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对外关系与海外贸易

四、印坦（Intan）沉船：从考古发现看南汉与南海交通

　　1997年，德国海床勘探公司（SeabedExplorations）、印尼老海成公司（P.T.SulungSegarajaya）联合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以北150公里印坦油田海域25米深处海底，打捞到一艘10世纪的东南亚籍海船，长约30米，宽10米。原船相当华丽，而且装载有大量货物，其中有珍贵而数量巨大的中国陶瓷、南汉银锭和钱币，大部分运载物皆出于920-960年间，或者稍晚，相信是一艘从广州贸易归航的商船，甚至有可能是运送使节的官船，对研究南汉与东南亚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其年代之早，遗物之丰富，在亚洲水下考古中甚为罕见。

　　据普林斯顿大学杜希德（DenisTwitchett）教授、剑桥大学思鉴（JaniceStargardt）教授对沉船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据介绍，沉船的运载物包括：

　　少量的金饰，如做工精致的戒指、耳环、衣饰、带扣，应该为爪哇所出，还遗物有数枚带檀香木图案的爪哇金币。

　　铜块、锡块，共有上百个，规格一致，估计各有两吨；铜块呈圆顶平底柱状，半径约8厘米，可能来自婆罗州西南部铜矿；锡块形状像被切断的小金字塔，有檀香木图案，应该来自邦加岛或勿里洞岛。

　　青铜器，有碗、托盘、三角架，典型的唐代青铜镜，为数不少的东南亚青铜镜，铜佛像。

　　数量巨大的铅块，大部分呈长方形柱状，每块重约20公斤；一头打洞，便于提放，很可能是压舱石。

　　玻璃，打捞时发现全部已经破碎，原物来自中东，估计为23-25公分的无嘴长瓶，大多有细长的瓶颈和扁平的颈圈，颜色则有深蓝、深绿、绿、浅绿、靛蓝、黄、深红，有些无色。

　　其他，如香脂、香材、坚果、象牙等，少数动物和人类骨头。

　　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三类，与南汉海外贸易有直接关联：

　　（1）银锭

　　据杜希德、思鉴教授介绍，银锭共97枚，含银度达到93-96%，每枚重约50两，总共接近5000两。模铸，有铸印，注明铸造厂名；大部分以银箔封套包裹，其中有18个刻有铭文“桂阳监”、或“盐税银”、或“盐务银”及“专知官”等字样；每一锭银子上皆有铭文，以两和钱标市起重量，并注明承办点交和检定其分量、纯度的官员姓名与职位（“知官”、“别副”、“副知”、“专知”），这些铭文与文献、考古发现的唐宋银锭上的铭文相似。

　　桂阳监地处五岭，唐属郴州，是一个重要的采矿与铸钱基地，五代初属楚国。乾和六年（948），南汉伐楚，九年，攻取桂阳监；此后至大宝六年（963），桂阳监皆为南汉领土。这批盐利银没有标明铸造时间，有可能属于楚国之物，铸造于乾和九年以前；也有可能属于南汉，铸造于乾和九年之后。

　　关于盐利银的铸造时间，关键要看沉船的年代，但目前缺乏相关资料。杜希德、思鉴先生推测，如果沉船残骸的年代是939年以前，那麽这批盐利银就有可能是楚国盐务机构所征收的盐税，然后以桂阳监所出银锭折换，用以购买南汉所产海盐；南汉再用这些银锭支付在广州的商业交易，购买南洋商货，银锭落入海外商人之手。但是，如果沉船残骸的年代是南汉占领桂阳监的951年至963年间，那麽这批银锭便可能是消费税，或者是州县向商贩课收的税项，然后以桂阳监所出银锭整合，送进广州的国库，再转到外商手中。

　　笔者认为，讨论桂阳监所出盐利银，不能不考虑湖南（楚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湖南本地并不产盐，食盐供应历来依赖外地，唐代主要行销淮浙盐，五代楚国与吴国（及南唐）处于对立状态，影响淮浙盐的销路，这就给广盐北上有可乘之机。如前所述，南汉在乾化二年（912）以后不仅关系缓和，而且由于楚汉联姻，两国成为关系密切的邻邦，这种良好的睦邻关系一直维持到大有元年（928）。广盐销湘的供销关系，很可能就在这一阶段进行。其后楚汉交兵，两国不太可能进行合作。乾和九年，楚为南汉、南唐所灭。

　　现有资料表明，五代时楚国确实曾行销广盐。楚人于德辰有《陈九事奏》，建议设置官纲，“立务权卖”，以收盐利。[1]于德辰，其人不见史载，但可以证明楚与南汉在食盐供销上存在合作关系，正好与沉船中银锭的“盐税银”或“盐务银”相印证。

　　出现广盐销湘的情况，一方面是楚吴关系恶化，楚汉关系改善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岭南产盐。唐代岭南潮、循、广、儋等州都产海盐，是东南沿海主要海盐产区，广盐行销岭南东西两道。乾元元年，盐铁使第五琦创立盐法，于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盐院，行就场专卖制，“尽榷天下盐”。当时全国设监院13处，管理各地盐务，岭南为其中之一。宝应元年，户部侍郎刘晏充度支、盐铁、铸钱等使，主持财政，对第五奇之盐法损益变通，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之制，即盐归民制，官收其盐，就场专卖，商人交纳税价后任其所之，所过州县，不再征税。又自淮北以南置巡院13个，主持产销，岭南亦为其中之一。其后，朝廷复于盐务繁剧之地设置盐铁留后，代理盐铁使分管当地盐务。文宗时，岭南置盐铁留后，广州是岭南的盐务管理中心。乾符初年，交、广用兵，军费开支浩大，宰相郑畋建议将岭南盐铁“委广州节度使韦荷，岁煮海，取盐直四十万，市虔、吉米以赡安南，罢荆、洪漕役，军食遂饶。”[2]可见唐晚期广盐行销至江西南部。南汉时期，由于潮盐增长，广盐出现产大于销、内销阻滞局面，经常越岭行销江西。[3]广盐销湘，道理也是一样的。

　　应无疑问，桂阳监所出银锭与湖南行销广盐有直接关系，这些银锭由楚国流向南汉很可能属于杜希德、思鉴先生推测的第一种情况，而且铸造年代在乾化年间，即楚汉联姻阶段（913-928），后来进入南汉国库，成为官府支付巨额款项的媒介。

　　由于印坦沉船大部分运载物皆出于920-960年之间（南汉高祖乾亨四年至后主大宝三年），说明这艘商船在大宝三年前后来广州做生意的，并获得这批银锭；银锭数目庞大，应该是南汉官府用以支付南洋商货（如香料）的银两。

　　（2）“乾亨通宝”铅钱

　　共145枚，因水下浸泡太久，发现时变得又薄又脆，许多粘连在一起。[4]刘隐据有岭南后，曾铸造“小铅开元”（开元通宝铅钱）和“小铅五铢”。入梁，再铸“小铅开平”（开平通宝铅钱）。南汉建立之初，铸“乾亨通宝”，乾亨二年，以国用不足，又铸“乾亨重宝”，分铜、铅二种，铅钱十当铜钱一，有大小二式，大径寸，重三铢九参，小径九分，重三铢六参。白龙初，又铸“飞龙进宝”刘龚之后，刘玢曾铸“光天元宝”。

　　南汉虽铸造多种钱币，但以“乾亨重宝”铅钱最为流行，数量也最多。铸钱的地方，已知有邕州、春州、广州、连州等。1982年，在阳春县发现7块乾亨重宝石质钱范，可以作为南汉铸钱业的物证。[5]

　　（3）陶瓷

　　有中国的，也有东南亚的。有做工精细、纹饰复杂的大型釉彩瓷器、瓷罐、瓷碗，也有粗制滥造的陶盆。可以辨认，有些瓷器来自中国定窑、繁昌窑（安徽）、越窑以及广窑。

　　唐代陶瓷在海外颇有市场，带动陶瓷生产面向国际市场，出现一些专门为出口而生产的外销瓷生产基地，当时邢州（今河北邢台）、越州（今浙江绍兴）、婺州（今浙江金华）、寿州（今安徽寿县）、岳州（今湖南岳阳）、鼎州（今湖南常德）等地的产品都非常出名；浙江、广东、湖南等地陶瓷生产还面向国外，大批青瓷和白瓷通过广州等口岸销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地区。

　　1977年、1988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珠江口外零仃岛与荷包岛附近两次打捞起一批与唐代新会窑冲窑、高明大岗山窑产品相同的四耳罐、三系带流壶、碗等，当为唐代外运船只遇难时失落遗留下来的。[6]在菲律宾，曾出土过与唐代广州西村窑产品一样的凤头壶。

　　日本考古学家三上次男介绍，唐代中外海路所及的许多地方，都有唐瓷出土。在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发现大量唐瓷碎片，种类有唐三彩、邢州白瓷、越州黄褐釉瓷、长沙窑瓷器等。在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发掘出9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前半叶唐朝邢窑、长沙窑、越州窑产品。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斑波尔遗址，发掘出晚唐越窑瓷器和长沙窑黄赫釉带绿彩花草纹碗残片。在伊拉克萨马腊遗址，出土过唐代瓷器残片。在印度尼西亚北婆罗洲沙捞越，也有9-10世纪越窑产品出土。三上次男特别指出：“长沙窑的瓷器在出土地的中国是很少听说过的，但却在中国以外的印度尼西亚和遥远的埃及、伊朗等地区都有发现。”[7]

　　印坦沉船发现的定窑、繁昌窑（安徽）产品，在海外并不多见，说明这两个窑系的产品也通过广州运销海外，唐五代中国外销瓷增加了新的品种。

　　总之，印坦沉船发现中国青铜镜、陶瓷、银锭、铅钱等遗物，为南汉和五代海外交通提供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另外，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福建、广东等地一些考古发现也为南汉海外贸易提供若干很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1965年，福建考古工作者在福州市北郊新店乡战坂村莲花峰东室山发掘了闽王王延钧之妻刘华墓。墓被盗过，仅出土一些陶俑、陶瓷器及铜铁器，另外三个孔雀蓝釉瓶，红陶胎，通体施孔雀蓝釉，釉层晶莹，高74.5—78.2厘米，口径12-14厘米，小口，广腹，小底，口沿附2耳，腹部贴饰璎珞纹或平行绳纹。这类器物在我国同期窑口未见生产，而与9-10世纪伊斯兰式釉陶瓶相似。[8]唐五代福建对外贸易日趋频繁，闽王王审知鼓励对外通商，“招来海中蛮裔商贾，资用以饶。”[9]这些孔雀蓝釉瓶很可能是福建对外贸易所致。

　　不过，由于墓主刘华是南汉清远公主，那些孔雀蓝釉瓶也不排除是她从广州带去的。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闽王王审知为人俭约，“有使南方回者，以玻璃瓶为献，太祖（即王审知）视玩久之，自掷于地，谓左右曰：‘好奇尚异，乃奢侈之本，今沮之，俾后代无为渐也。’”[10]这里的南方，大概是指南汉。

　　不管怎样，刘华墓的发掘与孔雀蓝釉瓶的发现，证明五代东南沿海国家与海外有联系，特别是贸易往来。

　　近年来，广州市也陆续发现了一些南汉时期的遗址、遗物。2003年，番禺大学城建设工地发现了南汉“德陵”（烈宗刘隐墓）和“康陵”（高祖刘岩墓），出土玻璃珠、玛瑙珠和料珠等舶来品，康陵还出土过一个玻璃瓶。在中山四路南越国宫殿遗址唐宋土层中，发现过类似的玻璃碗碎片，以及孔雀蓝釉陶残片。考古工作者正在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与研究，可以肯定，这些文物来自古代波斯，对南汉海上交通研究很有价值。

注释：

[1]《唐文拾遗》卷47，于德辰《陈九事奏》。

[2]《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五《郑畋传》。

[3]李庆新：《略论南汉时期的岭南经济》，《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六期。

[4]杜希德（DenisTwitchett）、思鉴（JaniceStargardt）：《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3-432页。

[5]李庆新：《略论南汉时期的岭南经济》，《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六期。

[6]珠海市博物馆等：《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299页。

[7]三上次男著：《陶瓷之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17页。

[8]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觉报告》，《文物》1975年第一期。

[9]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闽太祖世家》。

[10]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闽太祖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