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贵金属与外销瓷
——从考古发现看明前期的南海贸易

　　【摘要】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西沙群岛海域发现了明初沉船遗留的铜钱、铜锭等金属制品，湖北粱庄王墓出土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铭文金锭，菲律宾等国发现明代的外销瓷等器物，反映了明前期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货币流通、商品交换、特别是郑和下西洋的境况，以及沿海地区私商贸易暗流、外销瓷生产等情形，见证了中国华南地区和东南亚悠久的海洋贸易传统和密切的文化交流历史，有较高学术价值。值得深入挖掘与研究。

　　【关键词】明前期；西沙群岛沉船；梁庄王墓；郑和下西洋；中国与东南亚关系

　　【作者简介】李庆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广州510610）。

　　【原文出处】《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185～194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曾经指出：“在历史上，华南同菲律宾及通称为东南亚的地区，关系至为密切。……在文化史上，从各个史前时期和有史时期到汉代以后，华南的的确确是东南亚的一部分。”【1】大自然的造化，季风吹拂下流淌的海水把华南与东南亚连为一体。秦汉以降，从华南到中南半岛、暹罗湾、爪哇海海域越来越密切的海洋贸易、人口迁移和文化交流，逐步构成一个经济联系密切的国际性海洋贸易圈。正如法国学者丹尼斯?龙巴尔（DenysLombard）所云：“中国华南地区和环南中国海地区，由于世代的贸易网络和文化交流而密不可分，构成一个可以和布罗代尔讨论的地中海一样的整体”【2】。

　　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与东南亚海洋考古发掘与研究不断有令人惊喜的新发现，有关明朝前期海外贸易，特别是郑和下西洋的考古遗址、实物资料也有发现，例如在中国西沙群岛海域发现的明初沉船遗留下来的铜钱、铜锭等金属制品，湖北梁庄王墓出土的各类来自海外的珍宝与“永乐十七年西洋等处买到”铭文金锭，菲律宾、越南、泰国等国家发现的明代外销瓷等器物，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情况，特别是郑和下西洋的盛况，还透露了明代朝贡贸易鼎盛时期沿海地区涌动私商贸易暗流，以及受海洋贸易刺激，中国华南、安南、暹罗等国沿海地区出现面向海外的商品性手工业生产情形。这些考古发现，对探讨明前期中外关系特别是郑和下西洋、华南与东南亚经济关系，仍然有较高学术价值，值得深入挖掘与研究。

　　一、从西沙群岛明初沉船考古看中国钱币外流、出口商品与南中国海货币流通

　　中国的西沙群岛与东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一样，自古以来就是连结亚洲一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海域海上交通的要冲之区，各国商民航行其间，遗留下大量海洋活动的历史遗物与遗迹。

　　1974年、1975年，广东省博物馆、海南文化局先后在西沙群岛进行两次文物调查，在11个岛屿、沙洲，采集到许多古代遗物，有南朝以来中国陶瓷器2054件，包括各种陶器、釉陶器，各种青釉、龙泉窑青釉、青白釉（影青）、酱黑釉、白釉、蓝釉、釉上彩绘、青花瓷器和紫砂器等，产地有江西、浙江、湖南、福建、广东和广西。年代最早的是两件南朝青釉六耳罐残片和一件青釉小杯，与同时期广东窑址和墓葬出土器物类似。此外还采集到宋代石砚1件。

　　在甘泉岛，考古工作者发现一处唐宋时期居民遗址，出土一批与广州皇帝岗晚唐、北宋窑址产品相同的陶瓷器、铁工具、铜饰物、鸟骨、螺壳、炭粒灰烬等，说明1000多年前，来自中国南汉的民众已经在西沙群岛生活居住。联系到在两沙群岛还发现明清以来中国渔民建立的14座古庙（海南渔民称孤魂庙、石庙、公庙、神庙、土地庙、娘娘庙，主要祭祀兄弟公、观音、天后、土地公），说明来自东南沿海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这片海域的主人。

　　调查队在北礁东北角礁盘边缘对一处估计是古代沉船遗址的海域进行调查，结果值得关注。该遗址是1974年5月海南琼海县潭门公社草塘大队0145号渔船在捕鱼作业时发现的。据考察，遗址在海水平潮水下约3米，遗物散落在直径10余米礁盘上，有铜钱、铜锭各一堆，其它地方零散分布；有些铜钱、铜锭胶粘在珊瑚石上，有些则包藏在珊瑚石里，厚度约40厘米。这次调查共采集到如下遗物：

　　（一）铜钱。12公斤，另有铜钱和珊瑚石胶结体大小10多块。铜钱可以辨认文字的有t995枚，计有秦“半两”、唐“开元通宝”、北宋“太平通宝”、南宋“建炎通宝”、金“正隆元宝”、元“至大通宝”、陈友谅“大义通宝”、朱元璋“大中通宝”、明“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见表一）。

　　（二）铜锭。24块（69公斤），大多为长方形，底平，表面弧圆。大小不等，大块重7公斤，小块重半公斤。

　　（三）铜镜。五块残件，其中一块有花纹。

　　（四）铅锌锭1块（半公斤）。经化验，其主要成分为铅、锌、锡及铜、铁，夹杂有乳白色的钙、镁等。【3】西沙群岛海域处在中国沿海通向南海的航线上。《郑和航海图》描绘宝船经过广东上、下川山、七洲、乌猪门、独猪山后，就进入南面的石星石塘、万生石塘屿、石塘，就是包括西沙群岛一带的海域。通常秋冬南下的海船利用西北季风，春夏利用东南季风。宋人朱或谓：“船舶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4】分析认为，北礁发现的遗物应该是一艘从华南沿海南下、航向南海发生海难的沉船遗留下来的。

　　铜锭、铅锌锭在古代沉船遗物中甚为多见。相对而言，由于金属制品质地比较细密坚硬，在海水浸泡下不容易被腐蚀损坏，也是上佳的压舱物；另外，金属原材料或金属制品可用以制作武器或农具，因而在古代海外贸易中很有市场。1997年，德国海床勘探公司（Seabed　Explorations）、印度尼西亚老海成公司（P．T．Sulung　Segarajaya）联合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以北150公里的印坦油田海域25米深处海底，打捞到一艘10世纪的东南亚籍海船，相信是一艘从南汉国都广州贸易归航时沉没的，船上装载有大量货物，其中金属材料及其制品数量很大，有可能来自婆罗州西南部的铜块上百个，重2000公斤；来自邦加岛或勿里洞岛的锡块，重2000公斤；铅块，长方形柱状，每块重约20公斤；银锭，97枚，每枚重约50两，总共接近5000两。【5】2007年，举世瞩目的中国“南海Ⅰ号”、“南海Ⅱ号”（最近更名“南澳Ⅰ号”）沉船也发现为数不少的铁质凝结物（铁锅）和银锭。【6】

　　北礁出水铜钱，以明“洪武通宝”、“永乐通宝”最多，应该是同一艘沉船遗留下来的。明初仿元朝币制，用钞不用钱，但不久就加以变通，钱钞兼甩，后来纸币贬值，支付悉用银钱。朱元璋未称帝前，铸造大中通实。洪武元年，颁布洪武通宝钱制，除京师宝源局外，各省宝泉局亦铸洪武通宝，分为五等。成祖朝永乐通宝的开铸，或曰铸于六年，或曰八年，或曰九年，可能是六年先于京师（南京）开铸，八年、九年，浙、赣、广、闽四布政司继之。永乐钱没有折二以上大钱，只有小平钱，光背精整，规制划一。【7】北礁出水的洪武钱、永乐钱，没有使用过的痕迹，似乎是刚从钱库中提取的新币，说明沉船是一艘载有大量财物、前往海外的官船，或许与郑和下西洋船队有关。

　　明代流通的钱币，不少为旧钱，特别是唐宋钱，明钱只占小部分。北礁沉船遗址出水从秦至明初多个朝代的各种钱币，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种情况不独明代为然。2007年出水的宋代“南海Ⅰ号”沉船，从上世纪80年代始，先后出水多个朝代的钱币6000多枚，有36种之多，年代最早的为东汉的“货泉”，其次为隋唐时期的“五铢”钱和“开元通宝”；少部分为五代十国钱币，如后周“周元通宝”、后唐“唐国通宝”；当然两宋各朝年号铜钱最多。

　　在古代东西方贸易交往中，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换手段的钱币很容易“泄漏”到国外，并在相关国家流通起来，成为国际通用的交换媒介。考古发现显示，贯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和地区，出现过大大小小的使用国际货币的流通区。例如4～7世纪，从波斯以东到中国河西走廊，曾经是白银通货流通区；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40年代，受唐朝铜钱规制影响的河西地区，形成一个同时使用金银与铜钱的特殊货币区。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在中国境内发现1000余枚外国钱币，包括在内蒙古、新疆、宁夏、陕西、河南、河北、甘肃、辽宁、青海、浙江等地的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墓葬中发现的40余枚5～8世纪东罗马（拜占廷）帝国钱币。地处南海交通要冲的岭南地区在六朝至隋唐时期杂用金银。上世纪60一80年代，广东英德县浛淮南齐墓、曲江县南华寺、遂溪县附城边湾村南朝窖藏出土一批波斯银币，有萨珊王朝卑路斯（Peroz）、耶斯提泽得二世（YazdegerdⅡ）、沙卜尔三世（ShapurⅢ）所铸的银币。这些古钱币是研究古代东西方交通贸易的珍贵实物，所以日本学者冈崎敬说，从东向西的丝绸之路，也是从西往东的“白银之路”。【8】

　　从华南到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群岛及其它岛国海域构成的南中国海，地处东亚、东南亚对印度洋海上交通之要冲，历史上就是一个交往频繁、联系密切的海洋贸易圈，其波澜壮阔的贸易图景与风情万种的海洋社会，不逊色于布罗代尔笔下的地中海世界。在这一国际性海洋贸易圈，不少国家和地区使用金银、海贝巴为货币。《宋史》记载，宋代占城“互市无缗钱，止用金银较量锱铢，或吉贝锦定博易之值。”丹流眉国“贸易以金银”。三佛齐国“无缗钱，土俗以金银贸易诸物。”【9】另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真腊、三佛齐、细兰等国，番商兴贩都用金、银、瓷器等博易。【10】苏吉丹国“民间贸易，用杂白银凿为币，状如骰子，上镂番官印记，六十四只准货金一两，每只博米三十升，或四十升至百升；其它贸易悉用是，名曰‘阇婆金’。”该国盛产胡椒，货银二十五两。可博十包至二十包，每包五十升。当地经常发生海上抢掠，“俘人以为奇货，每人换金二两或三两”，导致番舶不敢前来贸易。【11】凌牙斯加国番商兴贩用酒、米、荷池缬绢、瓷器等，以货物准金银，如酒一灯准银一两，准金二钱；米二灯准银一两，十灯准金一两之类。【12】还有国家使用海贝巴为货币。诸如此类，在《岭外代答》等史书也有记载。

　　南海诸国还有兼用外国钱币的习惯，古罗马钱币、波斯银币、中国历代铜钱，在这些国家的考古遗址中时有发现，其中中国钱币最多。1994年中国学者姚朔民介绍，印度埃格摩尔、马德拉斯和泰米纳德政府博物馆收藏有一批中国古钱，这些古钱出土地点为印度东南部的泰米什纳德邦坦贾武尔地区的窖藏。窖藏共3个：1号窖藏有20枚，2号窖藏有1822枚，3号窖藏有323枚。现存资料分析，1号窖藏宋钱占该窖藏古钱总数的83％，2号窖藏宋钱占该窖藏古钱总数的95％，3号窖藏宋钱占该窖藏古钱总数的93％，3个窖藏还出土了少数汉唐古钱。【13】泰米什纳德邦坦贾武尔地区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位于唐宋时期南天竺注辇国境内，说明宋代钱币不仅在南海诸国使用，在相邻的印度洋国家也有流通。郑和下西洋时代，据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记载，暹罗、爪哇、三佛齐，乃至印度洋的锡兰，都使用中国铜钱（以宋钱为主）。这样，中国钱币在东南亚、印度洋一些国家和地区充当了国际通用货币的角色，大行其道，不仅在南海贸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对相关国家货币制度、经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14】如果说连结东西方的海洋航线是一条历史久速的流淌不息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茶叶之路”，那么称之为“铜钱之路”，也未尝不可。

　　西沙沉船考古发现还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印证了历史记载中的一些重要史实，即郑和下西洋确实动用了国家鉅量的人力、物力和资财。《续文献通考》记载，永乐年间每年派遣内官出使外国，以及西北买马，动用官钱动辄几千万。【15】《明鉴纲目》谓郑和下西洋“中国前后耗费亦不赀”。【16】“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17】以致于一些朝臣反对成祖的对外政策，谴责郑和等出使西洋的活动。左庶子邹缉在《奉天殿灾疏》中指出：“朝廷岁令天下有司织锦段铸铜钱，遣内官裔往外蕃，及西北买马收货，所出常数千万，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费中国，糜敝人民，亦莫甚于此也。且钱出外国，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与之，此可谓失其宜矣。”【18】如前所述，北礁水下考古发现的铜钱、银锭，估计是某次下西洋船队遇难沉没遗留下来的，反映了永乐年间复杂的社会经济内容，尤其为郑和经略西洋以及明初朝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19】

　　二、明梁庄王墓出土“西洋等处买到”铭文金锭见证郑和下西洋与朝贡贸易寅

　　200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钟祥市长滩镇大洪村二组龙山坡上，发掘了明梁庄王朱瞻垍（1411～1441）墓。该墓距离钟祥市区25公里，距明显陵32．5公里。依山而建，有内外茔园，均呈长方形，南北向。地宫分前后二室，以甬道相通；前室和甬道均有随葬品，后室并列安放梁庄王及其继妃魏氏的棺床。

　　梁庄王墓曾三次被盗而未遂，墓内随葬品保存完整，共出土各类遗物1403件（套），计人附件达5342件，有金、银、玉、瓷、陶、铜、铁、铅、锡、漆木、骨角器；按其功用，分为三类：实用器、丧葬器和法器。据湖北省博物馆馆长王红星等专家介绍，梁庄王墓出土文物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出土大量法器，这在以往明代墓葬考古中罕见。藏传密教西夏时传人内地，元朝达到鼎盛，明朝初年密教诸派仍为明朝统治集团所重视。梁庄王墓众多的密教法器随葬品，显示了明代早期藏传佛教对宫廷影响很大。

　　二是大量出土遗物来自海外。粗略计算，所有随葬品使用大量金银珠宝，其中金16000克，银13000克，玉14000克，各种宝石700多颗。世界五大名宝中，除钻石外，其它名实在梁庄王墓都有发现（见表二），而且不乏精品。例如蓝宝石中有蓝色极优的品种，有金色的品种，有些大粒蓝宝石重量近200克拉；金绿石多具猫眼效应，有些红宝石、蓝宝石具有星光效应。

　　2005年9月30日至2006年1月2日，梁庄王墓出土文物精品在广东省博物馆展出，展品中镶嵌各种珍宝的文物比比皆是（见表三）。当然，需要指出，这些宝物并不一定全部来自海外。

　　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庄王墓出土金器中有2件带铭文金锭，其中一件铭文为：

• 　　随驾银作局销镕捌成色金伍拾两重
• 　　作头季鼎等
• 　　匠人黄关弟
• 　　永乐拾肆年捌月  日

　　另一件铭文为：

• 　　永乐十七年四月  日西洋等处买到

　　专家认为，第二件金锭可以确信与郑和下西洋有直接关系。永乐十四年十二月至十七年七月，郑和率领宝船第五次远航，抵达占城、彭亨、爪哇、满刺加、苏门答腊、南渤利、锡兰、沙里湾尼、柯枝、古里、忽鲁谟斯、溜山、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林、刺撒、阿丹等国。梁庄王墓出土的金锭，或许就是使团从西洋各国购买回来的，经过重新熔铸，后来赏赐给朱瞻垍。

　　朱瞻垍，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九子，郭贵妃所生。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成祖驾崩，仁宗继位。十月壬子，立长子朱瞻基为皇太子，封子瞻埈为郑王，瞻墉越王，瞻墡襄王，瞻堈荆王，瞻墺淮王，瞻垲滕王、瞻垍梁王，瞻埏卫王。【20】洪熙元年十月，仁宗崩，朱瞻基继位。宣德四年，朱瞻垍就藩安陆，即楚国郢邸（今钟祥市）正统元年，瞻垍上言郢地气候卑湿，请移内地，未果。六年卒，享年仅三十岁。无子，封除。

　　朱瞻垍在诸王中属年幼，应该人缘不错，可能体弱多病，故得到宣宗及诸王特别关爱。宣德初，“诏郑、越、襄、荆、淮五王岁给钞五万贯，惟梁倍之。”正统元年，在诸王中“最长且贤，众望颇属”的襄王瞻墡自长沙徙襄阳，途经安陆，探望瞻垍，流连不忍去。临别，瞻垍恸曰：“兄弟不复更相见，奈何厂左右皆泣下。【21】

　　朱瞻垍生活在永乐、宣德及正统间，享受盛世荣华富贵。他去世后的厚葬特别是使用大量来自海外的随葬品，数额之巨（包括郑和下西洋带回的金锭），质量之高，为已发掘的明代亲王墓之最，反映了永宣时期郑和下西洋和朝贡贸易的盛况。从另一角度看，郑和时代明朝统治集团热烈经营朝贡贸易，换来无数的海外珍异，主要是供给皇室消费，受益者是统治集团内部少数王公贵族，与国计民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也是历代官方对外贸易几乎都是由掌管“天子私藏”的内府钦差（特别是派遣宦官）垄断经营的关键原因。

　　三、菲律宾发现中国销瓷与明代中菲关系、私商贸易、外销瓷产销网络

　　上世纪50年代，李剑农曾指出：“明初海上之商业关系，已呈变态”。【22】主要体现在统治集团的外交理念与政治取向上，以及由此而来的朝贡贸易体制，朝贡贸易在海禁政策配套“护航”下，极大地抑制了唐宋以来蓬勃发展的民间私商贸易。明前期，只有朝贡贸易是合法的，私商贸易则属非法，这是讨论明代海外贸易首先需要明确的历史背景。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永乐朝由于对外政策改变，中外交往增多，客观上也为私商向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正如嘉靖时郑晓所云：“永乐初西洋之役，虽伸威海表，而华人习知海夷金实之饶，夷人来贡，亦知我海道，奸阑出入，华夷相纠，以故寇盗复起。”【23】所以，明初海禁森严的沿海宵际上不时涌动着接济走私暗流，所谓“闽、广之民，造船涉海，趋之若骛，或竟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24】洪武年间，满者伯夷王朝统治下的三佛齐旧港“国人多是广东、漳泉等处人逃居此地”。【25】后爪哇减三佛齐，然不能尽有其地，“华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据之”。【26】广东人陈祖义，举家迁居该地，“充为头目，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27】，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南海人梁道明，贸易于旧港，“久而情熟，挈家住居，积有年岁。闽广军民弃乡里为商从之者至数千人，推道明为长”，“雄视一方”。【28】西方学者称：“很多广东籍富商住在那里，其中有些已改信了伊斯兰教”。【29】到16世纪末，东南亚许多地方都有华人的踪迹，不少贸易港口出现华人聚居的小区。

　　明朝民间走私贩运到海外的物品，主要有丝绸、茶叶、瓷器，还有土布、糖、冰糖、麝香、大黄、鬼桂子、姜黄、朱砂、樟脑、明矾、铜、水银、锌、铁锅等。上世纪中叶以来，东南亚考古发现了不少来自中国的器物，尤其是1970年代以后的海洋考古活动，打捞多艘大航海时代前后的东西方沉船，为明代及其后的中国与南海诸国贸易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瓷器是中国外销商品中遗存数量最多的商品。【30】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在美国学者罗伯特?B?福克司等人指导下，对西班牙人人侵之前和14世纪末至16世纪初八打雁省等地的考古遗址进行数次大规模的系统挖掘，发现大批与中国一菲律宾贸易有关的遗物。

　　第一次，1958年5月至1961年6月，地点是八打雁省卡拉塔甘（Calatagon，Batangas）地方，发掘11个埋葬遗址的1300座他加禄）人（Tagalog）墓葬。据福克司介绍，这次考古共发现1135件来自华南、暹萝、安南的外国外销陶瓷器，其中八成来自中国。此外还有4枚明初铜钱，1个托盘，2个销头，几个铃子和弹尖。另据报导，1960～1961年，卡拉塔甘半岛至少有20个墓葬遗址被当地劳工挖掘和掠夺，被窃的陶瓷器至少有3000件（包括中国产品）流失到马尼拉私人收藏家手中。

　　第二次，1959年，地点在八打雁省圣路易斯区布东（Butong，San Luis）地方，共发掘14～17世纪初的古墓70座，出土中国、暹罗、安南陶瓷器89件。

　　第三次，1960～1961年，地点在邦板牙省波拉克区的阿森达·拉蒙（HacicndaRamon,Parac，Pampanga）地方，共发掘两处遗址：一是古巴特（Gubat），年代为晚唐到元朝；二是巴卢布克（Balukbuk），年代从宋末到明初。这里的古墓曾经被盗，完好的中国瓷器不多，但不少其它遗物与陶瓷碎片一起出土，包括宋末到明初的层积贝冢，对了解更早时期中菲接触有帮助。

　　第四次，1961年，地点在马林杜奎岛皮拉皮尔洞（PilapilCavc，MarinduqucIsland），发现大批宋元两代的陶瓷碎片，与当地遗物混在一起。埃文赫利斯达（Evangelista）参加了这次考古发掘，1960年，他曾在马林杜奎岛和班东岛（Banton）的其它洞穴进行短期考察，结果有14世纪、15世纪中国、暹罗陶瓷出土。【31】

　　文献记载，中国与菲律宾海上交通最早发生在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云：“摩逸国，太平兴国七年，载宝货至广州海岸。”【32】摩逸即麻逸，今菲律宾民都洛岛。当时中菲交往主要取道南海道，即从广州南下中南半岛，绕道占城、渤泥前往菲岛，航行其间的外国商人主要为阿拉伯人。然而20世纪40年代菲律宾考古发现显示，有几个遗址出土过晚唐的陶瓷器，说明菲律宾与华南之间，在晚唐便开始有交往。对菲律宾史前考古有很高造诣的拜尔（H．OtieyBever）教授认为，晚唐一些中国陶瓷运抵菲律宾，不管是阿拉伯人还是中国人，其贸易大体上与海岸一带小区进行，也包括沿着河流，进人海岸附近的内陆聚落进行交易。北宋中期，从福建泉州经澎湖到达菲律宾吕宋岛、民都洛岛和巴拉望岛的新航线开通。中国商人一般在冬春季节乘东北季风南下，盛夏（5月、6月）在台风季节来临前，或秋季台风季节过后，乘西南季风返回，旅程虽多惊险，但一年可以一次往返。【33】

　　宋代中菲贸易菲方主要以马尼拉为中心，来自中国广州、泉州的商船运来瓷器，然后转运到群岛沿岸其它小区。瓷器在菲律宾人日常生活和祭祀仪式中广泛使用，瓷器贸易在中菲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明朝初年，菲律宾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吕宋、冯嘉施兰、古麻拉朗、苏禄等都与明朝确立朝贡关系。洪武、永乐间，菲岛各国10多次派遣使节来华朝贡。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东王、西王、东王妻等三位首领率领340人的联合使团前往明朝，受到明朝隆重接待。苏禄东王巴都葛巴答剌在归途中病逝于山东德州，就地厚葬，墓今存。

　　明代中菲民间交往也有新进展，中国商人到达菲岛大部分地区，在马尼拉、宿务、和乐等贸易中心与菲人进行直接交易。罗伯特?B?福克司说，和乐与苏禄出产珍珠、贝壳和其它海产，吸引许多商人来此贸易；当地以捕捉鲨鱼为主业的巴爪人（Badiaw,亦称“海上吉普赛人”）同华族中间人的共生关系，有数百年的历史。【34】

　　朝贡贸易是明初中菲贸易的主要形态，但从福克司介绍的卡拉塔甘半岛等地的数次墓葬考古看，民间贸易似乎更具有实质性意义。在考古记录中，中国贸易物品种类有限，瓷器占大多数。显而易见，菲律宾人需要的商品，是某些特殊的种类，包括布匹、陶瓷、铁器之类。这些都靠偷偷摸摸而又源源不断的民间贸易获得。2007年5月，广东南澳岛渔民在云澳海域发现明后期沉船“南澳I号”，2010年以来出水瓷器超过万件，器形有盘、碗、罐、碟、瓶、盖盅等，花色以青花为主，多为福建漳州窑产品，部分产自江西景德镇；此外，沉船还发现毓炮及铁锅等遗物，显示追艘船有可能是万历年间沿海走私船或海盗船，对研究明后期私商贸易、民窑生产的瓷器产销体系有特别价值。【35】

　　明代中国的外销瓷生产主要集中在内陆的江西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是具有明显出口导向的产、供、销一体化的经济体系。考古学家在研究菲律宾出土的明初陶瓷遗物后发现，一些中国瓷器既不见于中国大陆珍藏，也不见于近东其它地区的遗址或收藏，但在菲律宾到处都有发现，例如被称为“漏底”的瓷器——一种无脚缘盘碟——就是如此，这种瓷器大概是中国陶家根据菲律宾市场需要而特别制作的。不过这些瓷器比较粗糙厚重，显然是因为明代专门生产外销瓷的都是民窑，其产品本来就是普通的民间日用瓷器。据说中国帆船运来某个窑场烧制的大批特种瓷器，其中大多数甚为低劣，很难找到买家，于是，那些帆船只好到处贩运，往往一个地区倾销一种或数种瓷器，在另一个地方则倾销另外几种瓷器。【36】

　　对于明初朝贡贸易活动，学界已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对民间走私贸易及沿海地区相关生产、经营活动情况，由于文献记载极度匮乏，历来不甚清楚。菲律宾考古发现的重要价值，在于为明代民间私商贸易的商品结构、外销瓷生产等问题，都提供了来自“域外的”很有价值的实证资料和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线索。

注释：

【1】Chang，Kwang-Chih，Major problems in the culture his-tory ofSoutheast Asia,《“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13期，台北，1962年，第1～23页。

【2】Nola Cooke and Li Tana，ed．,Water Fronticr Commerccand CAc Chinese in the Lower Mekong Region，1750-1880,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4，p．2．

【3】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广东省西沙群岛第二次文物调查报告》，北京：《文物》，1976年第9期。

【4】朱或撰、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5】杜希德（Dcnis Twitchett）、思鉴（Janicc Stargardt）：《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北京大学㈩版社，2004年，第383～432页。

【6】李庆新：《“南海Ⅰ号”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0年，第87～91页。

【7】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68～471页。

【8】参见冈崎敬：《东西交涉考古学序说——丝绸之路与白银之路》，《东西交涉的考古学》，东京：平凡社，1973年，第8页；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年，第21～33页。

【9】《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外国传》。

【10】【11】【12】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9、36、52页；第60～61页；第45页。

【13】姚朔民：《印度发现的中国占钱与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国钱币学会东南亚货币研究会编：《瀛海流泉——东南亚货币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47～154页。

【14】据研究，15世纪郑和下西洋时代，马六甲国际贸易流通一种依照南宋铜钱版样制作的锡币，有两种面值：1钱锡币、2钱锡币，这种锡钱马来人或华人都能接受。另外，17世纪、18世纪一些国家按照中国钱制（主要是唐宋钱）铸造钱币，这些钱币进入东南亚市场，对相关国家的货币流通产生一定影响。1659～1685年间，日本当局在长崎设立铸币厂，模仿中国旧铜钱样式，专门生产用于出口的铜钱，这种日本铜钱的主要贩运者是台湾郑氏集团。18世纪越南北部（东京）采矿业的发展，以及从日本和中国进口铜及锌，越南南部（DangTrong，内区）和北部（Dang Ngoai，外区）仿制数额巨大的钱币，虽然东京的钱币原料是由华人矿工开采出来的铜，而交趾支那的铸币原料是由中国帆船从广州输入的锌与铜合金制造，但不影响它们大量流向国外——大部分流往中国，以至于中一越钱币流通的方向从以往的中国向越南输出，反转为越南向中国输出——当然还有流向东埔寨、暹罗和南洋群岛。因此，在东南亚市场上，除了流通中国历代新旧铜钱外，还有部分来自别国仿制的“中国铜钱”。参见The Collectionof Malacca Coinages 13th-18th，ByTony Lye Fong Nge（赖鸿义：《十三至十八世纪马六甲钱币集》），2005，P.140；李塔娜（LiTana）撰、徐素琴译：《十八世纪越南铸币及其在亚洲的流通》，《海洋史研究》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15】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五。

【16】印鸾章：《明鉴纲目》卷三《遣中官郑和使西洋》，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

【17】严从简着、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八《古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8】邹缉：《邹庶子奏疏》卷一，陈子龙、徐孚远等辑：《明经世文编》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19】本节关于梁庄王墓出土遗物及表格资料，均据广东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联合承办的“郑和时代的瑰宝——梁庄王出土文物精品展”（2005．9．30～2006．1．2）之图录文字说明。

【20】张廷玉等：《明史》卷八《仁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1】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十九《诸王列传》。

【22】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60～173页。

【23】郑晓：《皇明四夷考》卷上《日本》，《吾学编》，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24】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二《南洋各岛序》。

【25】【27】马欢着、冯承钩校注：《瀛涯胜览校注》“旧港国”条，第16～17页。

【26】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二十四《三佛齐传》。

【28】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爪哇》；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二十四《三佛齐传》。

【29】W．J．卡德（W．J．Cator）：《中国人在荷属东印度的经济地位》，厦门：《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年第3期。

【30】例如，泰国自1974年以来在暹罗湾海底考古发现遗址25处，其中有9艘是14～19世纪沉船。1990年代以来，越南在中南部海域多次进行沉船勘探与发掘，打捞了5艘沉船，年代从15世纪到18世纪，它们是：广南省岘港附近的占婆岛（ChamIsland）沉船（15世纪）、巴地一头顿省HonCau岛沉船（1690）、金瓯（CaMau）省海域沉船（1723～1735）、建江（KienGiang）省海域沉船（15世纪）和平顺省藩切（Phan Thiet）沉船（17世纪），都有数额巨大的瓷器遗存。参见黎道刚：《泰国古代史地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68页；Nguvcn DinhChien，The CaMauShipwreck 1723-1735，HaNoi，2002，PP．14．91．

【31】【34】【36】罗伯特·B·福克司：《从考古记录看中国对菲律宾的影响》，张清江译，原载《菲律宾研究》，第16卷第1号，马尼拉，1967年，收入《东南亚历史地理译丛》（南洋学会专刊之四），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学会，1989年，第156～168页。

【3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四。太平兴国七年，即982年。

【33】金应熙主编：《菲律宾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7页。

【35】许黎娜：《广东南澳海域惊现“南海二号”古沉船》，北京：新华社，2006年6月11日；许黎娜：《“南海Ⅱ号”发现毓炮》，广州：《南方都市报》，2007年8月18日。

文章来源：《明清史》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