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聚焦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
《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第十章

　　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自兴起以来一直蓬勃发展，现已蔚为大观。尽管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成立了自己的环境史学会，但各地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并不平衡，交流也因经济实力和语言等多种原因而并不充分。在美国森林史学会、美国环境史学会和欧洲环境史学会等组织的倡导下，来自世界45个国家和地区的560位学者2009年8月4—8日齐聚于丹麦的哥本哈根和瑞典的马尔默召开的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400多位学者在会上进行了发言。从这些发言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国际环境史研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些传统的研究领域仍在继续推进，大量新的研究领域被开拓；传统的研究方法和框架不断得到完善，新的概念和方法层出不穷；对传统史料之解读更加精深，对新史料发掘的力度空前加大。

第一节　老树新花：旧领域的新探索

　　尽管世界各地环境史研究兴起的动力机制不尽相同，但大致都比较注重对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以及传统历史学相对容易关注的环境问题进行历史研究，如城市大气、水污染，农村森林破坏和土壤侵蚀，人对环境问题的感知，不同人群中的环境正义等。显然，这样的环境史研究并不能完整反映历史上缤纷繁复的人与自然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在世纪之交，富有远见和责任感的环境史学家纷纷就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发表看法。环境史研究的领域和主题日新月异，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不妨把环境史研究兴起时学者关注的那些领域称为传统领域，把大约十年前提出的有些研究领域称为旧领域。在这次世界环境史大会上，许多早已成名的环境史学家在传统领域的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1]；诸如海洋环境史、战争环境史、俄罗斯和前苏联环境史等旧领域的研究也产生了新突破，推出了一系列新成果。

　　海洋是人类生命起源地之一，其面积占到整个地球的70％，但环境史研究长期以来只注重对人与陆地生态系统关系的研究，没有给海洋以应有的重视。1995年，日本学者川胜平太从反思梅棹忠夫的生态史观的视角提出了文明的海洋史观。[2]1999年，丹麦、英国和美国的相关研究机构和大学合作，设立了“海洋动物数量变化史研究项目”，并利用年会、暑期学校和博士后计划培养年轻一代海洋环境史学者。尽管已经发生了积极变化，但美国环境史学家麦克尼尔还是认为，环境史研究仍然偏重陆地，海洋生态系统得到的关注不够，这种现状必须改变。[3]2005年，负责“海洋动物数量变化史研究项目”的子课题“西南非洲大陆架”的兰丝·范·西特尔特在就环境史下一步应该而且可以研究的课题发表意见时呼吁，环境史学家应该重视对地球上其他十分之七的面积的研究，在用跨学科方法对海洋进行历史化研究时，不应完全屈从于海洋科学模式，要坚持人文学科的文化取向。[4]

　　在本次大会上，除了邀请主办方罗斯基勒大学前校长、欧洲环境史学会前主席、海洋环境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朴尔·霍尔姆发表了主题演讲之外，还有16个发言探讨海洋环境史的问题。从这些论文中可以发现，海洋环境史正在从先前局限于渔业史向真正的海洋环境史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海洋环境保护史得到重视。在20世纪前半期，丹麦开始保护瓦登（Wadden）海的生物多样性。在保护计划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不同人群所奉行的不同文化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冷战时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起的防止海洋污染的环境保护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环境思想的影响。而台湾东部的捕鲸港在美国政府和国际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压力下改成了著名的观鲸点，在台湾人的认识中，海洋从统治和掠夺的对象变成了生态保护的对象。在保护鲸鱼的环境非政府组织中，科学知识对不同组织具有不同的功能，“绿色和平”因为反对捕鲸而认同捕鲸会造成鲸类灭绝的知识，但挪威的“贝罗纳组织”就认为捕鲸没有问题；即使是在都支持捕鲸的非政府组织中，它们也以不同的方式利用科学知识为其环境主义运动服务。[5]第二，就海洋与陆地的生态关系而言，参会学者并不像川胜平太那样极力把大陆和海洋截然分开，而是回溯海岸作为生态交错区的历史演变。认为从事捕鱼和其他海洋活动的当地群落后来逐渐被以消费海滩为目的的移民群体代替，随之而来的是海岸变成了大陆环境和海洋环境的分界线，海岸的生物多样性减少和社会的均质化。当海岸在面对自然和人为灾害越来越脆弱的时候，人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重建陆地与海洋的可持续关系。[6]第三，就海洋及其利用造成的环境问题而言，学者们虽然仍然重视航海和捕鱼技术变迁的作用，但更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在古代，海洋和其中的资源是无主和公用的，只是到了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法官在处理海洋纠纷时才发明了领水和渔权的概念并应用于司法实践。海湾也由谁都可以利用其中资源的公共财产变成了工商业性质的港口设施和维持生计或获取商业利益以及倾倒废弃物的场所。这些变化导致渔业生产过度并造成鱼类资源减少，于是形成海洋环境保护主义，如国际捕鲸委员会在1986年对商业捕鲸实行的暂禁令。不过，暂禁令主要针对的是工业性捕鲸，对利用传统方式捕鲸并未限制，这说明不同文化传统下的捕鲸实践造成的环境后果是大不相同的。在重新塑造人与海洋关系的近海水产养殖业中，科学在支持和反对水产养殖的人群中也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这种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是本地知识和随资金流动和市场扩展而来的富国的知识相互碰撞的结果。[7]

　　在传统的环境史研究的四项主要内容（环境变迁史，物质或经济环境史，政治环境史和文化环境史）中，军事环境史是缺失的一环。在军事史研究中，人们很少注意环境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把军事史和环境史结合起来、开拓战争环境史新领域的是美国环境史学家埃德蒙·拉塞尔。2001年，他出版了《战争与自然》一书，研究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寂静的春天》出版这一时段化学战和害虫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了军事工业复合体如何把制造化学武器技术应用于民用杀虫剂生产。[8]2003年，麦克尼尔大声疾呼要加强对军事环境史的研究。[9]2004年，埃德蒙·拉塞尔和理查德·塔克合编的《自然的敌人，自然的盟友：战争环境史》[10]出版，预示着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出现。不过，战争环境史的研究内容仍然局限在战争对环境的影响和战时疾病流行等范围，其内涵和外延都比较有限。从这次世界环境史大会上的有关发言来看，学者们似乎更乐意使用军事环境史的概念，因为它可以大大拓宽研究视野，进而引起对先前已经探讨过的问题的新理解。

　　军事环境史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战争与环境的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一般情况下，环境在战争动员、军队的供给、战争的胜败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反过来，战争也对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次大会上的一些发表不但在相互作用的具体内容上有所拓展，还进行了一些理论思考和升华。在法属殖民地的殖民战争中，军人眼里的当地环境中包含着土著人，对当地环境的征服、破坏和管理实际上也意味着对当地人的征服和管理。在新西兰，战争带来了更多征服自然的技术，也从自然中获得了更多战争所需要的供应，但是，自然的反击力度并没有变得更为猛烈，相反，战争带来的技术进步被应用于农业生产减轻了自然反击的力度。在战争中，与人处于竞争状态的有害植物往往被当成敌人来消灭，这种形象和隐喻因为这些植物往往是由妇女引进而被男权主导的农业和科学团体认定为有害植物而具有了性别特点。另外，从环境的视角来看，由于战争造成的环境破坏和生态系统内的生存竞争往往会在战争结束后以更为剧烈的方式呈现出来，所以，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环境”和“和平环境”就必须重新认识。[11]第二，军事训练营地成为研究新热点。1940年，英国国防部强行赶走当地耕种的农民，征用塞尼布里奇为训练营地，激起持久的反抗运动。与此同时，双方关于塞尼布里奇环境的话语也针锋相对。当地人认为，赶走了当地农民的塞尼布里奇是死寂之谷；军队认为，清空农民确保了塞尼布里奇的生物多样性。在法国向淡绿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其军事营地和训练基地的军官、士兵和工程师们评估了当地的地质、气候等条件，在与抗议者协商之后在营地内建立了保护区，还与法国环境部签署了保护环境的协议，把尚武主义、环境主义、当地社会和环境有机结合起来。[12]第三，战争中建立的独特商品链拓展了资源环境边疆，把遥远的资源产地变成了参战国家的资源腹地。世界大战要求提供充足的战略物资供应，对铝的需求导致加拿大铝产地的环境大变，战时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根据路径依赖原理迅速在战后转化为满足消费市场的生产。西欧对石棉的需求使加拿大乃至世界经济都在战时出现了“石棉景气”，美国加入盟军参战使加拿大变成了美国或盟军的资源腹地，却不能成为盟国的一员。[13]

　　俄罗斯国土占世界总面积的1／6，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俄罗斯或前苏联环境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4]在英语世界，道格拉斯·维纳是研究苏联环境史的第一人。他对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的环境主义运动进行了细致研究，揭示了苏联生态学的演变以及以生态学理论为武器的科学家对与国家计划相左的自然保护运动的推动，让人们看到了即使是在斯大林专制统治时期，苏联也有尊重科学和允许科学自由发展的一面。[15]这有力地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对苏联的僵化认识。对维纳的研究，在俄罗斯有不同评价。“莫斯科博物学家协会”曾授予他俄罗斯图书奖，使之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人，但俄罗斯仇外周报Zavtra的编辑在1994年谴责他，认为是他的书打倒了苏联。[16]尽管维纳的研究在俄罗斯和西方世界激起了强烈反响，但与美国、西欧、非洲和印度的环境史研究相比，俄罗斯环境史仍是急需加强的研究领域。2003年，麦克尼尔也作出了同样的判断。[17]在2004年，《环境与历史》杂志为纪念出版十周年而组织的史学史专刊中没有俄罗斯环境史的位置，麦肯齐在解释原因时说，这大体上反映了俄罗斯环境史的研究现状。[18]2007年，安迪-布鲁诺发表文章，综述了2005年前出版的俄罗斯环境史论著，认为俄罗斯环境史研究的现状与其在世界环境史上的重要性很不相称，将来可能在四个有潜力的领域得到发展，分别是：资源保护史，对自然的文化理解，对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科学评估，帝国的边疆扩张。[19]

　　在本次世界环境史大会上，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环境史学家就俄罗斯的环境史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第一，在俄罗斯扩张过程中，多元水法影响殖民统治。俄罗斯水法有不同起源（在西部省份源于天主教，在格鲁吉亚源于东正教，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源于伊斯兰教），受到不同法律传统的影响（沙里亚法、罗马法，以及融合不同成分的俄罗斯国家法）。这些法律对水权的不同规定成为统一的帝国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20]第二，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中对资源的不同利用方式。在涅瓦河畔，彼得大帝建设北方之都，圣彼得堡成为通往西欧的窗户，涅瓦河的洪水泛滥成为关注的焦点。其实，涅瓦河流域当地人赖以为生的渔业因为首都的水污染、修建水坝等而衰落，偶尔可见的钓鱼成为当地富人的休闲活动。在科拉半岛，苏维埃政府发展了驯鹿饲养和磷矿开采加工业。虽然前者被认为是传统和落后的，后者被认为是现代和发达的，但它们都是按社会主义模式改造了自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城市工业文明的同时，还创造出社会主义的生态系统。[21]第三，科学考察和旅行指南对建立民族国家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1760年代末，俄罗斯科学院组织对西伯利亚草原地带的科学探险一方面促进了肥沃黑土地上的谷物种植，另一方面为土壤学和草原生态学等现代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诺顿斯克奥德在1875和1876年对鄂毕河和叶尼塞河的探险促进了科学（土壤学）和经济（转运谷物）的结合。多库切夫提出的新土壤概念催生了景观学等相关学科。当时编纂和出版发行的旅行指南帮助去那里旅行的人们建立了领土意识，形成对旅行地的认同感。由此可见，知识生产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22]

　　综上所述，环境史研究在最近几年发展迅速。在所谓的旧研究领域，学者们进行了新开拓。一些先前不被注意的主题得到了重视，一些先前已经得到讨论的主题被进一步深挖，一些先前被几乎研究透了的主题得到理论总结和升华。由此可见，环境史研究也是常维新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