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两淮盐政改革论纲
六
曾国藩的保价整轮，承前启后，是晚清盐政史上的重要环节，它与陶澍、陆建瀛的票盐改革，以及就场征课、川盐济楚等事件，一并成为梳理两淮盐政改革脉络的基点。时人曾做过这样的评介：“陶文毅公淮北改票，而盐法一变，北鹾畅行，而南盐疲敝日甚。陆沔阳淮南改票，而盐法又一变。发捻苗练之事起，川粤潞私充斥，大湖南北皖军饷盐为害尤甚。自江路肃清，商灶复业，时曾文正公设总栈，置岸局整轮章程，定牌价，盐法至是一新，而淮运乃大畅。惟请引多，势且不给，李文忠公定以循环给运，而纲法与票法乃互相维持于不敝。今之行者，皆曾文正公手订章程也。”[85]曾国藩的改革，与太平天国运动有莫大关系。在太平天国威胁到清政府政权安全情况下，制度创新的机会成本很低。
随着清军逐步恢复在江南的统治，两江总督曾国藩就旧有盐法，核定新章。当时两淮盐业是“岸无真商，商无真本”。曾国藩为增加盐税收入，决定从整顿两淮盐运入手，通过设立淮盐招商局，广事招徕商人，“毋论官绅富商，悉准赴局认办”。但曾国藩的招徕商人，只是扶植少数大盐商大盐商，对中小商人则加以限制。他认为，从前淮北试票，所以从十引起运，不过是因为引地甚隘，道里甚近，民贩甚小。但淮南纵横万里，交错七省，“与淮北迥不侔矣”。听说近来江广各岸，小贩充斥，竞趋微利，争先跌价，“大贩因之受挤于小贩，亦犹官盐之受挤于私盐”。有鉴于此，他主张集隔小贩，仍从百引起票，“否则巨商畏缩，实于大局有妨”。他规定，凡行销鄂、湘、赣三岸者，须以500引起票，谓之“大票”；行销皖岸者，以120引起票，谓之”小票”。商人运盐，最低以一票起运，愿多者听，少者不准。所需办运成本，大票约银五、六千两，小票亦须一、二千两，致小商无力领票[86]。如此一来，导致淮南专招大商，虽名之曰票，实已失票法精神。
轮售是保持曾国藩“票法”制度稳定的关键。出于对市场经济活动中，不法经济行为存在的担心，以及小商小贩易于不法，大商人易于自律，易于受到的政府控制和管理，故曾国藩为确保税收，毅然决定弃小商人，才有了以上诸多变革。当然，曾国藩之保价整轮改革，只是拉开恢复纲法旧制的序幕，相关的善后事宜，基本上都是由继任者李鸿章来完成的。伴随着李鸿章之“捐输票本”的推行，两淮盐政才彻底走上了原来纲法的老路。可以说，晚清两淮盐政的变革，是由曾国藩与李鸿章两人共同完成的。
李鸿章出任两淮盐政的第一件事，便是决定抽签行盐。同治四年（1865年）闰五月，楚盐招商局运判武祖德称，新纲鄂盐共开办85204引，湘盐共开办114733引，共计199937引，若一并发给照单，赴栈买盐，栈中须按档运盐，“必致转运不及，争竞不已，因而谣言四起”，私买私卖之弊，不一而足，否则亦“必致无船者有盐，无盐者有船，甚至买盐驳运”。他打算将各贩所请之引分别楚湘，以五百引为一票，书签一枝，另编号数，当堂掣定。淮南总局拨多少盐，即抽多少份。对此，李鸿章的意见是，瓜洲河指日工竣，改道在即，所有旧纲买定之盐，准其暂由口岸出江。抽签之事，亦应等改道之后再行之。[87]
在并不完全采纳纲法定点责任，以及票盐自由流通这两方面的优点，而是杂揉两者的短处，自然会滋生如此多的弊端。有鉴于此，他请此后泰州分局之票，概归大通总局备发，于护票到局之日出示晓谕，令商贩报明登记号簿，限以日期，约计人名以通票数，分派榜示，得以周知。如人多票少，则令领票者赴总局签筒内各抽一枝，然后照签给发。现于卡下一里许置一小划船，使一勇每日携号旗二十面，俟盐船进口之际，挨次表发，令客商将旗悬挂艄桅，“不特先后之船共见号次，即岸上之人亦得周知”。倘或颠倒错发，不但商客登时即可查出，纵使到卡缴旗换票，卡员亦即立知。当然，这又易致总局利权独据，“掯客价以营私”，易使行客彼此交易，售价不归总局，故规定不准以货物相抵，亦不准以交易逾期。他还又担心行店之倒骗，于是总局设立号簿，每夜令行客同赴总局，客人新书“某月某日某商贩销售票盐若干斤，某行已将足平足色纹银若干交楚是实”字样，这样一来，盐行必然不敢欠一、二千两之多。[88]这样的建议，当然不会遭到什么反对。
如果回顾李鸿章在两江总督任上对两淮盐政的整顿与改革，不难发现，他的主要措施，无非令已认之贩预完次年之盐，并报效捐款，准予续运次纲之盐，循环转运，以后即停招新商；已认运各商，如有不愿续运者，再行补充。推行这种办法的根本原因，正如学者所言：“一因厘重于课，恐商贩解体；二因预收商人预厘及报效之利，故以循环转运之权相饵。”[89]可见，还是利益驱动在起作用。事实上，确保征课，已经成为主政大员推动改革的唯一评判标准。
自同治三年起，两江总督曾国藩整顿两淮盐法，聚多数散商为少数整商，票法为之一变；经后任者李鸿章之改行循环票法于淮南，票法制度再变；同治八年，两江总督马新贻最终仿效于淮北，名为寓票于纲，实则改票复纲。于是，有票者恃循环制度为恒业，藉票本问题为根据，以垄断两淮盐利，与纲商之窝本无异，变相复纲，仍蹈专商引岸之覆辙，票法精神消息殆尽。
由于马新贻在淮北也实行“循环给运”，票盐名称虽在，实质上已是纲法的复旧，“大利尽归于商，而司鹾政者反不得操进退盈缩之权”[90]。有学者评论：“自此以后，淮北亦继淮南而变相复纲，两淮票法精神于是完全破坏”[91]。至此，两淮方面的盐政制度已经基本定型，鲜有变化。
经过陶澍等人的改革，两淮盐政由纲法而变为票法，经过数十年的流变，却重新回归到纲法的旧路上。这不禁让我们有这样的困惑：究竟是票法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还是纲法体制有充分的历史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