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对外关系与海外贸易
二、刘氏祖籍与族属：汉人，阿拉伯人后裔，还是蛮夷？
讨论南汉海外交通，首先会涉及南汉刘氏祖籍和族属问题。上世纪初，有些日本学者提出刘氏为阿拉伯人后裔或蛮夷的观点，把这一问题引入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
中国正史关于刘氏祖籍的记载，有彭城、上蔡、寿州上蔡三说；而其南迁原因，也有为官、经商、避乱三说。
刘氏祖籍彭城，因当官而居岭南一说，见于薛居正《旧五代史》：“其先彭城人，祖仁安，仕唐为潮州长史，因家岭表。”[1]彭城为河南大郡，隋为彭城郡，武德四年平王世充，置徐州总管府，领彭城等7县。天宝元年改徐州为彭城郡，乾元元年复为徐州。这里是汉朝刘氏起家之地，南汉刘氏号称汉朝后裔，其祖籍自然就在彭城了。刘仁安曾任潮州长史，后来在岭南居留下来。
钱俨《吴越备史》、王偁《东都事略》也认为刘氏是彭城人，不过《东都事略》认为刘仁安在潮州任官不是长史，而是刺史。该书称：“南汉刘鋹，五世祖仁安，唐潮州刺史，其子孙因家岭南。”[2]
刘氏祖籍上蔡，因经商而迁徙岭南一说，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刘隐，其祖仁安，上蔡人也，后徙闽中，商贾南海，因家焉。”[3]唐代上蔡为河南道蔡州属县。撰人不详的《五国故事》认同刘氏祖籍上蔡一说，但先迁到福建仙游，“复迁番禺，因家焉。”[4]迁居原因不详。明弘治《八闽通志》承袭欧阳修的说法，据称在南安县刘店，还有刘安仁墓；“安仁，南汉主袭(龚)之祖，本上蔡人，徙家闽中，卒葬于此。”[5]
不过，欧阳修在另一部著作《新唐书》中，则称刘氏因避乱客居岭南：“刘知谦，寿州上蔡人。避乱客封州，为清海牙将，节度使韦宙以兄女妻之，……”[6]这里所记不仅与《新五代史》不同，而且明显有误。如上所述，唐代上蔡为蔡州属县，而寿州属县并没有上蔡。《旧唐书·地理志》谓：寿州属淮南道，武德初置都督府，领寿春、安丰、霍丘三县。贞观元年，废都督府，又以废霍州之霍山来属。天宝元年改为寿春郡，乾元元年复为寿州，领县四：寿春、安丰、霍山、盛唐、霍丘。[7]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刘氏祖籍彭城、上蔡可能性较大。然而，1916年，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提出刘氏是来自福建、广东大食人后裔的新观点，引起国际史学界的关注和争议。
藤田氏的主要论据是孙光宪《北梦琐言》下面一段记载：
丞相韦公宙出镇南海，有小将刘谦者，职级甚卑，气宇殊异，乃以从女妻之。其内以非我族类，虑招物议，讽诸幕僚，请谏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也，他日吾子孙或可依之。”谦以军功拜封州刺史，韦夫人生子曰隐、曰岩。隐为广帅，岩嗣之，奄有岭表四府之地；自建号曰汉，改名，在位经二纪而终，次子嗣。即京兆知人之鉴非谬也。[8]
韦宙为京兆万年人，北周大司空孝宽的七世孙。父韦丹，累历容管、剑南东川、江南西道观察、节度等使，所至有治绩。韦宙以父荫历官河南府录司参军，拜侍御史，迁度支郎中；卢钧节度太原，表宙副之。出为永州刺史，迁大理卿，拜江西观察使，“政简易，南方以为世官。”咸通二年，迁岭南节度使，时南诏犯交趾，抚兵积备。三年，岭南分东西两道，以韦宙为东道节度使。八年，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9]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表》岭南道广州韦宙任期作咸通二年至九年，[10]则《北梦琐言》所记韦宙以女妻刘谦，当在此期间。
藤田氏从人种角度理解“非我族类”，认为刘氏不是汉族，与吴兰修《南汉金石志》跋《恭岩札记》有关后主刘鋹及二子铸造铁像“状豪恶可憎，俗称番鬼”的记载可以相印证。朱彧《萍洲可谈》谓宋元祐间蕃坊刘氏娶宗女，藤田氏认为，“刘”为“阿拉伯”的音译，即Ala、Ali之对译，刘姓为阿拉伯人，也证明唐宋间广州有阿拉伯人及其后裔居住。[11]
藤田氏此说遭到日本另一位对中外关系颇有研究的学者桑原骘藏的质疑。桑原认为，关于宋元祐间广州蕃坊娶宗女的刘姓人为阿拉伯人的说法，不能用以证明南汉刘氏是阿拉伯人的后裔，相反，宋元祐间广州蕃客的刘姓，可能是南汉所赐，“余谓唐代每以国姓赐外国人，此刘姓回民，或南汉刘氏赐与广州蕃客者，因为得姓之源欤？”[12]
河原正博也不同意藤田的观点，认为如果刘氏是大食人后裔的话，则与刘氏崇佛的事实相悖，因为大食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他更大胆地提出，刘氏是封州出身的蛮酋，适应唐朝羁縻政策，而成为广州的牙将；因军功逐渐增大势力，进军广州，最终君临岭南六十州之地。至于刘氏属于何种少数民族，目前暂难下结论，可能是瑶、苗、獠之类。刘岩被封为南越王，建国时立国号越，第二年始改为汉，这与刘氏为越族有真正的关系。河原氏指出，刘氏自称两汉刘氏后裔，实为附会。[13]与河原氏观点类似，80年代末，刘美菘先生提出刘氏族属为俚僚。[14]
尽管如此，藤田氏的观点还是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认同。80年代，中国学者陶懋炳先生出版《五代史略》，采用了藤田丰八的观点。[15]台湾学者李东华先生认为关于刘氏族属“若能判定何者为是，对了解刘氏家族性格当有关键性的助益”；他以为藤田说“较具说服力”。[16]
笔者认为，南汉刘氏为大食人后裔一说并非无懈可击。例如藤田氏从人种角度解读“非我族类”的意义，不如从唐代门第观念和门户之见去理解更加合理，其实那是一个京兆贵胄(韦氏)如何看待边鄙贱类(刘氏)的问题；藤田氏用未必可靠的推论去印证“番鬼”，进而得出刘氏属于大食人后裔的结论，方法论上是不妥当的。河原氏的“蛮夷说”，也是推论多于实证。在没有更多可靠史料支持的情况下，尤其是还没有资料对新旧《五代史》的传统说法进行“证伪”之前，笔者以为，刘氏“大食人后裔说”或“蛮夷说”，恐怕仍只能是一家之言。
注释：
[1]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伪·刘陟列传》。
[2]王偁：《东都事略》卷十二《伪国·刘鋹传》。
[3]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南汉世家》
[4]《五国故事》卷下《伪汉彭城》。
[5]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七十九《丘墓》，弘治庚戌刊本。
[6]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刘知谦传》。
[7]《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
[8]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三。
[9]欧阳修：《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韦丹附子宙传》。
[10]郁贤皓：《唐刺史考》(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71页。
[11]藤田豐八：《南漢劉氏の祖先につきて》，《東洋學報》第六卷，第274-257頁，大正五年(1916)。
[12]桑原骘藏著、陈裕青译：《蒲寿庚考》，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十八年，第76-77页。
[13]河原正博：《南漢劉氏祖先考》，《東洋學報》第三十一卷，昭和二十二年(1947)，第491-511頁；又见同氏著《漢民族華南發展史研究》，吉川弘文馆，昭和五十九年，第229-253頁。
[14]刘美菘：《南汉主刘氏族属为俚僚》，《历史研究》1989年第五期。
[15]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9页。
[16]李東華：《五代南漢的對外關係》，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7年，第45-4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