自经死者甚众……。(103)
陕西铁钱的问题，直拖至元符二年（1099年），仍然没有解决(104)。北宋时期，西北二路的货币流通一直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始终为通货膨胀所困扰。
综上所述，这种西北地区的通货泛滥与东南地区的通货短缺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可以说是北宋货币流通体系所特有的经济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固然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是市籴引起的。即是说，必须联系东南地区每年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将漕粮折纳钱帛起发京师这一点，来思考东南“钱荒”问题；同时，又必须联系西北地区屯驻数十万大军，军人投放和政府市籴这一点，来思考西北的通货膨胀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