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二、北宋时期疫灾的时间分布

　　根据上文建立的疫灾序列统计，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168年中，至少有59年发生过疫灾，平均2.85年发生一年疫灾，疫灾频度为35.1%。这个数据与我们较早发表的论文[132]中的统计有出入，与邱云飞、张全明两位的论文统计也有出入。邱云飞统计北宋时期只有13个疫灾之年，比本文统计少了46个，究其原因，主要是其史料仅限于《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类稿》3种。张全明统计北宋时期疫灾之年多达71个，比本文统计多出12个，原因何在?通过一一核查，我们发现张全明所列71个疫灾年份中有近20个是可以剔除的。一类是地方多瘴或风俗畏疫被时人记载而该年实未发生疫灾者（如大中祥符七年、景佑三年等）；一类是时人担忧疫灾发生而该年实未发生疫灾者（如雍熙元年、元丰八年、元祐元年等）；一类是时人概述或追忆一段时期以来的灾疫情况而该年实未发生疫灾者（如明道元年、庆历三年、元丰五年、绍圣二年等）；一类是史料审读不细而致纪年重复者（如咸平五年重复咸平六年之事，庆历八年重复庆历四年之事，熙宁十年重复熙宁九年之事）；一类是史料审读错误而致纪年错误者（如淳化四年为淳熙四年之误，大中祥符九年为皇佑元年之误，景佑二年为治平二年之误，嘉佑八年为至和元年之误）。张全明从事宋史研究有年，成果亦丰，不知为何有如此疏忽。这里，我们根据我们确定的59个疫灾年份进行时间分析。

　　1.朝代分布

　　如图1和图2所示，北宋时期168年间共历经了9个帝王的统治，在位时间最长的超过40年，最短的不过2年。

　　宋太祖在位（960-976年）16年，疫灾之年有3个（963年、969年、975年），疫灾频度为18.8%。时国家初辟，战事尚多，故3次疫灾都与战事有关，且瘟疫仅在军士中流行。

　　宋太宗在位（976-997年）21年，疫灾之年有5个（981年、985年、992年、994年、996年），疫灾频度为23.8%。疫灾主要由酷热、干旱、饥荒引起，只有1次与战事有关，反映了国家的稳定和战事的稀少。

　　宋真宗在位（998—1022年）25年，疫灾之年有6个（1000年、1003年、1006年、1009年、1010年、1019年），疫灾频度为20.4%。疫灾多与干旱、饥馑有关。咸平三年（1000年）春天江南、两浙的疫灾就是由干旱所致的饥荒所引起，当时“大饥，民饿者十八九”，“饿死者不少，无人收拾，沟渠中皆是死人”[133]。

　　宋仁宗在位（1023—1063年）41年，疫灾之年有12个（1023年、1027年、1033年、1034年、1040年、1041年、1044年、1046年、1047年、1049年、1052年、1054年、1055年、1057年、1060年），疫灾频度为29.2%。期间干旱、蝗灾、酷暑等自然灾害频繁，疫灾多与这些自然灾害导致的饥荒有关，也有3次与军队驻地环境恶劣（1044、1046年）或战争行动（1047年）有关。景佑二年（1035年）监察御史孙沔曰：“累岁已来，和气犹欎，水旱相荐，虫螟屡生，粟麦不登，田畴几废，九夏多寒，三冬无雪，星变上天，河决东郡，疾疫流离，生灵困惫，民乏兼日之食，廪无卒岁之储。”[134]同年，苏州知州范仲淹亦曰：“东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无他望，灾沴之后，必有疾疫乘其羸，十不救一，谓之天灾，实由饥耳。”[135]宝元二年（1039年）直史馆苏绅曰：“往者明道之初，虫螟水旱，几遍天下，始之以饥馑，继之以疾疫，民之转流死亡，不可胜数。”[136]以上所引，反映了宋仁宗时期自然灾害的频繁以及疫灾多由饥荒所引起的事实。

　　宋英宗在位（1064-1067年）4年，疫灾之年有2个（1064年、1065年），疫灾频度为50%。疫灾均由水旱灾害引起。治平二年（1065年）司马光曰“去夏霖雨，渉秋不止，京畿东南十有余州，庐舍沉于深渊，浮苴栖于木末，老弱流离，捐瘠道路，妻儿之价贱于犬豕，许、颍之间亲戚相食，积尸成丘。既而历冬无雪，暖气如春，草木早荣，继以黒风”，以致“今夏疠疫大作，弥漫数千里，病者比屋，丧车交路”[137]。

　　宋神宗在位（1068-1085年）18年，疫灾之年10个（1068年、1070年、1073年、1074年、1075年、1076年、1078年、1079年、1080年、1083年），疫灾频度为5515%。绝大多数疫灾与水旱灾害导致的饥荒有关，少数疫灾与军事活动和大兴土木有关。熙宁十年（1077年），彭汝砺奏曰：“频年京、淮、江、浙东西，死于饥疫者至数十万，病者未兴，流散者未还。”[138]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在诗中谈到，他离开杭州不过五年时间，由于连年的饥馑和瘟疫，他的朋友竟然死去了一半，“来往三吴一梦间，故人半作冢累然”[139]，甚至说是“水旱行十年，饥疫遍九土”[140]。元佑四年（1089年），苏轼还说浙西七州“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141]。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又说“熙宁七八年两浙灾伤，人死太半”[142]。足见神宗时期疫灾危害之巨。

　　宋哲宗在位（1086-1100年）15年，疫灾之年有10个（1087年、1088年、1089年、1090年、1091年、1092年、1093年、1094年、1095年、1099年），疫灾频率高达66.7%。该时期自然灾害群发，水旱、饥荒不断，因而疫灾频繁，竟创连续9年疫灾不间断的历史记录，疫灾频度为北宋各帝王之最。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任扬州太守，谈到，“江淮之间，久罹水旱之苦，邻封二浙，饥疫相薫，积欠十年，丰凶皆病”[143]。

　　宋徽宗在位（1101-1125年）25年，疫灾之年有7个（1101年、1107年、1108年、1109年、1113年、1116年、1120年），疫灾频度为28.0%。

　　宋钦宗在位（1126—1127年）2年，有1个疫灾之年（1127年），疫灾频度为50%。疫灾由金兵围城引起：“金兵围城时，京城外坟垄发掘略遍，出尸取椁为马槽，城内疫死者几半。物价踊贵，米升至三百，猪肉斤六千，羊八千，驴二千，一鼠亦直数百，道上横尸率取以食，间有气未绝者亦剜剔以去，杂猪马肉货之，蔬菜竭尽，取水藻芼之，以槐方芽，采取唯留枯枝，城中猫犬残尽，游手冻馁死者十五六，遗胔所在枕籍。”[144]

　　2.季节分布

　　北宋时期59个疫灾年份中，有13年疫灾季节不详，有3年有多个季节流行疫灾。如表1所示，统计北宋时期疫灾流行的季节，春季15次，夏季22次，秋季8次，冬季4次。夏季与春季是疫灾的高发季节，再次是秋季，冬季发生疫灾的机会较少，如1003-1010年、1055-1065年的疫灾全部发生于夏季。这主要是由于夏季高温高湿，细菌易于滋生，而春季青黄不接，饥荒多发的缘故。许多发生于上年的自然灾害，它们的后续影响直到来年春夏季节才达到最严重的状况，疫灾成为了这些自然灾害的次生和衍生灾害。

　　3.周期规律

　　图3是北宋时期“十年疫灾指数”[145]的变化趋势图。

图上显示，北宋时期的疫灾频度有缓慢上升的趋势（斜率为011667），疫灾频度越来越高，但并不是直线的上升，而是周期性的波动上升。168年间，除960-969年上接五代疫灾周期和1120-1129年下接南宋疫灾周期外，其余可以划分出3个波长为50年的波动周期：第一波（970-1019年）波峰值为4，波谷值为1，疫灾频度为10%-40%；第二波（1020-1069年）波峰值为6，波谷值为2，疫灾频度为20%-60%；第三波（1070-1119年）波峰值为7，波谷值为2，疫灾频度为20%-70%。总体看来，北宋时期后期较北宋时期前期疫灾频繁，而以11世纪后半叶最为突出，1040-1099年的60年间，疫灾之年高达31个，占到整个北宋时期疫灾之年的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