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安：17-18世纪远东新兴的海洋贸易中心
四、海贸中心的转移
会安独占广南对外贸易鳌头，从开埠到繁荣大概经历了100余年。到18世纪末，由于河流淤塞，一些西洋大船进出港区遇到困难，逐步转移到其它港口，会安对外贸易渐趋衰退。
妨碍会安贸易发展的因素当然不止河道淤浅一项。西山战火燃遍全越，战争的破坏会安也不能幸免。西山政权规定西洋商船停泊到会安北面的海港沱氵曩（岘港）茶山澳，直接导致会安外贸中心地位的失落。
阮朝建立后，沱氵曩（岘港）取代会安成为阮朝对外贸易中心，并且拒绝洋人长期居留。明命二十一年（1840）十月，阮圣祖说：
本朝之于洋人，不拒其来，不追其去，直以夷狄待之耳；间有洋船来商者，只许于茶山澳寄石定，兑买事清，即令驶去，不曾许其岸上留居，所在人民亦不许与他私相贸易，其所以杜渐防微者至矣[75]。
贸易中心的转移还与阮朝拓土南疆、致力于南部开发政策有关。18世纪中叶以后，下柬埔寨地区逐渐纳入广南阮氏版图。原来比较落后但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的湄公河下游地区在越人、华人、高棉人、占人、马来人共同开发下，成为富庶的农耕区、人烟稠密的乡村市镇和外商云集的贸易港口，经济后发优势逐渐突显出来，成为中南半岛新兴经济区。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各国商人在越南活动的重心，也逐渐从中部会安等港转移到南部沿海嘉定、迪石、河仙等海港，越来越多的“清人”、“清商”进驻湄公河三角洲。正如英国著名华侨史专家巴素（Victon Purcell）所说，在暹罗湾和南中国海之间的南圻地区在国际航线上拥有有利的地理位置，有利于接纳华侨的来临。本区的经济情况—-拥有肥沃的稻迷米产区，便利的水网交通，发达的国际贸易—-对于大部分经商的华侨具有很大的吸引力[76]。可以这么说，会安失去对外贸易中心地位，也是越南南部经济开发的客观形势使然。
会安虽然丧失对外贸易主要港口的地位，但它仍然是越南中部商业重镇，继续发挥沟通南北的商业枢纽功能。南部沿海的商品通过海路船载、陆路马驮运往会安，北方商人汇聚会安，采购他们需要的商品，然后运到各地。会安日本桥有嘉隆丁丑年（十六年，1817）广南营督学溪亭伯丁翔甫撰《重修来远桥记》。碑文谓：
明香会安庯界于锦铺，有□□溪，有桥古也，相传日本人所作，经奉先朝宸翰，赐名曰来远桥。夫会安庯，广南之好风水也，长江之面□合，贾筏商帆之所集，山陬海澨之所归，岸上刻肆，其中为通衢，四方百货，无远不至，此桥之所以名来远也欸；桥上架屋，屋下列板，坦然若履平地，行者安，劳者息，游者宜乘凉，宜远眺，宜临流而赋诗，……方今海宇清晏，商贾者藏于市，旅者出欲途焉，马迹车尘之所及，亦无远而不过此桥，……[77]
可见19世纪初，会安仍然相当繁富。
明命十六年（1835），澎湖人蔡廷兰由厦门渡海回澎，遇风飘至越南，次年初夏回国。他将在越南见闻记录成书，述及华船与越南贸易：
中国船所聚，以嘉定（即陇奈）为多，次广南（即惠安），次平定（即新州）、广义，次富春（即顺化）、南定（俗称碑放）、乂安等省。凡市贾之哗寂，征税之盈虚，及官史所获送礼之利，皆以船之大小多少为差。船以冬到夏还[78]。
会安在中越贸易中地位仅次于嘉定，颇值得注意。
20世纪初，会安依然是中圻有影响的商业城市，有不少中国商人定居。《大南一统志》谓：
会安铺，在延福县。会安、明乡二社，南滨大江，岸两旁瓦屋蝉联二里许，清人居住有广东（广府）、福建、潮州、海南、嘉应五帮，贩卖北货。中有市亭会馆，商旅凑集。其南茶饶潭为南北船艘停泊之所，亦一大都会也。其铺税由使座征纳[79]。
17世纪会安在亚洲海洋贸易网络中的地位（World Heritage Hoian, Showa Woman’s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Japan, 1999）
（原刊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主办《亚太研究论丛》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注释：
[1] 18世纪后半叶，阮氏不断向下柬埔寨（Cambodia）扩张，广南国（交趾支那）版图延伸到湄公河下游地区，也就是后来的南圻。19世纪中叶以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南圻改名为“交趾支那”，然其区域和性质与广南国时期之“交趾支那” 皆有差异。
[2] 会后编辑出版了会议论文集Ancient Town of Hoi An，河内，2003年。作为17、18世纪东亚贸易港口，会安至今保留着大量历史文化遗产。1999年会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3] 大汕著、余思黎点校：《海外记事》卷三，中华书局，1987年，第67页。
[4] 杨文安：《乌州近録》卷三《风俗》，景历乙卯年（1555）抄本。
[5] 杨文安：《乌州近録》卷四《城市》。
[6] 杨文安：《乌州近録》卷一《山川》，卷三《风俗》。
[7] 杨文安：《乌州近録》卷一《山川》，卷二《赋税》。
[8] Phan An（潘安）：《十七至十八世纪越南南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未刊稿）。
[9] 张燮：《东西洋考》卷二《占城》，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
[10] 《大南寔録前编》卷一，太祖嘉裕皇帝癸丑五十六年六月庚寅。
[11] 大汕著、余思黎点校：《海外纪事》卷四，中华书局，1987年，第80—81页。
[12] Do Bang, The Relations and Pattern of Trade between Hoi An and the Inland, Ancient Town of Hoi An, pp204—216.
[13]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14] 尼古拉斯·塔林（Tarling Nicholas）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I），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9页。
[15] 岩生成一：《朱印船の贸易额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五十九编第九号，东京大学文学部，昭和二十五年。
[16] 岩生成一：《朱印船の贸易额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五十九编第九号，东京大学文学部，昭和二十五年。
[17]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卷二百七十一，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
[18] Phan An（潘安）：《十七至十八世纪越南南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未刊稿）。
[19] Paul A.Van Dyke, Port Canto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1690-1845，Volume II,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2002,pp.373-435, pp.639—640.
[20] Paul A.Van Dyke, Port Canto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1690-1845，Volume II, Appendix V, pp.426,660—661.
[21] 郑瑞明：《日本古籍〈华夷变态〉的东南亚华人史料》，吴剑雄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第二期，台北：台湾海外华人研究学会，1992年，第123—147页。
[22] 林春胜、林信笃编、浦廉一解说：《华夷变态》卷十四，东京：东洋文库，昭和三十四年（1959），第854—855页。本文所引《华夷变态》资料，中译据郑瑞明：《日本古籍〈华夷变态〉的东南亚华人史料》。
[23] 林春胜、林信笃编、浦廉一解说：《华夷变态》卷十四，第1034—1035页。
[24] 林春胜、林信笃编、浦廉一解说：《华夷变态》卷十七，第1290、1292页。
[25] 任鸿章：《近世日本と日中贸易》，东京：六兴出版，1988年，第248页。
[26] 岩生成一：《朱印船の贸易额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五十九编第九号，东京大学文学部，昭和二十五年。
[27] Do Bang, The Relations and Pattern of Trade between Hoi An and the Inland, Ancient Town of Hoi An, pp.204—216.
[28] Léon Pages, Histoire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au japon, Volume I, Paris, 1870, p.165. 转引自Do Bang, The Relations and Pattern of Trade between Hoi An and the Inland, Ancient Town of Hoi An, pp.204—216.
[29] Christoforo Borri, Relation de la mouvelle mission des Pères de la companie de Jésus auRoyaume de la Cochinchine, B.H.V.H. 1931,P.332. 转引自Do Bang, The Relations and Pattern of Trade between Hoi An and the Inland, Ancient Town of Hoi An, pp.204—216.
[30]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31] Paul A.Van Dyke, Port Canton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1690-1845，Volume II, Appendix V, pp.426,660—661.
[32]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33] 菊池诚一：《越南中部会安出土的陶瓷器》，《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9年会专辑，第93-96页。日本九州岛古称肥前国（今佐贺县），西北部的有田烧是以西松浦郡有田町为中心的诸窑的总称，有田内山、外山诸窑烧制的瓷器从附近的伊万里港出口，因而称为伊万里烧。初期伊万里烧（1616-1640）釉色白中透青或偏黄，纹样有朝鲜青花格调；1624年以后受明朝天启青花的影响，制瓷技术由朝鲜方式向中国方式转化，出现青瓷青花、刻花、浮雕、吹墨等品种，青花呈色偏蓝紫，技术日趋成熟。其后明清鼎革，荷兰人无法从中国进口瓷器，转而向日本采购，促使有田瓷业飞速发展。有田烧瓷器造型优美，胎质细腻，釉色闪白或闪青，大量销往海外；荷兰东印度公司订制的瓷器有些在盘心刻画V.O.C字母，日本人称之为“芙蓉手”。参见胡德志、万一：《朝鲜、日本、泰国、越南陶瓷图史》，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04-108页。
[34]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35]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36]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37] 参见Do Bang, The Relations and Pattern of Trade between Hoi An and the Inland, Ancient Town of Hoi An, pp.204—216.
[38]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39] 《大南寔録前编》卷一O，世宗乙亥十七年夏四月。
[40]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41]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陈荆和：《朱舜水〈安南供役纪事〉笺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一卷，1968年9月，第216、225页。
[42] 陈荆和：《朱舜水〈安南供役纪事〉笺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一卷，1968年9月，第216、225页。
[43] 陈荆和：《清初华舶之长崎贸易及日南航运》，《南洋学报》第13卷第1辑，1957年。
[44]《大南寔録正编》第一纪卷二十二记载：世祖嘉隆二年十二月，“以清人郑猷为北城该府艚，监收商舶税。”可见安南郑氏与阮氏一样，贸易管理多委华人主之。
[45] 《大南正编列传》初集“诸臣列传”八，《郑怀德传》。
[46]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47]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48]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49]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50] 黎贵惇：《抚边杂録》卷四。
[51] Nguyen Dinh Dau, The Birth and the Historic Evolution of Hoi An, Ancient Town of Hoi An, p159-174.
[52] 金永键：《印度支那と日本との关系》，东京：富山房，昭和十八年（1943）；岩生成一：《南洋日本町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屋，昭和四十一年。
[53] 潘嘉糹卞 著，何廷庆译：《越南手工业发展史初稿》，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1页。
[54] 潘嘉糹卞著，何廷庆译：《越南手工业发展史初稿》，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1页。
[55] 岩村成允著、许云樵译：《安南通史》，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57年，第171页。
[56] World Heritage Hoian, Showa Woman’s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Japan, 1999, pp.32—33, p8.
[57] 陈荆和：《清初华舶之长崎贸易及日南航运》，《南洋学报》第13卷第一辑，1957年。
[58] 潘嘉糹卞著，何廷庆译：《越南手工业发展史初稿》，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8、112页。
[59] 澳门《文化杂志》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况》，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19页。马卡萨(Macassar)，一般译作望加锡，华侨习称锡江，印度尼西亚海港，苏拉威西岛西南部。
[60] G.F.赫德逊(G.F.Hudson) 著、王遵重等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第268页； D. G. E. 霍尔(D.G.E.Hall) 著、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东南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12页。
[61] 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62] 尼古拉斯·塔林（Tarling,Nicholas）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I），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9页。
[63] Paul A. Van Dyke, How and Wh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Become Competitive in Intra-Asian Trade in East Asia in the 1630s, ITINERARIO, volume XXI(1997)number 3, LEIDEN, GRAFARIA, 1998, pp.41—56.
[64] 施白蒂（Beatriz A.O.Basto da Silva）著、小雨译：《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第40—41页。
[65] 村上直次郎原译、郭辉中译：《巴达维亚城日记》，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0年，第120—122页。
[66] 李庆新：《17世纪广东与荷兰关系述论》，《九州岛学林》春季三卷一期，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5年。
[67] 村上直次郎原译、郭辉中译：《巴达维亚城日记》，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0年，第139页。
[68] Do Bang, The Relations and Pattern of Trade between Hoi An and the Inland, Ancient Town of Hoi An, pp204—216.
[69] 潘嘉糹卞著，何廷庆译：《越南手工业发展史初稿》，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8页。
[70] 潘嘉糹卞著，何廷庆译：《越南手工业发展史初稿》，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2页。
[71] H.Cord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转引自潘嘉糹卞 著，何廷庆译：《越南手工业发展史初稿》，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2页。
[72] 邵循正：《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73] 张雁深译：《一七八七年百多禄主教上路易十六的奏议》，译自Norman, Tonkin or Frances in the Far East, pp.43—44;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3—364页。
[74] 高第辑、张雁深译：《一七八七年越法凡尔赛条约》，译自Cord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les Puissances ,卷2页244—256；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7—350页。而张雁深译《一七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越法凡尔赛条约第二种约文》（法文，译自Norman, Tonkin or Frances in the Far East, pp.43—44; Romanet du Caillaud, Intervention Française au Tonkin 1872—74, pp.323—325.）签约日期则为1787年11月20日，双方签约代表法方为魏尔珍伯爵(le comte de Vergenne)与莫穆林伯爵(le comte de Montmorin)，越方代表为太子景（景叡，Canh-Dzuê，年仅6岁），内容也有很大出入，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3—364页。
[75] 《大南寔録正编》第二纪卷二一八，明命二十一年十月。
[76] Victon Purcell，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74.
[77] 2004年1月笔者在会安考察所录。
[78] 蔡廷兰：《海南杂着·越南纪略》，“台湾文献丛刊”第42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年。
[79] 高春育等修：《大南一统志》卷五《广南·市铺》，东京：印度支那研究会，昭和十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