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家庭消费——《中国家庭史》第四卷第三章第四节

四、行

　　除了安步当车以外，当时的交通工具主要有车、轿、船以及马、驴等牲畜，这些交通工具很早就已出现，明清时期，除了晚清以后引入轮船、火车等西方的近代交通工具外，并无什么实质性的突破，不过随着人口以及社会经济交往的增多，当时的道路建设似乎还是有不少的长进，这一点，通过阅读方志中“津梁”、“桥梁”等部分的记载，就不难体会到。

　　明清时期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等级社会，在各种交通工具的利用以及规模、形制等方面仍有一系列制度上的规定，如，明代规定，在京三品以上者可以乘轿，四品以下不得乘轿，“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清代除杂职人员外，一般文官均可乘轿，但对轿夫与乘舆的装饰有不同的规定。武将一律骑马，只有年过七十的总兵以上官员经皇帝特许后才可以乘轿。庶民可以坐车，但对车身的式样也有规定[1]。不过在实际的生活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交通工具的利用也日渐奢华，违礼逾制也就势所不免。对此，明代中后期松江的何良俊有一比较详细的描述：

　　尝闻长老言，祖宗朝，乡官虽见任回家，只是步行；宪宗朝，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用轿矣。……今举人无不乘轿者矣。董子元云：举人乘轿，盖自张德瑜始也。方其初中回，因病不能看人，遂乘轿以行，众人因之，尽乘轿矣。然苏州袁吴门尊尼与余交，其未中进士时，数来下顾，见其只是带罗帽二童子跟随，徒步而来。某以壬辰年应岁贡出学，至壬子年谒选到京，中间历二十年，未尝一日乘轿。今监生无不乘轿矣，大率秀才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轿矣。其新进学秀才乘轿，则自隆庆四年始也，盖因诸人皆士夫子弟或有力之家故也。[2]

　　在小说《金瓶梅》中，我们看到，那些来访的文官包括内相（太监）无论级别一般都乘轿，西门庆外出一般骑马，他家以及其他一些有力之家的妇女无论有无职衔，基本一律乘轿，连妓女李桂姐等出门，也都乘舆而行。若出远门，则或骑马，或乘轿，比如西门庆曾赴东京陛见，“一路天寒坐轿，天暖乘马”[3]。这是北方，若在南方，由于水网密布，船的重要性无可比拟。吴县的杨引传曾记载船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他说：

　　吾里本水乡，农人恃家之有船，平居则耕种，闻警则全家登船，各撑篙摇橹，星飞雨散。且熟于港之通塞，途之曲折，故三时之务不废也。[4]

　　当然其不会只在战争期间发挥作用，关于船对南方水乡人民生活的重要性，在周作人等现代作家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有着非常明显的反映。比如，丰子恺说：“水乡地方，河流四通八达，这环境骄养了人，三五里路也要坐船，不肯步行。”[5]周作人则言：“除了（绍兴）城内或上山是用轿子，普通代步都是用船。”[6]除了不少家庭备有船只以备出行外，各地还有相当多专门以撑船为业的船户，比如在清代金匮县（今属无锡）荡口的地方，“土人操舟为业者十之五也”[7]。可见船的利用率是非常高的。从《柳兆薰日记》、《坦园日记》等一些史籍来看，当时他们出行，特别是出远门，均是雇船而行，比如柳兆薰和他儿子于同治_：三年（1864）十月初十口雇船户吴岳林，赴南京参加乡试，八天后，抵达南京下关[8]。长沙杨恩寿的《坦园日记》记录他多次外出谋生、游历的经过，每次都是雇船而行，而且在日记中还多记录下每天船行的里程。比如，同治四年（1865）二月，他随其六兄赴广西北流县赴任，帮助其兄处理刑名、钱粮等事务。他们一行于二月十九日雇船出发，当天行六十罩，以后每

　　天航行的里程慢的时候四十里，最快的El子则达到二百二十五里，一般都在七十里至一百里之间。四月二十二日，在东津上岸，然后雇轿而行，至二十七日抵达梧州。途中除在阳朔停留了十四天外，其余的近两个月基本都是在船中度过的。[9]当然，即使是在南方，船也不是唯一的长途交通工具。康熙年间徽州的詹元相在日记中也记载赴南京赶考的经过，除了船，他还利用了驴和轿子等多种工具。詹元相生于康熙九年（1670），是徽州府婺源县的一介生员，他的口记残本开头就记载初十日（几月不明），同法起叔起程赴南京参加乡试。他们先乘轿至溪口。第二天，搭船至屯溪。十二日，三人包了一个到杭州的船舱，共付银六钱。十九El抵达杭州，勾留一日，第二日中午至杭州的北新关，订好前往丹阳的船，每人支银三钱六分。二十一日早，起程，二十六日中午，抵丹阳县，留一宿。二十七日，骑驴经句容县，翌日达到南京。但这一科考试，他第一场即发病，后两场遂缺席未考。等诸友考毕，于次月二十日雇轿回家，共花银三两二钱，而族人中叔公、法叔则步行，与他一同回家。[10]

　　从以上罗列的资料中，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士人等中上阶层人士出行的一般情况，他们出行，北方都乘车、轿或骑马，南方短途乘轿亦不在少数，但出远门的话，则以坐船为主，像上面谈到的詹元相，归途雇轿是因为生病。

　　当然，也有徒步出行的。出行的费用似乎不算很贵，据詹元相的说法，他从婺源到南京，坐船共花银五钱六分，其他骑驴等的费用未加说明，大概数量不会大，单程的总花费大约为六七钱，也就是相当六七十斤米的价钱。这对士人地主家庭来说，应该不算多。而对一般普通家庭来说，行在家庭消费中应该更是无足轻重，或者干脆说，对于多数普通家庭来说，根本就不用为行而花钱。这是因为，一者普通家庭出行的机会较少，其次，即使出行，恐怕也多是步行。比如，在山东昌乐，“行路，多以安步当车为要义”[11]。在河北邯郸，“乘坚策肥，颇不多见，以安步当车为最多。……妇孺走亲，或乘骡、马、驴，或乘大、小车，中下之家，徒行者究属多数”[12]。可能正因此故，民国以前的方志的风俗志中很少论及行的情况，这正如民国时期的一些方志中所指出的：“民国以来，乃知衣、食、住三要素尚不足满人生之需要，行之不可不讲也。”[13]大概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现代一些研究者在讨论农民的消费时，完全没有顾及出行的费用[14]。

注释：

[1]参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十五《舆服志一》；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第208页。

[2]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l‘五《正俗二》，中华书局l959年版，第320页。

[3]齐烟、汝梅点校：《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七十回，第966页。

[4]杨引传：《野烟录》，见《太平天围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第l78页。

[5] 《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二，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6] 《乌篷船》，《周作人散文》第一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7] 徐珂辑：《清稗类钞·孝友类》，第五册，第2424页。

[8] 柳兆薰：《柳兆薰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中华文史论丛》增刊），第341页。

[9] 杨恩寿：《坦园日记》卷三《北流H记》，上海古籍出版社l983乍版，第94～116页。

[10] 詹元相：《畏斋日记》，载《清史资料》第四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l85—188页。

[11]民国《昌乐县志》，见丁世良、赵放主编：《巾国地方志民俗资料?[编·华东卷》上，第199页。

[12]民国《邯郸县志》，见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441页。

[13]民国《续广饶县志》，见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上，第193页。

[14]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载《中国经济史研究》l996年第3期；徐浩：《清代华北农民生活消费的考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l999年第l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