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安：17-18世纪远东新兴的海洋贸易中心
会安（Hoi-an, Faifo）位于越南中部广南-岘港省秋盆河（the Thu Bon River）即柴江的入海口，历史上是占婆(Campa)人的故乡。16世纪初叶，安南进入分裂割据的“南北朝”（1527-1592）和郑阮对峙（1533-1788）时期，南方阮氏为与北方郑氏争雄，推行“南向”政策，不断侵吞占城，同时允许外国商船到会安等港口贸易，垄断经营，以收商利，“一以备军需，一以供国用”。
阮氏统治下的顺化-广南地区是17-18世纪远东重要的海洋贸易区域，东西方各国商人都在这里活动，并留下不少文字记录和历史遗迹。日本、西方文献称之为“广南国”（Quinam），也有称为“交趾”、“交趾支那”（Cochin China），地域上主要指今越南中部地区。[1]17世纪初荷兰人柯恩（Jan Pieterszoon Coen）说，广南“具有极为良好的港湾及停泊地”，会安凭靠优越的区位优势、资源条件和良好的政策环境发展成为本区域最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
20世纪40年代以来，会安口岸研究逐渐受到国际史学界的重视。金永健《印度支那と日本との关系》、岩生成一《南洋日本町の研究》对日本人在会安的活动以及“日本町”作了比较细致的研究。1990年，越南、日本等国学者在岘港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会安研究的最新成果[2]。笔者在此主要探讨18世纪末以前会安的对外贸易、外国商人的活动，以及阮朝的贸易管理等问题。
一、会安开埠及其对中国、日本等国的贸易
越南中部濒临南中国海，狭长的平原，因山脉分隔形成地理阻隔，但河流众多，水量丰沛，多呈东西走向，流入南海，形成许多优良的深水海港，海路、河道是这一地区交通的主要通道。清初曾经访问会安、顺化的中国僧人大汕指出：“大越国土，总是一山曲折起伏于巨洋中，或背或向，皆依山傍海，而为都邑。山峻水险，树木丛蘙，多犀象虎狼。各府无径路相通，凡从一港所入，尽可通之地为一府，别府则另一港。故适他府者，必从外海循山而入他港”[3]。
沿海地区为热带海洋性气候，每年从北方吹来的秋季季风和从东南吹来的春季季风使沿海海港成为各国海商惯常的落脚点，宋元时期的宾童龙，明清时期的会安、沱氵曩（Da Nang，今岘港）都曾经是南中国海贸易的重要枢纽。16世纪中叶，顺、广沿海地区出现不少城镇，肇丰府（今广治省）“山川奇秀，田野广辟，人民稠密，一方之大都会也”[4]。所属丽水县大福市“襟大江，带小溪，腋虹桥，背梵阙，四通八达，道路坦然，万壑千溪，舟船辐辏，土里之一都会也”[5]。丹田江“田畴最沃，实甲诸乡”；下游的顺化大城“地密人稠，亥市午桥，物华人贵”[6]。
这一地区物产相当丰富，产品在国外很有市场。据莫朝文献《乌州近録》记载，16世纪中叶顺、广地区征收的赋税有象牙、雉尾、沉香、速香、白木香、辨香、白锦布、锦布、公象、犀角、黄蜡、锦布白帷、松脂、水牛皮、麂皮、鹿皮、鹿布皮、鹿茸、翎毛、胡椒、中藤、青绢、白蜜、文缡绢、水牛角等。康禄县安代源所产沉香、速香、黄木玄 香、白蜜、黄蜡、黄精、黄滕、雉羽、橄榄脂、道秀木，海陵县园桥源所产象牙、马匹、水砂、牛、花帷、生麻皮、白花锦、白吉贝，武昌县杲泉源所产象牙、匹马、沙牛、花帷、沉香、速香、白木香、麻皮、白花、锦、白吉、青贝，金茶县金茶源所产栖栖木、楮藤、山奈、藤席、雀舌菜、缩沙栗等，比较有名[7]。
17世纪20年代初，意大利人克里斯多福·保里(Christoforo Borri)访问越南中南部地区，对这一地区肥沃的土地与丰富的物产赞不绝口，他记录了多种农作物，例如稻子，还有热带地区特有的植物与水果，如粗叶榕、香蕉、榴莲、菠萝蜜、槟榔，以及各种家畜，各种野生动物，如大象、犀牛、各种海产，尤其是西面山林地带盛产的沉香和奇楠。另外，由于贸易活跃，带来大量外国商品，例如象牙、犀角、龟甲、珍珠、孔雀毛、翠羽、香木等[8]。
16世纪中叶，阮氏太祖阮潢镇抚顺化。1570年（明隆庆四年）以顺、广总镇兼领广南，黎帝加世袭王爵、太傅。阮氏拥境独立，号令四邻。明万历时人张燮说：“广南号令诸夷，埒于东京。贾舶在新州，提夷者必走数日程，诣广南入贡，广南亦遥给木牌，民过木牌无敢哗者”[9]。
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阮潢临终，对皇六子说：“顺、广北有横山、
氵灵 江之险，南有海云、碑山之固，山生金、铁，海出鱼盐，实英雄用武之地。若能训民厉兵，与郑氏抗衡，足建万世之业。纵势力弗敌，当保守境土，以俟时机”[10]。
不过，阮氏所拥有的疆域、人口、资源都逊于北方郑氏。为北方争雄，阮氏不断向南方扩张，侵吞占城；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开放会安，设置艚司，集中管理贸易。会安包揽了广南的对外贸易，迅速崛起成为广南国内外商品的集散地。
（一）对中国贸易
越南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联系极为密切，会安自开埠就是中国商人与东南亚贸易的跳板和基地，中国商品不断运往广南，转销其它国家。正如清人大汕所云：“大越国会安府者，百粤千川舟楫往来之古驿，五湖八闽货商络绎之通衢”[11]。越南顺化大学杜鹏（Do Bang）说，16世纪中叶顺、广地区的人们很喜欢中国货，经常可以发现贵族和平民们使用绘有中国龙凤图案的碗和盘子，富人和穷人都穿着红色或粉色的衣服，男孩们手持着中国扇[12]。
会安百货丛聚，贸易最盛，是中国商人常到之处。黎贵惇的《抚边杂録》介绍18世纪广东船商往清河庯、会安等港埠贸易的情形说：
广东船商客有姓陈者，惯贩卖。伊言：自广州府由海道往顺化，得顺风只六日夜，入堧海门至富春河清庯（按：当为清河庯），入大占海门到广南会安亦然。自广州往山南只四日夜余一更，但山南回帆惟贩禹粮一物，顺化亦只胡椒一味。若广南则百货无所不有，诸番不及；凡升华、奠盘、归仁、广义、平康等府及芽庄营所出货物，水陆船马咸凑集于会安庯，此所以北客多就商贩回唐。曩者货物之盛，盖虽巨舶百只，一时运载，亦不能尽[13]。
尼古拉斯·塔林（Tarling,Nicholas）主编的《剑桥东南亚史》指出：
会安港（faifo），即今天的会安，是17世纪初期南越的主要贸易中心，由日本人和中国人居民区组成。到1695年，中国人仍然占主导地位，他们经营着10—12条中国商船，每年都从日本、广东、暹罗、柬埔寨、马尼拉和巴达维亚驶抵这里[14]。
1617年12月18日，荷兰东印度总督柯恩（Jan Pieterszoon Coen）在向东印度公司本部递交的政务报告说，“广南（Quinam）作为交趾支那之一地，具有极为良好的港湾及停泊地，每年支那人在该地同日本人进行贸易”[15]。
1634年11月24日，荷兰平户商馆长克凯巴凯尔送至巴达维亚的报告中说：
二月末[日本]下达六封朱印状，两封至东京、两封至交趾支那、两封至柬埔寨。三月，一艘船装载百贯目资本、樟脑、日本衣服、其它小件物品等二十贯目商品驶向柬埔寨，一艘船装载约五百贯目资本驶向交趾支那，一艘船装载八百贯目出帆驶向东京，其它船只时限迫近，季节风接近结束，航海条件尚不充分，还未起锚。……前述船只从柬埔寨带回来约四万张鹿皮、一些鲛皮、腊、苏木、漆、象牙、锡及柬埔寨胡桃等，从交趾支那进口五万斤生丝、绢织物（其大部分是由广东及支那人带至该地）及土特产绢物，自东京而来的两只船其中一只船在该地停留一年多，带回十万斤生丝及绢织物，他们通过这种航海贸易及这些资本获得了比去年更大的利益[16]。
交趾支那即广南，柬埔寨指下柬埔寨，湄公河下游地区；广南进口的生丝、绢织物，大部分由中国商人提供，集中在会安，再转销国内和海外。
清初实施海禁，但与越南的商业往来并未堵绝。1684（康熙二十三年）开海贸易，并设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于广州、厦门、宁波、云台山，沿海商舶遍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刺加、渤泥、荷兰、吕宋、日本、苏禄群岛、琉球诸国。1717（康熙五十六年），规定除东洋准许照旧贸易外，不准商船前往南洋吕宋、噶啰吧等处，违者严拿治罪。但是，安南“地处西南，与内地毗连，由与吕宋、噶喇吧等国相隔遥远，应照东洋之例，听商贾贸易。”中国商船往安南贸易“不在禁例”。[17]这对中国与广南贸易是有利的。
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李塔娜（Li Tana）在关于17、18世纪越南南部经济社会史研究中提到，17-18世纪每年从中国驶往越南南部各港口的船只约有10-15艘，1740-1750年代，进入越南南部的中国船只更多达30艘[18]。会安是中国商船主要贸易港口。
美国学者范岱克（Paul A. Van Dyke）博士近年一直致力于17—19世纪广州口岸与珠江三角洲研究。他从荷兰、瑞典等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中发现，广东十三行有些行商和其它商人出资造船，在粤海关监督的批准下前往东南亚等地贸易，著名行商潘启官(Poankeequa)、颜瑛舍(Yugshaw)、陈捷官(Chetqua)等、瑞典的高级官员、澳门的葡萄牙人、阿美尼亚人、帕西人、英国私商，都曾涉足这一市场，或出资赞助这些贸易活动。1761—1770年，有27—37艘帆船经常从广州港往返东南亚各港，其中交趾支那次数最多，有34次（参见表一）[19]。交趾支那贸易主要集中在会安，可以断言，18世纪会安港与中国广州之间的贸易往来是相当频繁的。
他列举了1761年中国帆船从东南亚港口运走的31种商品，包括各种用以制造家俬的木材，熏香用的香料，不同种类的草药、肉干和鱼干，食用燕窝，鱼翅、鲨鱼皮和海参，共44498担（Picul），其中来自交趾支那的商品有18种，18260担，占商货总量的41%，不仅商品种类最多，数量也最大[20]。 证明广南会安与广州贸易在中国对东南亚贸易中占据首要地位。
（二）对日本贸易
16世纪下半叶，广南与日本长崎关系特别密切。从洪武初年开始，日中贸易存在诸多障碍，日本的海盗活动迫使明朝实施长期海禁，除非持有勘合，禁止日本商人进入中国，也禁止中国商人前往日本经商。日本对外贸易，主要在华走私，另外就是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
16世纪末至17世纪40年代，日本实施“朱印船”制度，商船出海贸易，需获得长崎奉行发给的盖有红色官印的许可证“朱印状”。日本“朱印船”前往贸易的地区有中国（包括澳门、台湾）、暹罗、广南（交趾）、吕宋、柬埔寨、东京、太泥（北大年）等，他们携带巨额银资本，购买大量输往日本的商品，具有控制市场的能力，引起各地物价波动。
17、18世纪，东南亚与日本之间的贸易，除荷兰人外，几乎全部为华商包办，其中不少是侨居东南亚的华人。东洋文库刊行的日本古籍《华夷变态》共收录正保元年至享保二年（1644-1717）有关中国局势变化文书，反清政团致日文书，琉球、朝鲜、安南诸国文书，荷兰风说书，唐船风说书，共2264件。据郑瑞明先生统计，其中282件来自东南亚各港，广南最多，有77件[21]。说明会安唐船在长崎贸易中占有显要地位。
《华夷变态》有不少记录涉及广南会安贸易。如贞享五年（1688）拾七番广东船唐人共申口说：
去年六月二十五日以陈添官为船主，全员九五明由广南出航赴日，惟于广东近海遇风，临时改驶广东，于此过年，并将船只出售，另购去年曾经航日之十五番福州船。本年五月八日，由陈胜官及陈仲官分任船主及副船主，加招船客一十名计四十二名，启程赴日。另方面因旧船载有广南王之商货，故由陈添官将该批货物装于广东开往广南之便船，其本身并押货南返广南[22]。
同年百八拾五番广南船唐人共申口说：
本船携有广南国王致江户书简一封及礼品，与致两奉行所书简二通及礼品，司礼监致通事四人书信一通及礼物二样，还有广南通事吴秉绰致长崎通事书简一则[23]。
1690年八九番广南船风说书云：
今年从广东及厦门，又有八艘船只驶抵广南贸易，但皆将返航本国。
九○番风说书曰：
今年从宁波、福州、泉州及厦门，计有十艘商船贩于广南。[24]
据统计，1674—1718年，东京、广南、占城、柬埔寨驶抵长崎的唐船有267艘，其中广南船、暹罗船最多，各有64艘。其次为吧达维亚船、柬埔寨船，分别为37、32艘。再次为东京船、大泥船、六昆船，分别为22、18、11艘。其它港口往来长崎的唐船数量有限（表二）。可见日本对东南亚贸易主要集中在广南、暹罗和印度尼西亚爪哇。除个别年份外，广南大多数年份有1—6艘唐船往来长崎，数量之多，居东南亚各港前列。
（三）对暹罗等国贸易
会安除了与中国、日本贸易外，与东南亚其它地区也有贸易往来。黎贵惇《抚边杂录》、《大南寔録》记录阮氏对外国商船的税收，包括东南亚的暹罗、吕宋（菲律宾）、河仙。
日本学者岩生成一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中挖掘出不少广南与暹罗的贸易资料，显示会安等港在日本与暹罗贸易中扮演中转港角色。1633年12月25日，荷兰总督布尔维尔(Brouwers, H.)书信报告了有关航至暹罗的日本贸易船：“在已过去的11月上旬，装载着百贯目资本的日本大帆船自交趾支那（即广南）来到此地，另据告知，相同的两艘日本船也装载着足够的资本后续到达。” 1634年6月8日，商馆员艾莱米亚斯·范·弗里特（Jeremias Van Vliet）自暹罗向平户的商馆长尼克拉斯·克凯巴凯尔（Nicolaes Couckbacker）递送的书信中提到，1633年2月日本船长弥兵卫（Jaffijoye）携带七十贯目日本银，由日本航行到交趾支那，购买粗制陶器、铜和烟草等。
弥兵卫船航行暹罗的情况在暹罗荷兰商馆日记该年2月19日和3月8日记录更加具体：
该月十九日，根据确切消息，从交趾支那来航，主要装载粗制陶器、及烟草等各种商品，除此而外，还带来了商人准备的约一百二十贯目日本货，其中七十贯目分给船长和船员，剩余的为商人之物。据其所带来的情报，同航的还有三十名日本人及支那人驾乘的两艘小帆船，一艘因暴风雨沉入海中，另一艘失去桅杆后获救，不过很明显，他们还会继续来航。他们将其资本投资于鹿皮、鲛皮及苏木等，利用最初之机会，可出帆至日本[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