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十年建国」（1928-1937）
《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第十二篇

（三）

　　从以上的观察，虽然仍未完成现代化，且有着许多自身的局限，「黄金的十年」是相对的，整体而言我们只能同意是「外强中干」，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种种客观证据，分析得当时的发展是有相当的前途，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各项基础建设亦有所发展，为抗日事业打下了基础，若非「内忧外患」交煎，中国能否在四十年代走上现代化之路，殊难逆料。

注释：

[1]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增订版）﹝台北：东华书局，2001年﹞，页388-389。

[2] 徐中约著，计秋枫、郑会欣译，茅家琦、钱乘旦校：《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568。

[3]「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口号。

[4]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604。

[5] 可参看郑会欣：〈简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航事业的合资经营〉，载于《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10期，2001年，页171-190。

[6] 费正清著，薜绚译：《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版﹞，页327。

[7]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钢》，页647。

[8]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页567-568。

[9] 费正清、赖肖尔著，陈仲丹、潘兴明、庞朝阳译：《中国：传统与变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483。

[10] 郑会欣：〈1935年币制改革的动因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收于《改革与困扰：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尝试》﹝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8年﹞，页53。

[11] 此可见1928年6月15日  国民党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会议通过议案多件，如统一全国财政、建立国家银行、裁撤厘金、实行关税自由、废两用元（意即废除银两，改用银元）、整理公债、划分国地税等等，其主要目的之一。这次财政会议的许多决议，以后陆续施行，奠定了国民政府财政管理的基本格局。」及1928年10月  国民政府通令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中央银行章程》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资本总额为二千万元，由国库一次拨给二千万元的“公债预约劵”作为股本。总行设在上海，于各地设立分、支行。中央银行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理国库及内外公债的特权。」两次重要公报。资料来源﹕黄美真、郝盛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上海人民，1987年﹞

[12] 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下卷，页175。

[13] 关于此项课题，可参看张伟保师〈抗战前国民政府与煤炭工业〉，载于《实业计划与国民政府：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台北：天工书局，2001年），页113-177；又关于政府保护国煤的工作，可参看本书第十三、第十四篇。

[14] 张玉法《中国现代史》，页424、434。

[15]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页574。

[16] 黄美真、郝盛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7] 可参看余炎光师、陈福霖：《南粤割据─从龙济光到陈济棠》﹝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89-301。

[18] 潘荣琨、林牧夫：《中华第一奇人─张静江传》（北京﹕中国文联，2003年），页301。

[19] 参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编《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20]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页160-161；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887-888；详细讨论见本书〈由盛转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企业个案分析 （1925-36）〉。

[21] 郑会欣：〈关于张嘉璈被撤换的经过〉收于《改革与困扰：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尝试》﹝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8年﹞，页19。及可参看郑会欣：《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 : 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及其经营活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一书。

[22] 可参看郑会欣：〈试论1935年白银风潮的原因及其后果〉收于《改革与困扰：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尝试》﹝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8年﹞，页29-44。

[23] 可参看鲍绍霖：《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国对民族与国家典范的追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31-164。

[24] 张伟保师也曾经指出：「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中国社会，仍然只站在工业化的大门口而已。」见氏著《实业计划与国民政府》，页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