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宋代的社会经济和地域差异（一·上）

　　近年来，约翰·杜兰德（John D.Durand）[31]、郝若贝[32]、贾永吉[33]、刘翠溶[34]等诸位教授[35]用人口学的方法进行再分析，推定11世纪中国人口增加到1亿～1．2亿的规模，全国范围的人口增长率确有较大上升。但如用全国年平均人口增长率的观点推测，不仅清代约为0.7％～0.8％，明代也只有0.4％～0.5％的水平，因此估计实际人口年增长率仅相当于0.2％～0.4％，这是近代以前性质的规模，历史学家的估计稍有夸张之嫌。与此相反，全国水准的变动，因空间范围巨大，也就是由于内陆移民区中的空白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与向边境的大规模移民这两种因素相互抵消，这一点必须加以注意。把注意的焦点从全国移向区域、地方两个层面时，我们对人口局部变动的复杂动向就有明白而实在的认识。这种容后细述的区域、地方人口流动规模的状况，尽管大致沿着全国的动向，但其相对独立的上升、静止、下降、上升的周期循环的规律，应该是可以被探知的。[36]

　　作为与人口边境运动的时、空间流动过程相关的研究，青山教授在《关于唐代的水利工程》（1944年）[37]文中，充分利用新、旧《唐书·地理志》的资料，把水利投资的广泛推广转移按照时空差异予以考察。杜熙德教授也就唐末以来由地方官员和民众创议而推动的农业水利基础设施整修的发展现象进行了研究，与边境移民运动相对自律的地方社会组织的成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引人注目[38]。不言而喻，明清时代日益明显化的社会地域主义，成为地方化[39]的典型。谭其骧[40]、本田治[41]、妹尾达彦教授[42]亦相继对唐宋海塘的营造过程进行了研究，而后佐藤武敏、森田明、长濑守教授等水利史研究会的成员，就中国水利史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不倦的分析说明，其范围大致涉及大小河川、湖泊、海涂的护岸、排水、灌溉水利工程及水利田的营造等详尽的地方水利史的研究[43]，一方面围绕水利田营造的公、私生产要素（劳动、土地、资本）的组成及创议者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则找出以水利为媒介的共同体单位的社会组织。

　　在移民史和边境运动的解析方面，一旦自觉意识到上述基本的标识间的要素关联，其史料密度就更为详密。无论社会的整合还是地域差异问题，更为纷繁复杂的是明清的状况，其特定化地域详定进化系列的研究尚有待继续深入。李伯重[补1]、滨岛敦俊[44]、川胜守[45]、森正夫[46]诸位教授的江南税制、土地占有及水利方面的集中而缜密的研究成果就是上述研究的具体例证。滨岛敦俊教授围绕与水利田的生产要素相关联的时间系列的推移，提示了田头制（业食佃力）至照田派役（分圩结甲）这一体系的转化，是颇具启示意义的成果。李伯重教授关于唐宋以来江南农业的劳动集约研究指出．约从l6世纪之际开始。农业资本投入的比重转向增加。

　　历史研究并非只是限于对其单纯按时代横切面的研究。从社会的纵向、横向层面进行综合研究，采用类似于“断层摄影”还原的手法，由此来看，则社会流动分析的视角颇为有用。无论人口的边境运动还是城市化进程，均可以说是地理意义上的人口社会流动。如在形成社会层次的断面上，即上下垂直及左右水平方向的人口流动率有可能测定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对该社会的柔结构（fluidity）、整合的水准进行推量。但罗友枝教授等进行的诸如关于识字率、大众教育、大众文化的研究[47]，却限于无法深入于各个时代的断代研究，囿于只有官方资料范畴内的大众模式的社会流动情况，给直接推论其现状带来一定的困难。顺便说一下，李弘祺教授[48]考察了宋代的初等教育，认为其识字的进化水平还不太高。

　　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以知识分子的社会移动为研究对象。这是何炳棣教授在1950年代充分参考明清时期的进士同年录（记载同榜及第者的籍贯、姓名、年龄、及第排名位次、上辈三代的宦历、及第资格等的一览表）、一部分地区的举人同年录，以及利用地方志、传记、宗谱、社会小说等提供的资料所取得的业绩[49]，时至今日犹不失为新鲜的研究成果。与流行之说相反，何教授的结论是：明清时期知识分子的流动性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无论是在阶级、社会形成层次、文化层面，还是在其预料的统治与被统治、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置状态中，形成了二分法以上的复合流动的模式。

　　关于宋代知识分子阶层的流动性问题，日本汉学家的见解是：多数从“克服贵族世袭制的君主专制独裁制”这一观点出发，主张流动性的相对水平较高，国际汉学界也已有不少持相同见解者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证，但微观细部还存在不同的见解。以现存两件宋代同年录（登科录）作为核心史料使用的周藤吉之[50]、小爱德华·克拉基（Edward Kracke）教授[51]分别据不同的立论背景材料揭示了如下的事实：占进士总数中的近一半的人，是其先祖并无宦历的新人（周藤教授称之为新兴地主阶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从人口边境移动的重点区域（东南地区）出身者居多的倾向。约翰·查菲教授承续这一推定成果而扩展视野，对无出身、恩荫杂流（胥吏）、国子监生、补试、别头试等各种各样出仕的途径，以及关于举人的统计资料考察，按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再作深入品昧。他撰写的近著[52]归纳为以下结论：尽管北宋末至南宋，死灰复燃的世袭特权措施开始兴起，尤其是对科举的真正价值产生深刻的影响；但北宋政权的制度纲纪仍得以维持，统治层的新旧交替水平明显比宋以前有所提高，特别是东南社会流动性的频率较高。

　　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把统治阶层社会基础局限于科举制度的这一背景，而是联系血缘关系的影响合起来考虑的话，则流动性的评价又产生了另外的视角。青山教授早就促使我们注意研究：高官往往以广结婚姻为手段，以谋取保持既得地位的动向[53]；郝若贝教授[54]及希拉莉·贝蒂[55]、罗伯特·海姆斯[56]、伊原弘[57]、渡边纮良[58]、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 Davis）[补2]等教授近年的研究也就统治阶层在中央、区域、地方的活动层次及其影响力等内容，或就其广狭程度各异而以婚姻为纽带的特定家族背景，进行了考察。确实，何炳棣、普莱布兰克（E.G.Pulleyblank）教授也这样说[59]：在旧中国，政治社会平等主义（egalitalianism）的观念，除了道家和佛教形而上学的平等说教外，从来就没有培育完善过，因为在中国自古以来成阶梯状的社会中，作为对有功名者保证有机会平等介入公开竞争的规定——科举制度实施后，在近一千年的中国社会中，与其以前相比，创造出相对较高的社会流动性，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但是，即使功名是凭个人的才华和努力才获取的，一亿人口也决非单个的一亿个个人的集合，无论是在家族、大家族、大宗族的组织中，还是在地缘的组织体系中，抑或在各种各样社会层面构成的阶梯状等级排序的体系中，每个人均是被精心地编组在其体系之中的。在公开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下，财富和权力固然无法直接换取功名，但如用地方社会底层的目光来看的话，人才也是资源的形态之一，所以期望其产生投入产出效应也是理所当然的。在家族、宗族、近邻等地域组织体系的范畴内，对有希望脱颖而出的人才进行评价、挑选，给予各种有形无形的支援（如义庄、族产、贡士庄、义学、乡学、饯别、荐举、会馆公所、移居城市、移民京畿等）与便利[60]，成功者的威信直接影响家族、支房，乃至可以报本归宗．构建更为广泛庞大的宗族组织体。宋代府州的解额和明清时期各省解额的设定，使竞争机会的空间差异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人口的稠密（一定意义上体现财富的集中）与城市化的高水准，对于固定不变的科举成功率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在科举制度下，士作为全国功名持有者，一律拥有政治上的发言权，此原则昭示天下，显而易见。而作为科举对策应运而生的迁徙战略，则适应时代状况，从家族、宗族波及乡帮，与社会组织体系密切结台，甚至发挥着导向功能，不用说这也是理所当然[61]。即使是在这方面，对空间组织及其差异观念的观察力也是不可或缺的。

　　即使就空间差异作为立论的坚实基础这一点而言，在产业史、商业史、交通史的研究领域就更为明显。产业史、商业史及交通史研究的开拓为时未久，加藤繁先生着手开创后，详细发掘、博搜旁采有关资料。真正使达一研究领域呈现繁荣局面的，是藤井宏[62]、西嶋定生[63]、佐藤武敏[64]、佐伯富[65]、周藤吉之[66]、青山定雄[67]、星斌夫[68]、波多野善大[69]等前贤的业绩。另一方面，据傅衣凌、严中平、彭泽益、吴承明教授等许多中国学者围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最近的研究，详考至为可观的档案提供的事实，同时使抽象概括和解释的水准大为提高，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70]。笔者也姑且附其骥尾对于宋代若干产业和异地商业交易乃至城市化进程等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

　　在宋代、16世纪、19世纪之际，各个时期异地交易的规模与集约水平不断扩大，随之而起的不仅是生产要素、生产关系的扩张与改善，而且还有需求与流通的市场要素的改善和扩张。近年来，方家的意见对上述这些认识颇相一致。但另一方面，对真正的商业革命产生于什么时点则尚未有统一的认识和结论。总之，在技术要素（交通、商业、金融、基础产业技术）、市场要素（商业大都会批发组织、金融组织的发达及异地商业城市与县、镇、乡地方市场的连锁制）、区域、地方资源的特产化与国内、海外贸易的连环衔接等各个方面，宋代商业的性质和规模，与前此一千年时期的商业相比，则全都悬殊天隔，已不可同日而语。

　　但如以16世纪以后的状况与宋代商业相比较，则被认为尚存在相当的差距。表示异地商业固定化的会馆、公所（同乡团体设施）的分布．尽管何炳棣教授仅利用方志进行统计，清末的北京已达到400余处（其中华北7省籍者99处，华中、华南8省籍者214处，西南4省籍者24处）；据其他有关60余个省会城市、府州、县镇的现存资料统计，可以确认这类会馆、公所存在700余处[71]。市镇的分布密度，也如本书后篇宁波的事例所揭示的那样，如以公元1227、1560、1730、1900、1930年度时间系列推测其分布状况，则其建构俱全、内容充实的状况判然可见；在明末至清代的江南市镇中，特色商品的专营化进一步细化，另一方面则是集市日间隔期的缩短，再就是商店的专营化有所进展。[72]

　　流通商品的规模与质量．也存在着广泛的空间差别。两宋分别以开封[73]、杭州为中心集散地的经济圈[74]已被确认；此外，诸如杭州、苏州等江南人口稠密地区与福建、徽州等腹地之间，不仅有奢侈品等贵重商品，而且还有体积大、重量重、单价低的粮食、嗜好品（烟、酒、茶）、木材、矿产品等农产品和原材料的经常固定的异地交易现象存在[75]。但在16世纪以降，正如藤井、西嶋教授等所揭示的那样，作为纤维商品的棉花、棉布及粮食等商品的异地交易，以更为集约的规模，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76]。

　　在长江下游地区，类似宋代的粮食生产与手工业生产同时辐辏的状况还在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以来自内陆和边境的粮食供给的固定经常化为前提条件，商业、手工业的专业化程度更加提高。因日常交换的普及，背书票据（支票）作为小额货币在全国规模的流通及市镇的丛生，全为宋代以降出现的现象。但租税的货币支付方式，在广泛地域实施则是16世纪以后的事。明代海禁解除以前之际，开始将日本、新大陆产的银输人中国；清初的头一个世纪，日本、中国云商产的铜也供给中国，这一事件，也给清朝构建银、铜本位的货币制度及充分的货币储备带来较大的变化。近年来，明末、清代物价史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参照这些研究[77]似可指出：白银、铜钱价格及谷物价格与谷物税率的变动之间有着颇有意义的关联；另外，按土地、人口比率分别测定各区域、地方的经济整合程度的疏密，与上述的空间差异程度也颇相关。由于这种货币供给的普及，市场要素的扩大也取得了明显的增长。

　　由此可见，关于宋代与16世纪以降异地商业的规模与性质有所悬殊已可判明，但是这种差异应归结为不同时代的质的变化还是空间的量的扩大？由于各自的立足点不同，尚难下结论，仍为难以判明有待探索的问题。例如宋代的异地交易，与其之前的时代相比，无论是城市化模式的框架、基本的商业组织、批发市场组织物资的流通方式，其差异远不止只是具备截然不同的规模与性质而已[78]。这一商业革命的质的飞跃是有充分证据可得到清楚证明的，仅其技术变化与连锁经营这方面就颇具特色[79]。另外，交通技术（尤其是内地水运与海运）得到明显改善，降低了交易费用，带来安全而且迅速的货运。在农业技术方面，占城稻的推广，一年二熟制的推行，水利排灌设施的建设．优良作物推广的各种相关技术，在宋代这一时点上划时代地完成了。另一方面，将l6世纪比照为同样的农业革命、商业革命期，与宋代那种划时代的技术进步能否相匹敌，还有交通技术与动力源的改善，这些方面都必须加以证实才行。17、18世纪带来的新大陆作物，有助于粗放地再利用，至于其放大到什么程度，再就是由于占城稻和早稻的改良，导致相当长期的广泛领域的贡献应如何评估，这些似还全都难以断言。

　　藤井、西嶋教授对明代诸多纤维作物产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专业分工、特产化及与其相关的流通业研究，抓住了东南诸省的手工业品与内陆各省的农产品的交换这类双向对流问题；此外，还对从某种意义上设定可分为先进、一般、后进的各区域类型及其变化之中的商品流通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在宋代生产率持续不断提高，但主要谷物陷入因本地区过分集中的人口而消费不能自给的窘境．兼之商业与手工业的相对比重较高，须经常从湖广、江西、四川输入谷物。

　　长江下游流域地区也具备原棉、棉布的地域广阔的交易市场，原棉的一部分向华南输出，同时又从北方各省大量购进原棉。分化为各种规格和品名的长江下游地区产的棉布，与同样兴盛发达的绸布、生丝一起销往外地，开始是华北，然后遍及全国各地的市场。但入清之后，河南、湖广产的棉布产品，其生产规模扩大和品质改良均已完成，与长江下游地区产品作为同一品牌的商品，占领陕西、云南、贵州市场；湖广米也广泛拓展至江南和广南市场。即使是福建，也以苏、杭、潞州产的丝织品和景德镇产的瓷器冒称当地产品而批发贩运至外地。[80]

　　随着产业的专业化，诸如棉布行业，由于出现了以模仿中机布、标布和三梭布等名品的仿制品开拓、抢占市场的现象，这充分显示：同一商品围绕占领更为广阔的市场，利用不同等级及价格差别，展开了不同产地间的激烈竞争。即在宋代已经出现这种现象，福建输出的陶瓷仿制越窑产品几可乱真；即使同为丝绸产品．绍兴产的樗蒲绫均与吴兴、遂宁（四川）的同类产品，还有德型绉纱与苏州产品在技术上与主产地一争优劣。遂宁产的越罗比绍兴产的尼罗更胜一筹，而在明州竟也生产似可乱真的婺罗[81]。即就造纸行业而论，有四川产的假苏纸、假山纸、假荣纸、仿池纸，还有四川和绍兴产的澄心堂纸（歙州、池州产的极品纸）等[82]。水稻品种也存在多冠以引入品种来源地名的以假乱真的纷繁复杂现象[83]。上述事例，不仅可以证明技术转移在相当广泛快速地进行，而且还可判定：特定的后进地区在具备互相竞争的技术后，反而可以取得主产地的后来居上地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确实，产业的专业化与地域间的等级、价格差别产生的背景在于：内陆移民的时间和空间的广度，以及随之而起的技术转移，商业和贸易的兴盛与此密切相关。但是，按不同地方、不同时代区别资源的开发与市场要素的改善，及与之伴随而来的经济集约动向的步调却有快慢的不同；另外，在某地产生的变化，在别的地方却不能产生，这类事情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其原因又何在?关于这些问题，时至今日，仍无法给予适当合理的解释。如果假定为注重技术要素，把较高的生产力及丰富的剩余产品作为其决定性因素的话，无论是确立先进、后进地区这样的二分法，还是树立先进、中间、后进，或按谷物供给分为剩余、自给、非自给的三分法，结果都是把差别归结为时空直线发展上的滞后问题。在1368—1953年这一时期，何炳棣教授选择精确度较高年度（1393、1820、1953年等）的人口、耕地统计数据作为依据，细心比较制度方面的有质量的史料，进行了历史的复原[84]。他就宋以后一千年期间全国的人口增长动态，及与此相关的技术要素、内陆移民三者之间的关联，有如下的见解。

　　首先，在技术的层面上，宋代约在11世纪之际引入以占城稻为主的早生耐旱品种，比西欧早几个世纪启动了“农业革命”。集约化方式经营的安全灌溉的稻作农业导致高人口抚养能力的出现和耕地面积的扩大，使得以前人口稀疏的空地广袤的东南地域的大部分地区，在宋代一举成为在全国也是稠密人口分布的地带。人口增长的步伐在元代受到暂时的阻滞；到了明初，由于生产基础的恢复及向南京、北京周边地区移民而人口再度恢复增长。在明代中、后期，据用有质量的资料弥补不完备的统计数据进行考察，似可推定：人口规模与耕地供给一直呈渐增趋势。长江下游地区，浙北、安徽南部与福建已产生人口过剩现象。尽管手工业和商业的比重增大，但总体上的人口渐增仍有其理由，这是因为：灌溉稻作农业更加得以普及，推广至内陆的空白地区，而这种空白地区在湖南、湖北、淮河流域、华北的一部分、广南、云南都有残留，均可吸收移民定居。以上是何炳棣教授的看法。

　　由于灌溉稻作农业的扩大而导致的人口增殖，约在1830年前后达到饱和点；因17、18世纪引进新大陆作物，导致以汉水上游流域、四川、陕西、广西、云南地区为主的山地耕地面积的拓展，却同时带来短期内因土壤侵蚀与耕地流失而产生收获递减达到饱和状态的弊病，但新大陆作物也促使耕地面积扩大和人口压力缓和。与西欧社会依赖产业革命的来临、终结长期缺乏粮食状况、一劳永逸解决粮食问题的模式相比，中国宋代农业革命提供的经验却是运用人力和技术占尽空地开垦荒地的方式。经过几个世纪，在17、18世纪出现人口爆炸，耕地扩展和技术更新停滞不前，无能为力；相反，粮食不足与人口过剩状况却加速发展，日趋严峻。

　　何教授的所论，主要是从历史主义的层面考察。此外，其观察空间则为宏观模式，有将其变化的起因仅归结于技术因素的倾向；而如本书前注[31]—[36]所引近年的研究成果所揭示的那样，现今考察的精确度已有较大改善。对以档案为主的各种资料的挖掘显示，人口、土地、技术是导致变化的因素，关于这些重要变数的变迁，上述研究进行了计量上的详密推测，成为精细化考察的起点。王业键教授[85]考察清代的经济空间，区分其为三种类型：即农业资源得到很好开发，人地比例高，手工业（后来发展为近代工业的一部分）发达的先进区域；人地比例相对较高，一次产业中等发达程度的一般区域；相对而言较低的人地比例，纯牧歌式草原经济的后进区域。先进区域为包括直隶（译者按：其地约略相当于今之河北省）、河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的东部人口稠密地域；中等水平区域则为包括东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台湾等地的中、西部与缘边地域；后进区域则相当于内、外蒙古（译者按：即今蒙古国）及新疆、西藏、青海等极西、极北的边境地域（与此不同还有按谷物流通状况区分的观点，即认为：自给区域是云南、贵州，不足地区为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剩余地区为安徽、河南、江西、湖南、广西、四川）。

　　经济发达地区与中等发达地区，其人地比例按时间系列的变化，与此相符若合。其移民的流向地为：（一）湖南、湖北、四川的一部及广西、云贵；（二）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等汉水流域；（三）东北；（四）台湾。人口、资本、手工业产品、技术金融财产等从经济发达地区向中等经济程度地区流动，相反，粮食、原材料等一次产品则从后者向前者作逆向流动。王教授的意图在于：以理解这种地域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作为基础，探索谷价变动的差异，估算税收、税率、税负的变化。但尚须在技术、生产要素方面，加上地区价格差别，从考虑消费、需求的市场要素方面下功夫。还有关于新安商人、山陕商人势力范围的分布，前者在广大的地区中掌握着盐、铜钱、陶瓷、谷物、茶、铁、织物等行业的经营，后者则控制着盐、票庄业。关于这些现象，似均须详加解释。

　　如果把王教授之说概括为剩余流出型的地区开发论的话，与此相反的则是傅衣凌教授[86]提出的资源贫乏杠杆说，此说认为地区开发论是为求得山区与边境地区谋求经济改善的起因。早在宋代，商人辈出且其活动取得卓越成功的地区是在山陕、四川、新安、福建等地，这些地区有交通产业之便，又控制了某些特殊资源，具备接近大消费市场的地理条件，决非赖本身剩余资源而自立的封闭地方。傅教授提出的明清时代的江苏洞庭商人（太湖中的孤岛名曰洞庭山出身的商人，此岛宋代起以柑橘栽培著称，后以蚕桑为专营化特产）、山陕商人、福建商人、新安商人，及笔者在本书论及的在旧时代最后亮相的宁绍商人，基本状况亦与此类似。

　　据傅教授之说，这些地方的共同特点是山村经济发达的地区，虽然未必是自然资源丰裕的地方，但在接近市场、交通要道方面却占有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条件，这一点十分引人注目。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和移民，人口增长已接近临界点的水平，又因收获递减而处于生活水平低下的贫困状态，但却产生了穷则思变的推动力。这两种因素的作用影响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其说是纯农业，不如说是向商业化农业转化的特产专营化，而且首先将这一特色充分发挥，随后，就以积累起来的商业技术与财富为基础，利用外界的商业机遇，向低地移居，来往于城乡之间，控制城市商业和金融业，掌握谷物和盐等生活必需品的流通，在广阔的市场里确立其商业势力范围，且显示其不断扩展的强劲实力。宫崎市定教授、佐伯富教授和寺田隆信教授在关于山西商人及其盐业等的异地交易市场的详细论述中[87]，也有着同样的构思。

　　关于自宋至明清时代徽州的经济开发史，据叶显恩[88]、朱汉理[89]两位教授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其山村、边境型的商业性开发的轨迹日益明显。向徽州的移民开发有着悠久的历史，这成为宗族约束强烈影响当地社会组织的起因。自然人口的增殖，加上唐宋时期规模日益增加的移民定居，已在12世纪之际面临严峻的人口压力，导致生活水平的低下，向外地再移民的倾向不断发展。与这种状况相呼应的是徽州人的适应性对策，即由五代之际开始的山村特有的向商业农业转化的特产专营化和农业集约化而导致的生产增加。水利投资则是后者的决定因素，而这一所谓“工学的适应”（容后详述），则进一步扩大了宗族组织的功能。

　　在徽州，把人才也作为特有的资源加以开发，这方面可举出科举及第者的人数取得超群的成果。但与国家的期望完全相反，逐渐增加的官户享有优免的特权，宗族势力赖以强盛，贫困化的一般族人则沦为隶属色彩较强的世仆。在这一土地占有制度下，世仆制宗族组织的形成便成为其必然结果。徽州固有的以商业作物为主的“农学的适应”，以及把耕地最大限度利用作为目标的“工学的适应”，全都在15世纪时达到饱和点。兼之这一时期的商业性农业因正税、杂税过重的征课负担，正谋求摆脱困境，打开出路的希望依稀可见。当时，正实行与边饷密切相关的开中法，存在着北部边境军政地带的需求市场。与其说徽州人因土地占有制度的改善而摆脱穷困，还不如说是其作为商业移民，向先进、中进、后进的低地频繁出人，把所得的财富送回乡里，依靠这种双向的流动，解决徽州原籍人地比例达到饱和的状况。

　　以这一眼光进行的研究，与近年来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90]、理查德·维尔金森（Richard G.Wilkinson）[91]、伊斯特·波塞鲁普（Ester Boserup）[92]教授等新经济史学论者洞若观火的看法，颇多相符之处。而且当其持人口、资源、技术相关之说时，主要从技术要素（与农具、品种、肥料的改良相对应的定居方式）角度加以说明，天野教授等农史学家所持观点也作这样的解释。在这种诠释中，关于农业发展与产量增加的原因，在现有耕地的集约性生产扩大与由垦辟新耕地所导致的粗放型扩大生产两种模式间，可试加二者择一的选择。一旦投影这种阶段进化的构思，就可归结为从先进到中进再到后进的技术转移的惯性模式。但最近的学说则主张：与其认为人口增长是主导因素，还不如抓住因土地利用制度变迁而导致农业发展这一关键，似乎这样的观点比较流行。

　　当土地利用体制从粗放向集约转化时，劳动的习惯方式有所变化，劳动量及劳动时间急剧增加，而且集约经营体制必然导致季节性的不完全雇佣（即冬季失业）现象。与集约经营相适应的高密度的劳动人口的存在，是制度变革一般性的前提；此外，还有如私有权和土地占有制等外因性质的制度框架范畴的变化，而道格拉斯·诺斯教授所说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93]的递减似乎密切相关的、高度的城市化与移居城市潮，分工、通信、交通、教育、行政的进步等有助于劳动效率提高的要素发达完备。徽州和福建的开发，可以理解为大致沿着以上所说的模式进行，但关于两地区的土地占有制度，从长期看还处于若明若暗的程度，在全都没有经过显著的改良这一点上，无论是与什么样的特殊事情互相关连，仍必须研究情楚。

　　作为关于劳动习惯行为变化以前的中间阶段，伊斯特·波塞鲁普教授提出了关于非农职业的选择、移居城市的构想[94]，提供了关于贫困型的各商人集团向外界发展动向的启示。在那一时期，与商业、贸易、城市间的关系，在实质上高度集权的王朝体制的规定下，即使能求得某些有效率的改善，但其动向究竟是仍在强化集权制的统治机构；或是向相对延长其寿命的方向起作用，还是最终导致的结局是统治与社会的分权化？即如阿尔伯特·赫希曼教授（Albert Hirshman）所说[95]，毋宁说是二者并存的看法似乎更合乎情理。已如藤并宏[96]和罗威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大商人集团向中进、后进的移民区挺进，也如近代的殖民地理论所主张的那样，不是掌握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的基干部分，而是宁可限制其他客商的活动。又，大商人集团在其出没的地域，并不是完全掌握全部的流通商品及所有的流通机构．而是本帮商人擅长于当地产品的交易，并与外来的其他省的客帮商人擅长的本地商品的流通、金融组织或交通产业等与此分别形成互补，以共同活动而成为宗旨，从而创造出总体上的松散联合。这通常被认为是颇具中国固有特色的流通模式。

　　特别是控制盐交易的山陕、新安商人集团及控制票号的山陕商人，可以说是在与国家官员相勾结，得到政府的支持偏袒而获取垄断地位。[97]新安、福建、宁绍集团商帮，其商人不仅因经商而发迹，还把通过科举的途径出仕官界，也纳入其人才输出的移动战略，事实上也因在全国保持屈指可数的超群的科举成功率而足以自我夸耀[98]。所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与行政官员勾结垄断商界是他们共有的志向。但他们经营项目仅限于上述几种，而且对市场的控制也决非波及全国范围，甚至在外地城市居留数代后，原籍的乡土情结淡薄而被当地的本帮商人同化[99]。藤井教授认为：作为客帮的外来商人集团给予其所到之处带来的商业冲击，对于当地现存社会制度的分崩离析、例行劳动常规的重新改组，均有较大的作用[100]。但沿着这一方向发展，则有助于中进、后进地区的整合。作为其结果，将
产生新的地方主义。关于这种区域理论，罗威廉教授在其因汉口的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长江中游流域的社会经济整合的考察中有详尽的论述。[101]

　　1465年，因湖北省汉水下游的航路改变而产生了名曰汉口的小市，1497年升格为镇，此后被常设为镇。l9世纪初发展成为拥有100万人口、控制由两湖的全部、江西、河南、陕西的各一部组成的商业圈——“长江中游大地区”——的中枢首府；而且成长为集地区首府、大城市、地方城市三重商圈的交易功能于一体，各种功能兼而备之的商业中心。

　　这一地域的成长，一定程度上仰赖于地域内特产化商品的输出和经过汉口的商品交易，而控制流通大宗商品的山西、新安、江西、广东、宁波等有实力的外来客帮商人集团。新安、江浙商人主要控制米的经销，江南商人主营木材，广东、山陕商人则为茶，而山陕商人则掌握着金融业；与此相对而言，当地商人则经营省内外的木材，控制交通业及本地产的米、茶等专营项目。当初的汉口，由客帮确立其垄断性的霸主地位；但在19世纪中叶，与力求摆脱当时产生的政治、财政危机的动向相呼应，促进超越地方主义的地区整合潮流应运而生。汉口市的客帮、本帮超越派别利益，形成了同业行会联合体，并被当局赋予实质性的市政运营的主动权，向包括全地区范围内自治的目标迈出了划时代的前进步伐。

　　姑且据以上概略的素描略加考察。在与广义社会史相关的以往研究中，从肇始之初就曾尝试作过各种各样的努力，拟就以往意识到的空间差异，纳入其合理诠释的范畴。近年来，随着对农业史、交通史、定居史、人口史、地域开发史、社会移动史、商业史、城市史相关研究的积极进展，关于构成巨大社会空间的各地域的空间差异的研究，开始越来越引人注目。对这种研究的重视程度已与关于时代变化的综合状况研究处在同等地位，甚至更在其上。地区的周期循环，随着时代、场所的变迁而产生各不相同的步调；同时，与这种变化相关，各地区又随着全国、全社会的周期循环动态而相应以其各自的步调行进着。

　　在文化生态与经济发展生态方面，有一种长期制约定居低地的趋向性和人口长期持续增长的动态体制和结构。对这样的环境因素，将其与技术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正日趋自觉和成熟。另外，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从社会形成层次来看，阶级和文化的应有状态显示了远远超过二分法图式的复台性。这种复合性除因时代、地域的不同而相异外，因阶级和文化所隐没的社会组织现实状况的不同而显示的差异，也相当引人注目。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成长乃至发展，每一地区相对来看又有其各自独特的步调，这种现象已随处可见。但当对此进行解释之际，除技术要素外，也要对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的集约方式、移民、城市化、交通要道、商业、市场设施等要因，就地区因素结合集权趋势或地方主义趋势等动向进行具体深入考察，才有可能求得比较合理的解释。

in Mizrahi’s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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