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序

《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乌日陶克套胡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

序一

　　蒙古族是人类中一个伟大分支，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其所建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是东西方融合、文明进步的契合。我数次去过内蒙古的一些地方，蒙古族同胞的豪放、热情至今难忘，他们悠扬的歌声使我这个不懂音乐的人也为之倾倒。

　　在北方辽阔的土地上，蒙古族同胞以他们特有的生产方式——游牧，延续其生存，创造了特有的文明。与其他民族一样，蒙古族的形成也经历了氏族、氏族联合体、部落、部落联盟等阶段。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生活于这广阔草原的蒙古族祖先，逐水草牧牛羊，成就了一段壮丽史诗。

　　蒙古族作为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的重要一员，其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蒙古族经济史的研究，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必要环节，也是民族经济学深化的要求。

　　乌日陶克套胡作为蒙古族学者，深爱自己的民族，志于对蒙古族经济的研究。读博士期间，他以顽强的毅力攻读哲学、经济学理论，刻苦学习汉语、汉字、汉文章。三年下来，他获得了“立体”式丰收，从理论到知识；从研究方法到研究能力，从语言表述到写作都有了总体性提升。他的学位论文选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为题，这是对他学业总合性的运作和验证，几易其纲，数更其稿，得以初成。该文又纳入我主持的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项目，补充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在这个环节的空缺。

　　经济史的研究，一是要有充实的材料，二是要有明确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要详细占有材料，这个道理，从古而今，是通识，但真正做到，又很难。本书作者在这方面下了相当大的功夫，基本上掌握了本题所必要的材料。观点和方法，是对材料分析、概括、论证的主观条件，也是一个研究者是否合格与成功的根据。古往今来，众多研究者，材料收集不能说不够，有的还相当充足，就是不能得出对所研究问题明确的论证，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其原因，只在于没有明确的观点和方法。乌日陶克套胡对此很是重视，三年时间，刻苦攻读，掌握了劳动历史观和主体辩证法以及经济学方法论，据此界定了游牧民族、蒙古族游牧经济等概念，并对蒙古族游牧经济做了历史阶段的划分，进而分析其矛盾和演化。这是对蒙古族游牧经济——蒙古族经济史主干的首次理论和历史的论证。虽说不足之处仍很多，但本书主题已清晰地展示，可借读者参考和批评，也是作者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刘永佶
2006年6月4日

序二

　　一般认为，游牧的起源与动物的驯化密切相关。被驯化动物只限于草食性有蹄类动物，如牛、羊、马、骆驼、驯鹿等群居动物。

　　关于驯化的起始年代，至今考古学界尚有争议，但一般认为大致始于栽培小麦后，地中海地区约在公元前8000年驯化牛，美索不达米亚肥沃的三角洲边缘地带在公元前4000年出现驯化的马，骆驼和驯鹿的驯化更晚。总体而言，驯化动物的起源地和分布地区主要在干燥地带的边缘及草原和热带稀树干草原地带。

　　对游牧的起源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影响较大的观点有农业起源说和狩猎起源说。前者认为游牧是从农耕业里分离出来的，但是纵观农耕业与游牧业之间生活原理的不同，使得我们无法放弃对这一学说的正确性的怀疑。其根本差别在于一方是定居，另一方则是迁移不定的生活方式上。后者认为，游牧是从完全追随野生动物猎取食物的狩猎活动演化而来的，狩猎所捕获的动物增多，满足日常食用而有所剩余的部分动物被人类驯化变成了家畜。饲养家畜是游牧产生的重要前提。从这一点考虑，后者更有说服力。当然，家畜从野生状态到圈养，从被切断同野生种类的关系到产生下一代期间，在实现家畜化上有一定的过渡阶段。

　　学术界认为，从经济文化类型的角度，将我国的游牧文化可以划分为若干个类型，划分这些类型的主要依据除了自然生态环境方面的因素外，还有每一个区域内部的文化特征。大体上主要有蒙古高原型游牧文化、青藏高原型游牧文化、黄土高原—黄河上游型游牧文化、西域山地河谷型游牧文化、西域绿洲半农半牧型文化等。

　　游牧民族有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技术。无论是在那难以改造利用的沙漠和山丘地带，还是在那广阔的草原及荒漠地带，游牧民族依靠群居性有蹄类动物，开拓了人类的生活空间。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松原正毅先生所说“游牧和农业一样，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生活类型之一”。

　　从类型上看，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草原游牧文化。为了更合理地利用放牧地，充分发挥家畜的生产性能和便于管理，蒙古族牧民们往往根据不同家畜的生产特性和采食性分别组群，并配给不同类型的放牧地。

　　自蒙地放垦后，蒙古族传统游牧社会分化为游牧、半农半牧、农耕等三种基本经济类区。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在上述三种经济类区中也形成了不同的生产类型。

　　蒙地开垦是蒙古族游牧经济变迁的主要外部原因之一。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发自游牧社会内部的变迁也比较明显。清代以前的蒙古传统农业是以游牧经济的副业形式出现的。蒙古人从未大量滥垦牧场，因此蒙古传统农业一直没有对其游牧经济构成威胁。而清代后期内地农民大量流入草原后大量开垦牧场，农耕面积不断扩大，草场面积越来越少，从此蒙古人的游牧生产受到来自农业社会的冲击。清代的蒙地开垦是蒙古游牧社会变迁的一大转折点。

　　蒙地开垦以后，涌入草原的大量内地农民把自己的农耕技术带进草原的同时，把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广泛地传播到蒙古地区。从此，随着蒙汉两个民族间日益频繁的经济交往，其文化也逐渐向交流融合的方向发展，打破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长期对峙的传统局面。蒙汉间的经济交融和文化交融是同步进行的。蒙地开垦以后，长城以南的汉族农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向归化城、土默特、鄂尔多斯、热河、察哈尔、喀喇沁和科尔沁等地，这些地方的耕地面积便迅速地扩大了。总的来说，离长城越近的地方，汉族农民屯聚越密，蒙汉杂居的程度也高。

　　从聚落形态看，开垦前蒙古人仅以牧业为主业，故每户需广大地域，密集的村落对放牧生活不利，因而居民点以散居为多。一村落多则十余户，少则几户而止。村落相互之距离，亦颇隔远。聚落形态是对环境的一种适应。蒙地开垦后，放垦区和未放垦区的聚落形态、住屋形式及相应的人文景观都开始有所区别。在大兴安岭东南部一带的蒙民四时水草充足，故无转移之事，全以定居为主，房屋概从汉式风格，以土块或砖瓦、木料建造。周围筑有土壁或柳条棚，附近则有围家畜之土壁。其前面或侧面堆积牛粪如小丘，以供燃料。蒙古包周围常排列车辆(多为勒勒车)五至十数辆，以备移转。蒙古包周围很少有固定设备。而放垦较早的土默特、喀喇沁、科尔沁等地，居民点多以密集型村庄为主，蒙民都住土木结构的平顶房屋和砖瓦房，蒙古包已属罕见。据1916年出版的《内蒙古纪要》记载，当时内蒙古纯游牧区多住移转式蒙古包、而半农半牧区多住固定式蒙古包、纯农区则住砖木结构房屋。移转式蒙古包当时只见于乌珠穆沁、浩齐特、阿巴哈纳尔各旗。固定式蒙古包当时见于内蒙古东南如克什克腾、巴林及兴安岭以东地方。蒙古族学者罗布桑却丹所著《蒙古风俗鉴》(1918年)一书也记载：“现在蒙古地方的房子，凡汉族迁去得多的地方，蒙汉族的房子不易区别。农业地区蒙古人所住的和汉族没有区别。不种地地区的蒙古人，还是接着早先的老习惯进行游牧，住房也不断随着人畜移动而搬迁。”

　　新中国成立前，蒙古族牧民完全靠天养畜，没有多少设施来保护牲畜。对付自然灾害的主要办法是躲灾，依靠长距离游牧脱离受灾区易地放牧。新中国成立后，蒙古族牧民重视草原建设，采取打井、贮草、棚圈等抗灾措施。同时，蒙古族社会经济的变迁深深地打上了党的经济政策和民族政策的烙印。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保护和建设草原的措施，调动了广大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畜牧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由于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及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使全区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适当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游牧范围、聚落形态及居民点布局等都随着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而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乌日陶克套胡博士的《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一书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并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这本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四点：

　　一、资料丰富而翔实。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中无不渗透着这一特点。作者不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引用了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论述与其积累的资料，较全面地梳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二、结构严谨而完整。作者将搜集到的有关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归纳之后，根据需要合理安排各个章节，因而全文具有完整性和统一性。

　　三、方法得当而新颖。作者熟练地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以宏观审视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比较细致而深入地分析和阐述了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

　　四、结论允当而有创见。作者在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视角、多层面地对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进行了深入探讨，努力从深层次上阐明蒙古族游牧经济变迁过程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文化调适问题的诸种因果关系，提出了“蒙古族游牧经济的基本矛盾是人与人的经济利益的矛盾”等具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和独到见解，把蒙古族游牧经济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总之，乌日陶克套胡博士的《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一书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学术著作。

色音
2006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