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文明的三点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别于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如果说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在理论上的重点主要在于关注人类生态价值观上的变革的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则在于坚持从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出发,把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人类生态价值观的重建看做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把实现环境正义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从而科学地阐明了生态文明相对于工业文明的特质,对于当代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具有突出的启示意义。

  启示一:生产方式变革是生态价值观变革的基础

  对于如何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关键在于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还是在于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关涉到如何看待生态文明的本质。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也恰恰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西方其他生态文明的根本区别所在。

  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对立和差别,但它们都把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重建看做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生态中心论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由此主张以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代替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人类中心论虽然认为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满足人的感性需求的价值观存在缺陷,但认为只要用“人的理性需求”代替“人的感性需求”来建构一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就可以避免生态问题的产生。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明确的批判,认为二者都将生态问题“简化为一个价值问题”,而完全忽略了“理解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断进化的物质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自然观辩证统一的理论基础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当代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强化虽然与人的贪婪个性有关,但从根本上说却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存在着与维系其生产所必须的自然条件之间的“第二重矛盾”,而且资本基于追求利润的冲动,既会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走向高度集中和不断扩张,倾向于大量投入自然资源而破坏生态环境,也会因为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宣扬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最终形成与自然相对立的高生产、高消费的生存方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此得出“资本主义制度从其本性上看是反生态的”结论,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首先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在此基础上谈论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才具有实际意义。

  启示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生态文明并不必然矛盾

  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同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进而以“地球优先论”为价值立场,要求树立生态中心论和生物圈平等主义的价值观,是当代生态文明研究的突出倾向。这种对立进而导致了三重连锁性的否定:一是把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看做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由此得出反科学技术的结论;二是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联系在一起,由此得出反生产主义的结论;三是以生态制约为借口,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秉承的是生产主义和技术主义,由此质疑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不可能建立生态文明理论。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否必然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矛盾。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回答。

  第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本身并无过错,其社会效应取决于承载它们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当他们与资本结合在一起时,才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为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系统地考察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缘起,以及它是被纳入到以资本为基础的现代性价值体系中的,指出正是资本追求利润和唯利是图的本性使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被简单地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导致了技术的非理性运用,成为资本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的工具,造成了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应该反对的是特定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不应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

  第二,生态中心论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自然权利论”和“生物圈平等主义”等主要诉之于人的直觉,缺乏科学的逻辑论证,具有反科学、反物质和神秘主义性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秉承现代主义和人本主义价值立场,始终坚持人类利益高于非人类利益和拒绝生物道德的观点。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具有其特殊内涵:其一,它不是建立在资本和古典经济学满足人的私利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集体需要为生产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上的;其二,它以优先满足“穷人的基本需要”为根本,其根本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环境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的不公平状态,实现“环境正义”。由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制度基础和内涵的变化,以此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建设不排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并且有利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存在潜在的生态学视阈,而且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观与自然观辩证统一的思想既应该成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对于剖析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或者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生态学重构,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或者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作的阐发,系统论述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内涵与特征,最终形成了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辩证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上述三个问题的系统回答,实际上表明了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其制度基础是否正义。不仅如此,生态文明也决非是一种拒绝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后现代文明,而是一种超越了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

  启示三: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下的环境保护存在根本差异

  在当前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把生态文明同环境保护等同起来,没有把握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原则区别;二是对生态价值观的重建论述较多,但对于如何规范和协调人们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讨论得较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同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又严格区分了生态文明同工业文明中的环境保护之间的不同。对于当前资本主义企业环境保护的行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其实质并不是要建设生态文明,而是或出于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的需要,或出于为产品打上绿色外衣,以便把费用转嫁给消费者。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所谓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来,生态文明是超越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下的环境保护之间的这种根本区别,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既应该实现从机械世界观、自然观向生态世界观和自然观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变革。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指出,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兴起以及资本的全球化。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文明所信奉的机械世界观、自然观和发展方式,造成了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同时,当前资本利用其支配的不公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通过资本的全球化运动和国际分工进一步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使生态危机呈现出全球性的特点。基于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制度变革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这里的制度变革,不仅包括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而且也包括变革资本所控制的不公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通过制度变革,合理协调和规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生态利益,实现环境正义。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应该从制度建设和生态价值观建设两个层面入手,从而实现人类和生态的和谐发展。

  总的来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切中了当代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关键性问题,不仅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生态危机的根源和生态文明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环境权以及展开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来源:《人民日报》2011-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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