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市籴与民间货币流通

二、北宋市籴制度及其演变

　　北宋时期，籴法繁多，演变情况比较复杂。归结起来，大体如《宋会要》所说：“宋时市籴之名有三，和籴以见钱给之；博籴以他物给之；便籴则商贾，以钞引给之”(31)。这种区分，如王曾瑜先生所说，实际上只是宋代前、中期的三种主要名目(32)。“博籴”一法后来的演变已经不成其为一种单独的籴法。和籴在庆历后，由于籴本的不足，已经频繁地以他物折博；便籴本身不管是“三说法”抑或是“四说法”，在主要意义上是一种博籴。因此，笔者认为，北宋时期官府用于上供或军饷的粮草市籴，只有两种最基本的籴法—一和籴和便籴。这里的和籴是在狭义上使用，系指官府置场收籴。广义地说，便籴也是和籴的一种形式。斯波义信先生认为：置场和籴是和籴的正常（或一般）形式(33)，笔者持相同看法。二者的区别不仅在于和籴是官府直接设场收籴，便籴是借助于商人的力量以支付交引的形式收籴；而且，还在于两种籴法演变的流脉不同：置场和籴由于主要是直接依靠各级政府机构进行，后来演变成一种近似于赋税的摊派，和籴数额一直延续到南宋。“和籴粮草自北宋初迄南宋末，始终是一项似税非税的经济负担”(34)。而便籴在性质上更接近于一种商业手段，商人是无法借助于政治权力对农民进行抑配的。便籴制度只盛行于北宋。至南宋，由于宋、金之间以淮河为界，已经不适合于大规模实行便籴了。

　　这里需要指出，除了上述两种籴法外，宋代还存在着一种市籴—一平籴。中国的平籴理论与平籴制度渊源流长。中唐以后，随着和籴的兴起，逐渐形成了两个粮食市籴系统—一和籴与平籴。二者虽同为官府市籴，籴本亦均为国家财政支拨，但区别较大：第一，和籴而来的谷物主要是作上供和军饷，属于官府粮食消费系统；而平籴则主要用于赈荒，在范围上属于民间粮食消费系统；第二，和籴籴本是官费、军费的转化形态，只有投入，无须保持籴本的平衡；平籴籴本则是贱籴贵粜，周转使用，不得亏欠籴本；第三，演变的流脉不同，平籴在熙宁年间演变为常平新法（青苗法），籴本变为青苗钱（和籴前已述及）；最后，经管的机构不同。和籴一直按正赋渠道由三司或户部经管，而平籴先由司农寺经管，后归户部右曹。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北宋市籴制度的内涵应该由三部分构成：和籴、便籴与平籴。

　　（一）和籴。和籴始于太祖建隆年间。《宋史·食货上三·和籴》：“建隆初，河北连岁大稔，命使置场增价市籴，率以为常。”但整个太祖、太宗二朝和籴量不大，范围也较小。至真宗咸平后，逐渐成为常制。每到夏秋粮食收获季节，诸州、军、县设场市籴。收籴时节，路一级由转运司“专切提举”，各籴场通常派有监籴官。监官或由朝廷直接使派，或委州、军官吏充任、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宦官周廷峭被派至宋州“视官籴”，因饮酒遗失诏书被斩，说明监籴官也有由中官充任者。

　　市籴粮食的价格确定，北宋与南宋有别。南宋的“时估”要10天一次上报。北宋则是由地方官、监籴官共同参照行人提供的市场粮食价格来确定。籴场收籴时的内部分工，缺乏具体史料，但根据王之道《相山集》中《论和籴利害札子》关于改进南宋时期的籴场的建议，除了监籴官外，尚有手分、斗给、库子等。

　　北宋和籴粮食的地域范围非常广泛，几乎遍及全境。京畿、京东、京西、河东、两淮、江浙、荆湖都有和籴。陕西、河北是军需供应的重点地区，主要是招商入中。和籴有各种名目，除了和、便、博籴外，又派生出了坐仓、结籴、俵籴、对籴、寄籴、劝籴、推置、折籴、配籴、均籴、敷籴、量籴、科籴、青苗等。有些籴法之间在内容上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而只是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的不同称呼。

　　北宋各种籴法，大致可归结为四大类。

　　第一类：配额到户。即将原来州县在丰收季节置场收籴的方式，改为将数额分配到户，随二税交纳。均籴、科籴、对籴、配籴等大都属于此类。

　　第二类：强征民户存粮。推置、括籴即属于此类。推置：河北缺兵食，州县括民家所积粮市之，谓之推置(35)。括籴：官储有乏，括索赢粮之家，量存其所用，尽籴入官，谓之括籴(36)。二者都是兵饷紧缺、而官府仓储不足或转运不供时的应急措施。

　　第三类：官、民信用关系。如俵籴、结籴、寄籴、青苗等大致属于此类。俵籴是讲先给粮价，收后于指定地点还粮。结籴则是借贷人以结保和财产抵押的形式向官府预贷官钱作籴本，贩籴粮食充还贷金。宋代的结籴，是商人或“散官浮浪之人”套取官钱，移作他用，谋取暴利的机会。寄籴是官有余谷，事先贷与农户，至收获后，让农民出一定的息粮，连同本粮还官。青苗钱天圣前行之于陕西。陕西青苗钱是“令民自隐度麦粟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之官，号青苗钱”(37)。与熙宁年间的青苗钱有别。

　　第四类：低价抑配。如劝籴、坐仓等。南宋时以官告、度牒之类向上户“劝籴”，意即“劝诱博籴”。北宋劝籴的意思不详，大约抑配的成分大。《宋史·食货志·和籴》说：“鄜延经略使钱即言‘劝籴非可以久行。’”坐仓则是收籴“军人食不尽月粮口食”(38)。

　　由于和籴是由国家财政拨付籴本，粮食又主要用于供军，因此，和籴制度的演变主要受到国家财政状况及当时社会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如果以市籴是否偿值，价格是否合理，籴粜是否自愿三条作为标准衡量北宋和籴，笔者认为，以熙宁年间为界限，大体可以划分为前、后二个时期。

　　前期：建隆初（960年）一治平末（1067年）。这一时期的和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1.逢稔进行。如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江淮发运司言：“淮南、江浙、荆湖诸路州军年谷大稔，谷食至贱。诏委所在长吏增价收籴，以惠农民”(39)。

　　2.现货支付。这一期间的和籴通常是现货支付，偿值以货币为主，兼以绢帛、银两、珠宝、布匹等折博或易钱支付，较少发生亏欠。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真宗谕宰臣王旦：夏麦虽稔，至于和籴，当优给其价，仍支现钱(40)。

　　3.高于市价。和籴通常是“优给其价”。和籴价高的原因，一是为了平物价、抑兼并。如景德元年（1004年），时宰相言：今岁丰稔，菽麦甚贱，多为富民所蓄，请官为敛之，于是，“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付三司市菽麦”(41)。价高的另一原因是监籴官员与商人通同作弊，乘机谋利，“率皆高抬价例，倍给公钱”(42)。《宋会要》记载过天圣末年，和籴“所定物价高大”，“察其弊源，盖逐处官员自将收获职田及有月俸余剩，或籴买粗弱斛斗中籴，是以互相容隐，不惟亏损官钱，兼且仓库守吏易为损恶”(43)。真宗年间，因官籴出价太高，曾发生过拉动京畿地区物价上浮的例子，原因在于“平籴之处，三司许其饶价”(44)。

　　这一期间也发生过“假民钱”和籴、配籴等情况。尤其是宝元至庆历年间，由于宋、夏战争，朝廷财政困窘，籴本短绌，科配比较严重。欧阳修谈到过河东的情况：“河东百性科配最重者，额定和籴粮草五百万石。……和籴则村户均摊，已逃者既破其家，而未逃者科配日重。……一村有逃及一半人户者，尚纳全村和籴旧额”(45)。但总的说来，朝廷对抑配有所约束，基本上坚持了偿值原则。

　　后期：熙宁初（1068年）—一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时期，名目繁多的抑配籴法，大多产生于熙宁后。《文献通考·市籴考二》：熙宁而后，始有结籴、寄籴、俵籴、均籴、博籴、兑籴、括籴等名。”(46)这与熙宁后西部用兵有关，其次，和籴的方式分摊到户且不偿值。如河东路，“熙宁以来，复以盐、布、见钱中半支给。至元丰元年，有司复请和籴价钱更不支与人户。……于是，和籴始不用钱”(47)。因和籴已不副其名，“遂易和籴之名为助军粮草”(48)。至政和年间，非但“不偿其值”，且“敷数过多”，“有一户而籴数百石者”(49)。再次，籴本由现钱、布帛等轻货开始转向度牒、官告、交子、大钱之类。熙宁之前，僧、尼剃度的度牒并非鬻卖，也未充当籴本。约在治平末或熙宁初，开始鬻卖度牒充籴本，八年间鬻卖八万九千余道。林駉说：僧牒至熙宁以后，则冗滥矣，河东修城则以僧牒，陕西籴谷则以僧牒，永兴籴本则以僧牒”(50)。《九朝编年备要》（以下简称《备要》）卷一八：“自后诸费多仰给于此。”交子本行于川蜀，熙宁后也作为籴本行于陕西、河东。熙宁二年（1069年），河东行交子法，置务于潞州。熙宁四年（1071年），又行于陕西。

　　（二）北宋的便籴。便籴，又称为入中、折中、入便等。是宋朝政府招募商人在指定地点入纳粮草，然后给以交引（钞引）作凭证，至京师偿以缗钱、象牙、香药、犀角等物品，或移文到江淮等茶、盐产地领取茶、盐。便籴在性质上更接近于一种商业手段，是宋政府利用商人逐利的特点，对其入中的物品给以“虚估”，高价诱商，达到纳粮草于边陲的目的。《长编》卷三○：“自河北用兵，切于馈饷，即令商人输刍粟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优为其直，执文券至京师，偿以缗钱，或移文江、淮给茶、盐，谓之折中”。招商入中边粮始于雍熙二年（985年），乃是为次年开始的雍熙北伐做准备。

　　1.入中者的人员构成。

　　商人　宋代又称其“商旅”、“客旅”。商人按其拥有的商业资本状况，又分为豪商与小商。景德年间（1004-1007年），交引停积，商人滞留京师不能兑得粟价，朝廷命林特与刘承珪等议新法，“（林）特呼豪商问讯，别为新法”(51)。此外，还有小商。原来，北宋便籴以南盐偿商人值，后又对江淮盐实行禁榷，使小商大受其困。“初，禁淮南盐，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朝廷又令等兑现盐引者“每十分别输见钱二分，谓之贴纳”，“豪商率能及限，小商不知，或无以贴纳，反贱鬻与豪商”(52)。围绕宋政府市籴粮草这项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商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自发的分工，以经营业务与地域关系，分成南商与北商。南商多坐贾，北商多行商。北商多直接从事粮草入便活动，南商则驻京从事交引贸易。《备要》卷一四：刍粟之直，大率虚估居十之八，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北商无利，三司患之。”

　　土人　即边地人。也是这项商业活动中自发分工的一个环节。“其输边粟者，非尽行商，率皆土人，既得交引，特诣冲要州府鬻之，市得者寡至京师”(53)。

　　闲官、举人、浮浪之人，这部分人比较善于投机，钻政府空子。如熙宁年间(1068-1077)，总管王君万负熙、河两州“结籴钱十四万六百三十余缗，银三百余两”，朝廷遣蔡确“驰往本路劾之”(54)。

　　2.便籴法—一三说法与见钱法的频繁更易。三说法，最初是作为茶法，由陈恕于至道年间创立。当时的“三说法”，又称为“三分法”，即凡入中者，偿以一分现钱；一分香药、象牙；一分茶(55)。宋代的入中粮草所以与茶联系紧密，是因为宋代有意对茶叶实行禁榷制度，以造成厚利，然后诱使商人入中粮草。《宋史·孙长卿传》：“本祖宗榷茶，盖将备二边之籴，且不出都内钱，公私为便。”

　　三说法至景德年间（1004-1007年），演变成为缗钱二分、象牙、香药八分。由于宋与辽、夏边境战争的缘故，戍边军队迅速增多，主要依靠南货折搏，“如粟价当得七百五十钱者，交引给以千钱，又倍之为二千”。茶，当得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者，“辄加给百千”。“切于所须，故不吝南货”(56)。结果，由于虚估（加饶）过高，交引泛滥，大幅度贬值，携至京师，无法按引值数额兑换，商人大困，公私俱无利。林特、刘承珪召集豪商“别义新法”的结果，只不过是局部地作了一些改良，并未解决虚估和交引贬值问题。三说法的演变愈来愈走向其反面。于是，便产生了“见钱法”。

　　见钱法实行于天圣元年（1023年）五月。实行见钱法的目的，在于解决虚估过高与交引贬高。商人入中，不能直接得茶，须先在京榷货务入纳现钱。例如，纳8万，支给茶价值10万；其入粟边地，再根据距离远近，增加运价。“度地里远近，量增其直，以钱一万为率，远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给券至京，一切以缗钱偿之，谓之见钱法”(57)。“见钱法”的基本做法是均以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以实钱入粟，实钱售茶”，二者“不得相为轻重”，“各以实钱出纳”(58)。见钱法的施行，杜绝了“虚估”，商人“果失厚利”，“怨谤蜂起”(59)。倡导者李谘因他事坐贬，法亦废。天圣三年（1025年）十一月，复行三说法(60)。

　　其后，见钱法与三说法又几次发生更易，兹不赘述。

　　3.便籴法频繁变易的原因分析。三说法与见钱法是宋代便籴制度的二种最基本的籴法，二者频繁变易，交替使用，这种现象在中国经济史中较为少见，内含着更深层次的财政结构方面的原因。

　　首先，见钱法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可以禁绝虚估，避免财政收入的流矢；并且商人失利的事也不难解决，通过制订合理的运价价例便可以做到。但是，见钱法固有的二大缺陷亦不容回避：其一，一开始实行就要耗费大量的货币收入，而宋初恰恰不具备这一条件。至道年间全部货币收入也不过2200万缗，还要大量用于赏军。所以，将一部分生活必需品（茶、盐）与厚利、奢侈品（象牙、香药、矾）等加以垄断，用以充当粮草市籴的支付手段，弥补货币数量的不足。这也是三说法经常取代见钱法的基本原因。如，庆历八年（1048年），董沔请行三说法，三司言：自见钱法行，京师钱入少出多，庆历七年榷货务缗钱入百十九万，出二百七十六万，以此较之，恐无以赡给，请如沔议(61)。于是有四说之法。其二，实行见钱法，通常要辇运见钱或轻货至便籴场所，如不实行官运，即需和雇差夫或募商人入中钱帛。而三说法则是“沿边粮草商人先入之，诣京师请慢便钱、慢茶钞及杂货”(62)。辇运轻货一项是由交引来替代的，即所谓边地交货、京师取偿，是一种商业信用关系。这也是见钱法经常被取代的原因之一。如景祐三年（1036年），复见钱法，“久之，上书者复言：自变法以来，岁辇京师金、帛，易刍粟于河北，配扰居民，内虚府库，外困商旅，非便”(63)。

　　其次，三说法在国家赋税结构货币化程度较低的条件下，以实物替代货币作籴本，是一种带有时代特征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这种籴法不是直接以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而是用所谓“南货”折算，客观上造成货币与南货（茶、盐、香药、象牙等），货币与交引、交引与南货之间的反复折算，再加以“不吝南货”的动机驱使，很难避免虚估。而虚估愈多，一方面是交引的急剧贬值；另一方面是茶、盐等税利的大量流失。与三说法相比较，见钱法也会造成府库亏空；三说法虽然可以节省现钱，但是，是“虚盈”与“暗亏”，且暗亏的数额更大。

　　再次，见钱法虽然是一种较为优越的籴法，但推行起来，难与垄断茶、盐的禁榷制度相配套，最好是弛茶、盐之禁。否则，那就是一方面货币收入被大量用于市籴；另一方面茶、盐等所谓“山泽之入”生产萎缩，税收减少，造成财源枯竭。换言之，三说法植根于“榷”，而见钱法的出路却在于“放”。这便是为什么见钱法推行，盐、茶“通商之议”便起，“论者皆谓宜弛茶禁便”(64)。

　　（三）宋代的平籴。宋代平籴制度的建立较施行和籴的时间为晚，终太祖一朝未见平籴的记载。太宗淳化元年（990年）、二年（991年），是北宋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年，淳化三年（992年），北方地区普遍粮食丰收，于是，宋政府开始施行平籴。正式在全国普遍建立常平仓，筹集籴本、确定管理机构，是在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

　　正月，上封官请于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各置常平仓（惟沿边州军不置），户口多少，量留上供钱一、二万贯，小州或三、二千贯付司农寺系帐，三司不问出入，每夏加钱收籴，遇贵减价出粜，……所减仍不得过本钱。……所收钱谷羡利止委本寺专掌，三司及转运司不得支拨。(65)

　　从是年开始，全国普遍建立了常平仓，福建建立了惠民仓。“常平、惠民仓殆遍天下矣”(66)。

　　1.管理机构。初期，平籴事务由三司度支兼领。自权归司农寺后，诸路的平籴事务由提点刑狱兼领（提点刑狱一职在北宋的前、中期曾几次罢而复设，其间，由诸路转运司直接执掌，但以提刑兼掌的时间为长）。形成了司农寺—提刑—州—县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统。司马光曾经批评过这种管理制度权力过分集中，贻误收籴良机的情况：“又有官欲趁时收籴，而县申州，州申提点刑狱，提点刑狱申司农寺，取候指挥。比至回报，动涉累月，已至失时，谷价倍贵。”(67)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新法，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总其事。常平新法的推行，权归司农寺。诸路设提举常平官具体掌管。元丰三年（1080年），官制改革，循唐典“寺监不治外事”的原则，将司农寺“旧职务悉归户部右曹”(68)。户部右曹虽名义上隶户部，但实际上仍独成系统。司马光说：“左曹隶尚书，右曹不隶尚书，天下之财，分而为二”(69)。元祐初，路级罢提举常平，复归提刑。

　　2.从常平法到青苗法。宋代的常平系统，建立后发挥过救荒、赈灾作用。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京师赈粜粮米，由于籴粮人多“遂至壅溢”，令从七场分为十四场粜粮便民(70)。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但是，由于籴本太少，难以大量收籴，至天禧年间（1017-1021年），全国诸路“总籴数十八万三千余斛，粜二十四万三千余斛(71)。至景祐年间（1034-1038年），常平积有余，而军饷不足，“乃命司农寺出常平钱百万助三司给军费，久之，移用数多，蓄藏无几矣”(72)。

　　常平系统获得较大发展是在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年），数次“赐常平籴本钱”，每次“凡百万缗”(73)。嘉祐间，还将天下户绝田买入，建立广惠仓田，划归司农寺(74)。至治平年间（1064-1067年），常平籴数已有“五十万一千四百十八石”(75)，熙宁二年（1069年），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76)。三司制置条例司请将常平钱“依陕西出俵青苗钱”，“使出息二分”(77)。

　　大体说来，熙宁二年（1069年）—一熙宁七年（1074年）期间，诸路的常平籴本原则上必须全部作为青苗钱俵散。史载陕西转运副使陈绎“止环、庆等六州，勿散青苗钱；且留常平仓以备用”，因而“条例司劾其罪”(78)。据此推测，约1500万贯、石常平钱谷悉变为青苗钱是确定无疑的。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出知江宁，由韩绛代相，“诏诸路常平钱谷常留一半外，方得俵散”(79)。此后，才实行一半常平、一半青苗的制度。

　　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罢青苗钱。“诏府界诸路提点刑狱司，自今后常平钱谷令州、县依旧法籴粜，其青苗钱更不支俵”(80)。

　　至徽宗年间，平籴制度日趋衰废。一方面是常平籴本被大量移作军饷；另一方面是诸司、州县大量的侵吞挪支，“诸路侵借七百余万”(81)。大观年间，常平系统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宰相白时中说：“比岁以来，任非其人，官失厥守，侵紊堕废。……而本息交废，……遂使良法善治，殆成文”(82)。

　　3.北宋平籴制度的作用评价。北宋市籴制度占主导地位的是供应军需的和籴制度。由于其主要是弥补正赋之不足，所以，在籴本支拨和收籴方面，均按正赋形式管理。尽管北宋的和籴远远超过唐代，但就常平积米数而言，一直到治平年间，也不过是唐天宝八年（749年）的九分之一。由于“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博”(83)，这可能是推动熙丰年间将其作为青苗钱俵散的重要原因。不管是青苗法加重了民间负担抑或是促进了熙丰年间的社会生产，都不能不承认宋朝政府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将1500万贯左右的货币以敛（回笼）、散（投放）的形式，在城乡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货币循环系统，这在宋代以前是没有过的。

　　宋代平籴制度的兴衰嬗变，突出地反映了宋代“国防财政”的特点。当国家财政宽松、军饷有供的情况下，平籴制度就坚持的好些；反之，则成为和籴制度的附属部分，成为“军国之资”的另一储备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