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五台山文殊院说到佛教流行的原因
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郑屠之后，逃到代州雁门县，又因官厅行文捕捉，便由赵员外的介绍，入五台山文殊院，剃发为僧（第三回）。文殊院能够收容犯人，本来不足为奇，因为人们既然寸草不留，就是表示六根清净，与世无竞，他们是化外的人，当然不受王法制裁。不过我们所视为奇怪的，则为文殊院的经济力，文殊院的僧人有五七百人，他们念经拜佛，毫不劳动，而乃有很大的财产。挑担卖酒的汉子对鲁达说：“我们见关着本寺的本钱，见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卖与你吃？”酒店老板也对鲁达说：“师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里的，本钱也是寺里的，长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们卖酒与寺里僧人吃了，便是追了小人们本钱，又赶出屋。因此，只得休怪。”由此可知在文殊院周围数十里之内，不但土地和房屋属于文殊院，便是经商的人的本钱也出自文殊院。文殊院既然有这样巨大的经济力，那末当然可以支配邻近的老百姓。现在试来研究文殊院何以有这样丰富的财产。
佛教传入中国，在汉明帝时代，三国鼎立，争战不已。晋虽统一中国，而仅仅十年，又发生八王大乱，引起五胡乱华。人民终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不但因为没有组织，不能作革命运动，且又因为苦难的来源在于政权分裂，引起兵争，倘再加以革命，则乱上加乱，人民何能忍受。据中外历史所示，政权腐化，固然可用革命，以推翻腐化的政权。政权分裂，只有诉诸武力，用武力以统一分裂的政权。既然需要武力，则兵争之祸又何可免。
在五胡乱华时代，蛮族酋长本来只信武力，不信宗教，既见沙门“化金销玉，行符勑火，奇方妙术，万等千候”，遂认为神异，而去皈依。例如石勒之崇拜佛图佛，吕光之崇拜鸠摩罗什，绝不是由于佛教的理论，而是由于沙门的道术。
经东晋而至南北朝，佛教思想，尤其三世因果之说，似已深入人心。宋武帝令褚淡之进毒药于零陵王（晋恭帝），王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宋文帝虑彭城王义康为乱，遣严龙赍药赐死，王不肯服药，“曰佛教自杀者，不复得人身”。观此可知当时的人如何崇信佛教。
现在试来研究佛教何以流行？南北朝是中国最纷乱的时代，军阀互相火并，一旦得到帝位，便屠杀前朝子孙，“宋受晋终，司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北齐文宣践极，也屠杀魏的子孙。其尤甚者，一家骨肉自相诛夷，宋孝武帝残杀文帝的子孙，明帝又残杀孝武帝的子孙，齐明帝残杀高帝及武帝的子孙，凶忍惨毒，惟恐不尽，致令皇族有不愿复生王家之言。
帝（宋废帝子业）素疾子鸾有宠……遣使赐死，时年十岁。子鸾临死，谓左右曰：“愿身不复生王家。”
他们稍有天良，何能不因悔而疑，因疑而惧，因惧而思忏悔之法。高允曾言：“天人诚远，而报速如响，甚可惧也。”恰好佛教专讲因果报应，他们听了之后，怕自己堕入地狱，怕子孙食其恶果，于是遂向慈悲的佛，求其怜悯，这便是佛教流行于上层阶级的原因。吾人只看南齐巴陵王子伦之言，可知因果报应之说已经深入人心。
延兴元年，明帝遣中书舍人茹法亮杀子伦。子伦正衣冠，出受诏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先朝昔灭刘氏，今日之事，理数固然。”
我们再看齐明帝残杀骨肉，往往先烧香火，又可知道当时的人必以果报之权操之于佛。
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每一行事，高宗辄先烧香火，呜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相杀戮也。
所以人们一旦想到果报，惨毒之事亦常为之小止。
明帝所为惨毒之事，周颐不敢显谏，辄诵经中因缘罪福事，帝亦为之小止。
上层阶级既信奉佛教，所以常将财产捐于佛寺，南朝的齐高帝、梁武帝、陈武帝，北朝的魏孝文、齐文宣、周文帝均曾舍其宫苑，以造佛寺。其中最可令人注意者，南齐的明帝残杀高武子孙，忍心害理，自古未有，而乃用百姓卖儿贴妇钱，以起佛寺。北朝的胡太后，恣行淫秽，鸩杀孝明，而亦喜建浮图，其造永宁佛寺之时，且不惜减少百官的禄。人主笃好佛理，天下便从风而化。
高祖方锐意释氏，天下成从风而化。
世宗笃好佛理……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
北朝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
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
南朝豪贵亦常舍其邸宅，以起佛寺（《梁书·卷三十七·何敬容传》）。至于以金钱货宝田地捐给佛寺者为数尤多，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公卿大臣以钱一亿万奉赎，这是读史者共知的事。佛寺财产年年增加，在北朝，魏孝文迁都洛阳之后，二十年中，洛中土地三分之一属于佛寺。
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侵夺细民，广占田宅。
在南朝，例如，“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所以政府每于财政困难之际，向僧尼借债，只此一端，可知佛寺财产之多。
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资满五千万，僧尼家资满二千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讨事息即还。
下层阶级何以也欢迎佛教？现世的苦痛，他们是经验过的。他们受了苦难的压迫，当然想到苦难的来源及解脱苦难的方法。恰好佛教提倡三世因果，即“有过去当今未来，人为善恶，必有报应”。他们遂谓今生的苦难由于前生作孽，那末，要使来生不受苦难，只有皈依三宝，修炼今生，这是佛教能够得到下层阶级信仰的原因。兼以南北朝时代，内乱外战造成了无数贫民，贫民的赈恤不失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时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竟然毫无措置。反之，佛教是以慈悲为本，佛寺财产不少，而僧尼的生活又不可太过奢侈。他们的收入既然超过于他们的消费，他们就把剩馀物资充为救济贫民之用。佛寺既然负担了这个责任，结果，个人或政府的慈善事业也委托佛寺办理。
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
灵太后数为一切斋会，施物动至万计。
后主武平七年春正月壬辰诏：去秋已来，水潦人饥，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诸富民济其性命。
而北朝且许人民输粟于佛寺。输者，户为僧祗户，粟为僧祗粟。又许犯人及官奴投靠于佛寺，称之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兼营田输粟，于是佛寺更有财产，借以控制贫民，到了大部分贫民沦为无产者之时，佛寺在民间愈有势力。但是佛寺又不是专讲布施，而不谋自己利益的，佛寺既有财产，所以常常利用财产，放债取息。
甄彬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库卖钱。后赎苎还，于苎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道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檀越乃能见还。”辄以金半仰酬，往复十馀，彬坚然不受。
道人道研为济州沙门统，资产巨万，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县为征。
而令政府不能不下令取缔。例如：
永平四年夏诏曰：“僧祗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敝，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穷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
当时徭役繁重，而佛教又大开方便之门，凡人出俗人佛，均有免役的权利。如在北朝：
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
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
南朝固然没有明文可稽，但是宋孝武帝大明二年的诏既说：
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
而齐虞玩之又以“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塞巷，是处皆然”。为人民弄巧逃役的现象，是则南朝人民亦多寄身佛寺，以避徭役了。人民惮役甚于惮税，供役于佛寺者不过扫洒耕种，供役于国家者，乃至“老稚服戎，空户从役”，所以人民逃匿于佛寺，犹如投靠于豪族一样，日益增加。北朝“民多绝户，而为沙门”，“正光以后，所在编民相与入道，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馀”。南朝“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而真伪混居，往来纷杂，“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塞巷，是处皆然”。人民出家，财政上减少了国家的税收，军事上减少了国家的兵队，于是国家和佛寺便发生了斗争，而有魏太武帝及周武帝灭佛之事。
灭佛运动不在信仰之不同，而在利害的冲突，即如颜之推所说：
罄井田而起塔庙，穷编户以为僧尼……非法之寺妨民稼穑，无业之僧空国赋算。
郭祖深说：
时帝（梁武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条以为都下佛寺五百馀所，穷极宏丽，僧尼十馀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于此。请精加检括，若无道行，四十已下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听畜奴婢，婢唯着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帝虽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
人民出家入佛乃有其社会的原因。朝廷灭佛的财政政策与人民信佛的经济动机（求免课役），本来不能相容。朝廷不务其本，而谋其末，所以灭佛运动无不失败。到了人民厌弃佛教，而新的神之观念尚未发生之时，世上又传布一种消息：“将来有弥勒佛方继释迦佛而降世。”这种传说到了隋炀帝时代又表现为“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出世”之言。天上权威已经变更，地上皇朝也应更换，于是李唐代兴，而有贞观开元之治。
但是唐代沙门亦有免课的权利。武后时狄仁杰说：“逃丁避罪并集沙门。”德宗时，彭偃亦说：“况今出家者皆是……苟避征徭。”文宗时，李训复说：“天下浮屠避徭役。”
沙门分为两种，一是受度出家，二是受度而不出家。前者是化外人民，自古就不必负担国家的课役，后者得到度牒之后，也可以免除徭赋。
宋时，凡赈荒兴役，动请度牒数十百道济用，其价值钞一二百贯至三百贯不等，不知缁流何所利而买之，及观李德裕传，而知唐以来度牒之足重也。徐州节度使王智兴奏准在淮泗置坛度人为僧，每人纳二绢，即给牒令回。李德裕时为浙西观察使，奏言江淮之人闻之，户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发，意在规避徭役，影庇资产。今蒜山度日过百馀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内即当失六十万丁矣。据此则一得度牒，即可免丁钱，庇家产，因而影射包揽，可知此民所以趋之若鹜也。然国家售卖度牒，虽可得钱，而实暗亏丁田之赋，则亦何所利哉。
最初度牒大约不由朝廷贩卖，所以中宗时魏元忠说：“今度人既多，缁衣半道，不行本业，专以重宝附权门，皆有定直。昔之卖官钱入公府，今之卖度钱入私家，以兹人道，徒为游食。”到了安史作乱，军费增加，国家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就把度牒收归国家贩卖，其数之多，“不可胜计”。
安禄山反，司空杨国忠以为正库物不可以给士，遣侍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万缗而已……肃宗即位……以天下用度不充……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
但是这个方法只能救一时之穷，接着而来者则为丁口减少，徭赋乏匮，中宗时，已经发生问题。李峤说：
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备之。
何况国家既许官僚沙门免除课役，那末，人民当然想尽方法，求官买职，其不能得到官职者，亦必托足沙门。
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
安史乱后，又继之以藩镇之乱，干戈云扰，人民更设法逃避兵役。德宗时，杨炎曾言：
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所无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百不四五。
敬宗时，李德裕亦说：
泗川……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已来，落发者无算。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只惟富人才有担税的能力，又只惟富人才有逋税的资格，辛替否说：
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唯贫穷与善人。
为官而免除课役，为僧又免除课役，唐代赋税虽以户口为基础，其实，在整个户口之中，不课者却占极大部分。试看天宝中的情形吧!
天宝十四载，管户总八百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应不课户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一，应课户五百三十四万九千二百八。管口总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九千三百九，不课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九百八十八，课口八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二十一。
肃宗时代，不课户反多过课户。
肃宗乾元三年，见到帐百六十九州，应管户总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课户总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总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
课户减少，赋役便落到贫民身上，贫民受了赋役的压迫，只有破产。
富户幸免徭役，贫者破产甚众。
于是他们也复逃亡，逃出本乡，变成不著户籍的浮浪户。唐代租赋以田、身为主，浮浪户无田，又不著籍，当然无法令其缴纳租税。其有田而又著籍者，官僚可以免课，沙门也可以免课。国家非取消官僚与沙门的特权，财政上毫无办法。然而官僚为自己利益打算，哪肯放弃权利。因之国家所能压迫者只有沙门，于是就发生了武宗灭佛之事。合北朝之二武，史家称之为三武灭佛。然而武宗崩后，宣宗即位，又“修复废寺，度僧几及其旧”。灭佛以增加租收的目的并未达到。
唐亡，经五代而至于宋，情况还是一样，不但官户可以免役免税，沙门亦得免役免税，人民争相出家，国家不能不加限制，然诸路每岁所度人数乃逐渐增加，由三百人度一人，增至一百人度一人。于是特许出家遂成为政府财源之一。凡欲出家者须购买政府所发行之度牒。宁宗时，度牒每道为钱一千贯，后增至一千五百贯，此时金每两为钱四十贯。度牒变成钞票，可以用之为本钱，可以用之易米谷，可以用之充赐予，可以用之助经费。度牒之贩卖只能救一时之急，结果则丁口减少，徭赋乏匮，而国家财政愈益困难。政府为弥缝赤字预算，只有向小民尽量榨取。于是宗教问题又转变为社会问题。
宋代佛寺大率也和南北朝的佛寺一样，常常放债取息。看吧!“不要贪酒”为佛家五戒之一，文殊院固然禁止本院僧人喝酒，然而又把金钱借给酒家做本钱，把房屋借给别人开酒店（第三回），这样一来，佛寺的财产当然天天增加。以上所说佛寺“救济贫民”和“放债取息”的话，并不是我杜撰的，也不是我单看《水浒传》而说，在正史上，亦有确实的证据。北魏宣武帝曾于五一一年即永平四年，下诏说：
“僧祗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敝，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患，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非所以矜此穷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
这不是国家委托佛寺救济贫民，而佛寺竟然放债取息的证据么？佛寺有财产的原因在此，五台山文殊院有巨大经济力的原因亦在此。
一切宗教无不产生于民众受难最苦的时代，但是宗教乃不能拯救民众的苦难，反而民众的苦难却因宗教的麻醉而愈益延长。因为宗教常把乐园建设在幻想的世界，民众受了幻想的迷惑，忘去现世的苦痛，其结果，常常不想改造现实的社会，而只想离开现实社会，由是民众渐次失去革命性，苦难也因之而延长。在各种宗教之中，最可使人失去革命性的，莫如佛教，南北朝人民深中了佛教的毒，所以当时政治虽然非常腐化，而在历史上，我们只看见军阀们的“苦迭打”（coup d’état）（政变），却不见民众们的暴动，甚至于中央政府也不巩固。隋室虽然统一了南北朝，然而不及三十年而即亡，天下又复分裂。继此出来收拾残局的，虽然是唐，然而唐能统一天下，乃有恃于突厥的援助，唐高祖且不惜向突厥称臣（侥幸这种国耻，由唐太宗报复了），由此可知当时人民因中佛教的毒，失去政治的能力了。所以民众不先打倒宗教，绝对得不到真正的幸福。反抗高利贷的鲁达因逃命而入空门，一旦为了实行革命，又不能不逃出空门，跳上梁山，我们看到这里，当能知道宗教与政治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