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江南文化的历史演变
【核心提示】在江南地域文化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蒙元时期应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元朝统一结束了晚唐以来长期割据分裂的状态，江南文化逐步融入中华多民族文化体系的整体范畴中，并融入了北方文化、草原文化、域外文化等诸多要素，不再是南朝移植在南方的中原文化，也不再是南宋局促一隅的南方文化，江南文化从此开启了由单一民族和某一地方创造的区域文化上升整合为中华民族和域外世界共同精神财富的道路。
谈到江南文化的繁华荣光，人们往往羡谈唐宋抑或明清，有意无意地避开蒙元时期，认为此阶段是江南文化的衰落枯竭期。事实上，不加特定的分析，简单地说元代统治优于或劣于前代，并非史学者应有的审慎态度。元代江南文化继承唐宋以来的传统，遵循区域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借助于蒙元统治带来的大一统局面，使江南文化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传播，获得中国及域外世界的识别、认同和肯定。
南北互动中的“江南文化”
宋金、宋蒙之间的军事对峙，使南北长期处于隔绝的状态，文化发展各异其趣。元代大一统使南北交通重新畅通，书籍、人员往来重归畅通。伯颜攻克临安后，奉命将宋室一切“经史子集、禁书典故、文字及书画、纸笔墨砚等物”起运至大都，成为元廷的重要文化收藏。大量文化典籍北上对江南来说是一大文化损失，不过这无意中也促成南北文化的交流。《元史·齐履谦传》载：“履谦笃学勤苦，家贫无书。及为星历生，在太史局。会秘书监辇亡宋故书，留置本院，因昼夜讽诵，深究自得，故其学博洽精通。”
古代文化传播手段和媒介有限，相对依赖于人口流动，统一使北人南下，南人北上顿成潮流之势。江南与蜀地、中原不同，在宋元易代之际破坏并不严重，江南地区丰厚的文化积淀基本未坠，这种文化延续构成了江南对北方进行文化输出的重要基础。时人记载：“昔江南平，中土士人南下，若水之趋下。”剧作家关汉卿在宋亡后即从大都来到杭州，作曲《杭州景》描述其切身感受：“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巷地人烟凑集”，初来人间天堂，对他来说真是“纵有丹青下不得笔”。随着北人与江南士人接触日益增多，逐步对江南文化的认识日益深入，产生了对江南文化的“认同”，最大的体现莫过于理学的北传。
理学虽起源于北方，却是在南方完成其思想的系统建构。金朝儒士承袭辽朝和北宋学风，三苏之学最为盛行，对理学较为陌生。蒙古灭金伐宋，南宋儒士和理学书籍开始北流，南北一统后，理学加速了在北方的传播。经过长期的过程，理学最终被蒙古统治者接受成为官学，爵禄所在，士子趋之若鹜，士风丕变，“海内之士，非程朱之书不读”。仁宗延祐年间重开科举，考试以朱熹等人注释的四书五经为标准，北人学习江南儒学蔚然成风，正式确立了理学在国家学术、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为明、清两代所沿袭，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元初江南社会混乱，盗贼横行，江南士人中弥漫着浓重的“遗民”情节，加之科举长期停废，在“君臣大义”和“华夷大防”的感召下，大部分江南士人选择隐居乡里。待局势逐步稳定，忽必烈派程钜夫到江南搜访隐逸，礼聘贤才，赵孟頫等江南名士相继北往出仕。且不少江南人宦游大都，希冀以自身才华和文章获得权贵垂青。元代中后期，在大都形成了江南籍文人圈，较为活跃者有虞集、贡奎、揭傒斯、黄溍等。他们大多任职于元代中央文化机构，如集贤院、翰林院、史馆等。人口流动和多元文化的交流更加深了江南文人自身的文化认同，“忆江南”是大都文坛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京国多年情尽改，忽听春雨忆江南”，北游江南文士的无奈和痛苦尽显于此。
民族交融中的“江南文化”
与以往历史上的北人南迁不同，元代除了大量中原汉人迁居江南外，还有蒙古高原的蒙古人、西域的畏兀儿人，东北、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原居中原的契丹、女真、党项人。元代并不奉行族群隔离政策，外来移民居住随意，江南地区民族杂居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蒙古人、色目人游历或仕宦江南，浸染于江南的秀丽风光、悠久历史和雅致文化中，涌现出如张彦辅、高克恭、阿鲁威、贯云石、萨都刺、丁鹤年等一大批少数民族诗人、艺术家。迁居江南的各民族人士通过诗文酬答、婚姻、宴会雅集等纽带，对江南文化产生了认同，在文化面貌和生活习惯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
元代的文化总体特征是多元共存。大都城内不仅汇集了原金朝的典籍文物和人才，也兼容了南方而来的江南文化和西域及周边国家的文化。帝国一统后，大量江南文人来到大都，多以文词、绘画、音乐等技艺求仕，尽管政治参与度不高，但文化的影响力却显而易见。元后期的皇帝都不同程度受到江南文化的熏陶，尤以仁宗和文宗为最。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对汉地文学艺术兴趣浓厚，酷爱书法绘画，最看重赵孟頫，称其“博学”、“文词古雅”、“书画绝伦”，其他江南能文能艺之士亦有任用。文宗图帖睦尔自幼生活在汉地和江南，精通汉语，能书画诗文，在集庆（今南京）潜邸时就留意招揽江南文士，出入门下的有诗人李孝光、书画家柯九思等，即位不久就设置奎章阁学士院，负责经筵讲学，编纂出版书籍，讨论书法绘画，不少江南士人先后任职于此。
中外交流中的“江南文化”
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建立后，稳定的局势为中西交通提供了条件。江南不仅有到达日本、高丽、东南亚甚至中东、西非的海上交通航线，还有连接中西亚的东西方陆上交通线，远道而来的胡商、传教士、探险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赞扬江南的富丽繁华，在西方早期游记中，实际上已经把江南当做叙述中华文明的重点，形成域外世界关于江南的文化认同。
《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影响甚大。爱尔兰学者莫里斯·科利思认为：“（《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于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马可·波罗笔下的江南是“人口稠密而富裕的市镇、城堡及村落，居民们丰衣足食”。而雄伟壮丽的“行在城”（杭州）给他的印象最深刻，他如此描述：“就其宏伟壮丽以及所提供之快乐而言，这座城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都无法比拟的，生活其中的人们恍如置身天堂一般。”
意大利学者路易吉·布雷桑编著的《从马可·波罗到卫匡国：西方人眼里的杭州》一书中，还记载了与马可·波罗同时期来杭州的鄂多立克、伊本·白图泰、马黎诺理等人对杭州城的游历感受，无不用最极端的笔触描述，称之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最美丽，最伟大，最富裕，人口最稠密，总之最为奇特之城”。域外的江南文化认同还延续到16、17世纪的来华传教士，诸如利玛窦、卫匡国等人。
江南还是元代对日本、朝鲜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东亚社会对江南文化也怀有同样的认同。杨雨蕾通过对朝鲜文集和《燕行录》的研究发现，蒙元时期的李齐贤、李穑等人均有相当多的江南纪行诗。他们亲身经历体验江南地域文化，同时在诗文创作中将“江南文化”的思绪落到对朝鲜本土的山川风物的咏叹中。
在江南地域文化历史演进的过程中，蒙元时期应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元朝统一结束了晚唐以来长期割据分裂的状态，江南文化逐步融入中华多民族文化体系的整体范畴中，并融入了北方文化、草原文化、域外文化等诸多要素，不再是南朝移植在南方的中原文化，也不再是南宋局促一隅的南方文化，江南文化从此开启了由单一民族和某一地方创造的区域文化上升整合为中华民族和域外世界共同精神财富的道路。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20日第3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