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留居杭州的穆斯林蕃商胡贾

四、居留杭州的大食使节与蕃客

　　宋时的杭州，日本、高丽和南海交趾、占城、三佛齐、阇婆、渤泥，以及大食、波斯的商旅纷至沓来，许多外商侨居于此。杭州城内也有了“蕃坊”，这些来自异域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们，乃各自按信仰聚居一地，形成诸多新的社区。日本“入宋僧人成寻延久四年（1072）四月四日从定海县入明州，未受官吏检查，翌日借河船沿浙东运河，于十三日抵达杭州，十六日与官吏（‘问官’）会面。成寻在蕃客官舍留宿”[36]。这说明当时的杭州设有专门接待蕃客的馆舍，并置有蕃坊。至绍兴二年（1132年），虽然两浙市舶司被移至华亭，但杭州作为都城仍置有市舶务，它可独立接触海商，从事海外贸易。到绍熙元年（1190年），政府方罢废杭州市舶务，只许外国商船停靠杭州外港澉浦，杭州港海外贸易中心转移到澉浦港，杭州城仅设管理机构。尽管如此，留居杭州的外商，特别是大食、波斯蕃客尚不在少数。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云：“诸蕃国入贡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大抵蕃舶风便而行，一日千里，以遇朔风，为祸不测，幸舶吾境，犹有保甲之法；苟舶外国，则人货俱没。若夫默伽国（今沙特麦加）、勿斯里（今埃及）等国，其远也，不知其几万里矣。”[37]

　　法国学者贾克·谢和耐讲道：在南宋“对回教来说，存在于中国的几个大通商港口”[38]。史载“余杭四州，通蕃互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39]。又据《梦粱录》云：“杭州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该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茫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40]寄寓杭州的江商海贾，多为外郡之人，他们或来自福建、广东沿海港口的商人，或为由这些港口迁来的外国蕃客，其中当然不乏穆斯林海商。寓居杭州穆斯林商旅的另一个来源是在北宋亡后，“扈宋南渡”的开封和北方其它地区的穆斯林。清褚人耯《坚瓠集》即曰：“锁懋坚，其先本西域人，扈宋南渡，遂为杭人，代有诗名。”[41]宋辽金夏对峙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的阶段，由于战乱，当时来自西域的穆斯林商贾、使节经常被滞留国内。这些人后在北宋南渡时多随之来到杭州。贾克·谢和耐《南宋社会生活史》因此云：“是时，……在杭州仍有为数极少的外商：在1126年随北宋从开封南迁的犹太人，从中亚、印度来的回教徒，另外有叙利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近代以来，“考古学家在远东几个国家发现宋代的钱币，……甚至远至埃及的开罗附近皆有发现。”[42]

　　因为宋代大食与中国的交聘关系，其商业贸易重于政治往来，两国间关系的实质，或言即为经济上的交往。为了“宣国威”、“抚远人”，“市海货”、充税收，两宋王朝给前来入贡的大食使节以诸多的政治优待和厚遇，从而使双方这种建立在商业贸易基础上的朝贡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亦即除经济上给予丰厚回赐外，宋朝对来华的大食贡使还多封赠以各种官爵，以示恩宠。已知文献所载宋朝获封的大食贡使，就有李诃末（怀化将军）、蒲沙乙（武宁司阶）、辛押陁罗（归德将军）、陁婆离（归德将军）、亚蒲罗（奉化郎将）、蒲陁婆离慈（保顺郎将）、层伽尼（保顺郎将）、加立（保顺郎将）、蒲麻勿（郎将）、蒲罗辛（承信郎）等。《宋会要辑稿》载，绍兴六年（1136），南宋政府就曾封前来入贡的大食使节蒲罗辛为“承信郎”[43]。

　　宋代大食人不仅以本国或其属国使臣身份前来入贡，许多大食舶主、商贾，还往往充作东南亚其他国家使节入朝进贡，通过其在华同类的推举，他们也获得一定的地位，不少人也被宋朝授以官爵，甚或有不少人留居京城的。宋时居广州、泉州的蒲氏家族，其先大食人，以商贾久居占城，往来海上贸易。岳珂《桯史》即云：“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涛，惮于复返，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舶事寔赖给起家，岁益久，定居城中。”[44]被宋廷封为“归德郎将”的蒲麻勿，就是以占城国使节身份入贡的。《宋史》还记载注辇国贡使、大食人蒲押陀离，曾被宋廷封为“金紫光禄大夫、怀化将军”[45]《文献通考》云“注辇国，水行至广州约四十一万一千四百里，凡千一百五十日而至，其去中国最远，又自古未尝相通。至大中祥符间始入贡，然其表文叙述有理，词采可观，略无岛夷侏离鄙俚之谈，有类中土操觚文士之笔，髙丽、交址反所不逮。窃疑史文容有缘餙，非其实也。”[46]这段按语说明，注辇国贡使的表文，可能出自宋朝士大夫之手，而这应与驻华的大食使节和商贾有一定关联。又据《宋史》载：“端拱元年（988），（三佛齐）遣使蒲押陀黎贡方物。淳化三年（992）冬，广州上言：蒲押陁黎前年自京回，闻本国为阇婆所侵，住南海凡一年，今春乗舶至占城，偶风信不利复还。乞降诏谕本国。从之。”[47]显然，蒲押陁黎本人并非三佛齐人，其原身份应是这时往来于苏门答腊与中国间的大食商人。

　　又据《宋史》载：“三元观灯，本起于方外之说。自唐以后，常于正月望夜，开坊市门然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天子先幸寺观行香，遂御楼，或御东华门及东西角楼，饮从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国歌舞列于楼下。东华、左右掖门、东西角楼、城门大道、大宫观寺院，悉起山棚，张乐陈灯，皇城雉堞亦遍设之。其夕，开旧城门达旦，纵士民观。后增至十七、十八夜。太祖建隆二年（961）上元节，御明德门楼观灯，召宰相、枢密、宣徽、三司使、端明、翰林、枢密直学士、两省五品以上官、见任前任节度观察使饮宴，江南、吴越朝贡使预焉。四夷蕃客列坐楼下，赐酒食劳之，夜分而罢。”[48]这说明按宋制，每逢上元节等隆庆节日，朝廷均有“四夷蕃客各依本国歌舞”表演助兴，以及邀请“四夷蕃客列坐楼下”观看的规制。如此看来，作为都城的杭州，应有大量穆斯林蕃客侨居。因为上述以不同国家使节身份进入南宋各港口的穆斯林蕃商终究要入临安觐见，以求得回赐，杭州乃是他们必然要到的地方。且当时的杭州城南、西、北三面“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径行不尽”，城内繁华，市场活跃，也是蕃客互市的好去处。宋代《西湖老人繁胜录》就曾谈到在“国忌日”时，杭州城内有“波斯国进奉”、“胡女番婆”之名目。该书还言：“外国进大象六头，骆驼二头，内有一雌象，叫做三小娘子。于荐桥门外造象院顿之。”[49]这些大象、骆驼的进贡者，应是来自大食的穆斯林蕃客，而荐桥门一带或为南宋接待这些蕃使的馆驿所在地。因据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云，元时荐桥侧首有八间楼，乃富实回回所居之地[50]。

　　宋代海外蕃使与中国人通婚者，更是普遍，甚或竟有娶宗室女者。《萍州可谈》曾云：“元祐间（1086-1094），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刘死，宗女无子，其家争分财产，遣人挝登闻鼓，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应禁止，三代须一代有官，乃得娶宗女。”[51]蕃使既有娶宗室女者，乃一般达官贵族之女与之婚配者自然亦应不少。《宋会要》载，高宗绍兴七年（1137），大食进奉使“蒲亚里者，既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讷，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52]。华夷通婚乃导致“土生蕃客”的产生，文献中乃出现了“四世蕃客”、“五世蕃客”的记载。宋时杭州当亦有大量“土生番客”的存在。据学者研究，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杭州城区人口仅有14万，到淳祐年间（1241-1252）增加到32万口，至咸淳年间（1265-1274）时，则达到43万口，比乾道时增加两倍[53]。而这显然与杭州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大量外来人口移居杭州相关。众多蕃客的居留，蕃汉通婚的增多，土生蕃客的繁衍，恐亦是杭州人口迅速增长的因素之一。

　　宋末泉州蒲寿庚，其先大食人，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平海寇有功，得任“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三十年”[54]。后又升任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仍兼提举市舶，乃集对外贸易与福建军政大权于一身。侨居杭州的穆斯林蕃客中，尽管文献少见有此类人物，但他们中应不乏如泉州蒲寿庚家族者。据地方文献及家谱材料称，明朝大臣孙继鲁，其先祖原为波斯人，于宋时入居江南钱塘（今杭州），其家族后发展为“江南世族”，明初部分族人顺运河北迁。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记载，本县回族人户中孙姓即源于钱塘孙氏世族。孙氏族人尚有随征南右副将军沐英进入云南者，后镇戍屯居，遂为云南右卫（今属昆明）人。孙继鲁，字道甫，号松山，嘉靖二年（1523）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陕西按察使，为官清正，有“孙青天”之誉，后遭诬陷，入狱而死，著有《松山文集》。

五、宋代蕃商与杭州伊斯兰教的传入

　　宋时杭州海外贸易较唐更为昌盛，来华商旅比唐更加广泛，许多大食蕃商长住中国不归，且杂居民间，与华人同婚。当这些住华大食人与宋人发生纠纷时，朝廷往往多依其风俗处理，以示优待。楼钥《攻媿集》载“蕃客杂居民间，而旧法与都人争斗，非至折伤，其用其民俗。”[55]日本学者桑原陟藏亦云：“宋代奖励互市，故侨蕃甚蒙优遇，纵有非法行为，每置不问，其同类相犯，唐代多以本国法律处置，华官不加干涉。宋代则优宽，蕃汉之间有犯罪事，苟非重大之事件，亦听以彼等法律处分。”[56]大食番客在华法律地位的确立，保障了其宗教与习俗的遵守，而其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乃也在杭州得到传播。

　　两宋时期，由陆海两路寓居杭州的穆斯林使节、商旅，为了宗教生活的需要，必然有修寺之举，伊斯兰教因此遂为杭人所知晓。弗里德里克·D·克劳德《杭州——天堂之城》云：“杭州此时既是南宋首府，又是商业文化中心，不仅在中国无人不知，而且也吸引着遥远的西亚和欧洲的商人、贵族们，他们长途跋涉来到真龙天子脚下的这座城市领略其物华风韵。”[57]周密《癸辛杂识》载：“辛卯岁（1291），……火作于天井巷回回大师家。”[58]回回大师，即清真寺掌教，有掌教必有礼拜寺。《多桑蒙古史》一书曾谈到杭州礼拜寺，云“京师（指杭州）有回教礼拜寺三所”[59]。该处既称杭州为“京师”，其3所礼拜寺亦当属宋代所建。而周密记载的回回大师，亦应指宋代遗留礼拜寺之掌教。史载，宋元时期的杭州真教寺后临后市街。而宋人施谔《淳佑临安志》载，后市街与周密《癸辛杂识》所称回回大师所在地“天井坊，即天井巷，旧名通浙坊”同属“左一北厢”[60]。后市街和天井巷即在同一城区，说明真教寺与回回大师居地相近，寺院应为宋代所建。

　　再据明人田汝成云：“先是宋室徙跸，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从驾而南。……号色目种。”[61]这表明南宋确有不少西域穆斯林自陆路进入杭州。另外，明清杭州地方文献及清初真教寺碑记，均称杭州凤凰寺始建自唐，历于宋，宋末倾圮。凤凰寺是否始建于唐，尚需进一步求证，而宋代杭州建有礼拜寺院，应与当时穆斯林番商胡贾的留居相关联。这些居留京城的穆斯林蕃客既是伊斯兰教的信仰者，必然要履行其基本的宗教功课，今凤凰寺内所藏经香台、柱础石等宋代遗物，为真教寺宋代建立说，提供了实物证明，亦是符合史实的。张沛纶《凤凰寺——西子湖边话金凤》一文言道：凤凰寺“大殿内三座石刻的经香台、部分烧砖及一些柱础石，为宋代遗物，曾为不少学者、专家所肯定”[62]。虽然学者对于凤凰寺烧砖中的铭文“京砖”、“造”等，是否即为宋砖，有不同说法，但凤凰寺无疑于南宋时就已矗立于杭州城了。因杭州作为南宋京城，大量入贡觐见的穆斯林蕃商胡贾既有地位，又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而穆斯林朝夕不可或缺者为礼拜祈祷，且依教律每逢主麻日（星期五）须行聚礼，故当时杭州建有礼拜寺亦在情理之中。

　　此外，唐宋时期穆斯林蕃客聚居的广州、泉州等地均有清真寺修建的史实。而文献反映，宋代浙江另一重要市舶港口——明州，亦建有清真寺。《鄞县志》载：宋时有“礼拜寺二所，一在东南隅狮子桥北，旧名回回堂；一在海运所西”[63]。又据雍正《宁波府志》载：镇海回回教寺在“县西十里，宋建隆三年（962）建，后圮。明洪武二十年（1387）重建法堂五间”[64]。民国何友仁撰《宁波回教堂考略》一文，内云：“堂原名为清真古寺，今改为回教堂，当地人多称回回堂。其历史之久，颇值注意。据本地老人云：该教堂之建修，相传为一海外商人，约有船只数十，来此贸易后，建立此寺。此说无所征信。依该寺之重修碑记云：据谓唐代有凤凰寺后，次即有此寺。亦莫著其年岁。”[65]宋时明州市舶司，主要负责开展与高丽、日本的贸易，大食商人亦多至此参与互市，并建有礼拜寺。宁波既有伊斯兰教寺院修建，作为南宋都城的杭州，建有礼拜寺当是很自然的事。

　　在穆斯林社会中，有生则聚居、亡则丛葬的传统。这一传统源于伊斯兰教信仰习俗，故穆斯林往往每在一地围清真寺而居，形成“寺坊”，以便于聚礼；而自建公墓，亦处于其葬俗与礼仪的需要。侨居中华的穆斯林蕃客历经三世、四世，必然经营有自己的公共墓地，即时人所称的“蕃人冢”。南宋时杭州已有蕃人冢，且颇具规模。聚景园，为宋“孝宗所筑。先是高宗居大内时属意湖山，孝宗乃建名园逢上皇游幸。园中有会芳殿，瀛春、览远、芳华等堂”[66]。孝宗常出钱塘门郊游，“或往集芳园，或在聚景园。”[67]显然，聚景园早先为宋皇巡游之地。但到宁宗（1195—1224）以后，因聚景园“荒芜不修”[68]，乃被穆斯林蕃客购置，成为其墓园。据周密《癸辛杂识》云：“回回之俗，凡死者，……瘗葬于聚景园，园亦回回主之。”[69]《乾道临安志》（卷5）记载亦表明，聚景园，又名西园，是宋孝宗时的皇家苑囿，宋宁宗时因荒芜不修，遂成为当时侨居杭州的穆斯林蕃客的公共墓地。清人徐逢吉《清波小志·聚景园》亦称其“为番回埋骨之地”[70]。同书“柳浪闻莺”条云：“柳浪港在聚景园后，……左右皆番回冢墓。”[71]由“回回主之”的聚景园，“赁地有价”，规模不小，周密所记回回墓园在“辛卯春于瞰碧目击其事”[72]，时在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即南宋亡国仅10余年期间。而公墓的形成，一般尚需一定时间方能颇具规模，故聚景园应为南宋穆斯林蕃商的营葬地。

　　宋代随着穆斯林蕃客寓居杭州，适应其饮食禁忌的饭店亦随之出现。钟毓龙编著《说杭州》一书，谈及杭州穆斯林经营之饭店，乃曰：“羊汤饭店始于南宋。”[73]法人贾克·谢和耐亦云：在南宋时的杭州，“最后要提到的是一些专供回教商人宴饮的饮食店，其遵照回教习俗，只供戒律中所允许的肉类，而不供猪肉、香肉及蜗肉。”[74]由此亦可见，宋时因穆斯林蕃商胡贾的留居，伊斯兰教乃传入杭州，其礼仪风俗亦为杭城人所了解与认识。

　　总之，两宋时期是伊斯兰教在东南海港城市传播的重要时期，且它的传播与大批穆斯林蕃客来华行商是密不可分的。穆斯林“住唐”后，聚居于一定的地域范围，保持着自己的宗教信仰与独特的生活方式，并逐渐与当地居民通婚，安居乐业，繁衍子孙，遂由侨居蕃客演变为土生蕃客，其子孙后代也成为土生土长的中国穆斯林，伊斯兰教随之植根于中国。由于这时穆斯林商旅沿海岸交通线主要城市呈点状分布，杭州亦成为其当时诸多重要分布点之一。

注释：

• [1]《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志下八》，中华书局，1977。
• [2]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0页。
• [3]《辽史》卷二，《太祖纪下》，中华书局，1974。
• [4]《宋史》卷四百九十，《外国传六·大食》，中华书局，1977。
• [5]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大食国》，中华书局，1996年。
• [6]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大食诸国》，中华书局，1999年。
• [7]《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十二之十八，中华书局，1957年。
• [8]《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光绪九年（1883）刻本。
• [9]《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二十四，中华书局，1957年。
• [10]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二十，《四库全书》本。
• [11][52]《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二十，中华书局，1957年。
• [12]熊克《中兴小纪》卷三十二，《丛书集成初编》本。
• [13]《宋史》卷一百八十五，《食货志下七》，中华书局，1977。
• [14][16]《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之二十五，中华书局，1957年。
• [15]《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十一，中华书局，1957年。
• [17]《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十二、九十三，中华书局，1957年。
• [18]《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十三、九十四，中华书局，1957年。
• [19]《云麓漫钞》卷五，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 [20]朱彧《萍洲可谈》卷二，守山阁丛书本。
• [21]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外国门下·航海外夷》，中华书局，1999。
• [22]陶岳《五代史补》卷五，《契盈属对》，《豫章丛书》本。
• [23]《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宋神宗熙宁二年九月壬午，中华书局，2004年。
• [24]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七十八，《吴越二·吴肃王世家下》，中华书局，1983年。
• [2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11页。
• [26]范坰、林禺《吴越备史》卷二，《文穆王》，光绪《武林掌故丛编》本。
• [27]《陈亮集》卷十二，《四弊》，中华书局，1987年。
• [28]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四十，《有美堂记》，《四部丛刊》本。
• [29]周祝伟《7-10世纪杭州的崛起与钱塘江地区结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118页。
• [30]赵汝适《诸蕃志》卷上，《三佛齐国》，中华书局，1996年。
• [31]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三佛齐国》，中华书局，1999年。
• [32]周峰主编《吴越首府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 [33]蔡襄《端明集》卷二十八，《杭州清暑堂记》，《四库全书》本。
• [34]蔡襄《端明集》卷二十八，《杭州新作双门记》，《四库全书》本。
• [35]王建华主编《浙江文化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114页。
• [36]井上彻、杨振江《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296页。
• [37]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外国二·航海外夷》，中华书局，1999年。
• [38][42][74]贾克·谢和耐《南宋社会生活史》，见《西湖文献集成·海外西湖史料专辑》（附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861，746、748，790页。
• [39]《宋史》卷八十八，《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7年。
• [40]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恤贫济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
• [41]褚人耯《坚瓠集》卷一，《赋假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 [43]《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十四，中华书局，1957年。
• [44]岳珂《桯史》卷十一，《番禺海獠》，《丛书集成初编》本。
• [45]《宋史》卷四百八十九，《注辇国传》，中华书局，1977年。
• [46]《文献通考》卷三百三十二，《四裔考九》，万有文库（二集）本。
• [47]《宋史》卷四百八十九，《三佛齐》，中华书局，1977年。
• [48]《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礼志十六》，中华书局，1977年。
• [49]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宋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第2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5、16页。
• [50]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嘲回回》，中华书局，1997年。
• [51]《萍州可谈》卷二，守山阁丛书本。
• [53]张其凡《宋代史》（上册），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407页。
• [54]《宋史》卷四十七，《瀛国公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
• [55]楼钥《攻媿集》卷八十八，《赠特进汪会行状》，《四部丛刊》本。
• [56]桑原陟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第47页。
• [57]弗里德里克·D·克劳德《杭州——天堂之城》，见《西湖文献集成·海外西湖史料专辑》（附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531页。
• [58]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海鳅兆火》，中华书局，1997年。
• [59]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08页。
• [60]施谔《淳祐临安志》卷七，《城府·坊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 [61]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八，《南山分脉城内胜迹·真教寺》，中国方志丛书本。
• [62]转引自郭成美《再谈浙江清真寺的分布和建造年代》，载《中国穆斯林》1992年3期。
• [63]乾隆《鄞县志》卷二十五，《寺观》，《续修四库全书》本。
• [64]雍正《宁波府志》卷三十三，《寺观》，道光二十六年（1846）刊刻本。
• [65]方豪《浙江之回教》，载《方豪六十自定稿》，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510页。
• [66]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八，《南山分脉城内胜迹》，中国方志丛书本。
• [67]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之《上真生辰》，见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宋代史志西湖文献专辑》（第2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9页。
• [68]周密《武林旧事》卷四，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
• [69]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卷，中华书局，1997年。
• [70]徐逢吉《清波小志》卷上，《聚景园》，中华书局，1985年。
• [71]徐逢吉《清波小志》卷上，《柳浪闻莺》，中华书局，1985年。
• [72]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卷，《回回送终》，中华书局，1997年。
• [73]钟毓龙编著《说杭州》，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民国史志西湖文献专辑》（第11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610页。

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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