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十年建国」（1928-1937）
《经济与政治之间──中国经济史专题研究》第十二篇

（二）

　　现就「十年建国」所存在的局限，被后人非议最烈者，分析如下：

　　一、派系斗争加剧

　　是时，全国名义上虽然统一，而中原大战后军阀气焰亦大不如前，但地方势力问题依然存在。而宁汉分裂即为一例，蒋介石（1887-1975）虽掌握军队，但未能完全掌握党、政大权。其时国民党内部已形成几大派系，多种政治势力分合、消长：即蒋介石派；胡汉民（1879-1936）为首元老派；孙科（1891-1973）为首太子系﹔汪精卫（1883-1944）为首改革派。此为派系斗争之大略。

　　1931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发生「约法之争」，2月蒋介石诱捕胡汉民，囚禁于南京汤山，4月30日，胡派的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发表反蒋通电。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汪精卫派、孙科派等支持胡派同蒋派划清界线，三派云集广州，于5月27日召开反蒋派非常会议「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规定凡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和北平扩大会议委员，均为非常会议的当然委员，其任务执行至国民党四大召开为止。会议选出邓泽如、邹鲁、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党务工作，以梁寒操任秘书长，下设组织、宣传、海外党务、军队政治训练等四个委员会。并议决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5日28日广州国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各委员宣布就职。

　　7月1日出版《中央导报》。10月，宁粤双方代表在上海经过谈判，决定宁粤两方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1月18日至12月5日，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国民党四大，于12月7日正式成立以胡汉民为首的中央党部，幷通电结束非常会议。[16]

　　1931年「9‧18事变」后，宁汉相方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广州反蒋派国民政府于1932年1月5日宣布撤销，另设西南政务委员会及西南军事分会，宁粤从分裂转向合作。[17]

　　可见南京时代虽然在各方面取得成绩，但由于国内、党内只能说是粗安而已。其中有一点为人所忽畧的是，此时期蒋介石在南京政府是实行个人独裁统治「一言堂」的政治模式在此表露无遗。这亦是这成十年建国政治不稳定的主因。

　　二、农村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南京政府最失败之处莫过于对农村问题的处理，时全国75%以上是农业人口，其中三分之二是佃农，不少人非议国民政府置农村问题而不顾，但事实幷不完全如此，尽管政府已相当努力，但问题仍十分严峻。张玉法先生亦例举了以下八点，第一；研究农学，第二；设立农村复兴实验县，第三；组织农业合作社，第四；改善租佃关系，第五；调查和研究土地利用，第六；改良农业品种，第七；发展农业副产品，第八；从事水利建设。

　　但笔者认为，上述所列举的成效实属有限，到底未有解决农村问题。究其主因有二：其一，1928年虽名义上统一，但许多地方不过是易炽而已，仍由军阀控制或地方势力控制，这些集团与农村的土豪关系密切，且自科举制废除后，土绅阶层失衡，知识分子离村而去，土绅遂由劣绅代替，与官勾结，造成了农村的不合理现象，政府之建设当然无法加惠人民了。其二，自清中叶后，中国人口倍增，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特殊现象，耕地比较不足，「小农经济结构」的才是农业问题的根源，至于租佃问题则是由此演生出来的问题，中国历史上长期由大地主控制土地幷非常态，根源末解决，农村问题亦无法解决，中共乘此而起，实有其历史渊源。再加上「农本思想」的影响，结果农村问题把国民政府拖垮。

　　三、政治发展之局限

　　1928年2月15日，中央政治会议讨论设立「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该委员会职权范围极广，凡属国营事业如：交通、水利、农林、渔牧、矿冶、垦殖，及辟港、建商埠、发展其它生产事业的设计、开办、创建等规划运作，均归其管辖。2月18日，建设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会议一致通过，确立了张静江（1877-1950）为委员长，领导国家建设。该委员会成立时只有十万经费，「财政部拨付十万国币作为我们的建设基金，用以开办建委。另以每月三万元国币列入国家预算，作为建委日常行政开支，至于其它建设经费，分文不名……」[18]故该会终无太大的贡献。笔者认为，一个建设委员会只有十万国币的经费真是说不通。

　　因为在当时南京政府为国家建设成立了不同规模大小的委员会，治国方畧之格局基本形成，但其中受到很多局限而未能发挥出其实制功能，「建设委员会」即为其中一例，可见在政治上尚未成熟。再者，蒋介石之野心，削弱别人权力、军力，保全自我，遂易引起冲突。是政治发展的一大败笔。

　　四、经济发展的矛盾

　　在南京的十年统治下，中国受到「内忧外患」的侵蚀，亦为另一重大局限，近人有不少质疑「先安内，后攘外」策略，实在1931年后，政府之经济政策集中于国防建设，若非如此，后果堪虞，有关此处宜另撰文详述。[19]

　　国民政府虽致力于经济发展，但限于投放大量资源于防范日本及「剿共」等开支。因此，政府不但没有帮助民族企业，甚至勾结外国财团，使其享受统税特权，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例，其即受到1928年的提高卷烟税的影响，最后导致其无力与英美烟公司竞争，由盛转衰，即为一例。[20]

　　又，江浙财团与国民政府千丝万缕的关系，使财富过于集中，政府政策亦受制财团，此亦是当时经济发展的一大矛盾[21]。另外，因美国的白银政策，导致1935年中国的白银风潮，这使农村经济近于崩溃，国家金融经济发展遭受破坏，政府财政问题丛生，经济上又受到美国的牵制[22]。故此导致國民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機。虽然，这种困局实有不得以的原因，并非完全是因政府财政上不负责、管理不善而形成。

　　五、其它

　　完成北伐后，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进入训政时期，但是不久即失去原来的革命目标，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在于旧官僚与军阀政治结合，1927年后国民党已经不再像广州时期具有理事的革命组织，因为军阀不但成为决策核心，如冯玉祥任行政院副院长，即为一例。而军阀易炽，往往连整个官僚系统及军队带进政府及入党，党政组织变得混浊不净。其二，由于正常官僚制度既不能顺畅及有效运作，加上民国政治文化先受到苏俄及德国影响[23]，再加上蒋介石的个人野心，遂利用「蓝衣社」和「靑帮」（当中如黄金荣、杜月笙之流）执行秘密任务，结果破坏法治，又造成极严重的政治问题，虽然于1934年致力推行新生活运动，但亦无法修补。此成为后人垢病的问题之一。

　　简言之，在南京时代，基于各种因为，导致各种问题令到「黄金的十年」有很大的局限。[24]故此，我们认为「黄金的十年」只能与1927年或以前的时代及后来的抗战时相较而已，实有很大的局限，更遑论与西方大国相提幷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