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心论”与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构建问题初探
【内容提要】目前，我国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的重构工作正处于起步阶段，而有关欧洲中心论问题似乎仍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鉴此，需要对欧洲中心主义及其在历史理论与撰述中的具体表现做大致的分析清理，以此为前提和参照系，进而着力辨明欧洲中心论与欧洲中心二者之间的差异，旨在为世界近现代史的欧洲中心体系构建思路提供合理性证明。
【关键词】欧洲中心论 欧洲中心（体系） 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
【作者简介】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及欧美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文献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0-2952（2007）01-0104-07
随着西方整体史观、全球史观的引入以及国内现代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世界史学科体系的重构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关注，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出发，就有关世界史体系构建的总体原则与基本思路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展开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一些不乏创意的见解。【1】世界史学科体系的重构显然是一次巨大的智力挑战，它既面临着体系更新时所需要的观念转换与思维创新，又必须对旧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加以清理与扬弃；观念的转变与思维创新已属不易，而扬弃旧体系及其构建原则与理念的过程却也并非能够一蹴而就，就后者而言，一向聚讼纷纭的“欧洲中心论”问题即是突出一例。
比较起来，在整个世界史范围内，“欧洲中心论”似乎与世界近现代史有着更密切也更为直接的关联，这既是由于近代时期是“欧洲中心论”及其各种形式的变种得以广泛流播并产生突出影响的一段时期，更是因为近代时期曾是欧洲崛起并一度雄霸整个世界的历史时期，而正是欧洲（首先是西欧）从亚欧大陆的一隅之地不断崛起与迅速扩张，才最终导致了欧洲一些人的心理膨胀与“欧洲中心主义”的出笼。“欧洲中心论”与世界近现代史之间的这种特殊关联，决定了有关欧洲中心论的讨论相应集中于针对世界近现代史阶段，【2】惟其如此，则它也成为人们在思考重构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
一
“欧洲中心论”亦作“西方中心论”，依照其西语形式，二者又分别被称为“欧洲中心主义” （Euro-centrism）或“西方中心主义”（West—centrism）。一直以来，由于欧洲中心论一词具有某种不言自明、一望而知的意味，有关欧洲中心主义的种种讨论因此而存在着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缺少对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明确界定。由此而导致的相应后果则是，人们常常会遭遇到这样的情形：在使用同一个“欧洲中心论”术语的不同论者或作者那里，所谓的“欧洲中心论”往往指的并不完全是同一回事，或者根本就是大相径庭。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任何有关欧洲中心主义的讨论展开之前，都应该而且也必须就这一概念的本质内涵做出较为明确的界定，否则，由某种模糊与似是而非的默契或认同所带来的混淆与歧异，就只能是要么使得有关的讨论无从展开，要么也只能是自说自话、无的放矢。
在为数不多的有关欧洲中心主义的明确界说中，当代美国学者J．M．布劳特的说法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布劳特持强烈的反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其近著《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一书中的基本观点深得《白银资本》作者弗兰克的赞赏。【3】在该著的开篇之初，布劳特即明确声称：“本书写作的目的在于破除关于当代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的一种强而有力的信仰”，布劳特此处所谓“信仰”指的就是“欧洲中心主义”——用布劳特自己的话说，也叫“欧洲中心传播主义”。他接着说明的是这一信仰的实际内涵，他指出：“这一信仰的概念是，欧洲文明——即‘西方’——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优越性，某种种族的、文化的、环境的、心灵上的或精神上的特质。这一特质使欧洲人群在所有历史时代直至当今时代，永远比其他人群优越。”【4】在该书的另一处，布劳特还就欧洲中心主义一词的适用范围明确指出道：对于“所有认为欧洲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比非欧洲人（以及所有非欧洲人后裔少数民族）优越的观点”，欧洲中心主义“都是一顶适用的帽子”。【5】
布劳特的看法当然只是一家之言，不过，相对于时下有关欧洲中心主义论争中普遍存在着的概念上的模糊性与随意性，这一关于欧洲中心主义及其适用范围的明确界说还是具有明显的优点，它至少让我们对欧洲中心主义这一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观念变体产生一种较为明晰的认识，从中我们可以抽绎出一些有关欧洲中心主义的实质精髓，读出一些有助于人们辨识欧洲中心主义的明显特征来。首先，布劳特告诉我们的是，整体而言，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关于欧洲文明具有独特优越性的“信仰”。既曰信仰，这便意味着：对于坚持这一信仰的信徒们来说，他们始终是把自己所信奉的信条体系视为“真理”，甚至视为科学意义上的“真理”，因此，无论其所信仰的内容如何有悖于真实的历史进程，也都不可能改变坚持这一信条的信仰者的根本立场。由欧洲中心主义整体上所具有的“信仰”特征出发，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地发掘出它的另一些基本特质，这其中，最明显的当是它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一文化优越论的特点。从布劳特有关欧洲中心主义内涵的概括中可以看出，无论欧洲中心主义采取何种形式，其所宣扬的都是欧洲文明（即西方的、白人的文明）的所谓“优越”特质，并且，这种由西方白人所创造的文明之优越特质是从过去延续到现在并将永远延续下去的特质。概言之，由于西方人具有某种种族的、文化的、环境的、心灵上的或精神上的种种特质，从而决定着西方人相对于其他非欧洲人群将自始至终地居于优越地位，西方白人是迄今为止的历史之真正创造者并将继续作为历史的创造者而永远存在下去。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那种无时间性的或者超历史的种族或种族一文化优越论的幻念，而正是在此我们便又接触到了欧洲中心主义所蕴含的一种核心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突出特点在于，它不仅是以欧洲为中心和唯一着眼点的狭隘历史观，而且是有意识地忽视甚至排斥其他非欧洲民族作为历史行动者的历史观。用布劳特的话说，叫做“隧道历史眼光”。对此，布劳特进一步分析指出：“欧洲人所教授的、著作的、想像的历史和历史地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而且在许多方面直到今天（我们将会看到），仍然处于一个时间隧道之中。这个时间隧道的墙壁形象地说就是大欧洲的空间边界。所谓历史就是顺着欧洲时间隧道的时间向后看或向下看，并试图决定什么事件在那里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为什么发生。为了说明‘为什么’，当然需要把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但是只是把发生在欧洲时间隧道的事件联系起来。墙外的事件看来像岩石一样僵硬、没有时限、没有变化的传统。我把这种思想称为‘历史隧道眼光’，或者简单地称为‘隧道历史’。”【6】“历史隧道眼光”决定了欧洲一些人势必将西欧一隅的历史普遍化为整个人类的历史，用西欧的尺度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并且“用西欧的历史来剪裁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7】
可见，作为一种信仰体系的欧洲中心主义首先表现出的是它的意识形态的与非理性的一面，而在这同时，其所具有的非（反）科学与非（反）历史的一面也便立刻显现出来。当然，由于欧洲中心主义并不是一套完整而固定不变的原则体系，而是由各种不同表现形式而呈现出的松散的观念系列，因此，它的某些具体特征往往必须经由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才得以呈现并由此而得以为人们所认识。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依据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人们也可能会对它的性质及其特征做出不同的认识和归纳。但是很显然，布劳特有关欧洲中心主义的界说以及由此所反映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若干突出的实质性特征，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识别标记，其最大的好处是能够使我们在面对欧洲中心主义时，具备了某些基本的判断依据，由此而能够较为可靠地把握何者属于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至少能辨识出何者不应归入欧洲中心主义之列。
二
布劳特有关欧洲中心主义的界说为我们确立了一个基本的逻辑起点，由此我们便得以不再含糊其辞地转入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具体讨论之中。从这一基本的逻辑起点出发，进入历史研究领域，我们发现，尽管历史研究领域并非欧洲中心主义的唯一寄身之所，【8】但是，由于历史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所居的基础性地位，加之欧洲中心主义本身也必须借助历史学以作为其最有力的思想依恃与学术支撑，因此，历史研究领域遂一度成为欧洲中心主义泛滥成灾之地。欧洲中心主义在这里获得了它最完善的形式，得到了最为充分的显现。
大致说来，历史研究领域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出现于18世纪末。与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时代早期的整体世界史观及世界史编撰传统不同，夹杂着种族一文化优越论与“历史隧道眼光”的欧洲中心主义已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少数历史著作家的历史理论阐释与历史编撰实践中。德国历史哲学家赫尔德与哥廷根学派历史学家穆勒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赫尔德是德国启蒙运动中颇负盛名的史学家，但与此同时，赫尔德也被柯林武德称为第一个“以系统的方式承认在不同人种之间存在着差别，而且承认人性并不是一致的而是分歧的”思想家。其种族差异论思想已明显流露出种族文化优越论的征象。在赫尔德看来，“唯有在欧洲，人类的生命才是真正历史性的，而在中国或印度或美洲的土人中间，就没有真正历史的进展，而只有一种静止不变的文明，或者一系列的变化，其中旧的生活形式虽为新的形式所取代，但并没有成其为历史前进的特点的那种稳定的积累的发展。”他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欧洲是人类生活一个得天独厚的区域，正如人在动物之中、动物在活的有机体之中和有机体在地球的存在物之中得天独厚一样。”【9】把欧洲和欧洲人置于其他地区的人类之上，以欧洲魄历史取代世界历史，人为地将其他民族和人民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赫尔德历史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于此可见一斑。
与赫尔德差不多同时的德国历史学家穆勒，则成为世界史编纂实践中“明确主张西欧中心论的始作俑者”。【10】穆勒虽然也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但他的所谓世界历史统一性实际则“变成了欧洲历史（确切地说是西欧历史）的统一性”。穆勒一改哥廷根学派早期的世界史编撰原则与基本思路，公然宣称：“我关注的是人类种族的欧洲部分”。可见，在穆勒这里，欧洲中心主义已不再是赫尔德式的含蓄表达，而是赤裸裸的公开宣扬了。在穆勒的带动和影响下，大约从18世纪末开始，“西欧中心论的观念在哥廷根派历史学家中逐渐流行开来，由他们所撰写的世界通史已不成其为‘通史’了，特别是对近代以来的历史的叙述，都把世界史统一到西欧历史中，一部世界史变成为近代西欧各国制度的历史”。【11】将西欧以外的各民族、各国家历史拒于世界历史之外，以西欧历史的统一性取代世界历史的统一性，西欧中心主义由此堂而皇之地进入历史编纂实践中，成为为害极广的观念怪胎。
进入19世纪，欧洲中心主义更是迎来了其恣意横行的极盛时期。世界史理论与编撰实践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些“经典”表现形式，正是在这一时期相继登台亮相的。首先是黑格尔从理论上对欧洲中心主义做了系统阐述，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而由于世界精神的“本性”是自由的，因此，世界历史也便是自由被意识的进步过程，“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黑格尔对“自由”意识的不同程度做出了纯粹抽象的逻辑划分，按他的说法：东方各国从古到今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而对于近代西方世界（日耳曼世界）的人们来说，一切人都绝对是自由的。对应地，他所描绘的世界精神发展历程是：它在古代东方度过了其“幼年时期”，在希腊度过了它的“青年时代”，在罗马度过了它的“壮年时代”，在日耳曼——基督教世界则最终步入了它的“老年时代”。但黑格尔此处所谓的“老年时代”却迥异于一般意义上的老年时代。黑格尔强调指出：“自然界的‘老年时代’是衰弱不振的；但是‘精神’的‘老年时代’却是完满的成熟和力量”。黑格尔用这种方式勾画出世界精神发展进程也即是“世界历史的大概路线”，而其最终要得出的结论无非是：“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这样，以世界精神之名，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首先将美洲逐出世界历史之外：“新世界里发生的种种，只是旧世界的一种回声，——一种外来生活的表现而已。”【12】继而又以某个历史民族一旦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就会成为无历史的民族为由，将非欧洲的东方世界排除在世界历史的门外。【13】
及至19世纪中后期，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更是成为从世界史编撰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极力鼓吹西欧中心论的代表，兰克继承了赫尔德以来历史理论中的种族—文化优越论偏见，毫不掩饰其对于西欧以外各民族的轻蔑态度。在他看来，亚洲诸民族的历史是静止和迟滞的，东方社会只有倒退而无所谓进步。他声言：“历史教导我们说，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我相信从全人类的观点看来，人类的思想……只是在伟大民族中历史地形成的。”而他所谓的伟大民族，则唯有拉丁和条顿民族堪当其名。兰克把拉丁和条顿民族视为极少数不断走向历史进步的民族。在他眼里，世界历史的主流只能是由拉丁和条顿民族的进步史构筑而成的。【14】兰克并未满足于让他的西欧中心主义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他还进一步地把这种西欧中心论观念贯穿到具体的编史实践中。兰克晚年著有7卷本《世界史》，这部号称“世界史”的著作，只是在其起始部分用极简单的文字记述了北非和西亚的历史，随即转入希腊罗马史（1～4卷），接下来便进入对西欧中世纪历史的描述，完全是西欧中心论的编史模式，其目的则是要“揭示在西欧各民族力量的冲突和斗争之背后所展示的世界历史发展态势”。【15】
兰克的世界史编纂思想，对19世纪末英国著名史学家阿克顿影响很大。阿克顿在主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时，即以西欧国家的历史进程为“主流”，再以是否对“主流”有贡献或贡献大小而将世界上的国家区分为“主流国家”与“非主流国家”。这样，非西欧国家就多被归入“非主流国家”之列，其历史或者完全被忽视或者很少见载于他的世界史著述中。【16】阿克顿及其主编的《剑桥世界近代史》为19世纪这一欧洲中心论的经典时代划上了句号。此后，欧洲中心论虽不时出现在一些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但欧洲中心主义显然已度过其历史上最为风光的一段时期。自20世纪初期起，欧洲中心论开始遭遇各种反欧洲中心论思潮的直接挑战。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西方中心论先是遭到文化形态学说的有力批判，继而则受到整体史观、全球史观的沉重打击。时至今日，以倡导超越国别、地区或民族界限而理解整个世界历史的全球史观，已然构成了“西方世界史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17】并日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世界性影响，而欧洲中心论正日益面临着被彻底逐出历史研究领域的命运。【18】
三
对历史研究领域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所做的大致清理，无疑有助于我们对欧洲中心主义形成某种较为直观的认识，但较之更为重要的或许还在于，历史研究领域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不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参照系。经由与这些历史“范本”的参照与比较，我们发现，世界史理论与编撰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欧洲中心主义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近现代史体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由此而变得相对明晰了。在我们看来，从真正历史的角度出发，客观地分析考察欧洲或西方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的特殊影响及其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与完全站在非历史、非科学的意识形态立场而利用历史（学）以宣扬种族文化优越论的欧洲中心主义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而那种因二者之间存在的某种外在形式或文字表达方式上的相似而无视其本质区别并将二者完全混为一谈的做法，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显的误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的、历史主义的肯定欧洲在近现代历史时期的中心地位，完全与欧洲中心主义无涉，而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也根本不应成为我们讳言欧洲中心问题的理由。
其实，就在欧洲中心主义大行其道的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在思考、总结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时，直接间接地论述过近代历史时期的欧洲中心问题。正是根据马克思在近代时期欧洲中心问题上的明确态度，一些人甚至不加区别地把马克思归人欧洲中心论者的行列。【19】然而，对照前述有关欧洲中心主义的本质特征与历史研究领域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具体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近代欧洲中心地位的言说，却立即显示出了其与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之判然有别。大致说来，二者在有关欧洲中心问题上的根本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确立中心的原则以及具体方式上，欧洲中心主义依据的是所谓种族的、文化的特殊优越性，而这种种族或文化等等的孰优孰劣则完全是毫无科学根据的自我认定；相形之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则依据的是一定世界历史时代的性质以及一定世界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发展演变规律，来判定中心与非中心的。其二，对于欧洲中心论者而言，所谓的“中心”完全是与生俱来的，或者也只能是其自身历史发展的当然结果，而中心之作为中心，其存在则是超历史的，是一种无时间性的永恒存在。反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任何中心都只能是历史地形成的，中心的出现无非是世界历史时代之整体作用的结果；同样，中心的存在也只能是历史性的，历史的辩证法决定着中心必然是随着世界历史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绝不可能存在某个永恒不变的中心。其三，欧洲中心论者无视中心与非中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在把非西方民族排除在历史之外的同时，一味地将中心及其作用绝对化或“超世界历史化”；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则认为，中心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一定世界历史时代的中心与非中心是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离开这种相互作用就无所谓中心。【20】这里，还可以进一步指出的是，欧洲中心论者为了达到证明欧洲种族文化优越性的目的，一方面极力贬抑其他非西方民族，另一方面则对欧洲这一中心极尽美化甚至神化之能事。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是在确认各个民族和国家都以其特定的方式参与世界历史演变发展进程的前提下，在平等看待不同民族的基础上，论及欧洲中心问题的；不仅如此，他们对待欧洲中心作用这一问题本身也采取的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批判的态度，在肯定欧洲资本主义历史作用的同时，对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等等的批判揭露或许较前者更为全面、深刻与彻底，也更为我们所熟知。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欧洲中心问题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的历史范例，它在加深我们对欧洲中心论的理解的同时，也使我们对近现代世界史上的欧洲中心地位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很显然，那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欧洲中心历史认识与欧洲中心论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使人们对马克思产生误解的同时，却让真正的欧洲中心论得以逃离人们的视线而无法被识破。实际上，把欧洲中心问题当做一个纯粹历史的问题来理解，与借助、利用历史以宣扬欧洲优越论的意识形态信条，从一开始就是大相径庭的两种思维路径。历史研究领域中的欧洲中心论固然应当遭到批判和反对，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此应当对欧洲中心的历史认识产生恶感，甚而彻底否定特定历史时期的欧洲中心地位。有意思的是，那种以反欧洲中心论的形式而得出的否定近现代时期欧洲中心地位的结论，不仅无助于消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流害，反而有可能如同沃勒斯坦所言：“由于否认欧洲的贡献，我们也否认欧洲的罪责”。【21】沃氏此语当能引起我们深思。
世界近现代时期的欧洲中心问题首先当然是一个历史认识和历史理论问题，但它同时也由于直接影响编史者的体系设计思路而变成一个历史编撰实践问题。在世界近现代时期的欧洲中心认识得以正名之后，世界近现代史编撰实践中的欧洲中心体系也应该能够不再受欧洲中心论之累了。在这方面，以倡导全球史观而著名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史》一著中所体现的体系构建思路，应能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启示。在该书中，作者既强调全球视野，但同时也从把握世界历史整体性的需要出发而注重历史运动的中心。为此，作者指出：“完善的世界近代史课程……虽然其目的是分析世界诸主要地区的基本特点和发展历程，但同样重要的是，还要研究那些曾对整个世界发生影响的力量或运动。因此，就世界历史课程而言，其问题并不在于要和盘托出更大量的史实，而在于要保持一种不同的视角——一种全球的而不是地区的或民族的视角。”可见，全球史观并不排斥谈论中心，而对于作者来说，在世界近现代历史时期，这样的中心便是欧洲，“对比起来，考察近代初期阶段时，这部世界史教科书着重于西欧的崛起，因为西欧的崛起是这一阶段中具有最深远的世界意义的一个事件。在15世纪末，欧洲仅仅是欧亚大陆四个文明中心之中的一个，而且，绝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到18世纪末，西欧已控制了外洋航线，组织起遍及全球、可牟取暴利的贸易，并征服了南北美洲和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因此，这一阶段作为从1492年以前的诸地区彼此隔绝到19世纪西欧建立世界霸权的过渡时期，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突出地位。”在强调欧洲突出作用的同时，作者特别申明的是：“西欧在近代初期阶段中的作用之所以得到强调，并不是因为本书偏向西方，而是因为从全球观点看，这时的欧洲实际上是世界变化的动力之源。19世纪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9世纪，世界历史的主要特点是欧洲在全球占支配地位。”【22】《全球通史》一书的欧洲中心体系构思于此清晰可见。
全球史观是作为欧洲中心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以全球史观而并不讳言世界近现代时期的西欧中心地位，既表明全球史观与欧洲中心的彼此兼容，也再次印证世界近现代史体系中的欧洲中心问题与欧洲中心论之迥然不同。看来，全球史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立足于全球的宏观视野，同时也以其明确的欧洲中心体系框架而对我们思考重构世界近现代史体系有着直接的启示与借鉴作用。对于我们来说，在世界近现代史的欧洲中心体系得以正名之后，不应忽视的则是另一位全球史观倡导者巴勒克拉夫的如下说法：“在当前世界性事件的影响下，历史学家所要达到的理想是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只当做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23】
按：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现代化与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研讨》，项日批准号：01JA770003。
注释：
【1】如：吴于廑先生提出从整体史的角度构建世界史体系，钱乘旦先生主张以现代化为主体重构世界近现代史学科体系，等等。
【2】参见：[美]彭慕兰：《大分流》，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3】《白银资本》，第15、48页。
【4】【5】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 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6】J．M．布劳特：前引书，第5页。
【7】于沛：《时代、史家、史著——读<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8】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9】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10】【11】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5、45～46页。
【12】以上二见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19、106—111、89页。
【13】《史学：文化中的文化》，第47页。
【14】【15】《史学：文化中的文化》，第48～49页。
【16】于沛：《时代、史家、史著——读<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7】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页。
【18】参见贡德·弗兰克前引书，第14～15、49～51等页。
【19】参见贡德·弗兰克前引书，第32、39等页。
【20】叶险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建构的方法和逻辑》，《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2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前引书，第196～7页。
【2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4、5、6页。
【23】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63页。
Euro-Centrism and the Building of Discipline System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World
Li Yizhong
Abstract：The rebuilding of Discipline System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China has just started. There are still some misunderstanding concerning Euro-Centrism. Therefore,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Euro-Centrism and its embodiments in historical theory,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views of Euro-Centrism and Euro- Centered system, in order to justify the re-building of Discipline System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World.
Key words：Euro-Centrism; Euro centered system; Discipline System of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World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