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环境史研究——《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第九章
日本是一个地小人多的国家。在面积狭小的日本列岛上，日本创造了两次震惊世界的现代化奇迹，同时也留下了“公害岛国”和“公害治理先进国”的环境历史遗产。但是，由于语言独特等原因，日本的环境史研究鲜为外界所知。其实，日本的环境史学史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富有特色，值得仔细研究。
日本的环境史研究最初是以公害史研究的形式出现的，后来逐渐演变为环境史研究。本章将利用已经收集到的资料和自己在日本实地考察获得的认识，对日本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主要成果和特点等进行初步分析。
第一节 日本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战后日本经过1940年代末的短暂恢复迅速进入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向国际开放的体制下高速扩张，国民生产总值从1950年的110亿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10085亿美元，按实际价值计算，日本经济在这三十年间扩大了10．4倍，从1955年名列资本主义世界第35位的“中进国家”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大国。然而，正如经济学家内野达郎所说：“昭和40年代前半期是日本经济的黄金时代，是光芒四射的时代，但同时又是一个经历了因高速增长而引起各种矛盾的痛苦时代。”就环境而言，遍布全日本的工业开发带来的是环境公害，“山青水秀”的日本变成了“山赤水浊”、城市弥漫着“七色空气”的“公害岛国”。在当时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中，日本就占了四个，分别是四日市哮喘病、富山县痛痛病、熊本县和新泻县水俣病。面对日益严峻的公害问题，在日本比较完善的法制体制和独特的地方自治体制下，住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公害诉讼运动，地方自治体率先制定了比较严格的反公害条例。根据厚生省环境卫生科的调查资料，1958年大气污染引起的申诉事件达2968起，噪声和振动引起的申诉事件达8246起。[1]1949年，东京首先制定了自己的“工场公害防治条例”，之后神奈川县和大阪府也相继在1951年和1954年推出了“事业场公害防治条例”。在地方政府和住民反公害运动的推动下，日本政府终于在1967年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并在1970年末召开的公害临时国会上，制定和修改了有关公害的14个法律，基本形成了反公害法律体系。[2]在公害造成的惨烈影响和反公害运动的刺激下，学术界开始行动起来，最先是医学界介入，帮助确定致病原因；其次是工学界介入，帮助设计和建设反公害设施；再次是社会科学界积极声援住民反公害运动。在学者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解决公害问题作贡献的同时，有些具有历史感的学者开始思考公害史的问题，尤其是公害中存在的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关系恶化的问题。他们希望能找到公害的原点，进而从源头上开始对公害问题进行整体思考和治理。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宇井纯。他毕业于东京大学工学部应用化学专业，从1965年起在东大工学部都市工学科担任助手。在公害频发的1960年代，他多次去熊本和新泻进行实地考察，寻找水俣病发生的原因。回到东大后，和学生一道进行治理技术的开发，从不同专业如应用化学、矿山、电气、船舶、土木等对学生进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仅凭专业技术并不能解决公害问题，公害更多地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他开始在东大工学部开设系列公害讲座，追根溯源，从多方面探究公害的发生、发展和解决之道。[3]也就是说，日本的公害史研究最先是由从事工学、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推动的。
战后的日本历史学界风云际会，变化迅速。在经济恢复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因社会矛盾突出而兴盛。进入高度经济成长时期，社会矛盾得到部分缓解，加之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机械套用西欧模式和僵化的阶级斗争论而快速式微，近代化论、计量史学等外来的史学流派乘势在日本传播开来。[4]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新史学，都关注人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历史与环境的关系不但没有得到重视，甚至成为战后日本历史研究中的禁忌，“环境决定历史”这样的话在当时（1960年代后半期）是不能说的，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不合适的。[5]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视研究环境为禁忌，关键在于在对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进行批评时形成的紧张气氛。魏特夫曾是共产党员，脱党之后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反马克思主义政治张目。对他的政治性和学术性批评使具有很强政治性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投鼠忌器，不敢谈论环境在历史上的作用。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羽仁五郎甚至绝对地说：“不是地理、环境或者自然，也不是种族和民族，实际上，只有发展阶段的理论原则，才是我们世界史学理论形成的最重要表现，也是唯一具有真理性的原则。”[6]经济史致力于从物价和人口等因素的变化来反映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不关心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与历史学紧密相关的地理学也在日本战后的高速发展和学科分野背景下不再关注对人地关系的研究。一方面，在资源稀少的日本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地理学转向了“人类历史与环境没关系”的极端方向；另一方面，随着学科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属于理学部的关东地理学科只研究自然，属于文学部的关西地理学科只研究人，把人与自然整合在一起的视角消失了。历史地理学关注城市的形态和功能、课税地清册、农村聚落和土地利用，对历史上人与环境的关系并未进行深入研究。[7]因此，与法国环境史的兴起得益于历史学与地理学天然结合的传统和英国环境史研究得益于其强大的历史地理学基础不同，日本环境史研究缺乏这些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不过，战后日本历史学的大转折为各种专门史的出现开辟了可能，日本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只是时间问题。
与历史研究中环境缺位不同，日本比较文明论研究对环境异常重视。早在明治维新提出文明开化的国策之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史学就传到了日本。后来，带有强烈现实批判性的文明论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而风靡全日本。福泽谕吉提出了“文明”、“半开化”、“野蛮”的分析结构，西方列强是文明国家，日本是半开化国家，而虾夷、朝鲜等就是野蛮之地。“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8]这种文明论在反映日本被“他者化”的同时又给日本制造了一个“他者”，为日本自身脱殖民化和对其他地区进行殖民化提供了理论基础。战败后的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小兄弟”，但是由于美国在日本强制实行了民主改革，于是，战后的日本似乎又回到了与明治时期类似的三元结构中，美国是民主的文明国家，日本虽然民主化了但又保留了天皇制而且保留了美国的军事基地，是半文明国家，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和尚未开发的军事独裁政权”是野蛮的他者。[9]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增长，日本学术界掀起了重新给日本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定位的热潮。与明治时期向西方文明学习不同，这时的日本认为自己已不再是西方文明亦步亦趋的追随者，而是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的文明者。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梅棹忠夫提出了“文明的生态史观”。[10]他认为，日本文明并不是西洋文明的一个变种，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也不是因为模仿西洋文明而成功转向的。相反，从生态学理论出发，把欧亚大陆的文明分为第一地区（边缘的温带森林地区，包括日本和西欧各国）和第二地区（中心的干旱地带，包括旧大陆除日本和西欧之外的地区），与第二地区在古代的辉煌和现在的专制不同，第一地区是当今世界最为发达和民主的地区。同属第一地区的日本（照叶林）与西欧文明（硬叶林）也是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平行并进”的。在梅棹看来，“从生态学的观点看，历史就是人与土地相互作用的结果，亦即主体环境系统自我运动的结果。在决定这种运动的形式的各种主要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自然因素。而自然因素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它表现出几何学的特征。”[11]川胜平太指出，梅棹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在日本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六大重要意义。第一，它是与司马辽太郎的《坂上的云》、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究》和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一样对日本思想界和民众最有影响的20世纪的经典名著。第二，它是日本世界比较文明学研究的先驱，使此后文明的其他史观的提出成为可能。第j，对苏联的崩溃等具有极强的预见性。第四，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散发出自由探索学术的精神。第五，赋予实地考察研究形式与书斋问学一样的价值。第六，利用生态学的“演替”理论对历史从空间上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12]
从环境史研究的兴起来看，梅棹的理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梅棹作为一个生态学家，并没有受日本历史学界一些传统的成说如认为环境在历史发展中不起作用等之束缚，勇敢地提出了世界文明演替模式之不同关键在于各地生态之不同的观点，为后来环境史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从公害史向环境史的转化还有赖于整个社会对环境的认识的提高。据不完全考证，“公害”一词古已有之，但用它来对应英美私法中的public nuisance并概括现代生产对人体造成的损害最先可能出现在明治十年的大阪府议会中，那时它只是与“公益”相对的概念。后来，随着日本资本主义产业化的发展，对人体损害的事件不断增多，公害的外延和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大正年间全国各府县的条例中都出现了这个词，主要指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强振动、恶臭等公共卫生问题。[13]在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公害的含义进一步扩大，在1967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中，公害指由于事业活动和人类其他活动产生的相当范围内的对人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带来的损害，大体上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噪声污染、振动、地面沉降、恶臭等七种。显然，公害意义上的环境主要指生产和生活的环境，并不包括与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不直接相关的环境。1972年，日本颁布了《自然环境保全法》。其中的自然环境主要指两类：一是处于原生态、尚未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环境；二是奇特的地质景观和森林荒野，保持良好自然状态的海岸、湖泊、河流、沼泽、湿地及栖息其中的野生动植物。[14]显然，这是与公害意义上的环境不同的自然环境。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让日本意识到，环境应该是一个整体，不应该因为公害问题紧急和危害大而对它进行人为分割，一般意义上的环境概念开始在日本流行。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促使日本转向把环境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方向。1993年，日本通过了《环境基本法》。其中的环境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地球环境是一个需要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整体，在这个人类存续和受惠的基地上，日本必须通过全球合作、广泛参与和循环利用来降低自己的活动引起的环境负荷，以保持人与环境互惠共生的关系。[15]由此可见，日本的环境概念经历了从公害意义上的环境向自然环境再到全球环境的转变，与此相应，日本的环境史研究也经历了从公害史到农业和农村环境史再到文明论环境史的发展过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三个意义上的环境概念内容相互重叠和交叉，加之这三类环境史在出现的时间上差距也并不大，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几乎是平行并进、互相补充和促进的。
与美国、欧洲、印度和拉丁美洲的环境史研究相比，日本环境史研究在组织程度上尚有较大差距。坦率地说，日本还没有自己专门的环境史杂志，也没有专业的环境史学会，日本环境史学家也很少出现在国际环境史学术交流的会场上。日本的环境史学家绝大部分也不是来自历史系，一是正统的历史学家不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史；二是日本独特的、以问题或地域为基础的学科分野使西方意义上的不同学科只要对人与环境的关系史感兴趣就都可以进行研究。在日本，环境史研究与其说是历史学家的专利，不如说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反公害运动史的饭岛伸子是社会学家，研究季风亚洲环境史的秋道智弥是生态学家，研究公害史的字井纯是工学家，研究近世公害史的安藤精一是经济学教授等等。日本研究环境史相对比较集中的单位主要有四个：一是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文明环境史研究是其五大重点研究项目之一，其他四项中也都有相关的环境史小项目。二是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重在从考古学和民俗学研究古代日本环境史，尤其是绳文弥生时代的生产生活和日本的稻作渔捞文明。三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从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人类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历史。四是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集中了日本文明环境史的主要研究者，重点研究文明与环境的关系，出版了一系列在日本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环境史论文的发表比较分散。《公害研究》和《环境与公害》刊发了比较多的公害史论文；《史学杂志》和《历史学研究》等主流历史学刊物也会发表关于古代、中世和近世的环境史论文；《人类与环境》和《环境情报科学》也不定期的刊发专题的环境史论文。近年来，日本学者不但出版了一些通史或断代史的环境史著作和论文集，[16]也编著了一些很有用的工具书，[17]还比较注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译介给国际环境史学界，[18]也开始组织环境史的小型国际研讨会，如神户研究所和牛津大学合作于2007年9月12-14日在神户召开了题为“日本与欧洲的环境史”的第一次研讨会，像Poul Holm,Mark Elvin,Chris Smouts等欧洲著名环境史学家与会与日本同行就共同关心的环境史问题进行切磋交流。第二次会议于2010年9月在神户召开。日本环境史研究正在形成集团力量并开始走向世界。
总之，在现实需要和文明论研究的推动下，日本环境史研究兴起。由于日本对环境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日本的环境史研究也表现出公害史、农业和农村环境史和文明环境史杂陈的局面。由于学科分野等独具日本特色的原因，日本环境史研究的组织化和专业化程度并不高，不过，值得欣喜的是日本环境史学家已经迈开了走向国际环境史学界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