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对西方学者中国经济史研究新趋向的思考
内容提要：《白银资本》、《大分流》中译本出版以后，引起了我国史学界广泛的注意和讨论。本文作者在阅读这些著作和参加几次讨论会后，对“欧洲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以及相关的方法论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本文认为弗兰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是切中肯綮的。但“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学者中的影响是复杂的，应’-3具体分析。至于他把马克思的学说也指为“欧洲中心论”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本文还认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与弗兰克的“中国中心论”不同，前者只是一种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视角取向，而后者则认为：“直到19世纪之前‘中央之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某种中心”，这种观点如同天方夜谭。最后，本文认为弗兰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否定也是难以成立的。
关键词：欧洲中心论；中国中心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近几年来，德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美国学者彭慕兰的《大分流》【1】中译本出版后，引起我国史学界广泛注意和热烈讨论。这两部著作的观点（无论是宏观的或微观的）未必都能为中国学者所接受，但作者视野之开拓和其时代感之强烈，以及他们对陈说提出挑战的理论勇气，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对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深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思考有促进作用。从实证的角度对这些著作进行检查，无疑会发现书中一些论点缺乏史料的支持，或是对史料的误读。但这些缺点都不足为怪，并不会因此就可以抹杀这两部著作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
《白银资本》和《大分流》的理论观点和学术观点有同有异。他们都反对“欧洲中心论”。弗兰克认为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世界早就存在一个以分工和贸易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直到1800年，亚洲尤其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都居于中心地位。彭慕兰则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只是到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实际意义。而曾任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官员的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则提出另一种估计。他认为西欧经济在14世纪时赶上了中国（当时世界的领先经济），到1820年时它的收入和生产率水平已超出世界其他地区两倍。【2】上述这几本书对1840年以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作出较为正面评价的观点，似乎已得到西方一些学者的认同，反映了国外关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新趋向。
《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曾就《白银资本》和《大分流》组织过几次学术讨论，我有幸参加，颇多收获。本文并非要评论上述几位外国学者的著作，而是在阅读这些著作和参加几次讨论会之后，对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以及相关的方法论问题，有所思考所写的一篇札记，内容不免对《白银资本》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不揣浅陋，谨向方家请教。
一、“欧洲中心论”的错误及其学术史的回顾
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的“欧洲中心论”，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贬低和歪曲中国与其他非欧洲国家的历史地位和成就。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念理应受到严肃的批判。弗兰克等人批判“欧洲中心论”，我们对他们应该表示敬意。弗兰克说：“无论自觉与否，我们大家都是这种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信徒。”他批评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在某些关键性的历史、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域里，世界其他地区与西方相比是有欠缺的。他们宣称，正是由于‘西方’拥有所谓在‘其他地区’欠缺的东西，才使得‘我们’拥有了一种主动内生的发展优势，然后作为‘白人身负’的‘文明开化使命’，‘我们’把这种发展优势向外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3】这段批评是颇中“欧洲中心论”肯綮的。但是弗兰克在列举一大串应受批评的“欧洲中心论”者的名单时，不仅有布罗代尔这样的历史学家和罗斯托、诺思这样的经济学家，还有马克思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家。对马克思本人的批评特别尖锐，如说马克思认为“在欧洲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素在世界其他地方了无踪迹，只有通过欧洲的帮助和扩散才能提供这些要素”【4】；指责“‘马克思——韦伯’及其信徒的现行经典社会理论是靠着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来维系其生命的”【5】；等等。其实，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素只能在欧洲产生；而韦伯的社会理论从根本上说来是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对立的，把马克思和韦伯捆绑在一起很不恰当。弗兰克的批评与其说是针对“欧洲中心论”，不如说是针对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由此使我不禁想起两个问题：一、“欧洲中心论”究竟应该怎样界定，它的错误何在？二、欧洲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否起过“中心”作用？我们如何看待欧洲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这两个问题如果弄不清楚，就有可能把“欧洲中心论”变成一种标签，随意贴到一些学者头上。
当我们说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历史的“中心”时，意味着它处于历史领先或主导的地位。众所周知，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多元的，世界历史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曾形成过若干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心。世界的几个文明古国，如西亚的巴比伦，北非的埃及，南亚的印度，东亚的中国，欧洲的希腊、罗马，都曾经是该地区一定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并且对其他地区有过程度不同的影响。承认这种地区的历史中心，并没有什么不妥。欧洲是否扮演过世界历史中心的角色呢？就近代历史而言，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曾经有过如下的描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17、18世纪，以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国为代表的欧洲资产阶级国家，在社会转型的基础上，竭力向全球扩张。欧洲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可以得出他们认为欧洲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曾是世界历史中心的结论。但决不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这种分析，与我们所要批判而且也应该受到批判的“欧洲中心论”混为一谈。“欧洲中心论”者的错误和要害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种族文化优劣论。他们认为由于欧洲的特殊地理环境和白种人所创造的文化天生优越，只有欧洲才注定成为世界历史的中心。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是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欧洲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对世界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作出客观的分析。他们承认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段曾是世界领先和占主导地位的“中心”，这与我们所要批判的“欧洲中心论”根本不是一回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肯定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起了进步历史作用的同时指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人人类编年史的”【7】；“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9】。马克恩和恩格斯从未认为欧洲资产阶级曾经有过的世界“中心”地位是天然的和持久的，他们不但科学地预见了资本主义必然衰亡和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而且热切期待中国和亚洲的人民革命将对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产生重大的影响。【10】
弗兰克和有些西方学者批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欧洲中心论”，这有点像拿着长矛和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找错了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他们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又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1】。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为我们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时代特征提供了最科学的方法论。他们对几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划分，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以欧洲的经验材料为依据，而是建立在他们当时所能掌握的世界许多国家历史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材料基础上的。100多年来，世界各国历史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新成果，可以丰富、补充和修正马、恩有关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一些具体论述，但没有也不可能推翻这一科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框架。
马克思被指责为“欧洲中心论”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多次谈到亚洲历史的停滞性。在马克思之前和与他同时代到过东方的一些欧洲商人、传教士和旅行家戴着欧洲人的有色眼镜，对印度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历史和社会状况的介绍有很大的片面性。他们的一些著述、报告和书信，成为欧洲学术界和知识界了解东方国家的重要依据。马克思在研究印度和中国的社会历史时，也不免受到这些材料的影响。他认为印度和中国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由于长期保存着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农村公社，过着自给自足和闭塞的经济生活，因而缺乏推动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景所触动”【12】。亚洲一些古老国家“死的拖住活的”，社会转型步履十分艰难，这是历史事实。但是马克思把亚洲社会的封闭性和停滞性显然估计得过头了。对此，可以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停滞性的估计受到“欧洲中心论”者的影响。但如果给马克思贴上“欧洲中心论”者的标签，这就很不实事求是了。
“欧洲中心论”的错误主要是宣扬欧洲种族和文化的天生优越性，否定人类文明的多元性。在有关学术史的研究中，要区别“欧洲中心论”的核心观念和非核心观念，也要区别“欧洲中心论”的鼓吹者和多少受其影响的学者。否则，很容易在历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比较研究中，把不同的理论观点和学术观点，不同历史观和政治立场的学者，都装进“欧洲中心论”这个筐里搅混在一起，这并不利于推动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争鸣和发展。
弗兰克在书中列举了一大串“欧洲中心论”者的学者名单，但奇怪的是，他对黑格尔这个很重要的“欧洲中心论”者却不置一词。其实，黑格尔倒是“欧洲中心论”的一位宗师。他在《历史哲学》中宣称，世界历史虽然开始于亚洲，但是“旧世界的中央和终极”却是欧洲；而欧洲的“中心”，“主要的各国是法兰西、德意志和英格兰”【13】。他把中国和印度说成是没有生气而停滞和缺乏内在动力的国家：中国有“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14】。黑格尔的上述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有很大影响。有些学者（包括马克思）虽然并不同意他把东方国家看成是“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但多少接受了东方社会长期停滞的观点。
另一个“欧洲中心论”的重要鼓吹者是韦伯，他被称为“最精心致力於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15】。这种讥评也许有些过分，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确实把“欧洲中心论”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不仅认为“理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和制度只有在新教伦理的西方国家才能产生，而且“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现象都只有在西方才显现出来。甚至“国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而言，那么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尽管用所有其它的方式也可以组成国家”【16】。“理性”本来是一个多义性和多层次的文明概念，它的内涵是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得到丰富和提升的。韦伯把它当作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专利品，完全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文化偏见。
美国的爱默生在1824年所写的笔记中，曾经对中国进行了卑劣的诬蔑和攻击。他写道：“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正是木乃伊的声誉，它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中国，她那令人敬仰的单调!她那古老的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了茶叶’。”【17】美国历史学家海思等人，在20世纪初出版的《近世世界史》中则公然宣称：“自古昔希腊罗马时起，迄于今日，任人类史剧之主角者，为欧洲之白人。……大诗人吉卜宁曾谓：欧化落后之种族，乃‘白人之负担’。诚然，是乃负担，且为重大之负担，负起责任，领导数万万‘非欧洲’人，以入于欧洲文化及进步之途。”【18】像爱默生这样肆意诬蔑中国和海思等人这种公开宣扬白种人天生优越的谰言，恐怕连许多正直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读后也会为之感到羞愧的。
“欧洲中心论”是资本主义凭借其经济的政治的优势向全球扩张的产物，是西方资产阶级为自己主宰世界制造历史合法性的说教。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社会矛盾的加剧，从l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欧洲中心论”已经受到西方国家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质疑和批判。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说，他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任何优越地位。他把那种以西方文化“当作全部世界事变的假定中心”的“流行的西欧历史体系”称为“历史的托勒密体系”。【19】斯宾格勒敏锐地察觉了“欧洲中心论”与18世纪从美国开始的产业革命的关系。他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国民经济是建立在一些显然是并专门是英国式的前提之上的。所有其它文化都无所知的机器工业理所当然地占着中心地位，并且完全控制了观念的形成和所谓规律的演绎”。“英国的岛国地位已决定了一种关于政治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的概念，那种概念支配着一切经济学说”【20】他对这种情况表示不满，并且质问：从形态学的观点看来，我们的18世纪为什么要比以前的60个世纪中的任何一个世纪更为重要呢？【21】斯宾格勒对西方近代文明和“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有其积极意义，但他不是把世界历史发展看作多元文化互动和不同社会形态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把历史归结为一些不同形态的文化发生、发展和死亡的历程，这就不免使他的批判陷入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谬误。就以18世纪的西方文明来说，这是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西欧在这个时代确实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中心，怎么能说它不比“以前的六十个世纪中的任何一个世纪更为重要”呢？斯宾格勒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已经充分暴露的时代，他对西方文明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因而认为“西方的没落”如同其他文明的衰落一样都是历史的“宿命”，这种观点显然是缺乏根据的。还应该指出的是，斯宾格勒尽管批判了“英国式”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但他自己却堕入了德意志民族优越论的泥沼而不能自拔。他赞颂以浮士德为代表的德意志文明，声称当文明“扩张的过程超越一切边界时，文明的内在形式的发展也正以动人的一贯性在自我完成”；而“作为西方的最后民族的德国是命定要去完成这一伟大的大厦的”。【22】这样，斯宾格勒自己又以“德意志中心论”代替了“欧洲中心论”。
比斯宾格勒稍后，汤因比出版了他的巨著《历史研究》。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应该是社会而不是国家。根据他的观察，世界历史上先后出现过20多个文明。汤因比激烈抨击了西方“种族主义宣传家们”鼓吹的“欧洲中心论”。书中说：“因为我们西方社会在过去四百年里扩张到了全世界，因此近代西方人的心理也就强调了甚至过分地强调了历史中的种族因素。这种扩张使西方人接触到了（常常是不友好的接触）在文化上和体态上同他们迥然不同的人民。这种接触的结果很自然地产生了优越和次劣生物类型的观念。”汤因比还对“文明的统一”的错误概念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尽管西方文明可以“用它的经济制度之网笼罩了全世界，”可以“在这样一种以西方为基础的经济统一之后又来了一个以西方为基础的政治统一”，但是在文化方面西方国家不可能把世界“西方化”。汤因比并且分析了西方“历史统一”论的三种错觉：“自我中心的错觉，‘东方不变论’的错觉，以及说进步是沿着一根直线发展的错觉”。【23】应该说，汤因比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是比较深刻的。原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巴勒克拉夫曾说过，由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猛烈批判，才使得他名满天下。但巴勒克拉夫也指出，其实汤因比的历史观并没有完全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譬如他认为“英国人的议会政府这种政治发展，为英国人后来发明的工业制度提供了顺利的社会条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全世界人都热烈地希望穿上一件议会制度的政治外衣”。“俄罗斯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以西方面貌假象出现的一种‘狂热’教派的运动”，“当年不情愿西方化的俄罗斯本来由于反对西方才采取西方的革命运动方式，而现在这种运动却变成了俄罗斯西方化的真正有力的武器，它的效果比西方社会信条中原有的任何办法都更有效。”【24】把共产主义运动看成是西方化与反西方化文明冲突的产物，这不也正是“欧洲中心论”一种改头换面的思维逻辑吗？
对“欧洲中心论”学术史的回顾说明，“欧洲中心论”虽然是西方资产阶级企图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它在西方学者中的影响是比较广泛而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分析，至于把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也指为“欧洲中心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二、“中国中心论”的问世和检讨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汉唐宋元明清历代封建王朝，或以其发达的封建经济和强盛的综合国力，或以其辉煌灿烂的科技发明和思想文化，曾经对亚洲和世界有过重要的影响。东北亚和东南亚有些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曾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封建王朝的册封并有朝贡关系，在经济上与中国的联系也相当密切并得益于中国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要说中国在近代以前很长一个时段中，曾经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居于领先和主导的地位，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正是由于中国封建王朝在东亚地区曾经扮演过中心的角色，使得封建统治阶级滋长了一种盲目自大的文化心理。在欧亚航路开通和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之前，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东亚以外世界所了解的知识是极其有限的，他们以为中国就是普天之下的中心，中华帝国的物产、制度和文明乃天下之最，不论远近的外国则都是不足道的蛮夷之邦。18世纪中叶，欧洲已经开始启动产业革命，迅速跨人近代化的历程。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仍然以天朝大国自居，固步自封。乾隆中叶官修的《皇清职贡图》和《大清会典》，把英、法、俄、荷、西、葡等西方各国一概列为朝贡国。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觐见乾隆帝，提出扩大通商和在北京设立商馆等要求。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扩大贸易，还有更大的侵略野心。但清政府既没有察觉英国的野心，却又对通商问题采取不合时宜的对策。清廷只允许英商在广州贸易，且不准擅入广州城。乾隆帝在给英王的敕谕中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25】，充分表现了一种盲目自大的文化心理。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逐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强盗和他们的辩护士竭力散布中国野蛮愚昧的舆论，一部分中国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也丧失了民族自信心。胡适认为，“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26】，就是典型的论调。好在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和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进行了100多年英勇卓绝的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27】正是由于中国和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在挑战“欧洲中心论”的同时，“中国中心论”在西方学术界悄然兴起。
上世纪70年代，美国一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对费正清倡导的“冲击——回应”理论框架提出了批评。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指出“费正清为了要说明中国‘对西方挑战回应不力’，不得不反复使用‘明显的惰性’这一说法来勾画——也可以说是来歪曲丑化——十九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没有关联的侧而（诸如中国的政权结构，社会、经济与思想等方面）”【28】。柯文说，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由于把一只眼睛盯住西方不放，往往对历史变化的‘形状’采取一种比较狭隘的看法据以研究中国，他们按照西方（和日本）在近代所经历的巨大转变来衡量中国，从而认为相对地说中国是没有变化的”【29】。柯文主张，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走向以中国为中心”，亦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30】。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书中的有些论点是不正确或值得质疑的，但他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应从中国内部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应以西方的历史为准绳这个基本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对于“中国中心观”他有一个解释：“我使用‘中国中心’一词时绝对无意用它来标志一种无视外界因素，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探讨这段历史的取向；当然我也无意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即含有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31】可见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只是一种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视角取向，并非把中国视为世界历史的中心，它和弗兰克等人所揭橥的“中国中心论”涵义完全不同。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文版前言中虽然声明他不是“简单地用中国中心论来取代欧洲中心论”，但他明确说：“直到19世纪之前‘中央之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某种中心”；“本书论证了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并且认为中国因此在未来也许还会具有这种地位和角色”。弗兰克还说：“因为世界现在已经再次‘调整方向’（重新面向东方），中国正再次准备占据它直到1800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也就是说，既然世界本身正在调整方向，那么我们这些观察者也该不失时机地‘调整’我们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以及我们的世界观的‘方向’”。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确实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水平距离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还很远。弗兰克说中国“正再次准备占据1800年以前‘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这就像是天方夜谭一样。至于中国1400年至l800年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这虽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但就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而言，弗兰克所说“既然世界本身正在调整方向，那么我们这些观察者也该不失时机地‘调整’我们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以及我们的世界观的‘方向’”，已经犯了非历史主义的大忌，即不是从历史实际出发，而是从现实需要的理念出发来观察和说明历史问题。
中国封建经济在历史上曾经得到高度发展，并且对东亚地区产生过巨大而积极的影响。由于传统文献中有关经济发展的统计数据比较缺乏，要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作出精确的计算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加上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频仍的自然灾害和大规模战乱又使经济发展呈现出周期性的上下波动，因此我们在经济史研究中作定量分析时，需要持审慎的态度。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引用了麦迪森1991年的估算，认为中国和西欧在1400年的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几乎相同。但麦迪森后来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却修正了自己的估算，认为在14世纪时，西欧在人均产值和收人方面已经超过了作为亚洲领先经济的中国。弗兰克还引用拜罗克的估算，认为1800年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198美元，中国为210元。而照麦迪森的估算，1800年西欧的人均收入已超过中国3倍多。对于建立在这样的估算数据基础上的所谓“中国中心”论，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的随意性和不可信度。事情本来很清楚：即使由中国学者自己来处理有关的材料，也很难在近代以前计算出中国经济的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的近似值。
在欧洲工业革命和美洲被发现之前，是否存在一个以分工和贸易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这是一个很有争论的问题。中国自秦汉以后就与周边的亚洲国家有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关系，丝绸之路的开辟更把这种联系延伸到遥远的欧洲。从汉唐到明清，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与中国的封建王朝之间确实也断断续续存在着一种制度性的纳贡贸易体系，但这并不能得出弗兰克所说的“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结论。16世纪中叶以后，西班牙人把大批白银经菲律宾和欧洲输入中国，而中国的丝、茶、瓷器则远销欧洲和美洲。白银作为交换手段，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和欧洲、美洲密切的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如果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存在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只能上溯到世界新航路和美洲发现之后，亦即16世纪中叶以后。即便是这样，也谈不上这个“世界经济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在“白银资本”推动下一度非常红火的海上贸易，主导权最初是掌握在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人手里，其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又取代了荷兰人的地位。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提到了经济史家所谓的世界经济“17世纪危机”，认为明朝灭亡与白银供给短缺有关。关于晚明时期白银流入是否减少问题，海内外史学界有不同看法。如果我们承认欧洲的通货危机对中国有所影响的话，恰恰说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并不处于强势的中心地位，而是被世界经济所左右的弱势地位。全汉升曾经观察过苏州和扬州这两个长江下游商业中心的米价，他得出的结论是：美洲白银对于物价波动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但由于地理位置不同，中国物价受到的影响不像欧洲各国那样发生于十六七世纪，而是迟至18世纪才明显表现出来。【32】如果中国经济在1600年前后已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就很难解释上述这种现象。还应指出的是，清初因郑成功占据台湾，实行禁海，海外贸易停顿，对中国的国计民生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而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并无大妨，这也可以说明“中国中心论”之站不住脚。
1600年是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灭亡的前夜，也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美国东印度公司就在这一年成立。1800年则是英国殖民者发动鸦片战争的前夜，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前夜。侈谈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不免让我们有啼笑皆非的感觉。明清经济不是没有发展变化，康雍乾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曾回光返照，但是相对于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国是落后了。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是挨了西方和东方列强的打之后才真正认识到自己落后的。正确认识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我们才能奋发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余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神话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的一个得意之笔，是要颠覆自马克思以来许多学者（包括弗兰克自己过去）所持有的一种观念，即“资本主义这头神牛及其所谓的极其独特的‘生产方式”’。他写道：“根本不存在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直线‘进步’，而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更不用说整个世界社会，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许多不同的生产关系‘提供’了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产品。但是，从来不是哪一种生产关系，更不是哪一种‘生产方式’决定了某种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弗兰克认为，只有“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这个死结”而对世界经济作“整体主义分析”，着眼于“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才能说明世界历史的真实情况。这确实是极富挑战性的“新”观点。《白银资本》的出版，无论在世界和中国，都受到众多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的瞩目并引起争议，并不是偶然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神话，也不是弗兰克所说的“从马克思和桑巴特到韦伯和托尼的观念”。资本主义是几代人可以为之见证的生产方式，它不仅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而且是我们今天世界随处可见的活生生的现实。弗兰克反对用“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概念来探讨各个民族和国家经济与历史发展的特征。他如果只是否定封建生产方式也许比较好办，因为那段历史距离我们较远，人们可以随意曲解史料记载。但要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很困难，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距离我们很近，而且根本没有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弗兰克认为探讨“生产方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各大洲早已形成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只有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才是更重要的因素，决定着生产关系的选择和调适”。弗兰克的这种说法反映了他理论观点的混乱：“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和变动”诚然对“生产者的成功与失败”有重要的关系，但是难道投入市场的商品种类、数量和质量，以及世界市场的形成，与生产方式就没有关系吗？难道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宋元王朝的海外贸易与东印度公司的海外贸易就没有重要区别吗？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3】，这是一个经过无数经验事实检验而颠扑不破的科学结论。生产方式决定交换方式，但交换方式也影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34】。弗兰克认为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已经相当密切，欧洲在经济上并不具有优势，这些意见都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把世界市场的形成追溯到1400年以前，完全忽视了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498年达·伽马的航海活动，以及随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殖民主义者东来对世界市场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完全抹煞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和扩散是世界市场形成的重大动力，这却很难说是郑重的科学态度。在东西方经济比较研究的问题上，彭慕兰《大分流》的观点也许能得到较多学者的支持。他说：“无论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的起点推回到多久远，工业资本主义——矿物质能源的大规模应用使之摆脱了前工业社会共有的制约——是到1800年代才诞生的。在资本积累和经济制度两方面，都没有什么东西能显示出西欧经济在那以前有决定性的优势，使工业化只能在那里而不能在别处发生。”【35】
弗兰克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显然与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有关。市场经济正在使世界各大洲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联结在一起。弗兰克的“世界经济体系”就是适应这一潮流而产生的一种构想。重视市场经济并没有错。对市场经济的新认识，无疑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史。但是像弗兰克这样随意界定全球市场的形成和夸大市场的作用，乃至于否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意义和重要性，是完全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的检验的。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最终会消弭不同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差别与矛盾，但这是很遥远的事情。而无论在过去或现在，这种差别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白银资本》的论点，未必都为西方学者所赞同，但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鼓吹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对于社会进步无关紧要，在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中却是大有人在的。对于这样一种颇有影响的理论倾向，我们虽然不必大惊小怪，但也不能不认真对待，应该积极面对这种挑战。
注释：
【1】[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章《导论》。
【4】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章《导论》，第39页。
【5】弗兰克：《白银资本》第1章《导论》，第5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官言》。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1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5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6页。
【10】参看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7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7页。
【13】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4页。
【14】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1页。
【15】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第32页。
【16】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三联书店1987年版。
【17】转引自[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第2章，中华书局1989年版。
【18】海思等：《近世世界史》，转引自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19】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20】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下册。
【21】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下册。
【22】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册。
【23】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
【24】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第301页。
【25】《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十八年。
【26】胡适：《信心与反省》，《胡适文存》第4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
【27】《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28】P．柯文著，林同齐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章，中华书局1989年版。
【29】P．柯文著，林同齐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2章。
【30】P．柯文著．林同齐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4章。
【31】P．柯文著．林同齐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4章。
【32】全汉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
【33】马直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3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35】彭慕兰：《大分流》引言。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