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国民性”及观念的现代化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Chinese People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nception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天下观、伦理观、义利观等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理性高度——

  在我们国家,不断有人讨论一个问题,即中国人的“国民性”。也有人说这是伪问题,不存在国民性。我认为是有的,简单归纳起来,集中反映在其天下观、伦理观、义利观等观念中。

  从天下观到世界观

  先来谈天下观。今天我们比较多讲的是世界观,但是在古代是没有世界概念的,中国古代说的是天下。中国自古以来,都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有中国在天下中心的范围,而其他的周围都是“夷”。这个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越是靠近中间越是了不得,那是中原,在今天洛阳一带。如果边疆什么地方发达了,也会自称“小中原”。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越南、朝鲜等,甚至是日本。越南说自己是“小中华”,或是“南天中华”,越南的旧王宫里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匾额。

  唐朝时的长安像是个国际城市,各种各样的外国人都有很多,但是唐朝有没有派人出去留学呢?没有,去印度取经的玄奘是偷渡出去的。宋朝时,泉州已经形成了阿拉伯人的社区,也可以说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但是基本上也只是人家来我们不出去的。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最好,出去干什么?

  这种观念一直到明朝、清朝都是如此。乾隆皇帝赐给英国使者的诏书里,还是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无有”,天朝什么都有,难得你们国王派你来给我们祝寿,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你的,我们不稀罕你的,还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打败了,当时看到总得融入世界了,派湖南人郭嵩焘做英国大使,后来湖南人还组织了抗议,认为郭嵩焘丢了湖南人的脸,把他开除湖南省籍。

  西方人以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但是他们来了之后,发现连官方都称呼他们为“夷”。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条约里专门有一条,今后不能以英夷、法夷相称,我称你大清国,你要称我大英国、大法国。开始清政府成立了“通筹夷务全局”,后来改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了辛丑条约,专门加了一条,大清必须成立外务部,清朝没有办法,1901年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今后改为外交部。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概念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没有解放,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台湾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着解放军去解放。“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做了十几年教师,我整天讲这些,我一度对这些深信不疑。即使到现在,我们的教育还是说,中国历史上都比外国强。我是教历史的,不信到大学历史系做调查,有几个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在世界上到底排在什么位置?都认为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其实中国的历史在世界上最多是中等的,我们说自己是五千年文明,其实到现在能证明的也就只有四千年,这个历史跟古埃及有什么好比的呢?人家公元前五千年的东西还在,距今已经七千年了,跟巴比伦也不能比。

  中国的确在世界上处于先进的时候,这种天下观没有多大的影响,当中国孤立于世界时,也没有影响。但是当中国进入世界体系,如果还是这样的观念,那是相当危险的。这种天下观彻底解决,就是在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中国人从天下观进入了世界观,从自以为是天下最发达、最文明、最了不得的国家和民族,到承认是世界上很多国家之一,有长处也有短处,这是靠改革开放。

  至少现在没有哪一个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的天下观形成至少有三千多年了,现在改变过来,这是改革开放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要讲中国的国民性,我认为这是国民性很大的进步。

  伦理观的变化

  中国人的伦理观,是在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建立起来,是适应了当时社会的。比如孝,现在有人讲弘扬孝总是好的吧,其实孝的本质并不是尊老爱幼,尊老爱幼哪一个民族没有呢?只是尊和爱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孝对农业社会特别重要。像游牧民族、采集民族、航海民族是凭本事吃饭,但农业民族不能比谁种粮产量高,不能凭武力,而是靠周而复始比较简单的重复。民国时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汉朝时比没有多少的进步,甚至粮食产量更低,因为人多地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年纪大的人靠什么维持呢?不能靠劳动能力了,那就得靠礼仪制度,通过一种规范保持老年人的地位。中国的伦理、尊老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当时没有社会保障制度,要靠子孙供养,反过来子孙也要依靠家族,所以形成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正因为这样,最早的国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宗族血缘关系上。为了维持这样一套制度,也有一个要求,就是家族要得到繁衍,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后”不包括女儿,只能是儿子。

  分家的问题,也是中国伦理的大问题。几代同堂往往受到赞扬,但是实际上往往很少,因为统治者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征税的。比如商鞅变法就有规定,一个家庭有两个成年男子就必须要分家,独立门户,赶快生育,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一方面统治者拼命表扬四世同堂、多少代不分家等,但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征税等希望都是小家庭。大家庭的伦理一直是作为一个典型,实际上仅仅是维持社会的稳定,社会实际并非如此。

  改革开放之后大批的人口离开了农村,将中国最后的宗族观念的基础瓦解、消解了。现在广州城里,有几个是大家庭呢?现在各地修家谱、族谱,什么地方的人最积极呢?老家的,县城某某修谱会等。这种伦理观的维持,是靠原来的体制,把人都束缚在土地上,户口不能迁、人口不能流动,但是如果人口频繁流动了,这种观念就会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的需要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促使很多观念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例子,上海已经连续15年本地户籍人口负增长,已经到了维持人口更替的最低标准,已经达到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适当多生一点。上海市这几年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两胎,取消对不生育子女家庭的奖励等。这主要是社会的变革造成的,现代人主要依靠社会保障,靠子女供养观念基本上消解了,相应的伦理观也就发生了变化。这是改革开放以来观念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从“均贫”到“重富”

  第三个观念是义利观。中国长期以来,财富的来源主要是两个,即所谓的“耕读”。耕就是农业生产,读就是通过科举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这个意思。古代一个家庭被称为“耕读传家”,就不得了。中国古代商人要么非常低调,要么就结交官府,到了清朝时就买一个候补道台做做。很多商人即使赚了钱,也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子女回归到儒,培养他们念书,或者想办法买一个官做做。

  传统中国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的,这一点大家好像都有误解。中国历代都是“权力所有制”,所有财产都是属于皇帝的,所有的大臣、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过是为皇帝管理资产,皇帝可以随时剥夺。皇帝剥夺财产,是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只要一道命令就可以。传统中国从来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汉朝时每年财政收入分三份,一份是政府开支,一份用于皇帝家族的开支,还有一份最荒唐,给皇帝造陵墓,做皇帝第一件事是先修墓把老皇帝葬掉,还有给自己修墓。

  中国历代所谓的“均贫富”,其实都是“均贫”,富是均不了的,因为富的基础就是权力。要均贫富,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下来然后分掉,但是同时也造成了社会很大的破坏。而且一旦真正掌握了政权,政策马上改变了,如果真的坐了天下,不纳粮,统治者吃什么呢?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首先提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不是开了这个门,纠正了对财富的观念,能有今天这样的情况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确是带来了不少社会的弊病,但是今天我们还是应该肯定,一个政府能够把富民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采取了措施,使它真正地富起来,这是了不起的。

  为什么其他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基督教的伦理,原来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新教的伦理就通过对教义新的解释,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富裕,不仅是你自己的事,而且是荣耀上帝的事,这是为上帝增光。通过正当的手段致富,上帝也有面子。同时又告诉你,富了之后,应该做慈善、社会公益等等,所以你们的富是堂堂正正的。

  根据新教伦理的解释,富说明你有能力,是上帝眷顾你,你也是在荣耀上帝,只要你信上帝就能富,富是光荣的。而中国在义利观上长期是对立的,你要讲义就不能讲利,富了就是为富不仁。我们说富是光荣的,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这话能说吗?多少年来我们灌输的,就是把很多优良的品质和贫穷联系在一起,好像富了就没有优良的品质了,如“饱暖思淫欲”之类的谚语就说明这一点。

  总而言之,我觉得中国人的现代化,除了个人的努力,的确还有群体性的提升。不一定是看整个国民,离开了特殊情况,奢谈国民性是不妥当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群体性的这些问题联系中国的现代化,我想改革开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在天下观、伦理观、义利观等方面的进步已经到了前人所没有到达的高度,我想今后的前途是光明的。

文章来源:史学研究网,转贴自:《北京日报》2010年10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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