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编纂当代中国史
【作者简介】有林，1929年生，研究员，1946年3月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参加革命工作，任民运工作队员、组长、中共城关区委委员，1950年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学习、任教，1961年5月调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1971年1月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7年7月调国务院财贸小组工作，1979年4月调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后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经济组副组长、组长、室务委员，兼任国家体改委委员、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1983年6月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1989年10月调任求是杂志社总编辑，1994年4月至2001年4月任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聘为“八五”、“九五”、“十五”经济理论学科规划小组（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现担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顾问。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京），2010．10．7．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门新的学科。近些年来这一学科的建设有了很大的进展，科研成果也相当丰富。取得这样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从事此项工作的学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和编纂国史。
阶级立场决定阶级利益
研究和编纂史书，一定要从史实出发。由史料成为史书，观点是不可缺少的。观点体现在史料的鉴别真伪和取舍主次上，体现在对史料的分析上。而这归根结底取决于站在什么立场上。不同阶级的立场，集中体现着不同阶级的阶级性，体现着不同阶级的阶级利益。
中国史学界大多数人认为孔子修过《春秋》。孔子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以维护和恢复奴隶社会秩序的周礼为己任。《史记·孔子世家》写道：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这里所说的笔和削，就是将鲁国史官所记载的史稿按照周礼加以修改。他笔也好，削也好，都是使之更符合周礼。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的封建地主阶级维持统治地位服务。这些书中属于人民性的内容可供我们借鉴，可以批判地继承，但是不能不说编撰者是站在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使用材料、评价是非的。
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还多少尊重点历史事实，在巩固了统治地位以后，就不行了。恩格斯在揭露资产阶级历史学时这样写过：“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整体利益，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也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就研究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来说，就是要维护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建立起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维护他们含辛茹苦积累起来的庞大家业，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特别是要维护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维护他们通过艰难探索才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和其他领域的指导地位，要满腔热情地写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这是不是说可以不写失误呢?当然不是。不仅要写，而且要写好。所谓写好，就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要把它恰如其分地写出来，并经过深入研究，指出产生失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总结出经验教训。这就会使读者受到教育，成为更好的前进的动力。
这样写也是科学的。因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因此，“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群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是理所当然的；一旦认识到了缺点和错误就主动改正，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正如历史事实所表明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都是严肃对待，都是自己加以改正的。这就用事实说明了党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
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是紧密联系着的，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社会历史领域来说，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的唯物史观。其主要观点有生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等。概括起来说，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人类社会就是在两对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运用上述观点，对于在中国如何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艰辛探索。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列宁说：“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坚持群众观点，就是作决策和推动工作时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决不能只相信和依靠少数“精英”。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所坚持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我们所从事的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部必须领导群众来进行。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在革命、建设、改革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无一不是党率领广大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事实充分证明，再正确的决策，没有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不把它变为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也会成为一纸空文。
我们研究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定要下工夫把我们运用群众观点来推进各项工作的经验教训表达出来，以利于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运用唯物辩证法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研究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就拿1949—1979年这30年来说，要分析的矛盾就很多。诸如：社会矛盾的新变化，阶级关系的状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适应与不适应，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比例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事物矛盾的典范，又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成果。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要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而不是把问题孤立起来和静止化。要是非分明，对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都作出明确的判定。但又不是主次不分，而是如实地肯定成就是第一位的。由失误造成的损失是第二位的。要避免绝对化。对于对的，也指出它有不足之处；对于错的，不仅要指出错在哪里，是怎么错的，而且要进一步指出错中也不是一点可取之处也没有，至少还可以使之成为正确的先导。
新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但还有缺陷；走过的建设道路总体来说是正确的，但不正确的做法也不少。对于有缺陷、不正确的，我们当然不能去学；就是好的和正确的，也不能照搬，因为国情不同。这就产生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客观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是适应这种要求，进行艰辛探索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们的党，在探索中获得了丰硕的实际和理论成果，但由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阶段性和艰巨性认识不够，并没有能从根本上总结经验，找出失误的真正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左”的错误，逐步认识到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认识中国国情的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统一的整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组成部分。工人阶级政党在领导本阶级及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必须把三者作为一个统一体，运用于实践中，而决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割裂”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孤立地强调牢牢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立场上，而不顾其他，结果常常是违反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立场也站不稳。另一种情况是离开阶级立场，空谈观点和方法，结果使观点和方法变成无本之木，很难说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都属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历史观的表现。丢开阶级区分，属于什么性质的观点和方法，是说不清楚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非常复杂，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处理新情况和新问题，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分析的过程，就是总结经验的过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这也就是我们研究和编纂国史最重要的目的。不仅如此，同时还要教育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培养和提高他们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感情，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原刊《历史学》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