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环境史研究——《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第九章
第三节 日本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和问题
日本环境史研究内容丰富，成果丰硕，呈现出一些特点。第一，日本环境史研究中运用和企图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共存。第二，日本环境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新民族主义性。第三，日本环境史研究是一个研究领域，具有很强的应用性。
在战后的日本学术界，马克思主义一度处于主导地位，东京大学成为El本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大本营。应该说，在战后日本的恢复和高速增长时期，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复杂，加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为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思路，但当时历史学界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束缚，虽然历史学中有大塚史学，但对环境与人的关系的历史并不感兴趣，只是那些把公害看成是一个历史和社会问题的工学部、医学部、社会科学部的教授们纷纷采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公害问题的资本主义本质，但他们无法得到正常升迁。宇井纯在东京大学无法得到教授职位，只好流落冲绳国际大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宇井纯去世后，他的追思会是在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举行的。在1980年代，当日本进入丰裕社会、公害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以及发现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了触目惊心的环境问题的时候，先前使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的一些学者纷纷缄默失语，原本就对马克思主义持有异议的学者开始活跃起来。年轻时的安田喜宪因为研究环境史而在广岛大学只能担任助手，长达15年无法晋升助教，后来转入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安田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没有关注自然，相反把它看成是人类进行生产和劳动的媒介和基础。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看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是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五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递进的理论，并没有意识到不同环境条件下不同民族与自然的关系会影响其发展道路。川胜平太仔细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进化论的关系，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强调弱肉强食生存竞争的单线进化论。因此，他们都主张要发掘日本思想中固有的自然观，突破西方思想对日本学术的束缚，提出自己独特的历史认识。川胜继承了从两田几多郎到今西锦司再到梅棹忠夫的平行进化理论，提出了文明的海洋史观，安田通过采用先进的自然科学方法，在承认马克思为弱者发声的立场上，要以季风亚洲的自然观为前提构筑新的文明论。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环境史研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影响力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其实，川胜和安田都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做了为我所用的理解。日本研究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岩佐茂教授的有关论述可能会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他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具有自然的本质，而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具有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自然的人本主义与人的自然主义的统一。具体而言，人和自然的关系既是纯粹的物质代谢，也是以劳动为中介进行调节和控制的物质代谢。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和自然都是财富之源，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而代谢的断层或扰乱造成了自然破坏，同时也造成依靠自然并在自然中生活的人的破坏，进而在往后或再往后招致自然意想不到的报复。因此，人在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发挥作用的时候，必须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在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前提条件下支配自己和外部自然。[70]从岩佐茂教授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在日本学术界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环境观也存在不同认识，采取贸然否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另外，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史研究也在发生变化，不断与时俱进。例如，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宫本宪一在论述公害问题时曾经提出了“生产关系说”，认为公害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发生的社会灾害，是私有制企业、个人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和扶植这种活动的国家造成的。因此，公害是阶级对立的表现，加害者是资产阶级，受害者主要是农民和工人阶级。宫本的理论在学术上得到都留重人和加藤邦兴的支持，在实践中受到公害受害者和反公害者的支持。[71]但是，这个理论不能解释在资本主义体系没有实质变化的条件下，日本为什么能够解决公害问题，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类似日本公害的环境问题。宫本在坚持采用从现实的素材到体制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分析方法的条件下，反思了自己在最初建立公害理论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根据中间系统论的政治经济结构论重新论证了公害产生的原因。认为资本形成（积累）的结构、产业结构、地域结构、交通系统、生活方式、国家力量干预的形态等中间领域决定了环境的政治经济结构，于是，无论是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中间领域发生问题都会产生公害或环境舒适性被破坏等问题。[72]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公害史研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公害问题的复杂化而不断深化的。因此，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的环境史研究，应该正确理解和应用一切有助于认识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历史的、不断深化的思想成果，不应该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简单的取舍。
日本的文明论环境史研究表现出强烈的新民族主义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权力结合，为特定的政治利益服务；二是鼓吹和宣扬大和民族文明优越论。学术研究是对某一未知领域进行系统、专门的探索和研究，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在法律限制下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学者在选取所要研究的问题时，或者从学术史上梳理出来，或者从现实需要出发回溯。但是，研究过程必须遵循学科的规范和逻辑，方能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这样的研究才可以称得上是专业的、学术的研究。学术研究是自由的，但不一定完全正确。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环境史学者都曾经是专业的学者。伊东俊太郎从文明交流的视角，用比较和语言发生学的方法，考察了日本历史上人对自然的认识；川胜平太通过把观察的视角从陆地转向海洋，研究了近代文明发生之源；安田喜宪采用年缟分析方法，找出了文明史与环境史相互作用的对应关系。应该说，这些研究都是在日本重新崛起之后，日本学者为突破欧洲中心论做出的学术探索，或者说是日本学者对日本崛起带动的国际局势变化从文明史角度做出的理论回应。
但是，政治家喜欢利用学术研究成果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如果学术成果是正确的，利用得比较得当，就会产生好的效果，但如果学术成果本身仍是不确定的或错误的，再被不当利用，必然产生破坏性的后果。如果学者主动逢迎权力，学术就变成了御用工具。文明环境史学者在做出好的学术研究成果之后，纷纷加盟由中曾根康弘创设并主导的、南文部省支持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梅原猛曾任创所所长，川胜平太曾任副所长），同时迅速晋身不同首相的智囊团，成为高级顾问，让学术主动沦为权力的工具，从而失去了专业学者及其学术上的独立性。在此后出版的环境史著作中，其最后一章基本上都在论述日本在文明的某某史观中的地位或日本在21世纪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得出的结论也不外乎是日本将领导新的世界文明。梅原猛曾经担任海部俊树的智囊团“面向21世纪思考应当争取的社会恳谈会”的会长，并以自己的“森林思想”为基础向政府提出了报告和建议。川胜平太在成为小渊惠三的顾问（“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之后，迅速从其文明的海洋史观中引申出“21世纪日本国土构想”和“海洋联邦论”。在国内，以“富国有德”为理想，要把日本建成“太平洋上的庭院之国”；在国际上，希望形成海洋丰饶半月弧并在21世纪发挥主导作用，日本因处于其中的关键位置而将发挥重要作用。[73]显然，这个构想有对抗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陆亚洲的考虑。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川胜平太是其智囊机构“建设美丽国家企划会议”的成员）进一步把它发展为海洋亚洲民主之弧，企图从地缘战略和价值观上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实行围堵。他们在国际上卖力地推销这一构想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也是错误的。
文明论环境史研究注重突出日本环境史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伊东俊太郎通过与欧洲和中国的比较，强调日本自然观的特殊性。梅原猛从日本文明与欧洲哲学的比较研究中突出了日本文化的基凶——绳文文化的优越性。安田喜宪采用年缟技术、从传统史观上展示了日本文明是通向21世纪新文明的合理性。他们都认为，西方文明像瘟疫一样威胁着现代世界，只有从东方文化、尤其是日本文化或日本精神中才能找到医治的灵丹妙药和出路。因此，日本文明论环境史学者利用一切机会，努力要把日本文化推向全世界，介绍给全人类。它在把日本环境史研究推向新高度的同时，也给它披上了新民族主义的外衣，这是令人担忧的、需要警惕的现象。
与欧美或印度、非洲的环境史研究更多地表现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不同，日本的环境史研究更像是一个研究领域。在日本，一方面，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只要对环境史感兴趣或觉得需要研究，就可以从不同视角来探讨；另一方面，环境学部几乎包括与环境有关的各个学科，其中每个研究科似乎都要从自己的研究出发了解相关的历史知识。于是，日本的环境史研究就呈现出全面开花但没有共同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范式的奇特景观。另外，直到现在，历史学并没有给予环境问题以应有的、足够的重视，历史学的全罔性组织也不注意团结和组织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力量。日本的环境史研究既没有形成自己的学会，也没有自己的专业发表园地。因此，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日本环境史研究虽然显得生机勃勃但学科自觉性有待加强。
与日本环境史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相应的是，它呈现出强烈的应用性。公害史研究因为大多是由社会科学和工学专攻的学者从事的，因而不可避免带有这些学科的特点，与传统的历史学科或纯学术研究相比，其应用性比较明显和突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经世济民”，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进行的环境史追溯大致上也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社会学主要研究社会行动结构的变迁，1990年成立的“日本环境社会学研究会”的宗旨之一就是“对环境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要建立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行动的社会学”。环境社会学还被定义为“研究有关包围人类的自然的、物理的、化学的环境与人类群体、人类社会之问的各种相互关系的学科领域”。[74]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学是以社会存在的人作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分析社会中出现的各种与环境相关的事实就是环境社会学的目的，也就是说，环境社会学是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的人与环境关系的学问。[75]如果把研究时段从当下扩展到历史时期，那么环境社会学中的环境史研究就变成了“行动的环境史”。工学和医学研究更是一种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的实用学科，其对环境史的关注更多地是为解决问题提供历史依据或从历史智慧中寻求解决问题的灵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呈现从前述学科进行的环境史研究的应用性并不否定它的科学性和学术性。相反，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的研究比从历史学进行的环境史研究似乎更具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性和学术性，因为它更多地使用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这些方法比起历史学的方法似乎更具确定性。日本环境史研究的应用性的另一种表现是喜欢向世界、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推广自己治理公害的经验。[76]确实，日本快速、有效地治理了自己的公害，创造了成功的经验，发展中国家也确实从中获益不少，但是，日本的经验是日本独有的，与日本的社会结构、传统文化、环境条件以及当时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紧密相连，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与欧美环境史学界普遍把环境问题看成是现代性的消极后果并要在现代文明的框架内进行调整治理不同，日本环境史学界普遍认为，环境问题是采用西方环境观带来的恶果，治理之道在于回归东方尤其是日本传统的优秀环境观。与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研究重在批判殖民主义对当地环境与环境文化的破坏和替代不同，日本环境史研究重在探索自己环境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和优越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环境史研究确实是独树一帜的。中国正在崛起，时代要求中国史学界不能再重复或变相宣传“欧洲中心论”，而是要提出与自己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相匹配的新历史观。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环境史研究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和反思。
注释：
[1]庄司光，宫本宪一著，张乙，曲圣文等译，《可怕的公害》，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6页。
[2]原田尚彦著，于敏译，《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3]宇井纯，《公害原论》，亚纪书房，1990年，第6—16页。
[4]沈仁安，《日本史研究序说》，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26、397—421页。
[5]石弘之、安田喜宪、汤浅赳男，《环境と文明の世界史》，洋泉社，2001年，第15—16页。
[6]羽仁五郎，《転形期の历史学》，中央公论社，1946年。
[7] Akihiro Kinda,”Some traditions and methodologies of Japa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Historical Geography,23,l（1997）,p.62.姜道章，《历史地理学》之第九章“日本的历史地理学”，三民书局，2004年，第181—218页。
[8]福泽谕古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九州出版社，2008年，第17—21页。
[9]小森阳一，《ポストコロニアル》，岩波书房，2007年，第99—121页
[10]梅棹忠夫，《文明の生态史观序说》，《中央公论》，1957年2月号。
[11]梅棹忠夫，《文明の生态史观ほか》，中央公论新社，2002年，第211页。
[12]梅棹忠夫编，《文明の生态史观はいま》，中央公论新社，2005年，第63—82页。
[13]宫本宪一编著，《“公害”の同时代史》，平凡社，1981年，第2页。
[14]参看《自然环境保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
[15]参看《环境基本法》第三、五、十四条。
[16]例如，井上坚太郎，《日本环境史概说》，大学教育出版，2006年。石井邦宜监修，《20世纪の日本环境史》，（社）产业环境管理协会，2002年。桥本政良编著，《环境历史学の视座》，岩田书院，2002年。《环境历史学矿）探究》，岩田书院，2005年。
[17]下川耿史编，《环境史年表》（1868—1926：明治·大正编），河出书房新社，2003年。《环境史年表》（1926—2000：昭和·平成编），河出书房新社，2004年。
[18]如Jun U i （ed.）,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Japan,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1992.Nobuko lijima （ed.）, Pollution Japan: Historical Chronology, Tokyo: Asahi Evening News, 1979.Shigeto Tsuru, Helmut Weidner （eds.）,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Japan, Berlin: Ed, Sigma Bohn,1989. Ryoichi Handa （ed.）, Forest Policy in Japan, Tokyo: Nippon Ringyo Chosakai, 1988. Yoshiya Iwai（ ed. ）, Forestty and the Forest Industry in Japan, Vancouver: UBC Press, 2002等等。
[19]中山茂，《环境史の可能性》，《历史と社会》，1982年第1期，第161—183页。
[20]冈部牧夫，《现代史研究と环境史の视点》，《年报日本现代史》，2000年，第337页。
[21]鸟越皓之，《方法としての环境史》，鸟越皓之、嘉田由纪子编，《水と人の环境史》，御茶の水书房，l984年，第327—347页。
[22]嘉田由纪子，《环境史と日常生活论——地域社会学から环境问题への新接近》，《社会学评论》，总第147期，第369—377页。
[23]饭沼贤司著，《环境历史学とはなにか》，山川出版社，2004年，第4、11、85页
[24]安田喜宪，《环境考古学事始：日本列岛2万年の自然环境史》，洋泉社，2007年，第10—11页。
[25]矶贝日月编，《环境历史学入门：あん·マケドナルドの大学院讲义录》，清水弘文堂书房，2006年，第28页。
[26]安藤精一，《近世公害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92年。小田康德，《近代日本の公害问题一史的形成过程の研究》，世界思想社，1983年。
[27]宇井纯，《公害原论》，亚纪书房，1990年。宇井纯，《日本の产业公害の历史》，《历史学研究》，增刊号，l998年10月，第151—153页。
[28]东海林吉郎、菅井益郎，《足尾矿毒事件1877—1984》，新曜社，1984年。菅井益郎，《足尾铜山事件——日本资本主义确立期の公害问题》，《公害研究》，第三卷，第三、四号，1967年。
[29]神冈浪子，《日本の公害史》，世界书院，1987年，第9页。
[30]安在邦夫、鹿野政值、小松裕、坂野润治、由井正臣编，《田中正造选集·第六卷》，岩波书店，1989年，第226页。另外，田中正造全集编纂会还编辑了20卷的《田中正造全集》，从1977到1980年由岩波书店出版。1973年成立的渡良濑川研究会编辑发行了《田中正造与足尾矿毒事件研究》杂志。
[31]宇井纯，《公害の政治学：水俣病を追つて》，三省堂，1994年。饭岛伸子，《环境问题と被害者运动改订版》．学文社，1993年。
[32]小野崎敏编著，《足尾铜山》，新树社，2006年。村上安正，《足尾铜山史》，随想舍，2006年。
[33]桥本道夫编，《水俣病の悲剧を缲り返さないために—水俣病の经验から学ぶもの》，中央法规，2000年。
[34]加藤一郎编，《公害法の生成と展开》，岩波书店，1968年。原田尚彦著，于敏译，《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4—19页。
[35]诸富彻，《环境保全の费用负担原理》，寺西俊一、石弘光编，《环境保全と公共政策》，岩波书店，2002年。
[36]寺西俊一，《〈环境コスト〉と费用负担问题》，《环境と公害》，第26卷第4号，1997年。寺西俊一，《编集长インタビュ一〈环境にかかわる“社会的费用”をどう考えるか〉》，《季刊 政策·经营研究》，2007。
[37]永井进、寺西俊一、除本理史，《环境再生》，有斐阁，2002年。
[38] Tomohide Akiyama, A forest again: Lessons from the Ashio copper mine and reforestation operations,Tokyo: Food and Agriculture Policy Research Center, 1992.足尾に绿を育てる会编，《足尾の绿》，随想舍，2003年。
[39]宫本宪一监修，《环境再生のまちつくり：四日市から考える政策提言》，ミネルゥア书房，2008年。
[40]梅原猛著，卞立强，李力泽，《森林思想——日本文化的原点》，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第116、133页。安田喜宪把森林称为“日本文化之母”。安田喜宪著，蔡敦达、邬利明译，《森林——日本文化之母》，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
[41] Conrad Totman, “A Century of Scholarship on Early Modem Japanese Forestry, 1880—1980″,Environmental Review, 9:1 （ Spr 1985 ）, pp.34—53.
[42] Eiji Izumi, “A brief history of Japanese forests and forestry up to the 19th century”, in Ryoichi Handa（ ed. ）, Forest Policy in Japan, Tokyo : Nippon Ringyou Chousakai, 1988, pp. 151—160.
[43]所三男，《近世林业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昭和55年。松波秀实，《明治林业史要》，大日本山林会，大正9年。林业发达史调查会（林野庁），《日本林业发达史》，昭和35年。日本林业发达史编纂委员会（大日本山林会），《日本林业发达史（农业恐慌·战时统制期の课程）》，昭和58年。
[44]日本学士院编，《明治前日本林业技术发达史》，新订版，财团法人野间科学医学研究资料馆，昭和55年。德川宗敬，《江户时代に於ける造林技术の史的研究》，西ケ原刊行会，昭和16年。
[45]筒井迪夫，《日本林政史研究序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
[46]萩野敏雄，《日本近代林政の发达过程：その实证的研究》，日本林业调查会，1989年。萩野敏雄。《日本近代林政の基础构造：明治构筑期の实证的研究》，日本林业调查会，1984年。香田彻也。《日本近代林政年表——1867—1999》，日本林业调查会，2000年。
[47]金丸平八，《日本林政史の基础的研究》，三弥井书店，1969年。西尾隆，《日本森林行政史の研究——环境保全の源流》，东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蔌野敏雄，《日本现代林政の战后过程：その五十年の实证》，日本林业调查会，1996年。
[48]渡部忠世著，尹绍亭等译，《稻米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49]佐々木高明，《照叶树林文化の道7ブ一タン·云南から日本へ》，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2年。佐々木高明、大林太良共编，《日本文化の源流 北からの道·南からの道》，小学馆，1991年。佐々木高明、中尾佐助共编，《照叶树林文化の日本》，くもん出版，1992年。
[50]柳田国男，《海上の道》，岩波书店，1978年。柳田国男著，安藤広太郎编集，《稻の日本史》，筑摩书房，1969年。
[51]佐藤洋一郎，《稻の日本史》，角川书店，2002年。佐藤洋一郎，《稻作の起源》，《科学》，岩波书店，Vol.77,No.6,2007年6月。
[52]安室知，《水田の环境史：なぜ日本人は稻を选んだのか》，安室知编，《环境史研究の课题—历史研究の最前线2》，吉川弘文馆，2004年。安室知，《水田渔捞の研究——稻作と渔捞の复合生业论》，庆友社，2005年。
[53]峰岸纯夫，《中世 灾害 战乱の社会史》，吉川弘文馆，2001年。
[54]西谷地晴美，《中世前期の温暖化と慢性的农业危机》，《民众史研究》，第55期，1998年。
[55]矶贝富士男，《中世の农业と气候》，吉川弘文馆，2002年。
[56]户田芳实，《日本领主制成立史の研究》，岩波书店，1967年。
[57]水野章二，《日本中世の村落と庄园制》，校仓书房，2000年。
[58]高木德郎，《日本中世史研究と环境史》，《历史评论》，总第630期，2002年，第22页。
[59]海老泽忠，《庄园公领制と中世村落》，校仓书房，2000年。
[60]佐野静代，《日本における环境史研究の展开とその课题——生业研究と景观研究を中心として》，《史林》，89卷，5号，2006年，第112—113页。
[61]伊东俊太郎、安田喜宪编，《文明と环境》，日本学术振兴会，1996年，第ⅱ页。
[62]梅原猛、伊东俊太郎、安田喜宪总编集，讲座《文明と环境》，第1—15卷，朝仓书店，1995—6年。山折哲雄编著，《环境と文明：新しい世纪のための知的创造》，NTT出版，2005年。
[63]川胜平太，《文明の海洋史观》，中央公论新社，2006年。
[64]伊东俊太郎，《比较文明と日本》，中央公论社，1990年，第2—4章。
[65]伊东俊太郎，《文明と自然：对立から统合へ》，刀水书房，2002年，第二章。
[66]安田喜宪，《文明の环境史观》，中央公论新社，2004年，第一章。
[67]安田喜宪，《文明の环境史观》，中央公论新社，2004年，第三章。
[68]安田喜宪，《文明の环境史观》，中央公论新社，2004年，第三章。
[69]安田喜宪，《文明の环境史观》，中央公论新社，2004年，第五章。
[70]岩佐茂著，韩立新等译，《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03—132页。刘大椿，岩佐茂主编，《环境思想研究：基于中日传统与现实的回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2—140页。
[71]庄司光、宫本宪一共著，《恐るべき公害》，岩波书店，1964年。宫本宪一，《日本の环境问题—その政治经济学的考察》，有斐阁，1975年。都留重人，《现代资本主义と公害》，岩波书店，1968年。《公害の政治经济学》，岩波书店，1972年。加藤邦兴，《日本公害论—技术论の视点から》，青木书店，1977年。
[72]宫本宪一著，朴玉译，《环境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4—56页。
[73]海洋丰饶半月弧指从鄂霍次克海开始，经日本列岛、台湾、岛屿东南亚到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川胜平太，《文明の海洋史观》，中央公论新社，2006年，第249—256页。川胜平太，《富国有德论》，纪伊国屋书店，1995年。《海洋连邦论——地球をか一デンアイランズに》，PHP研究所，2001年。
[74]饭岛伸子著，包智明译，《环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75]鸟越皓之著，宋金文译，《环境社会学：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76]宫本宪一编，《アヅアの环境问题と日本の责任》，株式会社かもがわ出版，1992年。日本大气污染控制经验研讨委员会编，王志轩译，《日本的大气污染控制经验：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中国电力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