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初探

　　黄河是一条多泥沙河流。中游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导致下游河床因泥沙淤积而抬高，招致下游多次改道，洪水肆虐。黄河泥沙问题由来已久，从周秦以来，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古人曰，“黄河清，圣人生”，似乎黄河永无澄清的可能。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历史上确实有数十次关于“河清”的记载。遗憾的是“黄河清”作为一种自然和社会现象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1]，作者不揣浅陋，将散见在史籍中的资料加以钩沉梳理，力图通过对黄河清问题的研究，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

一、远古时期黄河由清变浊的简单回顾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上游源头清澈如镜，但流经兰州以下特别是经过黄土高原后，黄河含沙量陡增。黄河由清变浊是一个渐进的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春秋以前，黄河及其支流的输沙量很小，山陕一带的河水尚可直接饮用。到了春秋时期，这一地区河水已不再清澈，有描写黄河的诗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去询多，职竟作罗。”[1](p957，襄公八年)对黄河变清之遥远漫长发出了无限的惆怅。《管子·水地篇》记载道，“秦之水泔 而稽，淤滞而杂”，意谓关中地区的河水像淘米水一样，已变得混浊了。战国时已有人称黄河为“浊河”[2]。稍后出现的《尔雅》对“河”的解释是“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2]，这是对黄河以“黄”字描述的较早一例。秦汉时，由于人类对黄河的直接利用及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有大幅度提高，黄土高原地表植被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黄河输沙量增加速度惊人。据《汉书·沟洫志》载，黄河“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将这一条古老的大河称为“黄河”。据载，“封爵誓之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3](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唐朝以后，黄河的含沙量越来越高，下游河沙淤积也越来越严重，河患自然也就日甚一日。潘季驯说，“黄流最浊，以斗计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则水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载八斗之沙，非极汛溜，必致停滞”[4](卷二，河议辩惑)。清人潘耒在《河堤篇》中写道，“浊河本北流……一石八斗泥，壅碍入海径”[5](p259)，这时候泥沙含量已相当惊人。

　　黄河水由清变浊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的频繁对流域本来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由于黄河流域人口锐增，城镇聚落大量出现，对流域内的植被利用增加，而历史时期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又完全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如水、植被等)的无节制的利用上，导致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土壤侵蚀日甚一日。黄河由清变浊只是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外在表现，它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却是极为深重的。黄河输沙量的增加，增大了黄河的造陆速率，导致下游河道变迁，决徙无常。有学者根据历史时期黄河三角洲的发育情况，计算出黄河输沙量的变化：公元1194年之前，造陆速率是每年2.55平方千米；1194—1578年，为5.16平方千米；1578—1854年，为24.24平方千米；1855—1947年，为24.56平方千米。这一组数据表明了黄河泥沙含量不断增加的事实。[6](p120)

二、黄河清的历史回顾

　　黄河清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记载下来自然是它作为奇迹出现以后的事情。目前汇集“黄河清”史料最集中的要数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该书《山川典·河部》较详细地搜集了东汉至清初千余年间黄河澄清的史料。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黄河清现象最早的记载在光武帝建武九年，当年“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一带)河水清”。[7]此后，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和清朝都有关于黄河清的记载，其中以明清两朝的资料最为丰富，既有正史、杂史，也有地方志和碑刻等。

　　黄河清出现的最上游地段在兰州，发生在明成化二十三年，这是一次黄河全流域干旱带来的黄河澄清的事例。青海以下的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安徽和山东等省区都发生过黄河清现象，但以中下游的陕、晋、豫、鲁四省最为集中。黄河清涉及地域最广泛的清雍正四年，不仅波及的省份达山、陕、豫、鲁、苏五省，而且持续的时间也相当长。在陕西，“雍正四年十二月十八日，陕西黄河自黄甫川至潼关河水渐清，至五年正月初六日，清澈异常”[8]。在山西，“十二月丙寅(九日)，河曲、保德、兴县、临县、永宁、宁乡、永和、大宁、吉州、乡宁、河津、荣河、临晋、永济、芮城、平陆、垣曲等十八州县，黄河澄清，自口外界起历火山孟门、龙门砥柱下达豫省。凡山西布政司境上下二千余里，河清如鉴，一月有奇，明年正月己亥庚子始复。时是，居民溉汲，行旅济涉，咸称殊祥上瑞，亘古稀观焉”[9]。在河南，巡抚田文镜奏报：“黄河西至陕州以下，东至虞城县，一千余里，自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九日起渐渐澄清，至十六、十七日等日竟与湖淀清水无异。据管河道祝兆鹏详报前来，臣于雍正五年正月初二、初三日复委臣标中军游击张孟仪亲至河口看视，至今尚然清沏。”[10]在江苏，雍正皇帝还特敕“御制黄河澄清碑”，勒石于江南清口(今淮阴县西南)，详尽地记载了这次黄河千里大澄清的奇观。此外，天启六年的黄河清也涉及山、陕、豫、苏四省。乾隆五十二年的河清自宁夏以下千余里，亦涉及数省，两次河清都颇为壮观。[11](卷一二)

　　黄河澄清的时间长短有很大的差别，除雍正四年清达月余外，河清时间最长的是金大安元年，“徐、邳界黄河清五百余里，几二年，以其事诏中外”[12](卷二三，五行志)。宋大观二年，陕西同州韩城县、邰阳县，河南陕州清至数百里，涉春不变。[13](卷六一，五行志)金贞祐二年冬，自陕州至卫州八柳树清十余日。元至元十五年冬十二月，自孟津东柏谷至汜水蓼子峪，上下八十余里，澄莹见底，数月始如故。[14](卷一○)乾隆五十二年，山西省境内黄河自十二月初七八日渐次澄清，至二十八九日，历时两旬。而更多的地区则是清三五日或七日，有些地方也仅清一日、清数十里或十数里。历史时期黄河澄清的史事可见附表。

附表：历代黄河澄清简表

朝代(年代)			季 节			地区	主要情况	参考文献
东汉建武九年						平原	河水清	《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河部》
东汉延熹八年			四月			济阴	济阴、东郡、济北河水清	《后汉书》桓帝本纪； 康熙《中牟县志》卷6； 乾隆《荥泽县志》卷12
东汉延熹九年			四月			济阴	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	《后汉书》襄楷传
宋元嘉二十四年			二月			青、冀州	河、济俱清，二州刺史杜坦获之以闻	《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河部》
宋孝建三年			九月			冀州	河清济	《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河部》
宋大明五年			九月			平原郡	河济俱清，太守申纂以闻	《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河部》
北齐天保八年						汜水	同年蝗，河清	乾隆《汜水县志》卷10
北齐太宁元年			四月			开封	以河清改元太宁为河清，二年再清	《北齐书》卷7；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389开封府
北周保定二年			五月五日			青州	变清，十里镜彻	《隋书》王劭传
隋大业三年			正月			武阳郡	郡上书，河水清	《隋书》炀帝纪； 《日知录》卷30
隋大业十一年						龙门	河清，次年、后年三清于龙门	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日知录》卷30
唐武德九年			二月			蒲州	河清	《新唐书》五行志
唐贞观十四年			二月			陕州、泰州	河清	《新唐书》五行志
唐贞观十六年			正月			怀州、巩县	河清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426怀庆府； 嘉靖《巩县志》卷7
唐贞观十七年			十二月			郑州、滑州	河清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389开封府； 康熙《中牟县志》卷6； 乾隆《汜水县志》
唐贞观二十三年			四月			灵宝	河清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389开封府； 《新唐书》五行志
唐永徽元年			正月			济州	河清	《新唐书》五行志
唐永徽二年			十二月			卫州	河清	《新唐书》五行志
唐永徽五年			六月			济州	河清16里	《新唐书》五行志
唐调露二年			夏			丰州	河清	《新唐书》五行志； 雍正《山西通志》卷162
唐开元二十五年						淄、棣州	河清	《新唐书》武后本纪； 《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河部》
唐乾元二年			七月			岚州	合河关黄河水40余里间清如井水，经4日而复	《新唐书》五行志
唐宝应元年			九月			太州、陕州、华州	太州至陕州200余里，河清，澄澈见底	《新唐书》五行志； 《旧唐书》五行志
唐宝应二年			九月			荥泽	河清	乾隆《荥泽县志》卷12
唐建中四年			五月			滑州、濮州	河清	《新唐书》五行志
唐元和年间					巩县洛口		汜水西界，从洛口黄河清160里	嘉靖《巩县志》卷7
唐大和八年		正月			陕州		河清	雍正《河南通志》卷5祥异
后梁开平元年		八月			隰州		黄河清	《新五代史》梁本记； 雍正《山西通志》卷162
北宋建隆三年		秋			河南府		河清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44河南府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		八月			滑州黎阳县		河清	《宋史》卷61五行志
北宋端拱元年		元月			澶州、濮州		河清200余里	《宋史》卷5太宗本纪
北宋大中祥符三年		十一月丁酉十二月乙巳			陕西		河清，当汾水合流处清如汾水	《宋史》卷61五行志
北宋大观元年	八月			乾行军(河北青县)			河清	《宋史》卷61五行志
北宋大观二年	八月			同州			黄河清	《宋史》徽宗本纪
北宋大观二年	十二月			陕州、同州			陕州、同州至清百里，涉春不变。	《宋史》卷61五行志
北宋政和六年	四月、七月			冀州三山			黄河清，太师蔡京称贺；七年再清	《宋史》徽宗本纪； 《宋史》河渠志
北宋宣和元年				岚州			黄河清	《宋史》徽宗本纪
金大安元年				徐、邳界			黄河清500余里，几二年，临洮人异议之	《日知录》卷30； 《金史》五行志
金贞二年	冬			陕州至卫州			连旱两年，自陕州至卫州八柳树清十余日，纤鳞皆见	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元至元十五年	十二月			巩义、汜水等			自孟津东柏谷至汜水蓼子峪，上下80余里，澄莹见底，数月始如故	乾隆《汜水县志》卷10； 嘉靖《巩县志》卷7； 《元史》五行志
元至正二十一年	十一月			自平陆至孟津			500余里黄河清，凡7日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389开封府； 《日知录》卷30
元至正二十二年	十二月			荥泽			黄河自河东清者千余里	乾隆《荥泽县志》卷12
明洪武五年				沁阳			连旱，河南黄河竭，行人可涉，沁阳河清	《明史》五行志一
明永乐二年	十二月壬辰冬十月			河津、同州、韩城			29日始至次年18日至，三年河清于蒲津，乙酉蒲城、河津黄河清	雍正《山西通志》卷162 《明史》成祖本纪
明景泰五年	五月			龙门、芮城			黄河清	《明史》景泰本纪
明成化二十三年	正月			兰州			黄河清（连续多年旱），成化二十年，京畿、山东、湖广、陕西、河南、山西俱大旱	《明史》五行志
明弘治十四年				保德			黄河清凡300里	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明正德二年				保德			黄河清300里，蒲州龙现	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明正德七、八年	八月			垣德			甲午，清河口至柳铺，黄河清3日。河清凡7日，鱼鳖皆现形	《明史》武宗本纪 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明嘉靖六年	十二月			灵宝冯佐渡			黄河澄清	乾隆《荥泽县志》卷12
明嘉靖十二年				陕州、巩县			黄河清	嘉靖《巩县志》卷7
明嘉靖二十五年				华阴			黄河清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52西安府
明万历二十年				华阴			黄河清	雍正《陕西通志》卷47
明万历三十年	闰二月			河州			上中游特大旱，河州莲花寨等处水干见底。三月临洮黄河水竭，自贵德千户所至河州凡27日	乾隆《甘肃通志》卷47祥异； 《神宗实录》卷369
明万历四十八年	七月			兰州			庚申，兰州黄河清凡3日	《明史》神宗本纪
明泰昌元年	庚申			兰州			黄河清，凡三日	《明史》熹宗纪
明天启二年	七月			河津县			河清	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明天启六年				洛阳、荥泽、河津、平陆			自洛至徐3日乃复，黄河清	乾隆《荥泽县志》卷12； 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明崇祯十一年	六月			大宁			河清，马阙关30里连旱，河水由小至清3日	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清顺治元年				河津			河清	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清顺治二年	正月			孟县			孟县海子村至渡口村河清两日，诏封河神为显佑通济金龙四大王，命河臣致祭。	《清史稿》世祖本纪一、河渠志一
清康熙九年	春			陕、豫			陕西禹门口至河南陕州500里澄清	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左慧元《黄河澄清的奇迹》（《黄河报》1997年6月24日）
清雍正三年	十二月			禹门口至河南府			清月余，起陕西府谷讫江南桃源	《清史稿》河渠志一
清雍正四年	十二月至次年正月			陕西、山西、河南			黄河清千余里	雍正《陕西通志》卷47； 雍正《山西通志》卷163
清雍正八年	五月						起积石关讫撒喇城查汉斯	《清史稿》河渠志一
清乾隆五十二年	十二月			山西(甘、宁)			旱，河清二旬，自永宁以下长1 300里	《清史稿》河渠志一
民国二十四年	元月二十四			山西石楼			黄河河清，突见底	《申报》1935年2月2日

三、历史时期人们对“黄河清”的主要观点

　　据史料记载，黄河在西周时就已经由清变浊，人们对黄河的认识就是一条多泥沙河流，其本色就是“浑浊”的。黄河清作为黄河的一种反常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汉代。此后，由于黄河越来越混浊，黄河清就愈发引起先民的注意。河水究竟清到什么程度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被称为“黄河清”，倒是值得首先注意的问题。就先民记载黄河清用语来看，最常见而简单的是“河清”(宋代以前)或“黄河清”(宋朝以后)，详细些的记载主要有“十里镜彻”(北周保定二年)、“清如井水”(唐乾元二年)、“澄澈见底”(唐宝应元年九月)、“纤鳞皆见”(金贞祐二年)、“澄莹见底”(元至元十五年)、“鱼鳖皆现形”(明正德八年)、“清澈异常”(清雍正四年)等。这说明人们在对黄河清至何种程度时才被称之为“清”上存有异议。实际上，历史时期“黄河清”可以理解为黄河输沙量明显低于正常年份的平均水平，而不可理解为清如可直接饮用的地下水。如果分析史籍中对黄河清的表述也不难发现，所谓的黄河清也只是“异常”或“微觉清澈”。至于“见底”和“纤鳞皆见”的记载，不过是因黄河水量过少而导致的清见底。

　　历史时期，把黄河由浊变清这一奇异现象作为祥瑞之兆的认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即“黄河清，圣人生”，以为这是一种祥瑞现象。另外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是“河当浊而反清，阴欲为阳”，视黄河清为一种叛乱、不祥之征。

　　“黄河清，圣人生”观点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以前，在《拾遗记》一书中，就有“丹丘千年一烧，黄河千年一清，皆至圣之君以为大瑞”[7](卷二三六，河部杂录)。东汉时，史书开始记载黄河清现象，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将黄河清作为一种奇异现象，还有一种是作为祥瑞而记载。《后汉书》即是将黄河清以祥瑞现象记录的。《隋书·王劭传》对河清祥瑞现象作出了解释，官任著作郎的王劭上表说，“按易坤灵图，曰‘圣人受命，瑞先见于河者’。河者最浊，未能清也。窃以灵贶休祥理，无虚发河清启圣属……月五日五合天数地数，既得受命之辰，允当先之兆”[15](卷六九)。此后各朝均有一些地方官或宫中大臣借“黄河清”歌功颂德。北宋徽宗时，宋金战火连年，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在大观、政和、宣和年间各地黄河竞相澄清，徽宗辄遣官致祭，宰臣等率百官拜贺，岁以为常。对“黄河清，圣人出”极尽渲染者出现在雍正四年，河南巡抚田文镜在上报皇帝的奏章中说：“钦惟我皇上德备中和，功同参赞。天地位而万物育，悉本于大孝之敬修；四时行而百物生，已臻于无为之圣治。是以天不爱道而七政齐辉，地不爱宝而九河告瑞。既刷深数百尺而循轨东趋，复澄清千里而安澜一色……臣考之典籍，黄河十(千)年一清[3]，至圣之君以为大瑞，然从未有清至一千余里，久至一月如今日之独盛者也。通省臣民莫不欢呼，踊跃称颂。皇上朝乾夕惕，圣德格天，昭此大瑞，以垂亿万斯年之宏庥；遇此奇逢，幸生六道化成之盛世。”[10]雍正皇帝也欣然撰文《河清颂》二千余言，命河道总督田文镜立石记述之，并为一大批官员加官进阶。雍正帝将“黄河清”视做“天人感应之理”，是其善政的报应。他说，“至于上年朱家口河水溃决，朕敕谕河臣悉心修筑，今于十二月十三日决口合龙，越三日即有河清之应，具见河神福国佑民功用著显，宜崇祀典以答神庥”[16](p227)。

　　“黄河清”为“不祥之征”的看法略晚于“祥瑞之兆”的观点，但两种观点一直相伴而行，几乎在历朝均有提出者。较早提出黄河清为不祥之征的是东汉的襄楷。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阴人。据《后汉书·襄楷传》载：桓帝延熹八年、九年，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连续变清，上下皆以为瑞祥之兆。襄楷却反其道而述之：“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隋朝时王劭亦重复了“河清诸侯为帝”的观点，不过他是为诸侯出谋划策，借题发挥。《金史·五行志》载：金大安元年，徐、邳界黄河清五百里，清近两年，卫绍王“以其事诏中外”。临洮人杨上书认为，“河性本浊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犹天动地静，使当动者静，当静者动，则如之何?其为灾异明矣。且传曰‘黄河清，圣人生’，假使圣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黄河清，诸侯为天子’，正当戒惧以销灾变。而复夸示四方，臣所未喻”。明末学者顾炎武归类整理了“黄河清，诸侯为帝”的观点和事例：桓帝九年河清，“明年，帝崩。灵帝以解渎亭侯入继”；北齐武成帝时河清，“后十余岁，隋有天下”；隋炀帝时武阳、龙门数次河清，“唐受禅”；金卫绍王时河清，“后四岁，宣宗立”；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平陆以下黄河清五百余里，“明太祖兴至其后，尤验”；明正德河清，“世宗以兴王即位”；泰昌河清，“崇祯以信王即位”。从其整理排列的资料可以看出，这位学术大师赞同“河清为异”的观点。[17](卷三○，黄河清)

四、黄河清原因试析

　　有关黄河澄清的记载，大都被涂上迷信色彩，有一些河清也不乏谄谀奉承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时期确实出现过多次黄河由浊变清的史实。因此，探究黄河澄清的历史，不仅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和认识黄河澄清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也可以为今天黄河的治理提供参考。

　　第一，黄河澄清的最重要原因是黄河上中游地区长期持续干旱无雨，地表难以形成径流，没有或仅有少量的泥沙进入河道，同时黄河水量大幅度减少使大量的泥沙沉积下来，河水由浊变清、由小至清。历史时期，有超过一半的黄河澄清是由于干旱造成的。同时，由于干旱在每年任何一个月份都有可能发生，所以黄河清现象随时都可能出现。金贞二年，陕西、河南连续两年干旱无雨，陕州至卫州八柳树清十余日；明洪武四年陕西、河南、山西及直隶常州、临濠、河间、永平旱。五年夏，河南、山东旱，“黄河竭，行人可涉”，沁阳等地黄河清。[18]永乐七年六月，大旱，壶关饥，蒲州垣曲黄河清。[9]成化二十年，京畿、山东、湖广、陕西、河南、山西俱大旱。二十二年六月，陕西旱，虫鼠食苗稼，凡九十五州县，并最终导致二十三年河清。[19]明崇祯五年至十五年，黄河再次出现了全流域性的特大干旱，这次干旱先从宁夏、晋、陕北部开始，然后扩至河南全境，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出现干旱和特大干旱，并达到顶峰，“大宁河清，马阙关三十里连旱，河水由小至清”。“焦火流金，野绝青草，黄河清，汾河竭，人相食”。康熙九年春，文水旱，荣河黄河清三日。[9]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山西、甘肃和宁夏俱大旱，自永宁以下长1 300里河清二旬。[20](卷一二六，河渠志·黄河)干旱与黄河澄清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所以历史时期黄河清就作为特大、重大干旱的参数被广泛利用。现代学者更是将黄河清、微清或微黄作为“旱灾标准描述词汇”。如林振杰等对山东和河南历史时期气候资料进行汉字信息化处理时，均用“河清”描述旱涝等级(四级)，旱涝等级五级时的水圈响应被描述为河涸。[21](p65，112)不仅如此，黄河清还是黄河断流的前兆，黄河水流量由大至小而清，再小则断流。如崇祯十一年，山、陕、豫三省大旱，“河水由小至清”以至于枯竭。

　　现代学者研究认为，降水量的多寡、强度与时空分布状况，对黄河水沙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黄河流域的降水量和泥沙量均集中在汛期。其中降水量以6-9月份为最多，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1%；泥沙量在7-10月份最多。[6](p58—61)所以，这一时期黄河澄清的概率要明显下降。但同时，气温对黄河清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即汛期也恰是黄河流域全年气温最高的时期，如果在大旱之年，降水偏少，那么在高温天气下，出现黄河清现象则大有可能。如果流域大旱出现在冬季，或连续数月，则黄河清的概率更高。鉴于黄河清与干旱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们通过分析黄河清出现的规律，就可以有效地找出黄河流域干旱的规律性。

　　第二，冬春季节，黄河上中游河道冰封，流水趋缓，泥沙下沉；同时，冰封河道也减缓了河水对河床的冲刷，使流入河道的泥沙减少，以至于水质变清。开春后，冰雪融化，雪水缓缓渗透于地下，无法形成地表径流，注入黄河后，也会使局部河水变清。据附表可知，黄河清发生在十二月、正月的次数远远高于其他月份，这类黄河清极有可能出现在局部冬天降雪量不正常的时段或地区。历史上黄河有一些时段相当寒冷，河道冰封严重。唐初李贺在《北中寒》中写道：“一方黑照三方紫，黄河冰合鱼龙死。三尺木皮断文理，百石强车上河水。”唐朝另一位诗人周朴《塞上曲》写道：“一阵风来一阵沙，有人行处没人家。黄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见花。”这些都描写了北方的寒冷与黄河冰封情况。由于冰封造成的河清地域也各有不同，元至正十五年冬，汜水等处河清上下仅80里。又如康熙十九年，蒲州至平陆黄河清15日，龙门结冰。也有可能在气候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河清现象出现在全河中下游地区，最典型的发生在雍正四年冬到次年春，是年十二月初九日田文镜奏曰：“由祥符县之柳园口渡河，亲见浮冰开冻之处，微觉清澈，不似往日浊流。”[10]此处也表明了气温与黄河输沙量的关系。

　　第三，对黄河有效地治理，使地表植被明显改善，减少了泥沙流失量。同时，由于统治者以其为祥瑞，重视这方面资料的记载，使黄河澄清在特定时期内增多。黄河所处的自然条件注定了它的多泥沙、善淤、善决和善徙的特征，再加以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持续开发，对这一地区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又必然加剧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保护环境和较合理地利用资源的措施，对黄河的治理、水土的保持也做了不懈的努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黄河澄清的可能性。东汉永平十二年(69)，明帝令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王景、王吴治理黄河，他们创造了水门控制法，将黄河与汴河相连，十里一水门，调节黄河水流，使黄河输沙量减少，这一时期出现了“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22](卷三，关内道三)的民谣。这也是东汉时期黄河清记载较多的原因之一。[6](p116)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的历史资料可以证明当时生态环境的改善对黄河输沙量变化的影响，但现当代一些重大的水利工程对黄河水沙状况的有利影响却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如三门峡大坝的修建，调节了黄河水量的变化，使中下游的水质有了明显的改善，泥沙含量大幅度降低，澄清度明显提高。[4]

　　第四，在剧烈地震等异常自然灾害条件下出现的黄河清。如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如雷。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数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19]。永济县“黄河堤岸、庙宇尽崩坏，河水直与岸平”。据《中国地震目录》[5]载，这次地震烈度11，震级为8。地震带来黄河水在短时间里大量澄清，可能是由于地下水的大量涌出局部改变了黄河泥沙含量，使黄河的泥沙含量比平时少了许多。还有相当一部分黄河清出现在黄河泛滥之时，如宋徽宗大观元年和二年，有相邻两地，一处河水溢，另一处却出现了黄河清。[13](卷二○，徽宗二)这种现象仅就现存的文字资料看是很费解的，诸如此类谜团的破解，尚需做深入的研究。

　　黄河澄清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出现有着内在的规律。但在历史时期，主要是由于黄河流域人类活动的日趋频繁，黄河输沙量的急剧增加，黄河澄清特别是大范围澄清的可能性大大减少。因此， 历史时期的黄河澄清不是一种正常条件下的自然现象，只有当黄河流域大范围出现异常情况，如持续干旱少雨、冬季过于寒冷、地震等导致黄河河水变异，才出现了黄河澄清的现象。而这种变异的自然条件毕竟较少，所以黄河水质的剧变(澄清)才会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在历史时期，黄河清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它还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交织在一起，这就给我们在全面考查黄河澄清真实面目时增加了些许难度。如一些地区可能黄河并没有澄清，但为了取悦于最高统治者，地方官可能会编造出河清上奏，以有所图。我们就很怀疑北宋徽宗时期(1101—1126)几次黄河澄清的真实性。据《宋史》五行志和徽宗本纪，在大观元年(1107)到宣和元年(1119)的十余年间，黄河澄清达5次之多(大观元年至三年，黄河中游段确实连年干旱)。徽宗朝政治黑暗，以蔡京为首的“六贼”乱政，宋朝在金朝的凌厉攻势下节节败退，根本没有“圣人”可出。蔡京为达到长期持政之目的，一味粉饰太平，他奏报了五次“黄河清”，大观二年还奏报“夔州海水清”，政和六年又奏报虔州芝草生，蔡州瑞麦连野，河南府嘉禾生、野蚕成兰的祥瑞之象。雍正时也有官员对所谓“黄河清”提出质疑。

　　“黄河清”其实也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与社会现象。由于黄河洪灾频繁，成为黄河流域人民的心腹之患，人们对黄河安澜清澈充满了向往。与此同时，“黄河清，圣人生”等诸如此类的传言也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美化统治者形象的工具。北齐武成帝太宁元年(561)，开封黄河清，武成帝遂改元太宁为河清元年以示庆贺。南北朝时的鲍照，元末的朱右，明初的解缙、杨士奇，清朝的田文镜、雍正皇帝等人，都留下了大量关于“黄河清，圣人生”的华文丽章。“黄河清”也成为普通百姓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托。元朝诗人贤在《新堤谣》中写道，“但愿皇天念赤子，河清海晏三千秋”。明初著名诗人高启在《黄河水》中慨叹道：“旧传一清三千年，圣人乃出天下安。河水一清一何少，吁嗟至治何由还。我愿河水年年清，圣人在上圣复生，千龄万代常太平。”[5](p184)

　　黄河清也成为人们抒情咏志的对象，晋时曹摅《答赵景猷诗》写道：“大道孔长，人生几何，俟渎之清，徒婴百罗。今我不乐，时将蹉跎。”同期的赵整讽谏时政，“昔闻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梁朝时的范云《渡黄河》发出了“河流迅且浊……此水何当澄”的悲愤。宋时邵雍对民为黄河所累直言：“谁言为利多于害，我谓长浑未始清。西至昆仑东到海，其间多少不平声。”[23](p555)许多人认为“其害久而益剧，民劳于河，贫于河，且死徙于河”[24](卷一)。同时他们对黄河多变的灾害由恐慌到无奈再到憧憬，“至河清而黄河流澄澈，海晏而水不扬波，则又望于圣人之化矣”[26](《文选》)。黄河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母亲河，带给人们有甘甜的乳汁，也有无数辛酸的泪水，它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现象还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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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3]王质彬.黄河人文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4]孙和相，王廷宣.中牟县志[Z].乾隆本.

[25]萧德馨，熊绍龙.中牟县志[Z].民国本.

注释：

[1] 笔者仅见到徐近之《地方志中关于黄河清的记载》(《地理学资料》第1期，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该文收集了地方志中有关黄河清的记载，并作了简略分析;左慧元发表在1997年6月24日《黄河报》上的《黄河澄清的奇迹》，对历史上的一些黄河清现象作了简单介绍。

[2] 《战国策·燕策》中有“齐有清济、浊河以为固”之语。见刘向集注本《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经核证田文镜于雍正五年所立《河清颂并序》碑，“十”应为“千”之误。

[4]参见王仁民《大河魂》（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0）、陈赞廷《黄河水文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5]北京：科学出版社，1971。

载《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