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互动 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北京大学考古九十年考古专业六十年学术报告会

从东瀛看中国　

      量博满教授，日本上智大学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一生致力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为日本培养了大批重要的中国考古学研究者。早年在东南亚地区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与研究，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与北京大学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主持桐乡普安桥发掘研究项目，大力推动了中国特别是南方地区史前田野发掘技术的提高，对认识和理解良渚文化聚落有着重要的意义。量博满教授还致力于海内外中国考古学成果在日本的推广，为日本学界翻译引介了很多重要的中国考古学著作。　
      考量世界史和人类史的普遍性，中国的历史是不可或缺的。“中国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也应该在考古学的立场上进行考虑。我将站在外国人的角度陈述对中国考古学的若干印象。

      与“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相比，中国考古学的特征更强调“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中国考古学的成长基于这样的特征。以殷墟为契机对金石学、甲骨学等文字资料的欲求，传统金石学、古文字学的基础，加之旅欧、旅美学习人类学的留学生归国，以及中国近代科学思潮，构成了中国考古学发生的背景。当然也有来自古史辩派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创立了考古专业，特定的时代条件与民族、文化的独自性和尊严性诉求，使马克思主义史观成为了指导理论。这在当时对于理解社会发展过程尤为重要，但“见物不见人”的言论也出来了。就考古学与文献史料的关系而言，考古学有考古学自身的方法论，而与文献资料互为唇齿、相互辅助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方向。来自文献的“想法”与考古学的“实证”主义如何整合值得我们深思。
　　
      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诸文化的起源与集成是多元的。回溯“多元论”的发展史，夏鼐先生倡导下的对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绝对年代研究和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学说贡献卓著，影响深远。多元的新石器时代诸文化，在黄河流域如何形成三代文明，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关键课题。苏秉琦先生关于中国国家起源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发展模式的三部曲的思考，是中国考古学对构建世界史作出的理论贡献。
　　
      近年来中国考古学向与自然科学结合的方向发展，科技考古成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从研究成果看来，有一些人类学化的倾向。我曾在1992～1993年与当代两位大学者有过交流。讨论的焦点是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应该如何发展。一方是考古学的人类学背景要求关注周边学科的研究成果，另一方认为传统考古学方法需要进一步深造。这两个讨论既对立又共存，辩证双方相互呼应。这种有特色的中国考古学今后的发展应被认真思量。
　　
      两大学者的讨论激发了我的研究方向，即对世界观（抽象文化、精神文化）的“考古学考察”。这个方向已有先行研究，却并非“考古学的”单纯想象，排除主观前提和解释论，物化表现证明考古资料的必不可少。具体而言，即从考古材料研究中国古代的世界观。“帝-天”观念的形成最初来自对于太阳的崇拜。我最初是对玉石钺的钻孔进行考察，思考其是否为太阳的象征。那个时候花纹置法与造型部分结合的描述，用以研究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负日图和良渚文化阳鸟图。另外，阴阳对立的观念在考古资料中也是存在的。
　　
      人是什么？考虑人的文化和历史是考古学的研究范畴,其研究领域作为文化总体中只能是物质文化部分，这也是从业者的局限。人们用什么言辞,有什么企求,其喜怒哀乐是怎样的事？人类存在的核心问题却是考古研究不可触及的。对抽象文化的探索，考古学有扩大并深入研究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