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环境史研究——《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第九章
第二节 日本环境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尽管日本环境史研究诞生的原因与美国不同，但日本学者在借鉴和吸收欧美环境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日本环境史的实际努力提出自己的环境史定义和研究目标。日本以前并没有“环境史”的概念，只是在1982年，日本学者通过翻译environmental history一词把环境史术语引入日本。[19]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在此以前没有环境史研究，其实它的公害史研究早在1970年代就活跃起来了。[20]环境史术语一被译介过来，便迅速在日本落地生根。鸟越皓之和嘉田由纪子从区域社会学的视角对环境史概念进行了自己的改造。鸟越认为，环境史就是研究居民在支配当地环境过程中形成和积累的历史知识（传统）；[21]嘉田更进一步，认为环境史研究的是，在给环境问题在历史和文化的脉络中进行定位的基础上，从生活者的角度分析地域的传统。[22]显然，他们的环境史比较接近于环境民俗学。饭沼贤司试图提出自己的环境史概念。他认为，环境史是“测量人与自然距离的历史学”，基本研究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重点是反映人类与自然作用的庄园村落遗址，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史就是文化遗产学。[23]与从研究中世庄园史转向环境史的饭沼不同，研究第四纪考古学的安田喜宪从梅棹的“文明的生态史观”中得到启发并对它进行扬弃，提出了自己的生态史概念。他认为，生态史并不仅仅是把生态学理论应用于人类历史找出平行进化的规律，而是要在详细复原主体（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并在地域性比较的基础上理解人类史与自然史相互作用的法则。与梅棹把自然看成是人类历史发生的固定不变的基础不同，安田认为，不但人类的文化和生活在变化，而且包围着它的自然环境也在不停地变化，从研究这两者相互作用的历史中可以重新认识人类的作用并正确预测未来。[24]来自加拿大的安妮·麦克唐纳在日本几所大学的大学院用英语讲授“环境史概说”课程，把欧美流行的环境史概念介绍给日本同行。她认为，环境史就是研究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非人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学问。[25]由此可见，日本环境史学界对什么是环境史有不同认识，研究者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提出了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环境史或生态史概念，但从认识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日本学者的环境史概念在保持日本特色的同时正在与国际上比较公认的定义接轨。
尽管日本环境史研究不太为外界所知，但日本环境史学家确实取得了许多成果，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介绍：公害史研究产业化对人类健康和居住环境造成危害的历史，这是日本学者用力最勤、成果最多也最深入的研究领域；农业和农村环境史研究日本农业生产（包括林业和稻作渔捞）和聚落模式与环境的关系史，这是日本环境史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文明论环境史通过研究人类文明与环境的关系史来给日本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寻找恰当的位置，这是日本环境史研究中最具世界视野和理论意义的部分。
（一）公害史研究
公害在日本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17世纪中叶就有金矿因为污染而被关闭的事例。[26]不过，那时的公害只发生在局部地区。明治维新以后，采矿业成为日本推进工业化的一个重点领域，足尾、别子、日立和小坂铜矿相继发生了“矿毒”事件。宇井纯认为足尾铜山矿毒是日本公害的原点，战后出现的大规模、全方位的公害不过是从原点的再出发。[27]公害史研究包括公害发生的原因、住民反抗和诉讼运动、认定过程中科学和政治的关系、反公害法律史、受害者的赔偿、受害地的环境再生等内容。
在研究日本公害发生的原因时，传统的观点认为公害的发生和振兴产业相关。但菅井益郎通过对足尾矿毒事件进行全面研究得出了足尾铜山矿毒事件是日本资本主义确立期的公害问题的新结论。宁井纯在研究水俣病问题时也发现，水俣病并不简单的是工厂处理污染物的技术问题，而是涉及日本从经济政策到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等全方位的问题。追逐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在日本资本主义向垄断发展的时期，采矿业是形成财阀的重要载体，古河氏与绝对主义官僚和军国主义政府相勾结，通过节约公害防止费用、欺骗和弹压被害农民运动来发展生产和积聚财富，对由采矿和冶炼引发的环境破坏和人身损害仅以“无过失责任”来赔偿。[28]熊本水俣病发生后，企业坚持利益至上主义，中央和当地政府为了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目标没有采取实质性防止措施。这些都反映了资本的逻辑，那就是尽量减少公害防止设备的投入，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利润）。[29]
公害导致被害者身体和生活环境遭破坏，自然会引发被害者的反抗活动。饭岛伸子从社会史的视角对此进行了全面论述和总结。在足尾矿毒事件中，被害居民一方面成立了“足尾矿毒被害者救济会”，通过请愿、谈判等方式寻求赔偿和减免土地税；另一方面在田中正造领导下利用明治宪法赋予的生存权和财产权、以议会斗争和向天皇直诉的方式希望达到关闭矿山的目的。田中正造提出了“山不荒、川不涸、村不破、人不杀”[30]以及人、社会、国家、自然共生共存的文明观。1956年，熊本发现水俣病。当地受害者仍然沿用谈判抗议的方式要求赔偿，加害者新日本氮素厂以无法确定因果关系为名只给受害者支付每人30万日元慰问金，并声明不管今后调查结果如何都不再进行任何赔偿。1964年，新泻县发现水俣病患者。当地同情受害者的团体组成了“新泻民主团体水俣病对策会议”，受害者组成了“新泻水俣病受害者大会”。这两个组织掀起了反公害住民运动，提起诉讼并最终获得胜诉。这一胜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第一次明确了加害者的法律责任，形成了间接反证责任的推定原理，宣扬了企业经营活动必须尊重人的生命的理念。日本的反公害运动形成了自己特色鲜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道路。[31]
在认定企业生产与环境损害的关系时，科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政府、企业和受害者都有自己的科学家代理人，他们对同一事实的认定却发生了很大分歧。在足尾矿毒事件中，企业也对污染和损害问题进行科学研究，认为企业生产给国家带来巨大“公利”，除去给受害者带来的“社会之害”，还产生了很大的“公益”，从中可以拿出一部分赔偿受害者，因此铜矿可以继续经营。政府两次设立的“矿毒问题调查会”在确保实现“富国强兵”的总目标的前提条件下，提出修筑预防工程以减轻污染和损害的主张，进而谋求协调工业化和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32]熊本水俣病发生后，当地的医生协会、保健所等组成“奇病对策委员会”，委托“熊本大学医学院水俣病研究班”探索致病原因，最后提出有机水银说。认为氮素厂排出的无机水银与其他废弃物结合形成甲基水银化合物，人因食用含有此物的鱼贝而生病。厂方拒不接受，反而采纳了日本化学工业协会提出的炸药说，认为污染根源是二战后期遗弃于水俣湾内的炸药等军需物资。[33]在认定致病原因上的差别实际上反映的是背后各方利益的不同，也是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对立。科学成为不同群体为维护自己利益而建构的知识，尽管它是以客观严谨的面目出现。
战后日本反公害主要通过诉讼来完成，它所依据的是一系列相关的法律。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内容的完善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个基本法之外，日本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害救济法、公害控制法、公害防止事业法的体系。救济法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适用民法中侵权行为法和无过失责任特别法（如矿业法、大气污染法、水质污浊法、原子能损害赔偿法等）；二是由公害纠纷处理法和公害健康损害补偿法组成的行政救济制度。控制法包括控制公害发生源（包括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污染、噪音和振动、地面下沉、恶臭、矿害、原子能公害、日照和电波妨害等）的法律、防止二次公害发生的法律以及规定其他与公害防止相关的事业者的法律。事业法包括关于丁厂适当配置、防止公害事业、都市环境整顿、保全自然环境、资助和优惠政策等的法律。应该说，诸多公害法在把日本从“公害岛国”变成“公害治理先进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法律都是以环境的无限性和无偿性以及承认人有权进行自由经济活动为前提，对可能引起公害的企业经营活动只施加了最小限度的制约。[34]显然，这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公害对策，并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类与环境的和谐。1993年制定的“环境基本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
在依据公害法律判决时，明确责任和赔偿费用负担对受害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日本学术界就此提出了许多原则。环境费用包括事前费用（如用于开发公害防止技术的投资、预防出现环境问题的费用、环境保护的诸费用等）和事后费用（如被害补偿费用、被害修复费用等）两部分。这些费用应该由谁来负担呢?诸富彻总结出四种不同观点，分别是：造成环境费用的原因者负担；造成环境费用过程中的受益者负担；由纳税人共同负担；由潜在的责任当事者或扩大原冈者负担。[35]寺西俊一总结为四种观点，分别是：负担主体根据负担能力分配负担份额的“应能原理”（ability principle）；受益主体根据受益情况分配负担份额的“应益原理”（benefit principle）；原因者主体根据作用程度承担费用份额的“应因原理”（cause principle）；以及根据相关程度来承担责任和费用的“应关原理”（commitment principle）。[36]其实，这些不同观点也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则，分别是：日本版的OECD之污染者负担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PPP）；“废弃物最小化国际研讨会”提出的扩大生产者责任原则（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EPR）；以及扩大生产物责任原则（extended product responsibility）。学术上的这些探讨为在不同情况下解决具体的费用分担和赔偿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有效地促进了日本公害问题的处理。
在公害发生地，除了救济受害者之外，还应该改善当地被破坏或污染的环境，实现“环境再生”。[37]环境再生从地域上讲，包括城市再生和农村再生；从内容上讲，包括自然环境的清洁化和再创造，当地经济社会的活性化及其与环境的和谐。在足尾铜山，各种环境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当地森林、土壤、水质和物种的恢复，[38]总结铜矿开采造成污染和破坏的教训，甚至要把它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当地人还在冶炼所旧址附近建立了环境教育中心，发行宣传资料，帮助更多的后来人提高环境意识。笔者在2008年去足尾做实地研究时，深为日本人致力于环境再生的努力与成就而震撼。在四日哮喘病诉讼于1973年获胜后，四日市不但经常邀请专家来做环境保护和提高环境质量的讲座，而且以普通市民为主力广泛开展创造环境再生型城市的运动，其实就是要建设可持续城市。可持续城市应该包括几个方面：一是保护自然，循环利用资源；二是实施严格的环境标准，用征收环境税来改造城市社会和经济发展；三是充实公共交通体系，抑制私家车交通，建立节约和可持续的交通体系；四是再生城市中心区，抑制城市向郊区的蔓延，保护农地和绿地。[39]总之，环境再生反映了日本反公害运动从受害者救济向追求受害地人与环境共生的方向转化，从以受害者为中心向以市民为中心转化，从防止公害向建设可持续社会转化。
（二）农业和农村环境史
如果说公害史主要是工业和城市环境史的话，那么农业和农村环境史就主要是森林、稻作渔捞、庄园和景观的环境史；如果说前者重在研究工业对人体的损害的话，那么后者重在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互惠关系。到过日本的人都会为它占国土面积67％的森林覆盖率（其中54％是天然林）而震惊，创立了“梅原日本学”的梅原猛认为，日本最值得夸耀于世界的是它的森林，森林思想是日本文化的原点，因为日本的宗教无论是神道教（树木崇拜）还是佛教（山川草木悉皆成佛）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森林宗教（众生皆有神性，平等，生死循环）。为什么日本能保存如此高的森林覆盖率呢?一是因为日本输入不附加牧畜的稻作农业比较晚；二是日本对森林没有放任不管，换句话说，就是日本具有良好的森林管护体系。[40]
日本的森林史资料丰富。早在1879年，明治政府为了起草森林法，命新成立的山林局编纂江户时代的森林档案。各藩官员除了提供档案的副本之外，还要提供一份详述自己辖区内的林业活动的报告。这些资料在1882年被编成一本《山林沿革史》。可惜的是，在1923年东京大地震的火灾中，该书被烧毁。1925年，在从灾难中恢复过来之后，政府组织人力重新编纂相关资料，最后形成了几乎覆盖全国但重在森林茂密的41个藩和幕府的、记述林业制度沿革的、多卷（每卷150—250页）本的《日本林制史调查资料》，分三份分别藏于农林省、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和德川林政史研究所。1930—1935年，从浩瀚的史料中精选出版了30卷本的《日本林制史资料》，其中还收录保存了江户时代农学家宫崎安真（1623—1697）《农业全书》中的林业部分。在太平洋战争中，收藏于农林省的副本在东京大轰炸中被毁，其它幸存的两部被制成缩微胶片供研究用。[41]昭和时代的有关机构还以编年顺序编纂了内容包括明治时代鲜为人知的林政、森林管理、林业教育、林业社团等方面的资料的《明治林业逸史》和《明治林业逸史续编》。不过，这两部书也在昭和20年5月28日大空袭的战火中被烧毁，现在流传的是复刻本。应该说，这些资料的整理非常珍贵，为后代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日本森林覆盖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经历了周期性的减少与增长的变化过程。日本学者泉英二认为，19世纪中期以前的日本森林史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分别是：绳文时代人对森林的依赖（公元前11000年—公元前300年），这是维持原状的周期；本地人对森林的掠夺（公元前300年-公元500年是小规模掠夺，公元500-900年是大规模掠夺）；区域和全国性的多元（包括“割山”、“年季山”和“部分林”三种）掠夺（900-1500年是区域性小规模多元掠夺，1500-1650年是全国性大规模掠夺），这两个阶段是森林面积持续下降的周期；小规模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1650-1850），这是森林面积上升的周期。[42]随后日本进入因频繁战争等因素造成的森林面积下降周期；只是到了1961年开始大幅度进口木材和开展全民植树造林运动之后，日本开始进入森林面积大幅度上升的周期。所以，日本人与森林关系并不像森林文化学者所言（日本文化似乎是永远与森林友好的文化）的那样，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现实需要（农耕、各种建筑、筑城、林产品多元利用等）导致对森林的过度利用，产生木材供应紧张、社会矛盾激化、生态体系恶化等问题，这就迫使日本人重新调整自己与森林的关系，森林保护和育成林业兴起，日本人与森林的关系逐渐向可持续林业方向发展。[43]
日本的森林大都是天然次生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遗产。造林史是日本森林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其他生态已遭破坏国家最具借鉴意义的部分。早在17世纪，秋田藩家老涩江正光就指出：“国家之宝者山之宝也，若‘山野之木’全部伐光，山就失去价值。山野衰退，国之衰退也。树木消失之前必须采取有效防止措施。”日本农学家宫崎安真在《农业全书》的《树木卷》和《森林卷》中提出了森林利用和造林的四原则，分别是：森林与国和民一样，都具有重要价值；森林的价值是相对的；森林利用和培育要有计划；造林与土壤特性关系密切。19世纪，佐藤信渊提出了“开物”思想，即在对地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开发山川、湖泊，将平原、荒地变成耕地，通过开发创造各种财富并对财富进行合理利用。对森林的合理利用就是要开发与造林并举。造林主要有三种方法，分别是实生造林、扦插造林和抚育管理。[44]抚育不但是通过补植和保护措施来保证优质林木的生长，还可以采用问伐技术和“巡视”制度来达到提高林木蓄积量的目标。在战后的植树造林运动中，生长慢的阔叶树被以柳杉、日本扁柏和日本落叶松为代表的针叶树取代。为了激发造林热情，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如发放造林补助金、幼林抚育补助金、间伐抚育补助金、提供低息贷款、森林火灾国营保险等。
日本具有运行良好的、完善的森林管理体系。明治之前，日本主要通过改变所有权和使用权以及限伐等措施来管理林野；明治之后，日本通过各种森林立法来管理林野。在4世纪末，日本出现了最早的“林政”记录，即应神天皇在皇室所有林中设置山守部，负责管理和提供林产物。不过，除特定区域之外，百姓可以进入一般林地获取林产品。在中世，林野由领主直接管辖，当地农民靠给领主劳动换取从领主领地上获取木材、薪材、饲料和叶草类绿肥而且免税的权利。在近世，林野除了武家领、公家（皇室）领和社寺领三部分之外，还有藩有林、村有合同山（村山或人会合同山）和个人山林（百姓山）。1873年，明治政府在实行地税改革的同时把森林划分为国有林（包括官有林和官林）、公有林（由合同山转化而来）和私有林三部分。1882年，日本通过了《森林法》草案，但因地主反对而没有实施。1897年，明治政府颁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得到实施的《森林法》。该法由“总则”、“营林监督”、“保安林”、“森林警察”、“罚则”和“杂事”等章组成，提出“维持林地生产力不但是林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国土保护的基础，营林监督制度和保安林制度的设立就是把两者结合的媒介”的理论。[45]1907年，日本颁布了第二部《森林法》，与第一部相比，其不同之处在于加入了扶持森林产业发展和设立强制加入的森林组合（保护类、土木类、造林类、施业类）的条款。[46]1951年，日本颁布了第三部《森林法》，与前面的法律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引入了森林计划制度，把强制加入森林组合改为自由加入和退出。为了适应战后经济发展的形势，日本于1964年制定了《林业基本法》，其最为突出的两点内容是：把林业作为经济或经营问题对待；家族经营的林业是林业结构改造政策之根本。如果说森林法重在保护国土和培育森林资源，那么林业基本法就极力促进林业产业的发展。2001年，第151次国会通过了《森林林业基本法》，实现了森林政策从以林业生产力为中心向以持续发挥森林多种功能为中心的转变，希望通过林业的健康发展和保障林产品的供给和利用，促进森林多种效益的持续发挥。[47]
稻作是日本种植农业的基础，大米是日本人每日饮食中不可缺少的食品。对稻作史的研究在日本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日本的稻作是从哪里来的?在何时传入日本?稻作渔捞对日本人的社会形成和精神发展意味着什么?稻作渔捞对日本农业生态环境产生了什么影响?在这些问题上，学者们都提出了不同观点。
日本稻属于起源于普通野生稻的亚洲栽培稻。日本农学家渡部忠世等在对亚洲各地的栽培稻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之后，提出了栽培稻的发祥地在印度阿萨姆、中国云南的部分地区、缅甸北部等山岳地带的假说，亦即稻作农业的山地起源说。后来，栽培稻沿着众多的大江大河扩散到亚洲季风区，传到印度是籼稻，传到中南半岛的是湄公河系列水稻，传到东方的是长江系列粳稻。大约2000年前，粳稻从长江下游传播到日本。[48]由于阿萨姆、云南正好位于照叶林带的中心，因此，中尾佐助和佐佐木高明等学者提出了照叶林带存在着共同的固有文化的理论，佐证了水稻起源于阿萨姆、云南的假说。[49]但是，1970年代后，随着中国农业考古学的发展，先后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湖南澧县的彭头山、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分别距今7000年前、9100年前、14000年前的稻作遗址，极大地冲击了稻作印度起源的说法。中国的严文明教授在此基础上，借鉴了宾福德（L.R.Binford）和哈兰（J.R.Harlan）在研究西亚农业的起源问题时提出的、农业是在最适于其野生祖本植物生长的地区周边首先发展起来的边缘理论，提出了稻作农业于7000年前甚至更早起源于长江流域的新理论。安田喜宪对稻作遗址进行比较研究后画出了早期稻作分布和传播图，即“东亚稻作半月弧”。水稻从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到湖南省澧县城头山、彭头山、八十垱遗址再到江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最后到浙江河姆渡遗址，并于3000多年前传到日本。
在福冈县的板付和佐贺县的菜烟都发现了属于绳文文化晚期的稻作和水田遗址。关于水稻传人日本的途径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是从中国的华北到东北、再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九州，是为“北路说”。第二种是由日本学者安藤广太郎首倡的“中路说”，他认为无论是从航海条件、社会动因、地理意识、人种特征还是从相关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布特点来看，都不可能是来自朝鲜半岛的稻作民给日本带去水稻和稻作技术，更为可能的是来自中国吴越的百越族人（日本史称“渡来人”）从长江下游地区直接跨海传到日本。日本考古发现了约160处的稻米文化遗址，大部分分布在九州地区。后来又从九州传到其他地区，临近朝鲜的对马和壹岐岛的稻作也不例外。第三种是由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等提出的“南方渡来说”。[50]他们认为，日本的栽培稻是经过中国台湾、琉球、再经冲绳传到九州地区的。第四种是静冈大学的佐藤洋一郎从遗传学的角度提出的日本水稻传人的“二元论”。[51]他认为日本栽培稻来源于两个系统，分别是中国的温带粳稻和源于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热带岛屿（或经过此地）的热带粳稻。
水田稻作并不是单纯的种植水稻，其实它是一种有机的复合农业。水田还是水田鱼类和野鸭等动物栖息和生长的场所，在水稻生长期内，农户可以进行多次渔捞。水稻收获之后，几乎就无鱼可捕。水田渔捞使用的器具和方法都不同于海洋和湖沼河川渔捞。这种季节性要求农民必须学会用烘烤、熏制等方法来贮备鱼肉，以保四季都有动物蛋白质供给。水田是候冬或迁徙中的休憩之地。农户大都从事捕猎水鸟的活动，但只能使用传统方法而不能使用火器，以防过度狩猎。水稻种植也采用一年两熟制，即稻麦轮作，于是，在日本饮食中就形成了独特的在稻米中掺人大麦混合而成的麦饭。水田是人们进行稻作的空间，是人工环境，但是，在水田中除了生长水稻之外，还有鱼和鸟，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不完全是人工环境。日本农民在整备、创造水田进行生产的同时也对它怀有自然的亲近感。[52]研究水田稻作渔捞环境史有助于突破把人与自然二分、或集中于人对自然的作用和自然对人的作用这样的单向作用的传统环境史研究的局限。
稻作农耕在日本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稻作文化。弥生时代初期，日本人开始在低湿地开辟水田，种植水稻。中期后，修水渠引地下水灌溉低洼地以外的水田，并使用排水设备调节稻田湿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日本最基层的文化，即稻作文化。以农学家盛永俊太郎和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为代表的“稻作史研究会”对稻作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稻作文化的制度意义。稻作的性质决定了古代日本人与人的关系，形成了牢固的、较大的共同体结构。种植水稻需要大量的灌溉水源，日本虽然河流众多．但短促流急，需要拦截水源以利灌溉，大量的小规模灌溉工程应运而生。治水是个人或小团体无法完成的，需要形成较大的共同体。另外，日本的稻田灌排不分，灌溉时从上游田块依次到下游田块，排水时下游田块是上游田块排水的必经之道。于是，稻田灌排必须由同一地域的所有农户协商有序地完成，进而形成村落共同体。农户个人利益取决于共同体的利益，只有当共同体利益最大化时，农户才能获得自己相应的利益。这决定了日本人对“群”的巨大的依赖性，进而形成弥漫日本社会的群体主义和自我意识缺乏的独特文化。这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日本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方向。
在农业社会，农业生产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但是，传统的历史学并不关注自然和自然灾害在历史上的作用。正如历史学家峰岸纯夫指出的，先前的日本历史学并不注意对自然灾害进行研究。因为，伴随着经济的高度成长，人类逐渐确立了对自然的优越性，认为自然只是人类的开发对象，这种观念无疑导致了对自然和自然灾害的轻视。因此，有必要从环境史的视角来重新全面认识日本中世史。[53]
在日本中世史研究中，温暖化一向被认为有利于农业发展，平安时代后期因此而被认为是“大开发的时代”。但是，温暖化也会加剧疫病流行和旱灾引起的饥荒，迫使国家必须在政策和制度上做出重大调整。改革税制、鼓励荒废公田再开发等新政策的实施为12世纪以来的庄园公领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54]另外，日本中世史研究中似乎存在一个约定俗成的定见，即“生产力顺利发展史观”。但矶贝富士男利用气候学的研究成果试图颠覆这一成说。他认为，日本在镰仓后期到南北朝时期都处于寒冷期，寒冷造成作物歉收和饥馑，农业生产力大倒退，在此背景中产生了奴隶和奴隶社会。[55]
在应对自然变化的过程中，住民的聚落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户田芳实认为，在民众对山野领有的权门领主的斗争中产生了中世村落的萌芽。[56]村落居民在生产和生活即与自然的作用过程中形成了村落的范围，水野章二把它分成了四个部分，分别是村落、村落周围的耕地（以日常耕作活动为主形成人与自然深度交流的区域）、近山（居民采集薪碳等生产和生活必需自然资源的公用山）、里山或深山（日常使用的山区之外的山区）；中世初期村落发展的模式是从近山向里山拓展。[57]1980年前后，日本进行了大规模的庄园调查，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调查了庄园依赖的地形、地质和水利等自然环境状况，形成了庄园景观论。[58]海老泽忠从河川开发的规模出发把庄园分成大庄园、小庄园和村落庄园三种类型。大庄园一般位于大川大河的上游和水量丰富的支流，不需要建造水道和灌渠；小庄园位于支流上，多为庄园主自行开发的小规模耕地；村落庄园就是村落周围、以雨水灌溉为中心的耕地。[59]但是，这里的景观只是似乎没有变化的自然环境，其实，庄园景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前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第二自然”或“人工自然”。由此可以破除或修正“里山是与自然调和的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开发或破坏的单向运动关系”等观点，树立人与自然是双向互动关系的新思维。[60]
（三）文明论的环境史
日本的文明史研究形成了不同流派，如伊东俊太郎的“文明的交流史观”、川胜平太的“文明的海洋史观”等，但在1990年代初，各派都不约而同地将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转向了环境。1991至1993年问，以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为主的研究组承担了文部省的重点研究领域项目“地球环境变化与文明盛衰：寻求新文明的范式”。该课题主要研究：第一，地球环境变化与文明兴亡的阶段；第二，地球环境变化与文明兴亡的周期；第三，地球环境变化与文明兴亡的共时性；第四，地球环境和文明兴亡中时代演进的相似性；第五，建立能够避免危机并以共生循环的平等主义为基础的、自然和人类循环的文明；第六，指出控制欲望并复活东洋敬畏自然的观念的必要性，进而发现新事实提出新范式。[61]1995年，课题组开始陆续公布了研究成果，出版了15卷本的《文明与环境》系列著作。[62]从文明的起源与环境的关系到环境在文明崩溃中的作用、从农耕与文明的关系到环境教育等，几乎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日本最全面的文明论环境史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它是多人合作的成果，是以论文集形式表现的，显得系统性不够。最具体系性和日本特色的是安田喜宪提出的“文明的环境史观”。
文明的环境史观是在吸收和扬弃文明的生态史观、文明的海洋史观和文明的交流史观基础上提出来的。梅棹的文明的生态史观虽然以今西锦司的生态学理论为分析工具强调了生态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那是陆基的，不包括海洋。川胜平太受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和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历史研究的影响，认为应该把关注点从陆地转向海洋，在梅棹划分的第一和第二地区之外，还有海洋，而海洋恰恰是促使西欧和日本崛起的关键因素，即近代是从亚洲的海洋诞生的。在近世成立期，日本和西欧都从亚洲脱离出来，西欧脱离的是伊斯兰文明圈，日本脱离的中华文明圈。但作为海洋岛国，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海洋是立国的根本条件。它们拥有的共同海域和物产交流中心是东南亚海域。东南亚海域处于伊斯兰贸易圈和中国海贸易圈之间，在15—17世纪盛行以港市体系为主的自由贸易网络。日本与西欧一样，通过加入东南亚贸易而不断发展壮大，进而成为世界舞台上举足轻重的角色。[63]
与川胜把关注的焦点转向海洋不同，伊东俊太郎关注的是文明的交流。他认为，世界上存在23个由基本文明和周边文明组成的文明交流圈，这些文明在纵向上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横向上处于不同的文明交流圈中。日本文明从内部来看，经历了滥觞期（公元前10万年—公元300年）、准备期（300—700年）、形成期（700—1200年）、确立期（1200—1550年）和成熟期（1550—1990年）；从与世界的关系来看，经历了“传闻”时代、“布教”时代、“锁国下的通商”时代、“开国后”时代、“近代化”时代和“后现代”时代。日本文明的形成是在“东中国海文明交流圈”、“日本海文明交流圈”和“太平洋文明交流圈”三者相互交流中完成的。[64]后来，伊东也开始关注文明与自然的关系，他把文明的演化分为六个阶段，对应的是六种不同的自然观。分别是：人类革命——图腾崇拜和万物有灵论之前的自然崇拜；农业革命——万物有灵论和“大地母亲”；都市革命——神话世界；精神革命——泛物理宇宙论的世界；科学革命——机械论自然观；环境革命——自然的生命世界观。[65]从文明和自然观的历史演变中，可以看出随着文明的进步，自然观经历了从人与自然一体到对立再到统合的过程。
尽管川胜和伊东都做出了自己的探索，推进了文明论研究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开始形成以亚洲为中心的历史观，但在安田看来，无论是梅棹的大陆还是川胜的海洋，都无一例外是静止不变的；无论是川胜的物产交流还是伊东的文明交流，都没有强调变化中的客观自然与文明的相互作用，环境只是文明上演的舞台或装饰。安田喜宪要从弱者的视角，用科学的年缟分析法来重建变化中的文明与环境关系史，为21世纪人类文明和日本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持。他的环境史观主要包括下面几方面的内容：第一，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亚洲季风区是世界海陆环境变化的引发器。第二，环境变化与文明兴衰是对应的关系。第三，从季风亚洲的传统历史观中建构东亚新历史观。第四，以复原高精度的环境史为基础重建可以让日本人获得自信的日本文明史，并通过与不同文明环境史的比较研究来阐明日本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独特性和特殊地位。[66]
建立科学的环境变化序列依赖于年缟分析法的使用。在研究第四纪气候变化时，先前最常采用的方法是对格陵兰岛厚达3000多米的冰核进行C14测定，发现距今2．5万—1万年的气候变化幅度很大。不过，这个方法测定的精度有限，合理差值经常达几百年。这样的测定结果在与变化迅速的文明史对照时几乎没有可比性。20多年前，安田喜宪首先在亚洲发现了年缟并为之命名。年缟是在地壳运动过程中持续下沉形成不易受风力影响而上下翻动的钵状湖盆中沉积的像年轮一样的堆积物，其中含有花粉、珪藻、浮游生物、灰尘、大型动物遗体以及粘土矿物等。对这些物质进行分析和测定最终可以以年甚至季节为单位复原环境史的精确演变过程。安田领导的“亚洲湖泊钻探项目”不但高精度地复原了季风亚洲环境史，还与欧洲环境史进行了比较，在一定程度上找出了环境史与文明史的对应关系。
传统的气候编纂史是以对欧美北部曾被大陆冰床覆盖的地区的研究为基础的，认为极地及其周边的欧洲（阿尔卑斯冰核）的气候变动代表着整令地球气候变动的统一模式，其他地方的气候变化图都是以此为基础来绘制的。这不过是第四纪研究是在欧洲诞生并以欧洲经验为基础建立的反映。安田通过年缟分析发现，格陵兰岛及欧洲地区的气候变化几乎是在无人的特殊环境条件下发生的，并不能代表整个地球的气候变化。季风亚洲的气候变化既受到了季风环境的影响，还受到了极地变化的影响，其变化不但发生在陆地上，也发生在海洋中，因此，季风亚洲很可能是地球气候变化的策源地。这一结论意味着，在安田的环境史观中，地球环境史研究中的极地中心史观将被季风亚洲中心史观取代，同时也意味着欧洲中心的大陆史观将让位于亚洲中心的海洋史观。[67]
高精度的年缟分析既有利于恢复不同地域的环境史，还有助于发现环境变迁与文明兴亡的对应关系。在日本，对福井县水月湖和三方湖的年缟进行C14测年补正后，发现在没有受到冰床影响的日本，森林民在16500年前开始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制作和定居文化，而欧洲的陶器文化比它晚了7000年。在距今15000—14500年前的气候温暖湿润化时期，在季风亚洲的森林与湿地草原之间的峡谷中，稻作农耕开始；在西亚的森林与草原之间的峡谷中，麦作农耕起源，并伴随着牲畜饲养。5700年前，气候干燥化，畜牧民向处在干燥与湿润之问的大河流域集中，引发畜牧民与旱作农耕民之间的交流，促成四大文明的诞生；在季风亚洲的大河流域，早在6400—6100年前，气候开始变冷，于是形成了稻作农耕民与渔捞民创造的“稻作渔捞文明”，形成了控制灌溉水源的都市和王权。寒冷期提前使季风亚洲都市文明的出现比西亚提前了500年。民族迁徙带来了文明的接触和交流，进一步导致旧文明崩溃和新文明诞生。但是，欧洲学者通过对人体遗骸进行DNA分析来找寻民族流动之信息的研究大体上已经陷于停滞不前的境地，日本的年缟分析可以为其复原高精度环境史提供科学根据，由此可以清楚地发现历史上重要的骑马民族迁徙都是在气候变化的寒冷周期中发生的，而海洋民族的迁徙大都是在温暖期发生的，前者创造了新的国家和文明，后者没有创造出大帝国，也没有引起文明的大变化。正由于此，人类文明的兴亡具有共时性。[68]在4200—4000年前，气候再次干燥化、寒冷化，四大文明先后遭遇粮食和用水危机，其中三大文明崩溃，黄河文明的恶化引发向南部长江流域的移民。北方旱作畜牧民南下导致了长江文明的崩溃。在日本，出现了以三内丸山遗址为代表的绳文中期文化的崩溃。在公元前850年开始的寒冷期，铁器代替了青铜器，父系社会代替了母系社会，一神教开始流行。进入14世纪后，气候再度寒冷，鼠疫再度流行，但日本因为保留了里山（位于神灵居住的深山和人类居住的城镇之间的灰色中间地带）而幸免于难，在欧洲流行的女巫审判并未在日本出现。在第二个小冰期即18世纪，英国用煤炭革命和工业革命度过了上一个小冰期造成的森林短缺导致的能源危机，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最大化，日本通过增加人力替代家畜的勤勉革命达到了产量最大化。这说明，随着人类对环境影响的加大，全球气候变化在不同地域会产生不同影响，使西欧和日本率先走上了工业文明之路。[69]
在对欧洲历史观进行解构之后，建立在传统历史观基础上的东亚历史观呼之欲出。在亚洲季风区，自然主要表现为森林和海洋，文明也是建立在森林和海洋基础上的。依赖夏季丰富的降水，形成了以夏季作物种植为中心的生产体系。随着稻作的推广和普及，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不同于旱作农业区。另外，由于自然极其威猛，人们形成了顺从敬畏自然的习惯，万物有灵和大地母亲的观念根深蒂固。森林居民形成的是循环史观，稻作渔捞民形成的是和平共存史观，还有盛行于亚洲季风区的对所有生命敬畏的自然史观。这些思想中包含的精神正是21世纪建设循环社会所需要的资源。
在安田的环境史观中，21世纪的文明必须是回归大地的、全球化的多元文明，森林之王将支配地球文明。日本文明的内核是绳文文化，是典型的森林文化，在此基因上发展出的日本文明将是知足的“美与慈悲的文明”。因为知足，日本才能成为地球上为数不多的森林民族，成为反对暴力、追求慈悲的民族，成为反对斗争、追求审美的文明。
日本环境史研究从公害史到文明论环境史的发展历程反映了日本社会对环境认识的变化，也折射出日本学术界随着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而做出的学术上的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环境史研究是国际环境史学界的一朵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