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安：17-18世纪远东新兴的海洋贸易中心

三、会安的外国人

　　越南中部历来是个多种族杂居、多文化交汇的区域。会安开埠后，各国商人纷至沓来，竞逐商业利益，首先是亚洲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以及暹罗人、马来人，其后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接踵而至。在会安，日本人、中国人不仅最早来到会安，而且人多势众，实质性地主导着会安贸易，对会安的兴起与繁荣贡献最大。关于会安的中国人，笔者拟另文讨论。

　　（一）日本人

　　17世纪20年代，曾经游历广南的意大利人克里斯多弗·保里称，在会安，相当大部分外国人为中国人，另外部分是日本人；“他们分开居住，有着各自的管理者。中国人的生活根据中国的法律，日本人则遵循日本的法律”[51]。据金永键、岩生成一等先生研究，明中叶以后日本人足迹遍及东南亚各国，在安南云屯、广南会安、沱氵曩（岘港）、暹罗、吕宋、吧达维亚、万丹等地形成日本人聚居的“日本町”[52]。日本名古屋情妙寺（The Jomyo Tempel）藏有茶屋船“交趾国航海图”，描绘1602年会安广南营图，内有日本人町和中国町，日本町是日本人居住地。

　　居住在会安的日本人主要做中介商、买办和通事，他们熟悉越南语言和风俗习惯，为前来贸易的本国商人以及西方商人服务。越南学者潘嘉糹卞说：

　　在会安的日侨商人，往往先向那些生产糖或丝的人支付订金，预订他们的产品，替外国商船收购，在这些外国船到达之前，就将货物抢购一空[53]。

　　1636年的某一天，有一个日侨头目集合了40多名日本人，“追寻一个荷兰船主，恐吓和要挟荷兰人，只许和他们打交道”[54]。日本人势力之强大，已经到了欺行霸市的地步。

 

　　会安的日本人町与中国人町（日本名古屋情妙寺藏，World Heritage Hoian, Showa Woman’s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e, Japan, 1999）

　　现在会安保存不少当年日本人活动的遗迹，见证了日本人当年在会安的活动。陈富街与阮氏明开街之间有一古桥，1593年日本商人所建。桥两头各供奉石猴、石狗各一头，是当年日本人建桥时所安置的，表示桥的修建始于猴年，完工于狗年。在潘周桢街98号，至今仍保留一块1593年所立的日文古碑。己亥年（永盛十五年，1715），明王阮福淍赴广南营阅兵，途经会安，见日本桥边商船辐辏，名其桥曰：“来远桥”，赐御书匾额。后经多次重修，至尽保存完好[55]。考古学家还在会安及周边发现过17世纪中国、日本出产的瓷器。在会安郊区一处稻田，发现了日本人谷弥次郎兵卫墓、藩次郎墓。在一处关帝庙，发现考文贤具足君墓碑。在距离会安20公里的五行山一间庙宇的捐建人碑铭题名中，发现有日本人的名字[56]。

　　17世纪末，日本对广南的贸易趋于衰落，居住在会安的日侨为数不多。1696年4月30日，英国人保衣亚致函马度拉斯英印公司评议会说：

　　会安之房屋为数约一百户，除四五家日人之外，均为华人所居。日人往日为此埠主要之居民，且为港口之管理官，但后来人口削减，至今一切贸易乃华人经营，从日本、广东、暹罗、高棉、马尼拉及最近自吧城，每岁至少有十艘至十二艘中国戎克船航此交易[57]。

　　（二）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是最早向东方扩张的西方殖民者，至迟在1530年已经来到会安，潘嘉糹卞说：他们常常“依靠那些熟悉越南语言和风俗习惯的买办—往往是华侨或日侨，顺利地买到了货物，如丝、糖等。”另外，葡萄牙人还帮助阮氏建立铸炮厂，制造战船[58]，说明葡人与阮氏关系非同一般。

　　不过，葡萄牙人在会安的贸易远不如马六甲、澳门等地红火，所以他们没有像后来的荷兰人、英国人那样在会安设立驻外商务代理公司，而是靠租用越南人、日本人、中国人建立的馆舍，或在船上完成交易。他们租用的馆舍面积比一般房屋大，前面用来做买卖，后面用做仓库或睡房。16、17世纪伊比利亚文献记载说，澳门有许多葡萄牙水手、领港员和大副，他们大部分已经结婚，一些是单身汉，在日本、马尼拉、索洛、马卡萨(Macassar)和交趾支那（广南）航线上航行[59]。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海上扩张与天主教会的传道是结成联盟的，具有明显的经济与宗教目的：分享东方的香料贸易，以各殖民地为天主教传播基地，改变这些国家的宗教信仰。[60]16世纪葡萄牙人以澳门为据点，发展与会安贸易，同时也不断从澳门、马六甲派遣传教士到安南、柬埔寨传教。西人洪堡（O.Homberg）在著名法文期刊《两个世界的评论》（in Revue des Deux Mondes）中指出，葡国商人每年赴安南贸易，辄以教士附其舟往，故传教事业渐盛。此辈前赴安南，率自马刺加绕途至澳门，先驻于耶酥会所设立之学校中，受训练若干时，然后出发。对此，邵循正先生指出：“外人在安南宗教势力，竟借中国地为根据，此点颇可注意”[61]。

　　1614年，日本村上天皇下谕旨斥逐欧洲传教士，前来远东的传教士多停留于澳门。根据一些从广南回澳的葡国商人的介绍与倡议，传教士布索米（F.Busomi）与卡瓦略（D.Carvalho）于次年二月抵达广南（Tourane），设立教堂。不久，移居会安(Faifo)。居一年，布索米赴日，卡瓦略则留驻至1639年，传播福音，开创之功足道也。1640年，阮氏统治地区有基督徒39,000名[62]。

　　（三）荷兰人

　　自从1600年6月荷兰人范·内克（Van Neck）率领老公司（Oude Compagnie）所属的6艘舰队闯入亚洲以后，葡萄牙人在南中国海区域开始遇到强横的竞争对手。正如美国学者范岱克所说，1602年建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公司设法与中国开展贸易，在台湾建立殖民统治，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大部分香料贸易，有效地与亚洲商人在暹罗和日本开展竞争，他们的影响范围实质性地扩展到亚洲所有海上贸易区域，在全球性贸易中建立了一个高效的、新的里程碑，在亚洲没有其它实体能自夸这样的杰作[63]。饶有意思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广南的生意却不如葡萄牙人成功。

　　为了打进会安市场，荷兰人曾经作出努力，采取葡萄牙人在亚洲各国惯用的手法，贿赂广南国王和官吏。1633年，荷兰人应阮主邀请，派了两艘船载着银子来到广南，目的是购买黄金和丝。澳门葡萄牙人很快作出反应，决定派拉法耶尔·卡尔内罗（Rafael Carneiro）携带“礼品”前往广南交涉。葡国史家施白蒂（Beatriz A.O.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记载：1633年7月26日，由于荷兰人的竞争及其对澳门与印度的贸易不断造成损失，拉法耶尔·卡尔内罗（Rafael Carneiro）被挑选去和交趾支那国王商谈如何阻止荷兰人在该国的贸易活动。

　　《澳门编年史》还说：1633年10月7日，鉴于交趾支那国王（阮主）接受荷兰人的礼品而与之达成协议，澳门官民聚集在议事会商议阻止荷兰人在交趾支那的贸易活动；决定再派遣有经验之年长市民拉法耶尔·卡尔内罗（Rafael Carneiro）带上“与该等谈判相当之礼品”去交趾支那[64]。

　　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竞相向交趾支那国王“献礼”，目的无非是争取官府支持，在会安贸易中压倒对方，占据更大份额。荷兰文献对此也有涉及。1634年5月，荷兰巴达维亚总督及印度参事会对在日本指挥公司事务之上席商务员尼哥拉士古格巴格发出通知和预告，其中第6、7条谓：

　　此外应采购日本钱币，或订立购买契约，盖钱币仅用于广南贸易，由于此钱币之收益少而广南贸易额亦少，且如三月二日、十七日项下所载，因发生于公司有大不名誉事件，不得已而中止广南贸易。公司于去年在广南遭遇不幸事件，如以强力对广南国及其人民复仇时，在日本是否将发生新困难及不幸事件？……[65]

　　荷兰人的努力失败了，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而且还受到广南的“强力”对待，最终不得不终止广南贸易，这里葡萄牙人的“礼品”显然起了作用。[66]

　　荷兰人还受到日本人的挑战，因而在广南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1634年11月,荷兰上席商务员阿布拉哈姆·太格说：

　　广南贸易在公司害多于利。盖不但须赠送非常鉅额之礼品，而且资金无法用于有利途径，在该地可得到之货物价格颇高，对此几乎无利可图。又日本人多来往广南，日本戎克船多来该地，由于日本国务会议员及大官等，与此有秘密关系，故贸易有不利时，对在日本之我侨民将惹起新问题，发生麻烦。公司在此情形下，必在该地大受轻侮。此外，为避免诸多不便起见，当以放弃广南贸易为有利[67]。

　　荷兰人在会安的窘境由此可见。

　　大约在1636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会安设立代理公司，由杜伊杰克（Abranam Duijecker）负责，据说遗址就在西湖工地(Tay Ho Engineering Workshop)，但是无法证实。1651年，公司与阮朝签定了“和平协定”，其中第三条规定：“驻会安大使可以在此城选择一块合适的地方建房，作为代理商店”[68]。而越南学者潘嘉糹卞说：荷兰人曾经帮助阮氏修造战船。广治人阮文素到荷兰学习制造玻璃和修理钟表，居留了两年时间，后来回到广南，制造了不少钟表，顺、广一带港口巡所所用的时钟，都是阮文素亲手制造出来的。[69]不过没有迹象表明这对荷兰开拓广南市场有多大帮助，荷兰与会安贸易没多大改观。

　　荷兰人在安南也碰到钉子，郑氏虽然欢迎荷兰人前来贸易，用武器换购丝织品，但价格由郑氏单方面确定，而且要先付几万两的订金，显然对荷兰很不利。“除此之外，荷兰人还要大事贿赂送礼”[70]。所以，18世纪初叶以后，荷兰人与越南再没有什么交易。

　　（四）法国人

　　法国人在东方的海上扩张与殖民活动比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迟到一步。1609年，法国有人提出仿照荷、英，以4万万克郎(crowns)组织公司，发展东方贸易，争取在东方贸易中占据相应的份额，但没有结果。

　　法国人早就关注越南丰富的资源与繁荣的贸易。来自教会的信息说：

　　在[越南]内地有金矿，有那么多的胡椒被中国人购买。有那么多丝甚至用来做鱼网和绳索。他们的糖多到只卖两分钱一斤，这些东西他们输往日本很多[71]。

　　然而，他们在东方贸易上不是荷兰人、英国人甚至葡萄牙人的对手，乃以传教为手段，向远东渗透势力。

　　17世纪20年代，法国传教士开始到安南活动，亚历山大·罗德（Alexangre de Rhodes）曾经在广南传教，但不为阮主接纳。1649年，亚历山大·罗德回到欧洲，奔走于教皇与权贵之间，宣扬在远东（安南）设立教会组织之必要，受到葡萄牙的强烈反对。1657年，法国传教士帕鲁（François Pallu）等到罗马谒见教皇，请于北圻、广南派遣未奉化地主教，直接代表教皇，而不受果阿大主教和澳门、马剌加二主教节制，得到教皇允可。葡萄牙反对无果，乃命令印度诸地，遇到法国传教士，即行拘捕，送回葡萄牙。1658年，帕鲁与莫特-郎伯特（P. de la Motte-Lambert）被任命为主教，同时成立外方传教会。

　　1664年，谢夫鲁伊（Chevreuil）前往广南会安，为外方传教会徒来广南之第一人。不久，因广南排教及葡人谗毁，谢夫鲁伊被迫离开。经过帕鲁等人的艰苦努力，70年代中，莫特-郎伯特获准在广南居住，建立教堂，法国外方传教会在安南与广南的势力始趋稳固。罗马教廷将远东划分为6区：一为中国北部6省，二为中国南部9省，三为安南，四为老挝，五为广南（包括暹罗、占婆），六为日本。法国在印度支那“宗教侵略之基础”渐次建立[72]。

　　法国人向东方扩张是通商传教双管齐下，“以通商之体，施传教之用”。18世纪初，法国东印度公司多次派人到安南、广南活动，策划在会安设立商社侨行，打开东方贸易局面。70年代，西山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阮军，阮主阮福映逃往南圻，给法国进入广南可乘之机。1783年，在暹罗传教的法国百多禄(Pierre Joseph Georges Pigneau de Béhaine)主教向逃亡到富国岛的阮福映进言，向法国求援。阮福映乃草拟国书，全权委托百多禄与法皇路易十六交涉。

　　1787年春，百多禄一行到达法国，并与法方谈判。百多禄游说法皇，动以利害，认为如果要在远东抗衡英国，“在交趾支那（指广南）建立一个法国的殖民地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稳妥、最有效的方法。…… 如果考虑这个国家的出产和它的端口口的位置，我们便不难看出，如果我们把这个国家占领，则无论平时战时，都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他列举了五方面的“利益”：

　　一是有效打击英国人的商业。占领了交趾支那，因为接近中国，中国商人自然喜欢交趾支那的法国埠口，而不喜欢遥远的英国人统治下的加尔各答(Calcutta)和马德拉斯(Madras)埠口。

　　二是战争的时候，将更容易隔断中国和一切敌人的商务，禁止任何船只出入中国的埠口。

　　三是交趾支那的海港是优越的避难所，可以在那里修理修理、建造船只。

　　四是在交趾支那物品可以找到一切生活必需品，以补给我们在远东的舰队，并供应我们遥远的[诸]殖民地。

　　五是由于有利的地位，将容易妨碍英国人势力继续向东扩展。

　　此外，从长远看，国家天然资源丰富，建设一条达到中国中部去的商道，将获取的莫大的利益[73]。

　　百多禄的意见反映了法国意欲独占越南，制约英国，进而控制中国，称雄东亚之野心，颇合路易十六之意。

　　11月28日，莫穆林伯爵(le comte de Montmorin) 与百多禄主教分别代表法越双方签订了《越法凡尔赛条约》。根据条约，法王承诺派遣战船四艘，步兵1200名，炮兵200名，非洲土兵250人，组成一支军队，配备足够枪支弹药前往广南，支持阮王恢复国家；作为阮王对法国援助的回报，阮王须答应将会安港和昆仑岛割让给法国，允许法国人在越南国内享有出入贸易的自由权，不得允许欧洲其它国家到越南贸易，等等[74]。

　　当时法国政府并没有很大诚意履行条约，随后法国大革命爆发，条约遂无疾而终，会安亦免遭割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