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两淮盐政改革论纲
四
经陶澍淮北票盐改革后，淮北地区的盐政取得突破性进展，票盐的成果也逐渐得到更多人的认可。随后，陶澍“颇欲推行于淮南，不果”。这主要是因为淮南地袤广阔，因此而获利者甚众，改革的反对阻力大。另外，票盐改革后，降低成本，也开始对其他盐区产生冲击，很明显的证据就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山东、山西各巡抚皆以淮北票盐充斥，致各该处引积商疲，奏请调剂。”[63]在淮南推行票盐改革，势必导致私盐侵灌其他盐区，损害其他盐区的利益，遭致更大层面的反对。故直至道光二十九年，湖北武昌塘角大火，“烧盐船四百余号，损钱粮银本五百余万，群商请退”[64]，两江总督陆建瀛才以此为契机，仿淮北成例，在淮南改行票法，并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
“票法宗旨，在于轻本敌私”，“无论官绅军民，皆准承运”[65]，这是后来学者对票盐精髓的归纳和总结，陆建瀛正是照此办法行事。他宣称，淮南盐务疲敝，“实由口岸之不销”，不销之故，则在官价昂于私价，官本重于私本，而成本过重之故，又在银价日贵，浮费日增。为今日计，“欲畅销必先敌私，欲敌私必先减价，欲减价必先轻本。欲轻本必先大裁浮费，摊轻科则”。在他看来，淮南盐政之弊，在于其盐利既不能上归政府，亦不能惠及百姓，而尽归于中饱之人。淮南引地最广，涉及四省，与这些弊端相适应的，则是官则文武印委各员，吏则大小衙门书役，以及商伙、商厮、商船，“不可臆计”。虽然陆建瀛清楚，一旦自己提出改革动议，这些人“必群起而挠之，造谣结党以恐吓挟制，必使良法中阻而后已”。但若想改革成果，只能力破情面。他仿效陶澍淮北票盐改革方案，提出淮南盐政改革的章程共计十条：
一、酌减外费，以轻成本。二、酌复额引，加带乙盐。三、永禁整轮，疏通销路。四、核实岸费，以杜浮冒。五、分岸运销，利商便民。六、纲食各岸，画一办理。七、官定场价，以免居奇。八、盐包改捆，以杜夹带。九、体恤灾商，分年批补。十、删除繁文，以归简易。
从以上章程中可以看出，陆建瀛认为淮南盐务疲弊的主要原因在于行盐地食盐销售不畅，而销售不畅的原因则在于官盐的价格高于私盐，官盐的成本重于私盐，欲以官盐对抗私盐，唯有减省官盐的成本及盐价，所以他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减轻成本、加速运销及简化机构，以配合票盐的实行。陆建瀛还特意强调，以上各条专为除弊轻本，约可省浮费100余万两，南盐成本每引可省至4两有零，自出场到岸，每斤成本约制钱30文上下，如此一来，淮南之盐或可畅销。[66]
陆建瀛于扬州设总局收纳课税，每运盐十引，填票一张，以十张为一号。楚、西、苏、皖分为四界，凡商贩请运，在销界以内，无论何县，悉听转贩流通，并不作为专岸；如有侵越界外及盐与照离者，仍以私论。又于九江设局，派员经理其事，凡楚西商盐，就近发卖水贩，任其运销。为达到这一目的，陆建瀛随后又颁布了许多配套措施。
陆建瀛的改革得到了最高决策者的支持。咸丰帝曾在陆建瀛的奏折上朱批：“所奏已与军机大臣商酌依议行矣。惟朕弱龄亲政，毫无见闻。于利弊实未能深悉，卿受皇考重恩简任春圻，自必激发天良，实心办事，但此时系整顿之始，尤须敬慎，乃心断不可有见长高兴之意，暴露于前，俾胥役得窥测也，勉之，钦此。”[67]可见其信任。
淮南票盐改革后，截至九月初旬，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已领运70余万引，尚有30余万引，南北贩商均欲认运。只是因本年淮南通泰各场“夏秋风趣不时，间有缺产”，且考虑到“两淮虽属一体，而南北两局究应剥分界限”，故陆建瀛决定命南商从淮北提盐30万引，“仍由淮南商贩运销，免滋流弊”[68]。至十月十五日止，则淮南更是全完纲额之1095千余引。[69]
通过以上论述，再结合陶澍当初对淮北地区推行票盐的方法，可知陆建瀛的淮南改革之法，基本上与淮北票盐之制相类似，但因情况所迫，他不再强调缉私、盐区及盐价，并使自己的改革，包含着新的因素，从而显得更为大刀阔斧。
陆建瀛的淮南票盐改革，在改行票法之余，重点仍是放在裁减浮费和减轻成本上。《清史稿》记载：“凡省陋规岁数百万，又减去滞引三十万，年保行百零九万引，每引正课一两七钱五分，杂课一两九钱二分，经费六钱五分八厘。”[70]虽然引斤课费仍较淮北为高，但与以前相比，还是大为减轻。加上为弥补武昌大火的损失，规定每运新盐一引，带运二百斤，“既裁浮费，又多运盐二百斤，成本轻减过半。故开办数月，即全运一纲之引，楚西各岸盐价骤贱，农民欢声雷动”[71]。由此可见，陆建瀛的淮南票盐改革，亦是很有成效。清廷对陆建瀛的改革非常满意，咸丰帝宣称：淮南盐务新章，经陆建瀛督同联英、刘良驹等扫除积弊，自开局至今五月有余，已办过上下两半奏销，约十一月内外，淮南全纲可清，合之淮北盐课协饷，计应共银五百余万两，“办理尚属妥善”，特决定对陆建瀛等人一一“议叙”。[72]
凭借着推行票盐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与良好的销售业绩，陆建瀛的票盐改革亦在相当程度上获得成果。经陶澍的淮北票盐改革，再至陆建瀛的淮南票盐改革，清代最大盐区的两淮，最终走上了以市场为主导、以利益为驱动的票盐之路。至咸丰元年（1851年），户部对票盐改革做出一个较为中肯的意见：
夫票盐之所以愈于长商者何也？长商受官约束，官吏因之侵渔，长商无可如何，故有费，而盐日滞；票商随时认领，官吏即欲需索，票商立许告发，故无费，而盐易销。则减费即所以裕课，其利一。
长商有费，则盐价日昂，贵则不能敌私，而销路日壅；票商无费，则盐价日贱，贱则可以胜私，而销路日宽。则敌私即所以裕课，其利二。
长商积疲已久，每致先盐后课，而课易拖延；票商挟本而来，故皆先课后盐，而课无短绌。则免欠课之积弊，其利三。
长商按纲领运，必挟资巨万，而后可以承运；票商量力纳课，即为数无多，而亦准其贩运，则广民间之生计，其利四。
长商则恃系官盐，迫人以不敢不食，故盐多搀和；票商则各自销售，恐人之或有不食，故盐皆洁白。则便各省之民食，其利五。
长商价重，则人愿食私，而枭徒因之以多；票商价轻，则人愿食官，而私贩因之以戢。则化天下之莠民，其利六。[73]
总之，得此六利，如果又能经理得人，“当今生财之大道，计无有逾此者”。户部立论主要从财政的角度出发，减费裕课，敌私裕课，免欠课之弊，办课较易。但其指出在专商垄断时，官气太重，食盐质次价高这一点，对纲法不便于民的弊病，讲得却的确相当深刻，击中盐法要害。正因为如此，户部提议，陆建瀛之淮南票盐改革，“一年以来，票贩踊跃争先，已酉一纲（注：系指道光二十九年之额盐）收课五百余万两，是年部库支绌，敕以接济”，故而为今之计，“欲增课必先畅销，欲畅销必先敌私，欲敌私必先减费。而欲减费敌私以畅销而增课，则又莫若使各省改长商而行票盐。”[74]可见通过自陶澍而至陆建瀛等人的努力，票盐的效率已经得到广泛的承认。
当然，也有人早就指出，淮南票盐改革之不彻底性：“淮南、北行盐皆大效，淮南仿票法而不名票，大意谓票法散不可稽核，故处处间以官吏，与《日知录》所云‘不问所之者’不同。虽操纵自余，然立一法必待其人而后行者，非良法也，必人人可行始为良法，如陆公长在，尚能坚持，否则官吏乘间，陋规裁者可复，少者可增。”[75]不能完全自由流通，处处加以限制，当然会留下不少弊端。
陆建瀛改革后不久，即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攻陷武昌、汉口，长江航路受阻，淮盐无法上运，正所谓“咸丰军兴，岸悬商散，北则军队林立，饷盐充斥；南则江路梗阻，片引不行，票法于是乎大坏’”[76]，废引改票之事就此结束。加之官员已无力对制度做进一步修正，故淮南票盐很快就出现了“越二岁，即滞销抢跌，承办数千引之大贩皆为一二十引之小贩所误”，“淮盐遂以不振”[77]的局面。川盐济楚逐步登上历史舞台，等到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重整旗鼓，恢复两淮盐运，但已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