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三线建设的评价问题
【内容摘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的三线建设，虽已过去几十年了，但对它的评价依然存在颇多争议。对三线建设作出分析评价，确非易事，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特殊性。有鉴于此，有必要提出三线建设二重性这一命题，即它既是旨在应对战争危险的特殊政治行为，又是谋求改善生产力布局的一般经济行为。由于战争没有绝对确实性，只有相对确实性，因此政府的经济行为并不总是取决于经济学原则，还要考虑社会政治的要求。与此同时，评价三线建设得失时，还要面对其经济分析的特殊因素和难以避免的模糊性。总之，三线建设得失相比，得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是国家战略利益所系；失是得的必要代价。从根本上说是外部敌对势力强加给中国人的，也是暂时的，终归会得到补偿。
【关键词】三线建设；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评价
【作者简介】马泉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836）。
【原文出处】《当代中国史研究》（京）。2011．6．63～70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投入1000多亿元资金，在大陆腹心地区展开的被称为三线建设【1】的大会战，在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应该都称得上是浩大工程。几十年过去了，回过头看，对它的评价依然多有争议。此前，我在《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有关章节曾有论列，【2】积近年思考补充如下。
有必要提出三线建设二重性这一命题
对三线建设分析评价，确非易事，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的特殊性。就其本真意义，是毛泽东决策的备战举措，显系国防战略范畴。不仅如他所说是原子弹时期的作战需要，而且与他本人的军事思想有着直接关系。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军事战略，从根本上说是防御性的。但毛泽东反对消极防御，更不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他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这就需要有战略性的后方工业基地。从这一要求出发，三线建设就不完全局限于国防需求，它明显具有了开发落后地区的意义。可不可以说，从备战视角观察，三线建设不失为一项创造，它体现着国防战备与经济建设的一定结合。这是在战略层面上的平战结合与军民结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提出三线建设二重性这一命题，即它既是旨在应对严重战争危险的特殊政治行为（军事不过是政治的继续），又是谋求改善生产力布局的一般经济行为。前者居于主导地位，后者则是它的基础和载体。没有后者便没有前者；反之，前者又使后者一般经济行为的属性被淡化而不易受到重视。二者相辅相成，构成矛盾对立的统一体。
提出三线建设二重性的命题，有着事实根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曾就划分三线的原则解释说，划分一、二、三线，主要考虑国防与国防建设的需要，同时也考虑经济建设的需要。划归三线的范围不能太小，以利工业的合理布局。一、二、三线也不能按行政区划去划分，是着眼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考虑大山、大河、天险等等地形特点以及铁路交通、工业分布与国防力量的现状这些因素。[1]
三线建设二重性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却是必要的，它对于我们的研究有着方法论的意义。下面，将首先从政府一般经济行为讨论起。
从这一层面观察三线建设，其实就是资源配置向中西部的倾斜。这个过程，早在“一五”时期就开始了。中国历史遗留的东部（一般为汉民族居住区）经济发展水平高，西部（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落差，到近代以降愈发严重。新中国建立前，仅有的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东部沿海少数大城市，内地极为稀疏，广袤的西部地区几乎是空白。截止到196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63％仍集中在东部沿海11个省、市、区（不包括台湾省，下同），三线11个省、区只占18％。【3】工业生产与原燃料产地和消费地脱节，远距离运输，相向运输；资源相对富集的中西部得不到很好开发。根本改变这种既不合理又不经济的状况，当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而如果没有大的决心，任其长期存在，对经济发展未必有利，更遑论国家长治久安。
问题是向三线地区高强度投资，国民经济如牛负重，这就需要从特殊政治行为的层面去寻找原因。
三线建设这一属性存在的前提是，认为中国正面临外敌入侵或遭受核打击的现实危险，必须抢时间建立国家的战略纵深，打造战时可依恃的后方工业基地。举全国之力，组织会战，势在必行。由此，不妨把政府特殊政治行为大致概括为：（1）超强的投资力度。1965—1978年三线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占同期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40．7％，比“一五”、“二五”时期分别高出12．1和4．4个百分点。【4】（2）超常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占比。1965—1975年三线地区特别是其中8个重点省，该占比在工业基建投资中高达95％左右。[2]（3）选址布点的特殊要求：靠山、分散、隐蔽。上述几点，都不是一般经济行为所能解释，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注定它的投资效益不会良好，机会成本必然较高。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一直有一个颇为纠结的问题，即从事后并没有出现当时担心的局面，反证对战争危险的估计过分，反应过度。
战争没有绝对确实性，只有相对确实性
应该承认，包括军事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远不如自然科学缜密，更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试验室里模拟需要的条件，收集必要数据，检验最后的结果。人们说历史不能假设，也正是这个意思，亦即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的不可复制性。拿对战争危险的估计说，除非战争确实来临，否则是很难验证的。
战争这个怪物，具有很大的或然性或日盖然性。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就指出过这一点，但被他过分夸大，陷入了神秘主义。毛泽东说，“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他又说，“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毛泽东认为，“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征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3]20世纪进入60年代，美国政府僵化的反共意识形态，推动它再一次同中国走向对抗。解密档案证明，1964年前后美国确实制定了入侵中国甚至不惜实施核打击的计划，并进行实战演练。141在此前后，它一面支持台湾当局窜犯东南沿海地区，妄图建立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一面又把战火点燃到中国南大门，宣称在越南战争中将不再有朝鲜战争那样的“庇护所”，对中国进行露骨的战争威胁。60年代的中苏关系也发生极大变化，赫鲁晓夫意欲从军事、外交入手控制中国受挫后，接连施加政治经济压力，加紧针对中国的部署，图谋联美制华、反华。之后的苏联新领导，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沿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导弹发射架瞄准中国，一再武装挑衅，秘密策戈Ⅱ启动核按钮。苏联宣扬“有限主权论”，并以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实践这一侵略理论。毛泽东从这些可寻的征兆、可察的端倪、可供思索的大量现象中引出中国面临严峻形势的估计，部署三线建设，及至（1969年）号召准备打仗，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战争的辩证法有时好像有意捉弄人似的，你准备了，敌人有可能不来；你不准备，敌人又有可能来。这两种情况在战争史上都不乏先例。前者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傅作义集团企图偷袭石家庄，当得知中共已有准备，遂无功而返。后者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的闪电战。不能说斯大林对战争毫无警觉，但他疏于准备又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毛泽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准备搬家，吃了大亏，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很被动。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可能同他的战争理念不无联系。他太过相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作用，而这也是希特勒用来麻痹苏联的一种手段。历史上发动战争的一方，总是竭力伪装自己，借以迷惑对方，以便收到一旦进攻时的战果最大化。希特勒巧妙地施展了这一手段。有研究者披露，1940年12月苏军情报局获悉希特勒决定东进苏联，斯大林表示质疑。他要情报部门切实弄清，希特勒是真的在做进攻苏联的准备，抑或不过是虚张声势。军情局研究认为，有两个关键性征兆可供判断，即德军是否着手准备大量羊皮军服，是否以临界点更低的燃油料更换现用的燃油料。原因是冬季在苏联作战，无此准备是不可想象的。与此同时，斯大林又接到德军在靠近苏联一侧集结的情报，随写信给希特勒。希特勒辩称，德军东调是为避开英国对德国中西部的轰炸。军情局后来跟踪了解，德军并无上述准备的迹象。1941年6月21日军情局局长据此向苏共中央汇报，德国入侵的准备工作目前尚未开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翌日清晨希特勒就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占了很大便宜。他的如意算盘是，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在入冬前3个月内征服苏联，自然也就无需做过冬的准备。[5]
这个历史教训至少提供两点警示。其一，如毛泽东所言敌之一方确乎“很不确实”，要像了解自己那样完全了解敌人以为决策根据，是危险的。其二，准备的损失和不准备的损失相比，后者要比前者大得多。毛泽东的理念是：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打仗。我们的工作要放在“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基点上。应该说，这是洞穿底里、立于不败之地的箴言。
政府经济行为并不总是取决于经济学原则
三线建设经济评价的一个尖锐问题，是它的机会成本。按照经济学原则，将资源首先配置在投资回报高的东部地区，有助于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投资较为落后的中西部，等于损失这部分机会收益，支付较高的机会成本。这并非虚言，何况三线投资占比40％左右也不能认为是最佳值，宁可说它多少带有无奈的成分。这不是妄断，有如下佐证：毛泽东当年说三线建设他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莫及。不妨设想，如果他早讲几年，未必需要那样高的占比，三线建设也许会安排得从容些，国民经济方方面面也可能会有较好的协调。毕竟是“后悔莫及”，加大投资力度也许是可能的选择，此其一。
其二，机会成本说的应用，也还有值得讨论之处。发展经济学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理较为发达地区和其他欠发达地区的关系问题。前者往往具有区位优势，经济发展条件较好。后者多为内陆地区，发展条件诸多不利。两相比较，在投资环境上，前者显见比后者优胜。所以，在区域政策选择上，有些发展经济学家从效率优先的目标出发，主张采取非平衡发展战略，将资源首先配置在较为发达地区，待这里发展到一定程度，投资环境将会变得相对不利（成本上升导致投资回报下降），那时，投资必然回流落后地区，区域发展差异随之逐渐缩小以致消失。然而，事实同这种理论假说非但不一致，相反，区域发展落差甚至越来越大，危及社会安定，影响经济发展。如土耳其、印度、委内瑞拉、加拿大、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历史上都曾出现过由区域不平等引起的冲突，某些国家由于缺乏成功处理这类冲突的能力，险些走向崩溃的边缘。[6]
中国前30年区域政策总的取向是，向经济比较落后的中西部适度倾斜，走逐步缩小历史遗留的区域发展差异的路径，而不是相反。“一五”计划被认为是编制比较好、执行也比较好的中长期计划，作为计划核心部分的苏联援建项目，并没有按有人主张的都放在东部沿海，而是较为均衡地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工业布局初步展开，大大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1952年1人j地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39．3％，沿海地区占43．4％；到1957年内地上升为49．7％，沿海地区下降为41．6％。内地投资比重的提高，一些新建项目建成投产，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有所上升，1952年占29．2％，1957年上升到32．1％。171中国在面对区域发展差异很大的情况下，不仅避免了前述国家曾经的社会动荡，而且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还形成合力推进国家工业化。
历史和现实的例证说明，机会成本说可以作为经济决策的工具和观测指标，但绝不应成为不可逾越的原则。同理，它也不应作为判断经济决策是与非的根本依据。理由很简单：它的特性使它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区际差异；即使发达地区投资回报降低到足以需要向欠发达地区回流的程度，它也总是尽量转移那些已无利可图或者即将无利可图的相对落后的技术和产品。它需要的是维护区域发展落差的垂直分工，而不是各具特色的水平分工。它收获的经济增长率，往往伴随着（或迟或早）政治经济的巨大代价。政府行为即使是经济决策那样的经济行为，归根到底也都是政治行为的范畴。它不但需要考虑经济规律的要求，也必须考虑社会政治的要求；既要顾及当前，亦须关照长远，统筹兼顾。舍此，难免事与愿违。
三线建设经济分析的特殊因素和难以避免的模糊性
三线建设作为基本建设投资行为，经济分析是很必要的。而要做起来，问题不少。其原因主要在于分析对象的二重属性以及当时的复杂因素难以计量和排除。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建设投资分配亦即财政资金的使用，无不体现国家的政策导向。就是说，不同的政策取向决定不同的资源配置。例如主要依据战争原则和主要依据经济原则安排基本建设，资源配置的方向、重点、倾斜的力度以及布点选址原则，是有很大区别的；从经济效益视角考察，差异肯定不会很小。同样是一般经济建设，产业政策或区域政策侧重点不同，投资效益也往往相差悬殊。就三线建设而言，在备战指向下，必然加大国防需求与重化工业需求的投资比重，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正常状态下应予考虑的比例关系，与此相关的投资额也必将增加。尽管政府力求加以调节，也不可能泯灭上述矛盾的存在。可以说，三线建设投资行为这种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溢出了一般经济原则。局限于通常的经济分析方法，就不完全具有解释力。
陈东林研究员在论述三线企业调整问题时，就触及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三线企业身上集中了历史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当年作为国家行为的“靠山、分散、隐蔽”使许多企业先天远离市场，生产与市场不接轨的军用产品。而在企业调整中，国家行为的日趋弱化，使企业承担起了偿还当年国家行为后果的责任。与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及东部新兴国有企业相比，国家优惠政策远不能改变它的劣势，负债过多，难以形成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4]（P.394）
实际上举凡以战备为导向的资源配置，一旦情况变化，大都会遇到这类问题；战时经济转入和平时期，会更突出。20世纪冷战结束后，出现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就是这种阵痛的反映。症结在于，我们对于自己的分析对象——三线建设投资行为，缺乏符合客体实际的认识和区分。解开这个症结，仍然在于三线建设的二重性。这是分析和界定它们的属性的基本依据，也应该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的重要根据。
从三线建设二重性这一见地出发，它已不完全是通常意义上的基本建设投资行为，它首先是为维护国家安全而采取的防务性举措，因而这一部分投资是属于国防战备费的范畴；其次才是一般经济建设投资，属于基本建设拨款。前者属于公共消费支出，如同其他军政费用一样，应计入社会总成本（如上所说因备战方略改变而产生的企业调整转产的追加投资，也应该计入社会总成本），由社会公众负担，即由全国各个企业和全国人民分摊。后一部分方构成该项投资企业的分担部分，计人该企业的生产成本。考察经济效益主要应是后一重意义上的投资行为。这并不是说前一重意义上的投资不必计较投资效果，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看，以最少花费获取最大收益的经济学原则应该也是适用的，只不过分析评价方法有所区别。
在财政支出明细上，国防战备费和基建拨款泾渭分明。从经济学角度看，前者是社会劳动的一种扣除，不再进入社会再生产过程。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属于这一范畴的投资占比，同投资效益和经济发展实绩呈负相关关系。这是考察三线建设经济效益特别是百元投资提供的国民收入额和国民收入增加额以及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时，不能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属于后者的投资，虽然也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退出再生产过程，但都是暂时的，除非投资失误导致损失，它们迟早会以全新面貌加入到再生产中去。所以，从根本上说后者是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扩大再生产的一部分，在性质上与前者完全不同。
如前所述，从政府特殊政治层面观察三线建设特殊性，我们曾大致概括为三点：（1）超强的投资力度；（2）超常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占比；（3）选址布点的特殊要求。这是以往几个时期都不曾有或不完全具有的特点。三线建设时期国家投入三线地区的基本建设资金，从1965—1978年累计1701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40．7％；在全国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1965—1975年的11年47．7％投在三线地区，为历史仅见。其中国防工业投资额高达280亿元，占全部投资额的16．5％，在工业基建投资中占36．5％。此外，民用工业投资中直接为国防工业服务的部分，据财政部资料，“三五”时期约占1／4。[4]（P.235）按此估算，两项合计当在470亿元上下，约占全部基建投资的27．6％左右，在工业基建投资中约占61．5％左右。在四川等8个重点省的工业基建投资中，1965—1975年国防工业和一般重工业投资占比高达95％左右。这种投资结构决定的经济结构，说它具有准战时性质也许不为过分，加上“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布点和生产流程安排，除非发生战争或在临战状态下，既缺乏广大的市场基础，同地区经济又不易融合，与东部地区经济相比，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国际环境一旦变化，必要的调整不可避免。
按原来设想，三线建设大部分项目应在“三五”时期开丁并完成，包括续建和配套工程以及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前后旨在应对不测的追加项目，“四五”时期大体收尾应该是有条件的，但实际却延至“五五”时期，投资额还不断追加。很明显，这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尤其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最为严重的1967、1968年两年和1969年珍宝岛事件前后林彪集团插手三线建设的干扰，建设规模在“四五”初期一度失控，建筑造价大幅度攀升，投资效益急剧下降。以建设一座120万吨大型煤矿矿井为例，“二五”期间平均工期42个月，单位能力投资28．4元／吨；“四五”时期平均工期则需要77个月，单位能力投资增加到51．8元／吨。剔除这些额外因素造成的损失和引起的被动投资，可能较为接近三线建设的真实规模。问题是尚无可行的方法，姑且称为三线建设经济分析难以完全避免的、一定程度上的模糊性。
三线建设的得失观
三线建设评价的要害，是得失的比较。三线建设的“得”，主要是把内陆腹心地区建成拥有相当规模，具有包括常规武器和导弹核武器制造能力，以军工为主体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和相应交通网络的战略性后方基地，与“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共同构筑起应对国际复杂局势与突发事变的有力保障。我们不敢说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外部环境开始向有利方向转换，战争危机缓解是得亏三线建设，但是，中国高调备战与无惧任何战争威胁的意志，恐非无足轻重。即使现在，亦如原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1991年1月所说，三线建设总的部署、布局和原则是正确的，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从当前来看，特别是从海湾战争爆发后来看，都证明我们过去建设三线是对的，不能后悔。[4]（P.408）这是既有丰富实战指挥经验和深厚军事理论素养，又熟谙世界军事发展趋势特别是军事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资深将军，基于现代战争最新观察的郑重判断。
三线建设同时又是中国落后地区的大开发，大跨度地将国家生产力布局进一步向广袤的中西部展开。截止到1980年。三线地区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1145亿元，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64年的286．81亿元增加到1980年的1435．98亿元，占全国比例由29．12％提高到38．5％。[4]（PP.411-412）如以1964年为基数，1980年三线地区工业产值增长493．7％（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平均每年增长30．86％，比同期全国工业增速高4．6个百分点。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11个省、区社会总产值中工业比重分别提升7．4个—19．6个百分点不等，普遍接近或超过50％，【5】显示向工业化目标迈进一大步。数十个重大产品生产、科研基地和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拔地而起，给昔日荒漠地区注入勃勃生机。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在时空上缩短了同东部发达地区的距离，也缩小了同它们的差距。三线建设对于中西部日后的进一步开发，对于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都将具有长期价值。
事物总是成双成对、有得必有失的。三线建设的“失”，主要是在较长时间里过于集中地将资源配置在见效慢、效益低（例如重化工业）以及不易见效（铁路交通部门）甚至不可能见效（军工部门，这里撇开就国防意义上军品也具有效用的情况1的行业和企业，从而拖累东部老工业区和整个国民经济，进而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三线建设持续多年的高投入，挤占了正常年份国家对沿海工业和既有企业的必要投入，而它们却是即期生产和维系经济增长的主力军。1965—1971年东部基本建设投资在全国基建投资总额中的比重，由“一五”时期开始长期占35％以上降到30％以下，1966年只有26％；主要用于老企业的更新改造资金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三五”时期年均增加速度也由“二五”时期33％下降到7．5％。与此同时，一部分资质优良的现役生产能力又搬迁内地，沿海工业一度受到影响。中国老工业区和既有企业一般补偿不足，在国家减少投入的情况下，又承担着支援三线建设和维持市场的任务，加速了它的老化过程，20世纪70年代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工业增长率一向位居前列的沿海11省、市、区“四五”时期反低于全国0．72个百分点。两笔账叠加，拖累了全部工业生产。“三五”时期积累率比调整时期提高3．6个百分点，超过“一五”时期2．1个百分点，而在“四五”时期工业增长率反而比“三五”时期降低2．6个百分点，投资最多的重工业降低4．5个百分点。“四五”期间积累率提高到33％的创纪录水平，“五五”计划头3年工业增长率仅比“四五”期间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反降低0．3个百分点。工业如此，又影响到整个经济。以“一五”时期为基期，反映国民经济全貌的社会总产值指标“三五”时期降低2个百分点，“四五”时期降低4个百分点，“五五”前3年有所回升，但仍低于“一五”时期。181所以，计算三线建设付出的全部代价即全部成本，应当包括这部分损失。
经济增速下滑，意味着可供国家建设和安排人民生活的国民收入增长乏力，国民收入增加额减少。“一五”时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8．9％，“三五”时期为8．3％，“四五”时期下降至5．5％。更重要的是，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积累比重被不断推高，形成对消费的挤压。“一五”时期积累率为24．2％，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比重也应有所提高。事实是提高的速度和幅度过快也过大了。“三五”时期积累率提高2．1个百分点，“四五”时期又提高6．7个百分点，1978年更达到36．5％的高位。在新增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用于积累的比重，“一五”时期为31．4％，“三五”时期高达47．8％，“四五”时期下降为36．9％，1978年又升至63．4％。[8]（PP.12,62,64）国民收入使用额中消费占比不足，新增国民收入中过多用于积累，人民生活的改善势必受到压抑。据统计，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年均提高幅度“一五”时期为4．2％，“三五”和“四五”时期分别为2．1％和2．2％。[8]（P.21）此外，国民经济许多部门积累的问题，也都需要后续期偿还欠账。三线建设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一定牺牲。
需要说明，“文化大革命”对上述两方面的负面影响是很严重的。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更高的增长速度，人民没能得到应有的实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三线建设的拖累是两大制约因素。困难的是，在方法论上我们无法加以区分，更难以计量各占多大权重。显而易见的是，三线建设的巨额投入，对于人口多、底子薄的中国压力是很大的。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打开中美关系后，1972年就着手调整建设方针，压缩三线地区投资。可见中国的发展依赖于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其中亦有发展经济的内在需要。
三线建设得失相比，得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是国家战略利益所系；失是得的必要代价，从根本上说是外部敌对势力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也是暂时的，终归会得到补偿。这并非掩盖是非。三线建设的“失”，包含有工作中的问题，例如计划本身的某些失当，“三五”计划三线投资占比甚至超出毛泽东的要求，加工工业占比也过高，山、散、隐的选址要求泛化为一般原则且强调过分等等。如同其他工作一样，缺点和错误一般来说总是难以完全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之中。这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的成本，犹如人类为预防灾害损失而需要额外支付一部分经济资源，用于兴建公共工程或设施一样。它虽然是社会劳动的扣除，却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期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在这一点上，‘三线’建设中的一部分效率、效益损失是暂时性的，与纯粹为预防灾害而垫付的那一部分成本又是不同的，同纯粹的军费开支也是不同的。”[1]（P.13）
*本文统计数据除注明者外，均转引自笔者所著《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可比数据除注明者外，均按可比价格计算而得。
注释：
【1】一、二、三线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主要考虑国防建设，同时兼顾经济建设两方面的需要划分的。一线为沿海地区，二线为中部地区，三线为内陆腹心地区。三线通常指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河南、湖北、湖南、山西等11省、区的全部、大部或一部。三线建设始于1965年，结束于何年说法不一，本文取1965—1978年说。
【2】参看《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引言第1节和第10章。
【3】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145页数据计算得出。
【4】根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8页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5】根据《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参考文献：
[1]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
[2]《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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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来源：《经济史》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