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留居杭州的穆斯林蕃商胡贾

　　【内容提要】宋代是中国与阿拉伯地区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这时杭州经济繁荣，海上贸易兴盛，被称为“东南第一州”。大食等地穆斯林使节、商旅因此进入杭州贸易者日益增多。他们中有从海道东航而来的，也有自传统陆路贡道由北南下的。至南宋建都杭州，大食诸国蕃客前来入贡觐见、互市贸易者，更是络绎不绝。他们居于杭城“蕃坊”内，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过着富足的生活，伊斯兰教信仰是其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随着其在华法律地位的确立及礼拜寺院的兴建，伊斯兰教乃亦得以在杭州传播。

　　【关键词】宋代；大食蕃客；贡赐贸易；侨寓杭州；伊斯兰教

　　隋唐时期，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已成为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地区，自然亦吸引着四方商旅、宾客来此贸易、寓居。至两宋时，由于政府实行鼓励通商的政策，海外贸易规模在唐代基础上又有了发展。时执掌东西方贸易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乃利用日益兴旺的陆海通道，不失时机地不断频繁往来于中国和阿拉伯间。而随着中阿双方贸易关系的日益紧密，众多的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商贾涌入中华，留居不归，杭州因其重要的
政治经济地位也成为他们寓居的主要城市之一。两宋入居杭州的穆斯林，有远航东来的阿拉伯、波斯蕃客，亦有随宋廷南渡的西域穆斯林胡商，他们构成早期居留杭州的穆斯林群体，但其身份依然为侨民。

一、宋代与大食的使聘关系

　　两宋时代是中国与大食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据《宋史·太祖本纪》载，乾德四年（966），宋朝遣僧行勤等157人使西域，中国与西域诸国由此建立起友好的外交往来。太宗雍熙中，宋又“遣内侍八人，赉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国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司市舶司，请给官券”[1]。可见当时政府发展陆上贸易，奖励海上互市，不遗余力鼓励外商来华的决心。时雄踞西域、掌控东西方海上贸易的大食人因此不断遣使东来。

　　开宝元年（968）十二月，大食使节首次至宋，之后，其遣使不断，入贡频频。据《宋史》、《诸蕃志》、《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会要辑稿》等史籍的载录，在宋开宝元年（968）至开禧（约1205-1207）的240年间，入华大食及其属国使节计有60次，平均5年一次。当时与中国有外交往来的国家约数十个，而在诸多国家中，大食是宋朝对外交往中最主要的国家之一。陈垣先生在《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中云：“宋与大食之通使，多由海道。”“大食在唐宋间与中国之关系，殆如今日之英美，明时之葡萄牙。当时外国来华之海船，以波斯大食为最多。”[2]

　　需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除《辽史》载有天赞二年（923）“六月辛丑，波斯国来贡”[3]外，尚未见到有关波斯与中国通使的文献记载，《宋史》也不列波斯传，而在讲到大食时，则云“大食国，本波斯之别种”[4]。看来，这时宋人已明确知晓波斯为大食帝国之一部分，故将当时由原波斯地区入贡的使节，通通划归于大食国使节内，因而宋代来华的大食使节中应含有不少原波斯地方的使节。又据赵汝适《诸蕃志》之“大食国”条记述，此时的大食尚有属国24个，它们分别是：

　　“麻罗抹、施曷、奴发、哑四包闲、啰施美、木俱兰、伽力吉、毗喏耶、伊禄（在今伊拉克境内）、白达（今伊拉克巴格达）、思莲、积吉、甘眉、蒲花罗、层拔、弼琶罗（今索马里柏培拉）、勿拔（今阿曼境内米尔巴特）、翁篱、记施（在今波斯湾东岸）、麻嘉（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城）、弼斯罗（今伊拉克巴士拉）、吉兹尼（在今阿富汗及旁遮普）、勿斯离（今埃及开罗地区），皆其属国也。”[5]

　　宋代文献所载大食属国尚有木兰皮（今西班牙南部或摩洛哥地区）、重理（在今索马里中部）、白莲等。而周去非《岭外代答》更以为：“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所知名者，特数国耳。”[6]周去非所言虽不免夸张，但应与当时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疆域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事实相符。当然，实际有宋一代，以大食属国来朝，且官方文献有载者，也仅为层檀国、麻罗拔国、勿巡、俞卢和地、陁婆离5国。

　　毋庸置疑，有宋一代，大食与中国间使聘关系的核心应是双边贸易关系。但在“中华至尊”的政治语境下，因传统文化心理的需要，名义上的使聘关系往往掩盖了实质上的贸易往来。

二、穆斯林蕃商与宋代市舶贸易的繁荣

　　市舶之制，最早出现在唐朝，始置之地，当为广州。北宋初年的市舶司与唐代有所区别，除广州继续保留它的重要位置外，福州、扬州让位于明州（宁波）、杭州。故北宋早期市舶三司设立于广州、明州、杭州。后来泉州的外贸日渐发达，宋政府又增置泉州市舶司。此后，为了更加广泛地吸引蕃商船舶来华，朝廷又下令在东南沿海各港口增辟设置市舶机构。于是，密州（山东诸州）、秀州（浙江嘉兴）、温州、江阴（江苏江阴）、澉浦（浙江海盐）也相继设置了“市舶务”或“市舶厂”。到北宋末年，朝廷因市舶之利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更把广州、泉州、两浙市舶司改为专职（原由各州知府兼任），予以高度重视。不仅如此，朝廷还多奖励市舶官吏在招徕商舶工作中的成绩突出者。仁宗天圣八年（1030），“三司言：左班殿直赵世长，先遣广州押香药纲上京，三运了当，各有出剩。”于是，“各依敕酬奖，诏减一年磨勘。”[7]北宋关税收入颇丰，神宗熙宁十年（1077），广州、杭州、明州三市舶司所收乳香共计354，449斤。宋神宗在论及东南市舶之利时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卿宜创法讲求，不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辏中国，亦壮观一事也。[8]”不久，神宗再次下谕：“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9]

　　进入南宋后，朝廷偏安一隅，财政“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10]。市舶之利乃更加凸现，市舶司收入成为政府重要之财源。宋高宗即云：“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记，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宽民力尔。”[11]又，绍兴十六年（1146）上谕曰：“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俫远人阜通货贿。”[12]这说明南宋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海外贸易在其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为此，政府甚至不惜犒赏官爵，对能招徕海外商舶、增加市舶收入的官吏和纲首，授以官职，或予以升转。据《宋史·食货志》云：“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13]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四年（1134）的8年间，泉州一蕃舶纲首因招徕舶船，不仅获得“收息钱九十八万缗”的“净利钱”，而且获诏令“各补承信郎”。宋高宗因此讲道：“广南市舶司递年有蕃商息钱，如及额，许补官。此祖宗旧制。”[14]这说明对招徕海外商舶有功的官吏给予犒赏，授以官爵，为北宋遗制。

　　在两宋王朝市舶之制的建立与不断完善下，大食地区蕃使、商贾泛海来朝者，不绝于海道。而政府不仅积极招徕蕃商来华从事入贡贸易，而且还多给予其优待，竭力保护蕃客的利益，以便使这种贡赐贸易得以长久、有序地进行下去。天禧元年（1017）六月，“大食国蕃客麻思利等回，收买到诸色物，乞免沿路商税”，宋廷乃诏令准予“免沿路商税之半”[15]。徽宗政和六年（1116），朝廷又“诏今后蕃夷入贡，并选差承务郎以上清（疆）[强]官押伴，依程行，无故不得过一日，因而乞取置买以自盗论，抑勒阻节入贡人者，徒二年，仍令所在州军觉察”。[16]此诏令缘起于起先“大食国进奉，差广州司户曹事蔡蒙休押伴在路住滞，强买人使香药，不还价钱，有旨，蒙休先次勒倚，令提刑司置司推勘，具案闻奏，故有是诏”[17]。绍兴四年（1134），大食人蒲亚里商舶遭劫，其本人受伤，另有4名同伴被杀。宋廷获悉，立即令“广州火急捕捉外，乞施行诏当职巡尉先次特降一官，开具职位、姓名，申枢密院。其盗贼令安抚提刑司督责捕盗，官限一月，须管收获，如限满不获，仰逐司具名闻奏，重行黜责”[18]。

　　由于采取了种种措施，大食等诸蕃国商贾以入贡来华贸易者，纷至沓来。《云麓漫钞》记“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舶船，大食、嘉令麻、辣新容、甘胚、三佛齐国，有真珠、象牙、乳香；真腊、三泊缘洋、蒲甘国，则有金颜香等；渤泥国则有脑版；阇婆国则多药物；占城、日丽、新城国，则有求煎；波斯、兰马色国，则有吉贝布，吉贝纱”[19]。宋人朱彧亦言，当时回航的蕃舶，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20]。如此以来，市舶司之税利收入，逐渐在宋王朝的财政收入中占据了较大比重。从宋仁宗皇祐中（1049-1053）至英宗治平中（1064-1067），大约15年间，政府市舶司的年收入由53万增加到63万，约增长18%左右。而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朝廷财政总收入在4000万缗至4500万缗间，而该年泉州、广州两地市舶司收入就达200万缗，约占南宋当年总收入的1/20。显然，市舶贸易不仅使宋朝政府获得了巨额的收入，市舶岁入亦从北宋初期的30万贯上升至南宋时期的200万贯。这时宋廷南渡，财政来源缩减，市舶之利乃在其社会经济中据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市舶收入遂亦成为宋王朝免于崩溃的重要经济支柱。

　　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特殊条件下的使聘关系，促成了以朝贡为名义的市舶贸易的繁荣，并使得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获得迅速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即云：“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21]而不少蕃货除在东南沿海各市舶港口交易外，许多货物还被蕃商带至京城作为入贡方物和市易货品，宋朝都城开封和杭州乃也成为当时蕃货流行的重要地区。

三、两宋杭州的地位及穆斯林商旅的进入

　　宋代的江南，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重心地位已经确立。而位于钱塘江下游北岸杭州湾内的杭州，作为东南沿海的重要城市，也是这一时期由广州至泉州，再沿海岸北航途中的又一重要外贸港口。而宋以前钱塘江两岸，受海潮冲击，江海航道一直难以保持通达。直到五代吴越王钱鏐建都杭州，在杭州东南离江岸不远处用土石垒成一道坚固长塘——钱氏捍海塘，并凿平江中妨碍行舟的巨石，使船舶得以安全驶入与停泊。随之，吴越国又在国内专设博易务，专事海外贸易。此时，中华大地虽“海域分崩”，但海外“商贾仍无时不通”。由南航海而来的阿拉伯、波斯等国舶主、商旅遂纷纷进入杭州。陶岳《五代史补》曾有当时杭州海运繁荣的间接记载：有僧契盈者，闽中人，“一旦，陪吴越王游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首尾，王喜曰：吴越国地去京师三千里余，而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可谓：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时人谓之佳对。时江南未通，两浙贡赋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22]《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亦记道：“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若钱（指吴越）、刘（指南汉）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法也。”[23]于是，“钱塘富庶，由是盛于东南。”[24]至北宋时，京都开封人甚至称：“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25]

　　由于阿拉伯、波斯等各国海商与吴越国贸易关系密切，乃曾以煤油为贡品，进献于钱氏，并介绍了作战时运用煤油的火攻之法，当时吴越和吴国都曾在战争中使用煤油相互攻击。据《吴越备史》载：“火油得之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26]这些火油筒当时配备于吴越国强大的水军舟师，天宝十二年（919）四月，吴越舟师在狼山江（在今江苏南通）大败吴国水师，海战中吴越国就运用了火油发射筒。

　　此外，闻名中外的浙江龙泉青瓷，莹洁无瑕，如同美玉，冠绝当世。这种美丽的釉色在古代被中东伊斯兰地区称为“海洋绿”，早在晚唐时便已出口到大食诸国，受到那里帝王和上层社会的推崇。正因如此，大食众多船舶频繁进入杭州湾，青瓷遂成为大食海商所购商品之大宗。今埃及等中东伊斯兰国家仍有晚唐、五代、宋朝青瓷器物及碎片留存。上述资料均可推断穆斯林商人至迟约在五代时已进入杭州。

　　宋代浙江地方，在“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27]的观念下，商业贸易氛围颇浓。北宋时期的杭州，因位处南北大运河的南端，在宋代海上贸易活动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乃获得“东南第一州”之声誉，从而确立了其在该区域中的地位。宋朝建立之初，为了增加政府收入，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宋初曾先后在广州、杭州等地置市舶司。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置两浙（路）市舶司，这是路一级的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统管两浙路所有港口对外贸易。到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曾将杭州市舶司移置明州定海县。但不久又在杭州重新置司。宋真宗咸平（998-1003）中，再于杭、明二州分置市舶司，属府、州级市舶机构，隶于两浙市舶司。番客到杭州，还是到明州，任其自择。尽管北宋两浙市舶司和杭州市舶司的设置，多有变动，但杭州在北宋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始终没变。而且已与广州、泉州、明州一起成为北宋东南沿海的四大重要商港。北宋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作《有美堂记》时，杭州城已是“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其民幸福足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28]。又据《宋会要辑稿》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杭州的商税额已高达82173贯228文，高于东南地区任何一个城市，不愧为“东南第一州”之名号[29]。

　　北宋杭州海上贸易十分兴盛，大食、波斯诸国使节、商旅因此进入杭州贸易者日益增多，他们中有从海道东航而来的，也有自传统陆路贡道由北南下的。这时，宋人往往将东南亚，乃至南亚、西亚等地区诸国，通称为“海南诸国”，或“南海诸国”。其中位处南海之中的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东部），“扼诸蕃舟车往来之咽喉”[30]，“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31]，是连接东西海上贸易的交通枢纽。吴越国时，大食商人就经三佛齐到广州、泉州后北上，再至杭州的已不在少数。到“北宋时，大食人大批来广州、泉州经商，也有北上经明州、杭州，直到汴京‘朝贡’的”[32]。北宋早期，许多西域穆斯林商人通过传统的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到达东京汴梁。后随西夏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传统的西域陆上贡道受到影响，几经阻断。至宋仁宗（1023-1063）时，不少西域内陆的穆斯林商人乃改由海道到广州、泉州，再沿海岸北上经杭州到汴梁。杭州与海南诸国的贸易关系遂颇为繁荣。蔡襄云：“杭于吴为一都会。……浮商大舶，往来聚散乎其中。”[33]并言其“道通四方，海内诸国，物货丛居，行商往来，俗用不一”[34]。

　　至南宋建都城杭州，大食各国使节、商贾前来入贡觐见、互市贸易者，理当进入杭州，从而也极大地促进了杭州港的繁盛。而南宋以来的泉州之所以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大港，除其优越的港湾优势及作为东海航路与南海航路交汇点的地位日渐凸现外，南宋时由于朝廷南迁杭州，泉州接近政治中心，兼之南方经济的高度发展，乃使其逐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港口，并为杭州的繁荣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可以说，“两宋时期浙江的海外贸易更为发达，杭州和明州、温州设立了市舶司，主要是与日本、高丽、阇婆（爪哇）、占城（越南）、暹罗（泰国）、真腊（今柬埔寨）、大食（阿拉伯）等国的商贸，各种番品南货，珍异饰物，奇葩珍卉，源源运到临安。”[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