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对外关系与海外贸易
在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南汉就像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一样荒僻,乏人问津,成果寥寥,主要是因为历史记纂荒缺,史料散见于《新唐书》、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及宋人笔记之中,甚为零碎,研究难度很大。清代朴学兴起,一些学者对南汉史事进行考辨清理,廓清南汉基本线索,例如吴兰修的《南汉纪》、《南汉地理志》、《南汉金石略》、刘应麟的《南汉春秋》、梁廷枏的《南汉书》等,其中《南汉书》比较完备,后人认为可与陆游《南唐书》相媲美。不过,由于史料、史观方面没有重大突破,这些著作上停留在旧史水平。进入20世纪,南汉史除了一些专题外,总体研究没有大的改观。
对于南汉对外关系与海外交通研究,主要是受唐代海外贸易研究的影响,一些学者把视角从唐朝延伸到五代,例如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桑原骘藏、河原正博、台湾学者李东华等,从中外关系史角度探讨南汉刘氏祖籍及族属等问题。[1]近年来各地一些考古发现,为南汉与南海贸易研究增添新的资料。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把南汉对外关系与海外贸易置于南汉整体历史以及唐宋社会变迁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重组南汉若干海洋活动的历史片段,思考东南沿海地区商业贸易在中古社会经济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
一、“小南强”:南汉开国及其与五代各国的关系
岭南地处南海之滨,在唐代是控御南方的边防重镇。唐初设广、桂、容、邕、交五都督(都护)府,统管岭南各州及其他都督府,名岭南五管。开元间,天下之节度使有八,岭南为其中之一,由广州都督充任,统广、桂、容、邕、安南等五府经略使。[2]天宝初,于边疆置十节度使,“式遏四夷”,岭南置五府经略使,“绥靖夷僚”,仍由广州都督兼任,统领其余四管。天宝以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藩镇权力日趋膨胀,节度使兼任管内经略、支度、营田、转运、采访、处置等使,“专一面之寄”,“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3]道成为军政合一的方镇。至德以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额;寇盗稍息,则易以观察之号。”[4]岭南五府节度使(经略使)例兼采访、处置、营田、支度等使,“节度五岭诸军,仍观察其郡邑,于南方事无所不统。”[5]在五管中地位最为显赫。韩愈《送郑尚书序》云:
岭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隶岭南节度府,其余四十余州分四府。府各置帅,然独岭南节度为大府。大府始止,四府必使其佐启问起居,谢守地不得即贺以为礼,岁时必遣贺问,致水土物。大府帅或道过其府,府帅必戎服,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跨骅迎郊;及其至,大府帅先入据馆,帅导屏;若将趋入,拜庭三为者;大府与之为让,至一再,乃敢改服,以宾主见。适位执爵皆兴拜,不许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国。有大事,咨而后行。……[6]
至德二载(757)正月,除贺兰进明为岭南五府经略兼节度使,自此节度使遂为定额。咸通三年(862)五月,改岭南节度使为岭南东道节度使,仍治广州,升邕管经略使为岭南西道节度使,治邕州。[7]乾宁二年(895),赐岭南东道节度使号清海军节度使,成为国内实力强劲的雄藩大镇。
唐朝末年,起家粤西封州的刘隐、刘岩兄弟,凭着过人勇略,力扫群雄,成为岭南最大的武装势力。天祐二年,刘隐登上清海节度使宝座,加同平章事;后梁开平初,先后进封南平王、南海王。乾化元年,刘隐卒,其弟刘岩继位。贞明元年,刘岩自称南越王。贞明元年(915),刘岩表求加四邻都统,封南越王,遭到梁末帝拒绝。刘岩叹曰:“今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安能梯航万里,远事伪庭乎!”自是贡使遂绝。[8]据《资治通鉴》记载,刘岩于贞明三年八月癸己日在广州称帝,改元乾亨。但近年发现的五代何松撰《梁吴存锷墓志铭》则显示,刘岩称帝改元在贞明三年十一月一日,国号大越。翌年,改国号为汉。[9]关于刘岩称帝建国时间,当以墓志所载为是。刘氏所建汉国史称南汉,以别于中原后汉。
唐末五代,大大小小的藩镇经过反复较量,形成势均力敌的武装割据政权。中原地区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是“正朔”所在,与承认正朔、接受封赠的楚、南平、闽、吴越等国,组成中原系统;吴、南唐、南汉、前蜀、后蜀、北汉等周边国家构成非中原系统,与中原系统相抗衡,不奉正朔,各行其是。两大系统各国为了各自利益,时起纷争,但又互相承认,互相制衡,不轻启兵端,维持半个多世纪的割据局面。
(一)南汉与五代的关系
南汉远离中原,雄踞岭海,“坐拥百粤,闭关自擅。”[10]“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11]这就决定了它在对外关系上长期与中原五朝保持距离,乃至分庭抗礼的态势。
贞明以后,后梁在李存勖(后唐庄宗)的强大攻势下,“连年丧师,疆土日蹙”。[12]羽毛已丰的刘岩视后梁为伪庭,颇为轻视。南汉建立后,高祖刘岩“有欺四方,傲中国之意,每见北人,盛夸岭海之强”。[13]后唐代梁,刘岩闻其兵威甚盛,恐有“包并四方之志”,派宫苑使何词前往邺宫通聘,窥伺虚实,自称“大汉国主(一作国王)致书大唐皇帝”,“且言本国已发使臣,大陈贡物,期今秋即至。”唐庄宗大喜。何词回国后,备言后唐“朝纲已紊,行自救不暇,何能以道御远方?固知其无足畏也。”刘岩乃与后唐绝交,“贡亦不至。”[14]刘岩呼后唐皇帝为洛州剌史。
经过高祖一朝的发展,中宗时南汉国力已臻鼎盛,更不把中原王朝放在眼里。乾和十四年,周世宗遣使通好,南汉“馆接者遗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强’”。[15]刘氏自傲自大、争强好胜心理表露无遗。十五年,后周伐南唐,取淮南十四州,南汉感到不安,中宗遣使入贡,因湖南道阻,使者返回;乃治战舰,修武备,加强国防。
后主为五代十国有名的昏君,朝政腐败,国势日衰,然“骄于无事”,轻视中朝。后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代周建宋,南方各国大为震动,“悉珠宝以奉中国”,南汉却“未尝遣一介之使,驰咫尺之书”,以示友好。[16]名臣邵廷琄劝后主遣使通聘,后主恶其言直,“深恶之”。大宝末年,宋朝顺利兼并了荆南、湖南和后蜀,兵锋直指岭南,后主仍甚轻敌,派兵攻打道州。大宝十三年,宋太祖授意南唐后主李煜遣使游说南汉归宋,后主态度强硬。不久,宋以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行营兵马都总管,朗州团练使尹崇珂为副,发湖南十州兵攻南汉。十四年二月,宋师逼兴王府,后主降,南汉亡。
(二)南汉与吴、南唐的关系
吴国是十国中最强大的国家,直接与中原相邻,周边吴越、闽、楚等国多奉中原正朔。为了对付楚、闽两国,南汉与吴国在五代初就结成同盟,互相声援支持。乾亨初,刘岩称帝,派客省使刘瑭出使吴国,告知南汉建国,并劝说吴王杨演隆即帝位。
吴天祚三年(南汉大有十年),李昪受吴禅让,建立南唐。当年十二月,派使者到南汉告知他已即位,刘岩即派集贤殿学士邹禹谟至南唐祝贺。其后,两国使节往来频繁,双边关系亲密。
虔州地处南唐南陲,是出入五岭的门户,南汉使者进入南唐必经此地,南唐于该地置百胜军节度使,“南汉使者往来,节度使当燕劳问遗。”南唐初年,庐江人王安为百胜节度使,由于王安与南汉刘氏祖先刘仁安同名,“犯汉王祖讳”,李昪特赐王安名会,以避其讳。[17]可见南唐对南汉的重视与友好。
大有十五年,高祖去世,殇帝即位,“欲续邻好”,派萧规“告哀于南唐”;不久,又派法物使公孙总出使南唐告即位,“同时两使,南唐人盛称殇帝能笃睦邻之谊云”。[18]
南唐保大年间,中主李璟一反“保境息民”成策,先后出兵攻打闽、楚两国。乾和间,南汉、南唐都出兵伐楚,为争夺郴州,两国发生军事冲突,结果南汉取得胜利,从楚国手中夺得桂管,在南唐手中取得郴州与桂阳监,关系相当紧张。不过,此时南唐国势大不如以前,不久复失湖南,乃“绝南顾之意”。[19]
南汉、南唐毕竟曾经是友好邻邦,有共同的利益。大宝末,南唐主李煜致书南汉后主,称两国“情若弟兄,义同交契”,有“累世之睦,祖考之盟”。[20]这是对两国关系的高度概括。
南汉、吴(南唐)两个南方大国长期结盟,使楚、闽等国不敢轻举妄动,达到牵制敌方、平衡势力的目的。同时,两国结盟,“阻塞梯航”,切断了中原王朝与吴越、闽的通道,构成中原系统诸国交往不易逾越的屏障,导致“吴越贡献,朝廷遣使,皆由登、莱泛海”,“岁常漂弱其使”。
大宝十三年,南唐后主李煜按照宋太祖的旨意,派陈省躬出使南汉,游说南汉向宋称臣,刘鋹不从。不久李煜再次派知制诰龚慎仪持书使南汉,要刘鋹息兵,行“玉帛朝聘之礼”,“俱事中朝”;刘鋹得书,极为愤怒,写信痛斥李煜助纣为虐,表示坚不附宋,并把龚慎仪囚禁起来,两国因而绝交。南汉灭亡后,龚慎仪才回到江南。[21]
(三)南汉与楚、湖南的关系
唐末,岭南各地存在不少武装割据势力。刘岩继位时,交州曲颢、邕州叶广略、容州庞巨昭分据诸管、自擅兵赋。高州刺史刘昌鲁、新州刘潜及江东七十余寨,皆不服节制。湖南马殷夺取桂管,把势力伸入岭南,并支持庞巨昭、刘昌鲁对抗刘岩。虔州卢光稠派兵攻岭上,其子延昌占据邵州,其弟光睦占据潮州,对刘岩造成直接威胁。开平初,刘岩采取各个击破策略,集中兵力,首先扫平了不服统制的江东七十余寨、邕州叶广略、新州刘潜,“并二州之地,更置剌史”。乾化元年,卢延昌为黎球所杀,黎自立为镇南节度使;不久,黎球卒。刘岩乃乘机攻取韶州,东收潮州。同年,刘岩夺取容州,高州势孤力薄,不战而下。岭南除桂管、安南之外,大部分纳入刘氏管辖范围。
钱俨《吴越备史》谓:“天祐以后,中原多事,西川王氏称蜀,邗沟杨氏称吴,南海彭城氏称汉,长汉王氏称闽,皆窃大号,或通姻戚,或达聘好。”[22]自从基本控制岭南大局后,刘岩采纳杨洞潜、赵光裔等一班谋臣的计策,通好邻藩,保境息民。乾化二年,后梁以右散骑常侍韦戬为潭广和叶使,调解马殷与刘岩之间的冲突,刘岩接受调解。三年,刘岩采纳杨洞潜的建议,主动向马殷表示善意,娶其女越国夫人马氏,立为皇后,五岭南北保持一段时间和平共处。史载“梁唐之世,天下大乱,而岭海小康,民不受兵,洞潜与光裔之力也。”[23]刘氏“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24]
后唐天成五年(南汉大有元年),马殷卒,马希声继位,南汉与楚国关系又趋紧张。大有六年,楚发水军攻封州,南汉派大将苏章领神弩军3000人,战舰100艘往救,在贺水大破楚军,改变了五代以来对楚国采取守势的国防局面。七年,马皇后卒,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九年四月,南汉派将军孙德成攻蒙州,进袭桂州,为楚军击退。十二年,刘岩派谏议大夫李纾出使楚国,重修旧好,楚亦遣使回聘。马殷另有一女,嫁吴越文穆王之弟钱传璛,传璛卒,寡居;十四年,南汉高祖派摄太尉、工部侍郎卢膺为使,会同马希范的使节中军使欧阳练,前往吴越,迎娶马氏,以为继室,马氏誓不相从,遂罢。[25]
其后,马希范、马希广兄弟先后继位,非暴即懦,楚国已呈乱势,在与南汉较量中处于劣势。刘岩认为灭楚时机成熟,派使者到南唐,相约合攻楚国,瓜分其土,唐主李昪没有答应。
乾和六年,南汉中宗遣工部侍郎钟允章聘于楚,向楚求婚,楚王不许;允章还,中宗怒,发兵攻楚。同年十二月,南汉以内常侍吴怀恩为开府仪同三司、西北面招讨使,与巨象指挥使吴珣将兵伐楚,攻贺州,拔之;败楚将徐知新等,南汉兵乘胜攻昭州,陷之。吴珣派兵掠全州而还。乾和七年,荆南遣使南来,相约与淮南分兵攻楚,瓜分楚国。楚王马希广为其弟希萼所逐,希萼自立,“杀戮无度,纵酒荒淫,”部下离心离德,百姓怨声载道。乾和八年,中宗派西北面招讨使吴怀恩屯兵北境,伺机伐楚;楚国遣指挥使彭彦晖帅兵屯桂州防备。九年十一月,楚国桂州都监彭彦晖与知桂州马希隐内讧,南汉军队不战而下蒙州,连陷全州、桂州,乘势取宜、连、梧、严、富、柳、龚、象八州,“南汉始尽有岭南之地”。
与此同时,南唐亦派大将边镐攻楚,虏楚王马希萼,楚亡。十二月,南汉复派内侍省丞潘崇彻、将军谢贯将兵攻郴州,大败南唐武安节度使边镐于义章,遂取郴州和桂阳监。至此,南汉不仅尽复桂管之地,而且拓疆至岭北,版图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全部及湖南、贵州、云南一部。
不久,南唐在湖南的统治瓦解,刘言、王逵控制大部分地区。乾和十年十二月,南汉大将潘崇彻大败武安节度使王逵于义章之蠔石。十一年,南汉军队掠全州而还。宋平湖南后,南汉军队多次进攻潭、道等州,均为宋军击退。
(四)南汉与闽、吴越、南平、前后蜀、南诏等国的关系
闽国地处海滨,“自以国小地僻,常谨事四邻。”[26]后梁开平四年,闽主王审知遣使入岭通好。乾化元年,广帅刘隐卒,王审知派使者到广州致祭,“表同盟之心”,“永言欢好”。[27]贞明三年,王审知再派使节来广州,为其次子、牙内都指挥使王延钧提亲,刘岩以次女清远公主刘华妻之。闽人派宦官林延遇置邸于番禺,掌国信。史载刘氏有殊色,延钧嗣位后,立刘氏为后,但不得宠;延钧宠爱其父王审知之才人陈金凤,且立为淑妃,嬖之专房。永和元年(南汉大有八年),刘氏被废。卒葬福州城北莲花峰。
王审知之后,闽汉关系趋于冷淡。乾亨七年四月,刘岩听信巫者言,前往敬州梅口镇避灾,该地西界闽国,闽将王延美带兵偷袭,刘岩侦知,遽止。八年四月,刘岩亲率大军攻闽,屯兵汀、漳境上,为闽军击退。此后南汉与闽及清源“人使不通”。
吴越地狭兵少,长期打着“奉事中国”旗号,与吴、南唐抗衡。吴越与南汉不相邻,但有海路相通,常有贸易往来。后梁贞明五年,末帝任命吴越王钱鏐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发兵讨南汉;钱鏐不愿得罪南汉,佯为受命,而以“山川隔越,地方扰攘”为词,按兵不发。[28]其后,刘岩以父兄之礼事钱鏐,互通聘好。乾化四年,刘岩派陈用拙出使吴越。大有六年,钱鏐卒,刘岩遣左仆射何瑱至吴越致祭,大得文穆王钱元瓘的欢心。
后梁开平初年,陕州人高季兴据有荆南,因地小兵弱,与梁、蜀、吴、南唐为邻,靠卑词厚币,四向称臣,以图自保。南汉建国,南平亦遣使称臣,以求赐予。
南平虽不与南汉为邻,但却是南汉牵制楚国的盟友。刘岩称帝前,曾派王定保出使荆南,通聘好。乾和七年,荆南派使者到南汉、南唐,相约合兵伐楚,瓜分湖南,但最终没达成。
前后蜀是西南大国,乾亨元年,南汉曾派使节至蜀通好,但后来不见有外交往来。
南诏在唐中后期曾兴盛一时,多次侵扰剑南、岭南,造成西南边疆局势长期紧张。唐末南诏内乱,郑氏大长和政权不再扰边。前蜀建立后,南诏通中原的道路受阻,为打破孤立隔绝局面,南汉白龙元年,大长和郑仁旻派遣其弟昭淳前往南汉求婚,刘岩以增城公主妻之。长和之后,赵善政建立的大天兴、杨干贞建立的大义宁、段思平建立的大理国,都与南汉相安无事。
注释:
[1]藤田豐八:《南漢劉氏の祖先につきて》,《東洋學報》第六卷,第274-257頁,大正五年(1916);桑原骘藏著、陈裕青译:《蒲寿庚考》,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十八年,第76-77页;河原正博:《南漢劉氏祖先考》,《東洋學報》第三十一卷,昭和二十二年(1947),第491-511頁;又见同氏著《漢民族華南發展史研究》,吉川弘文馆,昭和五十九年,第229-253頁;李東華:《五代南漢的對外關係》,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六辑,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7年,第45-46頁。
[2]《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卷三《尚书户部》。
[3]《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4]《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
[5]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十,韩愈《南海广利王庙碑》。
[6]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一。
[7]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九十九《分岭南为东西道敕》。
[8]《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九,后梁均王贞明三年。年号?
[9]参见陈存洁:《新发现的后梁吴存锷墓志铭考释》,《文物》1994年第八期。
[10]王夫之:《宋论》卷一。
[11]李焘著、黄以周等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宋神宗熙宁二年七月壬午。
[12]《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
[13]《五国故事》卷下《伪汉彭城》
[14]《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伪×刘陟列传》,梁廷枏:《南汉书》卷十二《何词传》。
[15]陶谷:《清异录》卷上。
[16]梁廷枏:《南汉书》卷十五《邵廷琄传》。
[17]陆游:《南唐书》卷六《王会传》。
[18]梁廷枏:《南汉书》卷十二《何词传》。
[19]《五国故事》卷下《伪汉彭城》。
[20]《全唐文》卷八百七十六,潘佑《为李后主与南汉后主书》。
[21]陆游:《南唐书》卷六《龚慎仪传》。
[22]钱俨:《吴越备史》卷二《武肃王下》。
[23]郭棐:《广东通志》卷三十二《郡县志·南雄府》,万历三十年刊本。
[24]《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伪×刘陟列传》
[25]钱俨:《吴越备史》卷三《文穆王》。
[26]《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
[27]《全搪文》卷八百二十七,黄滔《祭南海南平王》。
[28]钱俨:《吴越备史》卷三《武肃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