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对外关系与海外贸易

三、笼络蕃商：南汉朝廷与南海贸易

　　广州是唐朝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1]“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2]阿拉伯文献记载说，广州是阿拉伯人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3]乾符六年，黄巢率农军攻占广州，对这一港口的贸易造成重大打击。阿拉伯著述记述，战乱中外国商民死难者数以万计，导致外国商人一时不敢前来广州，而改在马来半岛西岸的箇罗与中国商人贸易。因此，“从尸罗夫港到中国的航运也中断了。”[4]

　　唐末政令通行区域越来越小，国内强藩林立，“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而已。”[5]朝廷对岭南的陷落非常重视。1955年，陕西西安西郊小土门村出土了《唐故南内留后使承奉郎行内侍省内仆局令上柱国赐绯鱼袋陇西李府君(令崇)墓志铭》，记载了黄巢攻占岭南后唐朝两次遣使出抚的情况。光启元年三月，唐僖宗“再复上京，留心五岭，欲将圣旨宣劳远人，乃命特进弘农杨公使焉。”以恢复岭南局势，争取岭南在财政上支持中央。[6]大顺以后，刘崇龟、陈佩、李知柔、徐彦若相继节度岭南，成为坚定支持朝廷的藩镇。《新五代史》云：“唐末，南海最后乱，僖宗以后，大臣出镇者，天下皆乱，无所之，惟除南海而已。”[7]

　　在相对稳定的局势里，广州贸易很快恢复旧观。景福二年，昭宗授左军都指挥使检校司徒平章事陈佩广州节度使制称：“涨海奥区，番禺巨镇，雄蕃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8]刘蜕《献南海崔尚书》云：“南海实筦榷之地，有金珠贝甲修牙文犀之货。”[9]

　　刘隐是在唐末国内动乱、岭南一隅相对稳定大势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刘氏加清海、静海节度使后，掌握了包括外贸管理和市舶之利等地方大权。为讨好朱温，刘隐进献了大批海外珍异。开平元年五月，刘岩“进奇宝名药，品类甚多；”十月，“又进龙脑腰带、珍珠枕、玳瑁、香药等；”十一月，“进龙形通犀腰带、金托裏含棱玳瑁器百余副，香药珍巧甚多；”四年七月，“贡犀、玉，献舶上蔷薇水；”乾化元年十二月，“贡犀、象、奇珍及金银等，其估数千万。”[10]刘氏进献海外珍物之多，诸国一时无与比拟，说明岭南对外贸易之兴盛。

　　后梁乾化元年，刘隐卒，刘岩继位。其时刘氏势力坐大，后梁已无法控制岭南。贞明三年十一月一日，刘岩在广州称帝，改国号大越。后梁末帝以叛逆之名，诏命吴越王钱镠为天下兵马招讨使，征讨刘岩，当时刘岩的官职为“清海、静海等军节度使岭南东西道观察处置供军粮料市舟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兼中书令持节都督广州刺史上柱国南平王”，[11]市舟使即市舶使。唐代于广州设置市舶使，其选官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岭南节度使或监军使兼任，二是宦官或专官充任。唐中后期，岭南节度使作为地方军政长官，对地方事务几乎拥有全权，广帅“节度五岭诸军，仍观察其郡邑，于南方事无所不统。”[12]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云：

　　唐制岭南为五府，府部州以十数，其大小之戎，号令之用，则听于节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番舶使焉。内之幅员万里，以执秩拱稽；外之羁属数万里，以译言贽宝，岁帅职贡。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广州。[13]

　　岭南节度使兼管市舶，是顺理成章的。当然中唐以后也常以监军兼任市舶使，在地方很有势力。

　　南汉积极向海外发展势力，“阻塞梯航，徒惑远方”，最大限度掌握南海贸易。乾亨二年秋，高祖派大将梁克贞、李守鄘攻交州，破之，缚静海节度使曲承美而归。十月，又派梁克贞帅舰队远征占城，“胁以兵威，载宝以还，”使“海外皆慑服。”[14]不过，南汉对交州的统治好景不长，大有四年，交州得而复失；此后，交州先后为爱州将杨廷艺、交州将皎公羡、吴权所占据，与南汉保持藩属关系。

　　1997年，印度尼西亚印坦(Intan)海域发现了一艘10世纪的沉船，打捞出不少与南汉有关的珍贵遗物(后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杜希德(DenisTwitchett)教授、英国剑桥大学思鉴(JaniceStargardt)教授对沉船遗物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将行政中心定在广州、积极参与贸易的南汉，“不但恢复了与南海国家的跨国交流，而且继续使用唐代政府管理舶来品交易的系统。”[15]此话不无道理，鼓励通商，发展海外贸易确实是南汉的一项基本政策。

　　北宋熙宁二年，宋神宗给发运使薛向、副使罗极手诏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有笼海商得术也。卿宜创法讲求，不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中国，亦壮观一事也。”[16]这里的“钱”与“刘”，乃指吴越钱氏和南汉刘氏，两国都很重视对外贸易，笼络海商，前者主要发展对日本贸易，后者主要发展对南海贸易。

　　大宝七年，陈守中撰《大汉韶州云门山大觉禅寺大慈云匡圣宏明大师碑铭》，至今仍存在翁源云门寺。碑铭记载大宝六年后主刘鋹派韶州都监军府事梁延鄂，会同本府官员往翁源云门山开塔，内侍监秀华宫使李托至云门寺迎文偃真身入宫的故事，其中说道：“许群僚士庶，四海蕃商，俱入内廷，各得观瞻。”[17]证明外国商民在兴王府享有居留贸易自由，受到优待。

　　广州东南80里有古斗村，又称扶胥港，江宽水深，风平浪静，是天然的优良港湾。史载“南海，在县南，水路百里，自州东八十里有村，号曰古斗；自此出海，浩淼无际。”[18]隋置南海镇，开皇十四年建南海神祠于镇南。海舶出海之前，必在此祭祀海神。唐天宝十载，玄宗封南海神为广利王，“祝号祭式，与次俱升；”“常以立夏气至，命广州刺史行事祠下。”[19]大宝七年，后主尊南海神为昭明帝，“庙为聪正宫，其衣饰以龙凤。”[20]南海神封号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显示南汉王朝对海外贸易的高度重视。

　　明人顾炎武云：“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21]唐天宝以后，广州蕃坊聚集着为数众多的外国侨民，形成“与夷人杂处，”“与海中蕃夷、四方商贾杂居”的特色。南汉时兴王府蕃坊继续存在，并且有阿拉伯人居留。美国著名中世纪专家汤普逊(JamesWestfallThompson)说，在9-12世纪的400年中，中国坎富(即广府，今广州)的“阿拉伯殖民地”(蕃坊)和中国人间的政治关系，除了9世纪末一度微有裂痕外，继续保持着和睦状态。[22]

　　五代宋初人陶榖《清异录》记载后主时后宫有波斯女，“年破瓜，黑腯而慧艳，……鋹嬖之，赐号媚猪。”[23]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此波斯女来自西域波斯：

　　唐宋记录中之波斯，每欠明晰，致西域之波斯(Pesia)时与南海之波斯(苏门答剌岛北岸之Pasé)相混。最近老弗(Laufer)氏于《马来之波斯及其出产》一文中，曾将此两波斯，略为究明其区别。然本章所论之波斯妇，究为西域者，抑南洋者，尚难确定。《岭外代答》卷三“西南海上波斯国，其人肌理甚黑。”此南洋之波斯也。南汉刘鋹所宠波斯女，肌肤黑色，似南洋产矣；然西域之波斯人，其唐宋时来华者，多为波斯湾滨海之Sîrâf及Hormuz人；此两处人，肌肤亦黑(俞尔、考地尔《马哥罗》一卷百八页及奥士里《伊本好卡而东方地志》百十四页)故仅就肤黑一端，不能断波斯妇为南洋女也。[24]

　　唐代牙人又称牙侩、牙郎，是商品交换买卖双方居间说合的中介人，活跃于商业各个部门，形成行会性质的牙店或牙行，有官牙与私牙之分。天宝七载鉴真和尚东渡日本被风飘至海南，有“经纪人往报郡”。[25]这里的经纪人显然就是牙人，而且应该是官牙，说明牙人活跃于海外贸易与对外交往领域。陶榖《清异录》谓：

　　鹰觜香，番禺牙侩徐审与舶主何吉罗洽密，不忍分判，临岐出如鸟嘴尖者三枚，赠审曰：“此鹰觜香也，价不可言；当时疫于中夜，焚一颗则举家无恙。”后八年，番禺大疫，审焚香，阖门独免。余者供事之，呼为“吉罗香。”[26]

　　记录了南汉牙人在广州的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南汉贸易的情况。

注释：

[1]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一《送郑尚书序》。

[2]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一《送郑尚书序》。

[3]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第7页。

[4]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第95页。

[5]《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6]李庆新：《西安出土几方唐代墓志中之岭南资料》，《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0-148页。

[7]《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南汉世家》。

[8]《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七，陆扆：《授陈佩广州节度使制》。

[9]《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九。

[10]《旧五代史》卷三至五《梁太祖纪》。

[11]钱俨：《吴越备史》卷二《武肃王下》。

[12]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十，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该碑现仍存于广州南海神庙。

[13]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

[14]梁廷枏：《南汉书》卷十一《梁克贞传》。

[15]杜希德(DenisTwitchett)、思鉴(JaniceStargardt)：《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3-432页。

[16]李焘著、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宋神宗熙宁二年七月壬午。

[17]吴兰修：《南汉金石略》卷二，陈守中《匡圣宏明大师碑铭》。

[18]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四《岭南道广州》。

[19]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十，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

[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宋太祖开宝四年六月辛未。

[2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广东·杂蛮》。

[22]汤普逊(JamesWestfallThompson)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66、467页。

[22]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115、118-119页。

[23]陶榖：《清异录》卷上。

[24]桑原骘藏著、陈裕青译：《蒲寿庚考》，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十八年出版，第75页。

[25]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第67页注。

[26]陶榖：《清异录》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