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西传研究

　　16-18世纪，以西方传教士为主要媒介，中西双方展开了大规模平等的建筑文化交流，就实际效果来看，西方从中受益的程度远大于中国：“中国热”席卷西方，丝绸、陶瓷、茶叶等中国商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对西方洛可可艺术的诞生产生了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园林艺术的西传，打破了西方古典主义园林艺术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与其传统几何式园林截然不同的自由式布置方式，引发了西方造园艺术的变革。

　　一、背景研究

　　园林作为一种空间环境艺术，其风格是由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决定的。艺术上的变革遭遇的阻力绝不亚于政治上的变革，同样需要无比的勇气，这种勇气就是来自经济与政治思想上的共同变革。

　　从经济上分析，16-18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随着西方各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扩大，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为西方吸收中国文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西方园林的变革带来了某种可能性。

　　从政治思想上分析，16-18世纪西方正发生深刻的社会变革，资本主义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的矛盾。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倡导者需要新的精神力量来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武器。因此，中国文化这一与西方文化完全不同的东方文化很快被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哲人借鉴，并使中国文化风靡一时，对西方当时社会及后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尊重自然和人权等思想与崇尚自然、自由布局的中国园林不谋而合，为西方园林的变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二、传播过程研究

　　16世纪以前，作为物质文化载体的中国商品（包括丝绸、瓷器、茶叶等）源源流向西方，在西方造成了“中国热”，引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热切向往。16世纪以后中西双方逐步开始直接接触，“中国热”进一步白热化。在此期间，中国园林思想也随之传人西方，其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臆想时代（16世纪末前）

　　16世纪末以前，西方人对中国园林的了解停留在一种“感受”之中，主要是通过中国商品和大量的传闻进行猜想与推测，如丝绸、瓷器、漆器等商品上所携带的中国人物、花草、建筑，风景等图案。但物态文化所蕴含的信息量毕竟有限，人们无法从这些图案中探知中国园林的全貌，对中国园林的感觉是模糊的、神秘的。

　　2．文字时代（16世纪末-17世纪）

　　16世纪末，利玛窦的书信出现在西方，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这个时期对中国园林的介绍，最权威的就是那些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的著作与书信，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的园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不断把中国精美的园林介绍到了西方。如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协助范礼安（A．Valighnano）写《圣方济各?沙勿略传》中《论中国的奇迹》，提及皇宫和御花园。1615年其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出版，多处提到王府花园。卫匡国神父的《中华新图》、葡萄牙人安文思的《中华新志》等一系列关于中国的著作中有相当篇幅描述了中国园林，使西方人对中国园林有了进一步了解。

　　传教士、使节和商人的著作中关于中国造园艺术的介绍虽已有所深入，但再详尽的文字描述也是抽象的，它们远远不足以对中国造园艺术形成完整而真切的认识。

　　3．图像时代（17-18世纪）

　　由于旅行家及传教士的描述，中国园林的不规则设计为西方人所周知，但缺乏可资借鉴的图像资料。
   
　　1724年，马国贤把《避暑山庄的画》带回英国伦敦，使中国园林图像资料第一次传人西方，标志着西方人对中国园林的了解进入图像时代。这些铜版画对英国的园林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完全可以标志着英国园林风格发展中的基点”，推动了西方特别是英国园林设计的革命，为中国园林艺术的西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743年，王致诚在北京致函巴黎友人达索《中国御苑特写》一文中详细描述了圆明园美景，称之为“人间天堂”、“万园之园”。文中对中西美学思想的对比分析生动深刻，王致诚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体悟到了中国园林重要的美学原则：师法自然，重自然意趣而不尚人工雕琢。这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书信，1749年首刊于《耶稣会士书简集》，不久又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许多重要书刊上转载。王致诚还将圆明园40景图副本寄往巴黎，中国园林图像资料再次西传，立刻在西方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中西园林艺术对话交流以至冲撞对抗的过程中，《避暑山庄铜版画》和《圆明园铜版画》作为完整反映中国园林的图像资料向西方传播了中国的建筑和园林文化，并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推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三、英国自然风景园率先兴起

　　中国园林西传，首先在英国出现热潮——英国人开创了受中国影响的“自然风景园”，改变了西方由规则式园林统治长达千年的历史，这是西方园林艺术领域内的一场极为深刻的变革。

　　英国造园史上所发生的这一系列变革，反映出造园艺术与经济的发展、政治思潮的演变以及相关艺术之间的广泛联系：思想界、文学界与绘画界对自然的倾向和热衷为18世纪英国自然风景园林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在中西方造园艺术交融演变的过程中，其主人翁是当时最富影响的哲学家、政治家、诗人和画家们。他们对园林设计起着比建筑师更大的作用。—方面，政治家、哲学家们试图将造园艺术作为他们所鼓吹的社会制度与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画家、诗人们则把园林作为其笔下艺术的载体和描绘对象。另一方面，诗人、画家、哲学家、政治家又不断地提出新的造园观念与美学思想，推动着造园艺术的不断发展演变。

　　与任何借鉴外来艺术相似，英国的自然风景园最开始表现在对中国园林的单纯模仿上，尤其是对中国园林建筑的模仿。其原因是中国园林同中国的思想文化、美术、士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联系紧密，又没有可以一一照办的规矩法则，如果不精通中国文化，就不可能理解中国造园的精髓，而中国园林建筑比中国园林的假山、土丘、溪流、树丛好模仿一些，也更容易为西方人所理解。

　　大约在1770年，中国的园林及建筑实际上成为英国某些公园的主题。英国牛津市的沃斯顿公园就是用中国式园林构图方式来设计的。

　　1798-1799年，罗伯特在贝德福德市的沃布建造了农场花园，其中的牛奶场采用了中国形式，它是用白色大理石和彩色玻璃装饰的，在中心有一个喷泉。墙的四周环绕着许多中国和日本的各色碟碗，里面装满了新鲜牛奶和奶酪，操作台上的物品柜完全是中国式的家具。窗户是落地玻璃，上面绘有中国画，在幽暗的灯光下显得非常神秘。后来，1826年12月德国Pückler-Muskau王子来此参观时盛赞了这一中国花园式的建筑，认为它是卓越而美丽的。

　　瑞典建筑师派帕1799年所作的斯陶赫德庭园漂亮的设计草图，几乎会被误认为是圆明园设计图的摹写，其设计的建筑主要是古典主义的，但在总体布局上很像当时马国贤、王致诚对北京园林的描述：迂回曲折的小河，人造的岛屿，小山丘，弯曲的小路以及小桥、岩洞、假山等。

　　在中国众多园林建筑中，英国人最喜爱用的是“中国亭”。在18世纪，英国所建造的中国亭大部分是建造在水边或水中的，它们常常用于垂钓或划船。据考纳研究，1738年，在英国白金汉郡附近的斯特花园中建造了目前发现的英国最早的中国亭。1750年，随着中国式园林样迅速地传播开来，英国很多地区出现了中国亭。

　　四、法国英中式园林的发展

　　18世纪中叶，法国亦开始酝酿资产阶级革命，启蒙思想家掀起了更为广泛的“中国热”，中国造园艺术通过英国的“自然风景园”在法国流行起来，法国人称之为“英中式园林”。法国人在英国人的基础上对中国造园艺术进一步深化，传教士蒋友仁、韩国英以及一些新派造园家对此都做过相当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1770-1787年间，《中英式花园》陆续刊印法国宫廷收藏的中国园林官室铜版图和瑞典使者切弗尔收藏的铜版图一百多帧，使中英式花园这一名词流行。《世界报》的撰稿人理查德?坎布里奇把倡导自然风景园林的威廉?坦普尔爵士视为“近代园林艺术的先驱”，他还说坦普尔“有预言家的精神，指明了一种更为高超的园林风格，即自由而不受束缚的风格。”他全力支持这种风尚，他说，“在西方，首创这种雅趣的是英国人”。

　　在18世纪70年代，法国的风景园林开始出现在爱姆尼乌、拉瑞斯、皮提姆恩和姆考等地。巴黎的一些花园被设计成“自然式”，里面有湖面、小溪，还有中国的桥、岩洞和假山，即在凡尔官曾流行的所谓的“乡村之景”。

　　1770年，道德斯公爵在政治上不得志，于失职期间，在自己的菜地中，以仿造中国园林为消遣。并在1775-1778年间，特聘建筑师拉坎尼斯建造一座7层的塔，塔高39米，塔尖有金色的圆珠。

　　1774年，拉瑞治出版了笔记，书中融合了各种风景，有折中主义形式、法意形式、中国风格等。在此之前，拉瑞治出版的另一部早期作品，是法国王子突堤的一个府邸，该府邸是突堤王子从伦敦返回后设计的，其宫殿是意大利式的，而花园则是折中主义的，其中有中国亭、小溪、中国桥、小岛、塔，是法国的英中式园林出现的又一个例证。

　　1780-1787年建于外斯特费丽郡纽斯特市附近的斯腾公园是法国最精美的英中式园林，其部分建筑是根据尼霍夫使团访华时从中国带回的资料设计的，园林中有中国的三角亭等。

　　1782年，海军理财长波弗特海特聘布兰格在纽丽建造园林住宅，里面有中国的大瓷瓶，中国式的小亭、中国式的冰窖、凉亭及中国桥。布兰格本人也非常热爱中国式园林，所以后来他还曾在自己的家园斯坦尼的溪水旁为自己的妻子建了一所中国式的“出浴亭”。

　　1775-1784年，玛丽一安托瓦尔特王后在小特里亚农官建造英中式园林，里面有栽种异国植物的大温室、亭阁、大楼阁、塔、牛棚、羊舍、中国的鸟笼、大悬岩、上流河的源头、迫使河流积聚泥沙的岩石等。王后可能阅读了王致诚所作的有关圆明园的描述，遂命其园艺师安托万·里夏尔设计此园林。

　　不久之后，这种新式园林流传到德国、俄国以至整个西方并一直影响着现代的城市公园的建设。

　　五、中国园林植物的西传

　　早在古罗马时代，西方人就引入了两种原产于中国的果树，即桃树和杏树。在文艺复兴以后，中国的观赏植物开始大量引入西方，其间，传教士与商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描述了中国特有的水果，如荔枝、龙眼和柿子等。波兰传教士卜弥格撰写的《中国植物志》其中记述中国名花约20种，有些还有附图。他是第一个把柿子树、芭蕉树、菠萝蜜等介绍到西方的植物学家，并“首开研究中国植物的风气”。

　　1688年，荷兰人曾将中国菊花引种到西方国家。

　　1748年，法国耶稣会士汤执中从北京寄往巴黎皇家花园各种植物260种，并把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找到的树木、花草引进了法国。

　　1780年由法国韩国英寄回法国的植物标本，还保存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其中149种在内地采集，144种在澳门采集。1776-1814年出版的《中国论丛》第3卷还刊登了他关于中国植物的研究，包括玉兰、茉莉花、夜来香及秋海棠等常见的观赏性植物。此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总之，中国园艺植物非常丰富，有许多被引入西方，并对世界观赏园艺作出很大贡献，在此不予累述。

　　六、研究小结

　　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造园艺术在西方的影响，”隋况之热烈、时间之久、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都是少有的。但有关这段历史国内外学者意见不一，甚至有部分人拒绝承认中国园林艺术曾经对西方的影响，但相当一部分学者还是能够实事求是的，英国学者M．苏立文曾说，“尽管中国人的园林艺术观念也许曾经被误解和误用，但仍然实实在在地渗入到18世纪西方文化品位的核心当中。”今天，西方人对中国园林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考纳曾说：“中国园林看上去并不是由自然景观偶然的堆砌而成的，相反，而是通过象征和联想来安排园林元素，使其表现为自然景观的。”李约瑟曾评价中国园林说：“中国园林本身就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尽管很久以来它的最初目的是为体现美学的，其主题主要是审美，但后来由于某些因素，我们的注意力却集中到了动植物的收集和堆砌上了。”

　　到了19世纪，“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兴起逐渐淡化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这种热潮。这种平等双向的中西文化交流戛然而止，但其影响却不会因此而消失，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但其后在西方文化中已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或者说中国文化参与了西方文化传统本身的形成”。

•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建筑系、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 文章来源：摘自《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4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