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统经济的通信（下）
（十五）
拜读大作前稿，我曾说多种资源配置机制的理论是一大创造。这次修订稿，提出各种机制之间及其主体利益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是又一创造。市场机制显然是最主要的调节器。这样，整个中国封建经济的运行，有了一个系统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框架已形成，至于其完整化，恐怕要等发表后，听取时贤评论，再作修正补充。
在“通古今之变”上，本文以唐中叶（两税法）为界，分为两大阶段。前此，国家干预占居主导地位；后此，地主干预占居主导地位。这点恐怕会引起争议的。在西方，中世纪庄园制，是地主干预的顶峰，此后，王权兴起，民族国家形成，地主干预式微了。中国，早是中央专制国家，国家干预一直是强的。而中唐以前，即陈寅恪所谓“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也是地主干预的顶峰。那时是依附农盛行，庄园和坞壁经济，地主决定一切。唐中叶以后，国家干预松驰了，地主干预也松弛了，依附农变为契约佃农，分成租演为定额，等等。不过，降至明清，恐怕还是国家干预大于地主干预。因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除田赋外尚有军工杂役，禁榷及法令限制；地主干预则除地租外，已没有什么了。地租大于田赋，但地租干预限于佃农，只有50％的耕地；田赋干预则为100％的耕地。地租大于田赋，也大得有限。张仲礼估计1887年GDP，出于政府者占6％，出于地主（绅士）者占8．7％，其绅士收入估计过高，已成公论，且地租之外，包括薪俸等多项。至清代，地租是否大于国税，还可研究。
注：参阅拙著《中国封建经济论稿》第22页一27页，第32—33页。l999年4月26日
（十六）
我完全同意大作各节的观点和论点。下面是题外的话。
江南雇工没问题，难处在给“市场”定性，因市场资料太少。市场定性通常有二：一是自由度，在本文即劳动的流动性。二是价格，在本文即工价。城乡流动，可用城镇人口增长来观察。外地流动更重要。江南外流劳动很少，而外地流入很多，表明市场发育。工价在于整合化。城乡工价、各府州工价都无材料，整合程度不知。黄冕堂收集了长工工价120多件，独少江南。大约江南长工不多，犯刑案者更少。不过，江浙与东北都是高工价区。
关于小农经济，我同意大作的结论，对分工与专业化是个障碍。其原因，过去归之于市场不够发达。近年来我读了点社会学，按结构一功能学说，可归之于家庭这种群体组织的功能。但我还不能评价。因为我现在还相信斯密型动力，即通过市场分工和专业化导致经济发展。并且，从长距离贸易看，这种家庭功能与市场并无矛盾。我现在还不能评价，因为还没有深入研究（将来也不能，因“恐年岁之不吾与”）。这与劳动力市场无关，完全是题外话。不过我觉得，我们搞经济史，单读经济学不行，最好也读点社会学。
注：对拙作《清代江南市镇的劳动力市场》所提意见，文载《清代经济论稿》。2003年2月20日
（十七）
大作《中国封建经济发展阶段述略》，几经拜读，所有三阶段论、赋役与租佃两大制度论、资源配置和商品经济两大指标，我完全同意。
封建史分阶段，在于“部分质变”。大作以晋、宋、清代表三大阶段。（拙作原是秦汉至唐中叶为一大阶段，吴老有误解——方行）其未惬人意者，晋（连同魏南北朝不过400年）代表不了从秦汉到中唐这个大阶段（长达l 000年）。秦“黔首自实田”，就是自耕农世界了（“耕豪民之田”还是少数）。西汉是侯王天下，还是自耕农占优势吗？少数自由佃农忽然变成漫山遍野的依附农，说不清楚。魏晋南北朝像是插入这个大阶段的曲折、反复。我以为，只能从田制上来解释。中唐两税法以后（第二、三大阶段），就比较顺理成章了。我以为，讲制度经济史，在废均田或土地私有制真的确立以前，田制是最重要的制度。土地私有制确立后，户调、丁调才能土地化，以至摊丁入地。同时，分成到定额才有可能，以至永佃（土地私有制的否定）。
讲制度经济史，以某个或某两个制度为代表，未尝不可，因为是说明某某指标。但制度经济史原意是制度体系，因为各种制度都互相关联。文中对田制（但是从土地资源配置上立论）、币制（从实物到货币）都很注意，其实雇工制（从人身到自由）、社会良贱和等级制、选举（隋科举才除门阀）也都很重要。当然不必事事专论，只是在论三大阶段时，要着眼于制度体系的变化。
制度经济史原意是制度体系，因为它来自结构主义历史观。原来无论中国外国，都是线性历史观。历史发展是线性的（承认起伏曲折，即曲线），因而史学家的任务在找出其因果关系（因果链）。30年代，法国人提出结构主义历史观，50年代，经济学的增长（发展）观也以结构主义代替线性增长论。历史的发展根本不是线性的，而是结构的变迁。其表现之一是资源配置的优化，但还有部门、规模、地域、整合等结构的变迁（方向是结构合理化）。结构变迁是整体性的，很难说什么原因，没有单项原因。除个别事件（如战争、政变、通货膨胀、市场危机）外，史学家不再纠缠于因果论，放弃了因果链。制度经济史，奠基在这种新的历史观上。
话说得远了，也太空了。因为对大作提不出意见，只好空言。但空言无益，就此打住。
本文框架已立。今后的工作，是充实实证分析；必须有实证（尽可能定量实证），框架才能定论。实证分析仍是定论框架，即宏观大略，不能涉及枝蔓细节。上面的空论可供思路参考，实与实证无益。本文出笼后，必会引起一场讨论或争论，那时再解决枝蔓细节问题。
注：对拙作《中国封建经济发展阶段述略》定稿的意见，文载《中国封建经济论稿》。2000年8月25日
（十八）
《中国封建赋税与商品经济》稿，是您“中国封建经济三阶段论”的续篇，是第一阶段的实证。“三阶段”论是个伟大的创新，实证是史学第一要义；创新尤需实证，否则不能成史。本文实证丰实，说服力强，对文章全无异见，下面所谈均题外之话，可不看。
把政府作为支配市场的第一力量，始于凯恩斯。对封建政府，重农学派把它看成支配市场的第二力量，居地主之后。封建政府的收入主要是租，凡凭权力得来的收入都是租，马克思视之为地租转化形态，因为主要凭土地权力得来。资本主义政府的收入也有凭权力得来的租（今称寻租），但不大，主要是税。税是政府以服务（防卫、治安、教育、公用等）与居民交换而来的，一般是等价交换（契约论）。凯恩斯之重视政府，不仅因为它是最大的购买者，还因它是最大的提供服务者（卖方）。
秦汉以后，中国封建政府异于西方，其收人不限于租（凭土地权力），而日益多是税，由服务得来。就治安服务说，远优于西方，水利、驿运、漕运、德化教育等服务，西方没有。本文只讲商品经济，不讲服务市场，故未涉及。
中国封建政府的财政不仅是机构的收支（官吏士兵俸饷只占赋税半数，P．13），而是一种大财政，包括政策和资源调配。所以对前文（三阶段）我建议增论土地政策。本文中，又看出许多政策内容，除产业政策（尤其桑蚕茶）外，还有平准、和籴等。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货币政策。
最大问题是汉以后赋税的实物化。赋税实物化何因？是进步还是退步？本文把它看作是提高市场“丰度”的“机制”（P．2），是积极的看法。不过就贡禹的思想说，是保守的。“机制”说，本文的实证是，因为粮食、尤其桑蚕丝织发达了，征实、尤其征帛有可能了。专就布帛说，不如看作是货币。有个地方（P．？）说征粮改为征帛，实际是货币化了。西汉为什么有那么多金银，始终是个谜。东汉至中唐，生产发展，市场扩大，赋税也增大2．5—4倍。赋税（购买力）增2．5—4倍，市场交易至少增大5—8倍（倍数效应），金银铜不足，只好征实。通货不足，文中屡见，恐怕是实情，因为中国没有金银铜大矿。这就是货币政策问题，好像到北宋才解决。我始终谴责朱元璋的赋税实物化是个历史的倒退。但对曹操的租调令、司马炎的户调令，不敢说，因没弄清楚。
注：对拙作《中国封建赋税与商品经济》所提意见，文载《中国封建经济论稿》。2001年5月21日
（十九）
大作《中国封建地租与商品经济》稿，实证丰富。
第一节：全文骨干，目的在论证宋代地租量超过赋税，成为需求推动生产的主力。所有量化处理和论地租的营运，都无懈可击。本文是论地租，不论赋税。但于宋代商税超过田赋的现象（P．4）仍不妨略作申论。因这是前所未有、后世亦无之事。它不仅反映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历史上第二个高峰），而且反映服务市场的空前扩大。盖商税多来自服务业，并且，商税不同田赋，主要不是凭权力征敛，而是政府以服务与商民交换。
第二节：高消费，资料淋漓尽致，但显得有点堆积。如写法以论带史，就不显堆积了。本节论在 P．18—21，讲高消费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这十分重要，因高消费是享受性消费，（生存性消费推动农业是有限度的）自然落在手工业上。本节还有一个论点，在P．22—23，即高消费不仅在贵族显宦（人数太少），而在地主尤其城居地主（人也不多）和商人、手工业户、广大市民。这点很重要，惜所论太少（不到一页）。从这点看，P．21说《东京梦华录》《梦梁录》《都城纪胜》不必引证，是不对的。三书代表宋代市民生活，不能不引证。不能把所有新的消费都直接和地租挂钩。
此外，我想还可补充一个论点，即高消费反映服务业的发展，服务市场的扩大。文中所谓精神产品、文化消费和大部分发展性消费，都是服务。商品经济包括物质和服务两大部分，宋代服务开始占重要地位，是一大特点。服务比之商品，是高一层的消费，衣食足而后的消费，它的消费弹性大，是促进生产的新力量。龙登高有篇长文《南宋杭州娱乐市场分析》，从经济上分析文化消费，有见地。
第三节：宋代的城市化、镇市开始网络化、城居地主成趋势，这都是宋代特点，很重要。宋代恐怕是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或谓达20％，而明清还不过5—6％。这有偏安江南、人口等多重原因，不去管它，而城市化是扩大需求、发展商品经济的最重要因素。第一个商业高峰战国和希腊，即因是城邦制。文章不能把需求的扩大都抠死在地租量上。地租是根子，地租转化为需求、转化为购买力，也有个再分配过程，有扩散和倍数效应，城市化是其转换和扩散的工具。
宋代城市还有个结构革新问题。不仅破除坊市制，大城市还表现为金融业与贸易分离，批发与零售分离，形成专业街，达400行，以及邸店等服务业兴起，乃至有出租车马、桌椅、婚丧用具的专业。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斯波义信有典型考察。
注：对拙作《中国封建地租与商品经济》所提意见，文载《中国封建经济论稿》。2002年1月6日
（二十）
粮食，我向来重视高产量，不问劳动生产率，因农民人均收入不能只计粮食。亩产量，清前期略高于宋，这是因宋代北方辽金太低，若就江南说，清实低于宋。至于劳动生产率，清大大低于宋，可能低30一40％，但不是由于地力（自然）原因，而是由于人口增加太快，要承认人口压力。因而，人均占有粮食低于宋，但还是够吃饱；因嘉道民国人均占有量更低，也没饿死人，不过人口增长慢了。这是我对粮食的粗略概念，因未作专业研究，不敢自信。此生也来不及研究了。
粮食加经济作物，加农家手工业，清前期的农业经济大高于宋明。从农业生产力说，清是封建社会的高峰，这点我不怀疑。
一国经济评价，有两方面。一是生产力和消费水平，人们爱用居民生活的舒适度和安全性。另方面是制度，包括政府效率、经济制度、市场功能、社会和文化。记得座谈会上，我说清代经济发达，制度落后。林甘泉似乎表示同意。不过，当时是说比18世纪欧洲落后，不是同宋代比。说清代制度比宋代落后，不合逻辑。不过，我说比乾隆时应有的制度落后，则有我的道理。
我以为16世纪中国已有现代化因素，即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萌芽。但清人人主中原，把这些因素打断了。首先，消灭了明末的启蒙运动，中断理性思维，回到汉经学。其次，闭关自守，拒绝贸易，也中断中西交流。其三，经济制度，除摊丁人地外，无建树。其四，市场，只是商品量和地域有扩大，无质的变化。这一切，要到1840后吸收西方思维，才有转机。我文章中用“文化逆流”“经济逆流”字样，结论是“愈是盛世，愈是保守”。“盛世”指生产，“保守”指制度。合起来就是物质发展，制度落后，比这种物质条件下应有的制度落后。
关于市场多说两句。商品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主要表现为市场调配资源，即每种资源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市场商品量扩大不能使市场达到这种功能，这种功能是个制度问题。正如生产增长不能自动使制度达到生产力的要求一样。制度变革是人为的，要有先进思想的人去变革。理性主义是制度变革的动力。到今天，中国还未完全实现市场经济（即现代化），因为曲折太多。如计划经济就是一次曲折，一次逆流，因为计划经济直接调配资源，不要市场。清前期是凭租和税调配资源，市场调配只是很小部分。1840后市场扩大，但直到1950，市场还未能调配占国民经济70％的农业资源（即土地与劳动的配置）。
市场量当然也有关系。我研究1840一1936的市场商品量，结论是j l840–1908增长太慢，1908–1936增长也不快。l 840我估3．5亿两，偏低，用吴慧5．25亿两，也不高。对比生产来说太低，例如粮食商品率只有10％。l0％怎能调配资源？到1936，粮食商品率提高到30％以上，经济作物达80％以上，但市场仍未能调配农业资源；因为没有制度变革，土地、劳动、资本都不是市场配置的，而是小农制配置的。制度变革要有有先进思想的人去变，不会自变。
注：对我一个讨论提纲的意见。2003年5月4日
（二十一）
大作，所有论点，我完全同意。
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有它积极的作用，优于西方领主经济；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它妨碍新生产方式的建立。这在您80年代的论文中就已明确了。这个结论并不鼓舞人心，但似乎无可奈何，必须接受。但不是说就没有研究的余地了。
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可以说是一种习俗经济，因为自元代发展棉纺织以来已有六百年了。不过，希克斯所说习俗经济指希腊以前，而自罗马征服欧洲和中亚以来，就有了命令经济。中世纪是习俗和命令经济的混合体，因为中世纪是僧侣和武士的社会，基督教代表习俗，武士代表命令。
现在流行新制度学派经济史。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即法律，相当于命令。非正式制度首先是意识形态，其次是家庭家族，相当于习俗。意识形态，在西方是基督教，在中国是儒学，都与经济活动有关。
总之，新经济史研究，不能就经济谈经济。我们过去对小农经济的研究，都有只重经济关系分析、忽视非经济因素的毛病。
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一种经济结构，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它的形成、发展以至解体，与传统的义利观、本末论、家庭观念、多子继承，以及国家巩固自耕农的政策，榷关制度等，都是分不开的。对小农经济的研究，从经济学方面转入社会学方面，加上非经济因素的分析（当然都需要实证），就大有可为了。说不定会多少修正原来的评价和结论。
注：对我一个论文提纲的意见。 2004年10月25日
（二十二）
拜读新作第三部分，惟P．2宗族关系，康熙圣谕不过重申嘉靖十五年夏言上疏，没有新的限制。
我以为清代宗族关系仍是继晚明以来“松解”的趋势（李文治看法）。康熙圣谕16条中反动的是对知识分子的“黜异端以崇正学”（朱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文字狱）。又，下面“多子继承”一节，说“增强农民经济活力”，我看不然。此“习俗”（当然非始于清）分散家庭财产，使小农不能成大农，为害匪浅。
总之，问题又回到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经济，新论似乎增加了它的负面作用。回忆70年代末我们写中资史一卷时，徐新吾提出“小农经济万恶论”，因为它阻塞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当时我觉得过分了，改为“自然经济的分解”。为造1840–1936耕织结合的分解表，徐公花了三年时间，全文见第二卷第二章附录。这以前，30年代，梁漱溟曾提出，小农经济工农结合很好，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应当是在农村复兴中发展工业，工业与农业“合作”生长。90年代，乡镇企业兴起，费孝通写了篇文章大加赞扬，说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工农在家庭结合转化为社会上的结合，是完全正确的道路。我同意费公的看法。
我的想法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必须利用传统经济、特别是小农经济的“能动因素”或积极因素。因而有《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1987）、《中国工业化的道路》（1991）二文。怎样利用呢？我意思是通过市场，而不是大企业（大企业是科斯定理，那时我还不知科斯定理）。通过市场也就是通过分工，也就是自然经济的分解。现在看来，农业与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能不能不分解，直接过渡为工农结合的现代化经济呢？那样最好，但恐怕不能。
注：对我一个未刊稿的意见。2004年11月26日
方行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