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互动 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北京大学考古九十年考古专业六十年学术报告会

考古学文化：对英美及中国考古学方法的思考

      斯蒂夫·申南教授（Stephen Shennan）,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理论考古学教授。他最初着力于欧洲中部青铜时代的考古学研究，后来成为将统计学方法应用于考古学领域的先驱人物。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其主要学术兴趣集中在如何将生物进化论的方法与理论应用到文化变迁的研究中，成为新达尔文学派的带头人。2006年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　

      在缺乏考古学阐释和理论研究的背景下，北大考古教学奠基人之一苏秉琦先生的学术思想，为探讨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及与欧美考古学的比较提供了议题。我将概述苏公的学术思想与西方学术思想、文化史研究之间的相似之处和差异，建议在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上阐释如何用文化史解释过去。
　　
      在欧美的学术传统中，唯一对考古资料中历时性模式进行严肃细部研究的考古学方法是文化史研究。“文化”的特点是由独特的人工制品与时间顺序、地理分布和共存关系所表征的。对此的定义，苏公与戈登·柴尔德的经典定义很接近。欧洲对文化史进行定性描述，而北美对文化史的构建是定量的，但二者的共同兴趣在于描述和解释文化变迁，并使之成为一套假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空间或时间实体确实代表了人类群体的传统，发生的重大变化只能通过传统的替代。而在新考古学看来，理解文化变革的关键是要明白人工制品的生产是人类社会进行适应的手段，而非反映人群更替或文化变迁的产物。在我看来，苏公在其研究领域内很大程度的发展了北欧考古类型学思想（蒙特留斯）。尤其当西方认为中国考古学为历史学科的背景下，苏公对方法论的关注就显得极其重要。苏公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即使在欧美框架下也意义重大，对我也是影响深远。其“分子分析”方法，与北美新考古学异曲同工。当然，区系类型学说对于理解中国文明起源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文化史研究方法与苏公的“分子分析”有很密切的关系。对于文化史中文化演变的研究，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推动达尔文进化论方法和理论的应用。对达尔文理论的采用可为中国考古学将来的工作及其与其他考古学传统的对接提供一个基础，理由是虽然世界各地对不同文化史模式的认识和研究有其伟大成果，但传统文化史的解释机制仍是很薄弱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应用在过去30年来已经成为文化进化理论的重大发展。承认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是考古学必须贯彻的，为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文化史的关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