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考察历史
——克罗斯比治史方法初探

　　内容提要：克罗斯比是美国知名的全球史学家和环境史学家，他的著作《哥伦布交流》、《生态帝国主义》和《病菌、种子和动物》等，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理解欧洲的兴起及其扩张，并试图构建起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历史研究的“脚本”。这一“脚本”的基本内涵包括：将人当作一个生物体来理解；关注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全球生态系统来理解欧洲的扩张；借用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他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其治史思路与方法值得借鉴。

　　关键词：全球史 生态史 克罗斯比 治史方法

　　作者简介：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近年来，全球史与环境史在欧美学界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史学研究中的新亮点。全球史以宏观视野来理解跨民族、跨国家、跨地区的历史现象，将研究对象置于其所处环境中进行多维度考察，注重网络与互动，因此全球史学者也非常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环境史以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为主题，由于人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及其变迁涉及的时间与空间范围都较大，就其宏观性而言与全球史具有相通之处。这样，一些全球史学者同时又是环境史学者。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Crosby]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本文通过对克罗斯比治史理念与方法的探讨，阐明其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考察历史的治史思路。

　　一、克罗斯比的学术成就与治史理念

　　克罗斯比于1931年生于波士顿，195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52-1955年曾服兵役驻扎在巴拿马，之后从哈佛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61年从波士顿大学获历史哲学专业博士学位。他毕业后先后任教于阿尔比恩学院、俄亥俄州立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1999年，他从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退休，现为该校荣誉退休教授。

　　克罗斯比的学术研究领域为历史学、地理学和美国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学者。他的第一部专著是1965年出版的《美国、俄国、大麻和拿破仑：1793-1812年的美俄贸易与波罗的海》，该书由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来，主要探讨了从美国独立战争到1812年美英战争期间的美俄关系。此后，克罗斯比致力于从生态学、地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和解释历史，主要著作有1972年出版的《哥伦布交流：1492年的生物和文化后果》（2003年出版30周年纪念版），1976年出版的《1918年的流行病与和平》，1986年出版的《生态帝国主义：900-1900年欧洲的生物扩张》（2004年出版第2版），1989年出版的《美国被遗忘的传染病：1918年流感》（由《1918年的流行病与和平》修改而来，2003年出版第2版），1994年出版的《病菌、种子和动物：生态史研究》，1997年出版的《事实的测量：量化与1250-1600年的西方社会》，2002年出版的《喷火：历史上的发射技术》，2006年出版的《太阳之子：人类能源史》。这些著作反映出克罗斯比的研究兴趣、主题与路径完全迥异于主流历史学家。

　　克罗斯比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如何理解现代欧洲的兴起及其扩张。然而，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没有沿袭韦伯等西方主流学者的思路，而是另辟蹊径，从生态环境视角来理解欧洲的扩张。《哥伦布交流》、《生态帝国主义》和《病菌、种子和动物》就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

　　在《哥伦布交流》初版序言中，克罗斯比对传统历史学者进行了批评，并由此提出了撰写该书的目的。他说，“历史学者在探寻新旧世界重新接触的真正意义之时，受到传统的局限。生态学者或地理学者在粗略浏览了16世纪的原始资料之后会发现：哥伦布航行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在本质上是生物意义上的。但连经济史学者也会偶尔遗漏这一点”。因此，“阐明这一点正是本书的存在理由”。[1]后来的学术发展表明，该书从生态视角重新解释欧洲向美洲的殖民，颠覆了欧洲殖民者的传统观点，成为一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全球环境史经典之作。

　　1994年出版的《病菌、种子和动物》是一部论文集性质的专著，论文围绕生态史这一主题组织起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克罗斯比对其先前生态史研究的概括，更能从史学观念上反映他的治史理念。凯文·雷利[Kevin　Reilly]称这本书“描述了一条通往生态史的智识之路，这有可能在总体上为世界史确立起一种基本理论”。[2]该书第一章为“哥伦布航行、哥伦布交流及其历史学家”（该文在1987年曾以单行本形式由美国历史学会出版），克罗斯比对传统史学和全球史视角下的生态环境史作了比较性的评价。关于哥伦布航行美洲及其后续影响，不同历史学家的解释各不相同。克罗斯比将美国历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分为两类：吟游诗人般的解释[bardic　interpretation]和分析性解释[analytic　interpretation]。他认为，吟游诗人般的解释可以说是西方历史学中的经典解释，是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叙事历史学家的产物，他们的叙述以可获得的文献记录为依据，并且具有白人种族中心主义色彩。他们常常只以伟大的白人为中心来组织文本，既不关注那些被埃里克·沃尔夫称为“没有历史的人民”，也不关心生态系统的变化。这种历史叙述为美国的学者、教师和学生所熟悉和广泛接受，但具有欺骗性，因为它是有选择地对历史进行叙述的结果。这种欺骗性同样具有危险性，因为它会强化欧裔美洲人的种族中心主义。他指出，从事这种叙述的历史学者，“其历史材料总是文献资料（特别是信件、日记、回忆录）而不是统计数据，也很少求助于经济学、考古学、生物学或其他此类科学，这导致了令人吃惊的历史缺失。普雷斯科特[William　Prescott]力图撰写关于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鸿篇巨制，却几乎没有提及征服者的最好盟友——天花。有关天花的信息存在于原始材料之中，但并没有作为重要史料纳入普雷斯科特的视野。”[3]在此，克罗斯比从研究视角、史料运用及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对传统史学处理哥伦布问题的方式进行了批评。相反，对于近年来新兴的分析性解释，克罗斯比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由于传统的经典解释没有回答当今人们关心的许多重大问题，于是史学家们开始寻找新的解释路径。“历史学家们敞开胸怀接纳了地质学、气候学、生物学、流行病学和其他学科。其结果是，倒进当今史学家之磨的这种谷物，可能会磨损掉利奥波德·冯·兰克的磨石。”[4]传统史学方法无法解决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新问题，这需要史学的变革。于是，一方面，一些史学家在研究视野上纳入了整体观，促进了世界史及全球史的发展。仅就欧洲人发现美洲这一事件来说，“引发哥伦布和欧洲人发现和开发美洲的动力是跨民族国家和跨大陆的。哥伦布时代及其之后的原材料、制造品和生物交流，在任何比世界范围小的单位内都不能得到完全意义的描述与分析。”[5]因此，历史研究的宏观整体视野是必要的。分析性解释的史学家不像传统历史学家那样只将视野局限于白人英雄，而是关注更大时空范围内诸多族群的民众。另一方面，他们在史料方面开始运用地质学和生物学的非文献材料，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理解欧洲对美洲的征服。克罗斯比本人便是这方面的积极倡导者。他提出，欧洲的动植物传播到美洲，使得美洲的生态环境欧洲化了，这有助于欧洲人的定居。然而，“入侵美洲者的决定性优势并非其动植物——当然也不是他们的火枪和来复枪，印第安人最终会大量获得这些东西——而是他们带来的疾病”。[6]这些疾病包括天花、麻疹、水痘、百日咳、斑疹伤寒症、伤寒症、淋巴腺鼠疫、霍乱、猩红热、疟疾、白喉和流感，它们导致了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这是理解欧洲人成功大量移民到美洲的关键。

　　1995年，克罗斯比发表了《环境史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他在该文中对美国环境史作了简单的学术回顾，并进一步表明了他对传统史学与环境史的看法。他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历史学者对诸如1918年大流感“这样几乎世界性的灾难漠不关心”，只专注于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所说的“显性历史”，“专业历史学者对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境史没有兴趣，人类活动在地方性、区域性和世界范围的生态系统中常被看作消极的或不起眼的参与者。”而对于美国因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而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美国历史学者完全（几乎是痛苦地）意识到了这种巨大而加速的变化，但仍没有从生态角度考虑这一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美国历史学者对环境问题的漠不关心？克罗斯比从学术视角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历史学者不太关心环境问题，是因为“他们被训练把见证者叙述的文献资料置于首位，而真正的环境史材料却只能偶尔散见于日记或自传之中。他们被训练投身于细小历史碎片的细微研究，而环境史学家必须是通才，因为环境变迁很少是几天、几星期或者几年的事情，而且常常只能从整个区域甚至整个大陆的范围来认识。”因此，在克罗斯比看来，传统史学观念与方法阻碍了环境史的发展。正因为这样，他极力称赞20世纪上半叶考古学对环境史兴起的先行作用。因为考古学没有传统史学中注重文本史料的局限，考古学家也不仅仅局限于发掘文物，而是转向关注古代民族如何生存，利用新技术来了解古代的气候和生态系统。这种研究打破了史前史与历史之间的界限，使那些对生存环境感兴趣的历史学者产生了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关注。这样，“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史前史和无文本材料的历史成了环境史学者的沃土。在没有文献可用的地方，历史学者不得不运用那些大范围和长时段的材料：土壤肥力、侵蚀、气候、营养、病患、动植物群”。而这一时期生态学的发展也有助于历史学者以整体观来处理分散的历史材料。因此，在克罗斯比看来，环境史要获得发展，必须打破传统史学的桎梏，在研究视野和史料运用等方面超越传统史学。在这方面，克罗斯比肯定法国年鉴学派作出的积极贡献。他说：“法国历史学家作为一个群体首先蔑视‘显性历史’，并且不断努力探讨在与有机及无机世界互动中作为集体的人类。”他们的研究倾向，“常常引导历史学者去思考人类与环境的互动”。[7]

　　由上可见，超越传统史学的狭隘视野与史料局限，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关注人们的生存状态并理解他们的行为，成为克罗斯比治史的一个基本理念。然而，在全球史和环境史刚刚起步的20世纪70年代，克罗斯比的史学理念与治史思路似乎具有超前性，并不为当时人们所理解。“《哥伦布交流》一书一直在艰辛地寻找出版社，直到1972年才由格林伍德出版社出版。学术杂志上的书评，从严厉苛刻到客气礼貌的都有，甚至许多杂志懒得给予评论。克罗斯比所在大学的同事表示怀疑这是否真正算得上是历史”。[8]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克罗斯比对传统史学的批评了。是什么使他走上了这样一条独特的历史研究之路？克罗斯比在其个人网页上有这样一番表述：“他卷入民权运动，从事黑人研究与教学，帮助建立联合农民工会的医疗中心，领导反越战游行，这些使他在智识上偏离了正统。这样，他对受害者、经济上受剥削者、在欧洲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进程中受奴役者的民众的历史，以及对非政治的、非宗教的和被极大轻视的因素——特别是传染病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感兴趣。”“这也激发了他对人口统计学和流行病学的兴趣，这一兴趣导致他撰写了几本著作——《哥伦布交流》、《美国被遗忘的传染病》和《生态帝国主义》”。[9]

　　二、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考察历史

　　克罗斯比对欧洲扩张问题的研究具有全球视野和生态视角，得到当今全球史学家和环境史学家的称赞，他的《哥伦布交流》和《生态帝国主义》，成为全球史与生态环境史的经典之作。因此，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成为克罗斯比从事历史研究的一大特点。凯文·雷利在给《病菌、种子和动物》作序时，对克罗斯比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世界史和生态史都是古典历史学家的话题，希罗多德的跨文化视野中包含了世界史，修昔底德对雅典瘟疫的描述包含了生态史，但这两种历史类型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被神学与哲学的话语模式所取代。直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史仍然等同于哲学思考，而生态史几乎不存在。近些年来，世界史和生态史出现了一种“现代复兴”，这与克罗斯比的努力分不开。因为，“克罗斯比几乎独自地引导历史学者把注意力转向生态问题，这些问题正由于其全球性而颇为重要。一些人认为，生态史、新社会史、区域研究、心智史、大众文化史、少数民族和族群研究等新兴历史学分支领域在二战后的蓬勃发展，结果使世界历史成为不可能。但克罗斯比通过他的研究，解答了这些人的疑问。”[10]因此，在20世纪下半叶历史研究碎片化的趋势下，当人们“怀疑这是否真正算得上是历史”的时候，克罗斯比以自己坚持不懈的治史实践，证明了自己所走道路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向人们表明了全球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可能性。

　　克罗斯比在《生态帝国主义》一书中，明确表示了他从生态视角来考察欧洲扩张的撰史目的。他提出，北美洲、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欧洲人的移居地成为“新欧洲”，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地区成了欧洲移民国家，具有欧洲式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而更因为欧洲移民造成了这些地区生态环境的欧洲化，使其成为从生态学上适于欧洲人生存的地区，这是欧洲殖民扩张成功的主要原因。他在该书“序言”中提出：“欧洲人似乎蛙跳式扩张到了全球”，[11]“为什么会有跨越如此遥远距离的如此大量的民族迁移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欧洲具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于，构成新欧洲的各地虽然“在地理上是分散的，但它们位于相似的纬度。它们几乎全部或至少2／3处于南北温带地区，也就是说，它们有大致相似的气候。欧洲人自古以来赖以用作食物和纤维的植物，以及他们赖以获取食物、纤维、动力、皮革、骨制品和肥料的动物，都易于在年降雨量为50至150厘米的冬暖夏凉的气候里繁殖”。[12]“欧洲的植物群和动物群，包括人类在内，如果竞争不是太激烈，都能在（新欧洲）这些地区繁荣兴旺起来的。”因此，“欧洲帝国主义的成功具有生物的、生态的因素。”[13]可见，在克罗斯比看来，殖民地的生态环境变得适于欧洲移民居住，这是欧洲成功移民的关键。

　　如前所述，克罗斯比治史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如何理解欧洲的兴起。对于这个问题，他认为，不同时代的学者有不同的解读，但每一代历史学者“至少具有一种带有共同特征的看待历史的方式——范式”。但他觉得“范式”一词太“沉重”，因而主张称之为“脚本”[scenario]。[14]“脚本”一词的使用，表明克罗斯比更倾向于认为历史具有由历史学者构建的一面，不同时代的历史学者会设想出不同的“脚本”。克罗斯比明确提出，他要构建目已解读历史的“脚本”。他认为，现代帝国主义和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欧洲的原因，至今仍没有得到较好的回答。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者把问题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自古以来白人就在技术、管理、经商等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民族国家涌现，于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脚本”。根据这种“脚本”，欧洲帝国主义成功的原因，在于欧洲人的野蛮残忍、优越的军事技术和资本主义侵略。20世纪末，西方历史学者开始反对传统社会与传统史学的奠基者，试图再寻找新的“脚本”。然而，所有这些脚本都带有缺陷与遗漏，它们无法回答欧洲何以兴起的许多疑问。因此，“我们历史学者一直没有停下自己的手。我们夜以继日地坐在电脑键盘旁构建一种脚本——一种适用于21世纪的脚本，以便回答或者至少面对这些问题。”[15]《哥伦布交流》和《生态帝国主义》便是克罗斯比尝试构建新“脚本”的努力。在这两本书中，他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考察了欧洲人在“新欧洲”地区的成功。关于这一探讨，他说，“这就是新脚本，我为构建了它而感到自豪。”[16]这也可以说是克罗斯比对自己的史学研究的评价与定位，表明他的研究不仅仅是要解决历史上的某个具体问题，而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探讨，最终目的是要构建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历史研究的“脚本”。因此，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理解欧洲的扩张，成了克罗斯比为我们从事历史解释所提供的一种“脚本”。的确，这种“脚本”甚至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历史研究的概念范畴，正如凯文·雷利所说：“克罗斯比通过创造一些最令人难忘的世界历史的范畴——哥伦布交流、生态帝国主义、新欧洲——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研究。”[17]

　　克罗斯比的历史研究“脚本”包括哪些内涵？总的来说，全球史的宏观视野与环境史的生态视角，是这一“脚本”的基本原则。具体来说，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人当作一个生物体来理解。在人类历史中，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要从生物学和生态学的视角来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上人的行为。在《哥伦布交流》初版序言中，他提出：“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不能脱离其关系情境（context），人也不例外。人是一个生命体，为获取食物、衣物和居所而依赖于许多其他生命体。许多生物也依赖于人而获取这些同样的东西。人首先是一个生物体，然后才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或资本家，或其他任何身份。……理解人的第一步，就是把他看作一个生物体，这个生物体生存在地球上达数十万年，与其他生物体相互影响。一旦把人放进这个恰当的时空关系情境中，我们就能够比较确定（或至少有希望）地考察其历史的某一方面或事件，这样考察的结果，就会与那种情境存在着一种有意义的关系，而不仅仅使我们走进杂草丛生的小径，引导我们从一位古文物家的瞭望台到另一个瞭望台。”[18]所以，考察人类历史，要与人们赖以行动的生存环境联系起来，从相互关系中来理解其中的某一方面，其结论才不会失之偏颇。否则，其结果就只能像是沿着杂草丛生的小径上古文物家的瞭望台所看到的，一种被割断的、孤立的历史。克罗斯比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将欧洲殖民者首先看作生态系统中的一种生物体，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他们在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得以生存发展的原因。同时，克罗斯比也从这一基本思路出发，提出了“哥伦布交流”在本质上是生物意义上的。一方面，欧洲人将天花等疾病带到美洲，造成了大量印第安人的死亡，大大帮助了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另一方面，欧洲的动植物传播到美洲，美洲的粮食作物传播到世界各地，都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将人当作生物体置于其生存关系情境之中来考察的历史研究视角，已成为当今全球环境史学者的一个基本理念。

　　其次，关注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传染病具有超越民族、国家与地区的特点，同时也是生态环境中的微生物传播问题，因此是全球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题。在《哥伦布交流》中，克罗斯比探讨了天花对欧洲人征服美洲的影响。他提出：“为什么欧洲人能够如此轻易地征服美洲？在我们的正史和传奇故事当中，我们总是强调阿兹特克人、苏人、阿帕契人、图皮南巴人、阿劳干人等抵抗的激烈与顽强，但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其抵抗的无效。”其根本原因在于，传染病“这些杀手随着探险者和征服者来到了新世界。旧世界这些致命的疾病在新世界杀人更有效”。[19]由此印第安人丧失了对欧洲入侵者的抵抗力。在《生态帝国主义》中，克罗斯比提出，旧世界病原菌的对外传播“奠定了欧洲帝国主义者在海外成功的基础”，“造成土著人大量死亡和为移民开辟出新欧洲的主要责任者，不是残酷无情的帝国主义者本身，而是他们带来的病菌”。[20]由于在新旧世界接触之前，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与旧世界的病菌几乎完全隔绝，他们没有经历过旧世界的疾病而缺乏对它们的免疫力，因而一旦接触便大量死亡。“对于旧世界的人们所带来的大多数病菌，他们的抵抗就像婴儿一样缺乏自卫能力。”[21]在《美国被遗忘的传染病》中，克罗斯比探讨了1918-1919年大流感对美国和世界历史的影响。他认为，这场大流感从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尤其是传播到以欧洲国家为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国，造成了大量士兵和平民的死亡。据保守估计，大约有55万美国人死于这场流感，而“美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总计才42.3万人，远远少于这个国家在10个月之内死于西班牙流感的人数。”至于全世界在这场流感中的死亡人数，他认为一般估计的2100万太低了，因为有人估计仅在印度次大陆就有2000万人死亡，“那么，全世界的死亡人数是否应该估计为3000万或者4000万？”[22]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才1500万。所以克罗斯比把这次流感看作一场世界性灾难，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影响。他认为，1919年仍然流行的大流感，可能对巴黎和会也产生了影响，比如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参加和会期间，因患流感而表现出“焦虑不安和精神崩溃”，由此影响他的思考和决定能力，这是他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不能贯彻到和会中去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同时这次患病也削弱了他争取美国国会接受《凡尔赛和约》的努力。[23]柯娇燕对克罗斯比的传染病史研究予以了高度评价，她认为，“人们对疾病所扮演角色的理解，经历了从简单的传播模式到传染模式的转变，促成这种转变的开创性的研究，是克罗斯比于1972年出版的《哥伦布交流》。”[24]

　　再次，从全球生态系统来理解欧洲的扩张。克罗斯比从生态学的视角来考察欧洲人扩张到新世界的历史，并不仅仅是在传统史学中添加一些生态学概念或环境因素，不仅仅是将动物、植物或疾病等因素添加到历史研究中，而是从生态学理论出发，将生态上的变化和影响看作系统性的，从全球生态系统来理解欧洲的扩张。他提出，大约1亿8000万年前，泛古陆开始分裂解体，经历亿万年的“大陆漂移”，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地球表面海陆格局。泛古陆分裂之后，包括欧洲在内的旧世界的生物系与新世界的生物系相互隔绝，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直到欧洲人到达新世界，双方才开始相互接触与交流。他把欧洲人本身及其带往新欧洲地区的所有生物总称为“混成生物群”（portmanteau　biota），并认为“理解它的成功，是理解新欧洲兴起之谜的关键”。而“混成生物群取得成功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极为简单，以致它容易被人忽视。它的成员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作为一个团队起作用”。也就是说，欧洲殖民者向新世界的扩张，是人口、植物、动物和病菌等生物相互配合的一致行动，是欧洲的生物系整体向新欧洲的迁移。欧洲人在殖民过程中，旧世界的植物（包括牧草和农作物）和食草动物（包括牲畜）在新欧洲协调发展，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同时他们带来的病菌杀死了大量土著人，使他们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因此，“混成生物群及其占统治地位的成员欧洲人所取得的成功，是长期以来在进化中冲突和合作的不同生物作为一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25]同样，他认为，对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后果的探讨，也应从生态系统出发，这样才能从整体上理解欧洲人到达美洲后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

　　最后，借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克罗斯比对20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学持批评态度，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他认为传统史学的研究局限于人文学科，视野太狭隘，方法太呆板，由此训练出来的历史学者，只注重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作为原始资料的文本，而对诸如气候、土壤、疾病、植物、动物等生态环境因素视而不见，因而造成对诸如欧洲人征服美洲这类历史事件的解释出现偏差。因此，他主张历史学的开放，历史学者应该敞开胸怀接纳地质学、气候学、生物学、流行病学和其他学科，借用这些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事研究，使历史学成为介于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的学问。他说，“我们不仅需要把历史看作政治学或宗教学或经济学，还应把它看作生物学。”[26]克罗斯比在历史研究中将这种理念付诸实践，其研究成果明显带有历史学与上述学科交叉的痕迹。例如，关于天花在美洲的传播及其影响，对梅毒起源地的争论，对1918-1919年流感病毒性质的探讨，克罗斯比都大量借用了流行病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

　　克罗斯比在《病菌、种子和动物》一书的导言中，回顾了他如何对传染病史及生态史产生兴趣，以及如何走上了历史学与医学、生态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道路。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决定致力于北美讲英语者的编年史。……但大概十年之后，我发现自己进展缓慢而艰辛，职业中途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我确信，主流的历史编纂以其对政治的强调，最终成果只不过是一份不断加长的随机事件的清单。”“当我在泥淖中爬滚的时候，我读到了卡斯蒂略（Bernal　Diaz　del　Castillo）对西班牙征服墨西哥亲眼所见的描述。……我不经意间发现，天花随着欧洲人到达中美洲并横扫该地，杀死大量阿兹特克人和其他土著人。我想，这就是真正的原因所在，为什么区区数百西班牙人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印第安同盟者，征服一个人数众多且军事化的社会，然后控制整个中美洲”。“然而，如果天花非常重要，为什么如此多的历史学者忽视了这一点？答案是，我阅读的仅仅是我这种历史学者的著作，这种历史学者受到的完全是人文学科的训练，他们花费了一生时间从事的仅是区别于科学的‘自由艺术’。”“我（偶尔）发现了一本由医生珀西·阿希本（Percy　M.Ashbum）写的书《死亡的各种人：征服美洲的医学史》。……他的著作以16世纪文献中的事实为依据，以现代细菌学和免疫学理论与实践为支撑，证实了我正开始思考的问题——关于天花与欧洲帝国主义在美洲所取得的成功。”“阿希本博士引导我发现了对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新解释，这种解释使我在阅读时不会无意识地跳过具有医学意义的段落。他也引导我进入了一座16世纪早期科学家和20世纪科学家所积累起来的关于传染病的文章和书籍的宝库。我发现，‘医学文献索引’（Index　Medicus）这份最令人高兴的全部参考文献目录，涵盖广泛而详细，足以使一个正统的历史学者感觉像一个孩子那样，通过一扇窗口看到了某人的生日宴会。”“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和令人非常满意的历史：流行病的历史。”“我对流行病历史的探索，很快使我进入了一个更一般的主题：生态史。”[27]这就是克罗斯比由传统史学转向生态环境史的心路历程。

　　克罗斯比的有关研究是开创性的，其治史思路与方法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参考“脚本”。然而，全球视野下的生态史并不是其史学实践的全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他除了继续关注生态环境这一主题之外，还试图从其他视角来解释欧洲的兴起。《事实的测量：量化与1250-1600年的西方社会》就是他“毕生寻求解释欧洲帝国主义令人惊异的成功而写的第三本书”，[28]探讨了西欧社会在中世纪晚期至文艺复兴时期从定性感知向定量感知的转变，这使西欧率先拥有了现代的科学技术、商业模式和官僚制度等。要理解克罗斯比在这方面的探讨，还有待其治史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和更多相关的自我表述。

注释：

[1]Alfred W.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Praeger Publishers,2003, p. xxvi.

[2]Alfred W. Crosby, Germs, Seeds and Animals: Studies in Ecological History, M. E. Sharpe,1994,p. vii.

[3]Alfred W. Crosby, Germs,Seeds and Animals: Studies in Ecological History, p. 5.

[4]Alfred W. Crosby, Germs, Seeds and Animals: Studies in Ecological History, p. 8.

[5]Alfred W. Crosby, Germs, Seeds and Animals: Studies in Ecological History, p. 8.

[6]Alfred W. Crosby, Germs, Seeds and Animals: Studies in Ecological History , p. 11.

[7]Alfred W. Crosby,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0, No. 4, Oct.,1995,pp. 1177-1189.

[8]Alfred W.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p. xi.

[9]http://www.awcrosby.com.

[10]Alfred W. Crosby,Germs,Seeds and Animals:Studies in Ecological History,p. vii.

[11]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 2.

[12]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asion of Europe,900-1900,pp.5-6.

[13]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 p. 7.

[14]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 p. xv.

[15]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p. xvii.

[16]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 p. xx.

[17]Alfred W. Crosby, Germs, Seeds and Animals: Studies in Ecological History, p. viii.

[18]Alfred W.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p. xxv.

[19]Alfred W.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p. 37.

[20]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 p. 196.

[21]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 p. 285.

[22]Alfred W. Crosby, 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 The Influenza of l91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 207.

[23]参见Alfred W. Crosby, 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 The Influenza of 1918, pp. 175-195。

[24]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25]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pp. 270,287,293.

[26]Alfred W. Crosby,Germs,Seeds and Animals:Studies in Ecological History,p. xiv.

[27]Alfred W. Crosby, Germs, Seeds and Animals: Studies in Ecological History,pp. x-xiii.

[28]Alfred W. Crosby, The Measure of Reality: Quantification and Western Society, 1250-16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p. ix.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