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聚焦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
《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第十章

第二节　小荷初露：开拓新领域

　　尽管有人断言环境史研究正在进入成熟期，但是，全球环境史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盲点或空白。本次世界环境史大会上的部分发表填补了一些空白，形成了一些新研究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极地环境史、奥斯曼帝国环境史和世界体系环境史的研究。

　　极地地区因为人迹罕至而在以前不被环境史学家关注，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极地环境史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新领域。北极地区因为与加拿大、美国和前苏联等国接壤而受到较多关注。1958年，受“国际地球物理学年”的影响，加拿大设立了“极地大陆架研究项目”，派出科学家多次到高纬度北极地区进行地球物理学、水文测量学和地图学研究。其实，加拿大进行科考的深层原因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主权和国防安全。于是，科学家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科学知识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经济需要。苏联科学家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不承认极地地区环境的变异性和气候等自然因素对环境的影响，片面强调人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控制自然。以此为指导制定的对极地地区进行经济开发的计划遭到挫折，造成了诸如捕捞鳕鱼计划失败和航行遭遇海难等问题。科学家遭受当局的惩罚。这说明，科学家在环境和政治的变异性中，如果不能坚持科学原则，就只能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冷战中，北极地区成为美苏争霸的场所。为了在未来的冲突中应对或战胜苏联，美国五角大楼积极关注极地变暖问题，并通过提供研究资助和建立研究机构形成了美国的北极地球科学研究团体。其研究结果是在美国环境运动兴起之前形成了独特的极地环境学，它与我们熟悉的普通环境学的不同在于，它更重视实用性和可操作性。[23]

　　与北极的环境史渗入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同，南极洲的环境史似乎更具科学内容。从1913到1939年，英国政府的一个跨部门委员会组织了多次对南极洲法克兰群岛属地水环境的科学考察，其目的是既保持殖民帝国的政治荣光，又在捕鲸业中获取经济利益。但是，因此而形成的南极海洋环境学不但以特殊的经济资源为中心，而且具有明显的目标主导的特点，是对殖民环境进行合理控制的科学研究结果。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对南极洲的主权归属问题感兴趣以及南极捕鲸业的衰落，在国际地球物理学年之后，12个国家在1959年12月1日签署了南极洲有限国际化的《南极协定》，把南极洲变成了“科学大陆”（continent for science）。在这个过程中，南极环境（简单而纯正）、南极科学和南极政治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是政治把南极洲变成了科学大陆。美国在南极洲建立的“南极气候中心”通过观测和整合气象资料，描绘出南极每日气候变化图。当南极气候变化图被结合进世界气候变化图时，就会发现南极冷气团对赤道南北大气环流产生的影响。这为我们认识今天的全球气候变暖、冰川退缩、臭氧空洞化等提供了基础资料和可能。[24]

　　奥斯曼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地中海曾经成为其内湖。因其所处环境独特，其环境史肯定丰富多彩，但由于语言等因素的限制，其环境史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在本次世界环境史会议上，我们欣喜地看到，来自土耳其和欧洲的年轻学者开始尝试揭开笼罩其上的面纱。19世纪初，作为奥斯曼帝国中心，伊斯坦布尔不但人口众多（至少有30万），而且进口贸易和市场交易兴盛，吸引着大量寻找食品和生计的人口移人。移民劳工改变了城市的资源利用和分配模式，形成适合自己职业、民族和宗教背景的社会文化和生态景观。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帝国，在经历每一次战争之后，就会有大量人民流离失所，迁徙他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先后经历了克里米亚战争、俄土战争、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涌入城镇的移民冲击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组织，对当地资源环境及其传统的管理体系形成很大压力，尤其是移民为了生计而不顾国家的政策清理森林，造成省级政府森林官员上下为难，移民与移入地当地群众矛盾激化，迫使政府重新安置部分移民，同时现代林学传人逐渐成为奥斯曼帝国管理森林的指导思想，通过行政当局的要求和对资源利用和分配的垄断，形成了以森林国有为主要特点的独特森林政治和法律体系。具有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当地人、移民和森林资源相互作用的关系变化可以折射出奥斯曼帝国政治经济的转型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在奥斯曼帝国的东欧部分，从1850年代开始大量切尔克斯人和高加索人涌人达鲁贝河流域的维丁县，与当地人发生持续不断的冲突，导致奥斯曼帝国不得不在1877年后开始撤离这一地区。在此期间，随着奥斯曼帝国经济的转型，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的商业价值迅速提高，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三支移民（来自俄罗斯的切尔克斯人，逃亡塞尔维亚的穆斯林和保加利亚当地的移民）就如何认识和利用自然资源展开激烈争论。在实践中，移民定居给当地人的传统土地利用模式形成巨大挑战。[25]应该说，奥斯曼帝国环境史研究虽然只是在这块宝藏上挖开了一个眼，但已展现出独特魅力，对多民族杂居与环境的复杂关系的进一步探索将会更为引人入胜。

　　尽管环境史研究环境与人类全方位的相互作用关系，但相对于社会科学而言，作为历史学一个分支学科的环境史的研究明显缺乏理论支撑，尤其是世界或全球环境史的撰写尚未找到一个合理的、令人信服的分析框架。在历史社会学领域颇负盛名的世界体系理论虽然已经风光不再，但仍有一些学者希望通过对它的深度绿化来尝试解释世界范围的生态退化。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美籍华人社会学家周新钟的三部曲。[26]近年来在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改造并应用于世界环境史整体研究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美国年轻的环境史学家詹森·莫尔。[27]在本次世界环境史大会上，他和其他年轻学者一起发表了他们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在布罗代尔所谓的“16世纪（1450—1557）”的大扩张中。中欧是世界上银和铁的积累和生产中心。到1570年代，随着铁的生产中心转向瑞典、银的生产中心转向波托西，中欧沦为世界经济中的次级生产者。到18世纪，铁和银的生产中心再次转移，相继转到俄国和新西班牙。冶金业的每一次发展都伴随着对大批矿物的消耗和环境破坏如森林滥伐，但它仍能继续增长。之所以能维持发展，关键在于现代世界经济和资源边疆的迅速、不断扩展和工业化国家生态紧张的缓和。在北罗得西亚铜矿带上，殖民者在重组社会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榨取型的矿业经济和殖民统治。在这个过程中，殖民政府发挥了关键作用，它利用政府的理性和权力机制把殖民者和殖民地的人和资源有机联系起来。殖民当局按自己的目标创造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自觉追求物质进步的个人，他们通过引进与税收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环境政策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生态关系，进而扩展殖民统治的范围。这遭到了当地人和当地生态系统的抵制。从1880到1904年，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积聚了大量资金，注册了9000多家探矿公司和采矿辛迪加。资本的贪婪性促使它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采矿热，扩展了榨取型经济的边疆，进而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生态景观。榨取型经济的环境史可以从矿业的双重性格来理解，一是通过使用能源来改变矿物的存在状态的物质过程，二是通过生产来增加价值的经济过程。前者改变了采矿地的环境，后者通过物质流入改变了更大范围的环境。不同地区和社会之间的生态不平等交换和对土地进行密集劳动力投入带来的生态条件改善或恶化都对存在联系的不同地区或社会的景观造成了深刻影响。环境史上的这种变化必然对现在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产生影响。[28]然，这是对相互联系的世界环境史的一种新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

　　从大的地域范围来讲，极地环境史和奥斯曼帝国环境史可能是环境史研究的最后边疆。对这两个地域环境史研究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撰写真正的世界或全球环境史成为可能。世界体系环境史的新探索为把15世纪以来的世界环境史有机地连为一体提供了一种选择。从这个意义来说，对这些新领域的开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将对世界或全球环境史研究产生深刻影响，特别值得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