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的中兴与运河——《唐宋帝国与运河》第五章
第五章 大唐帝国的中兴与运河
上述安史乱后大唐帝国日渐衰微的势运，到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又有了转机。宪宗自即位以后，于元和“元年，平夏州（在今陕西横山县西）。二年，平蜀斩（刘辟）。三年，平江东斩（李）锜……五年，擒史宪诚，得泽（今山西晋城县）、潞（今山西长治县）、邢（今河北邢台县）。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来受常贡。十二年，平淮西，斩（吴）元济。十三年，王承宗献德（今山东陵县治）棣（在今山东惠民县南十里），人租税，沧（在今河北沧县东南四十里）景（在今河北景县东北四十里）除吏。十四年，平淄青，斩（李）师道，得十二州”[1]。总之，自安史乱后专门打击中央政权的藩镇及军人，宪宗都以武力及其他手段来一一征服，使之顺从中央的政令。这样一来，中央政权日趋巩固的结果，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日渐衰微的势运遂复振兴，故史家称宪宗为中兴之主。
关于宪宗中兴的业绩，《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云：
史臣蒋系曰：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顾谓宰相曰：“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览国史，乃知万倍不如先圣!……”……自贞元十年已后，朝廷威福曰削，方镇权重。……讫于元和……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宪宗）而已。
又同书卷一六《穆宗纪》云：
史臣曰：……昔章武皇帝痛国命之不行，惜朝纲之将坠，乃求贤俊，总揽英雄，果能扼大盗之喉，制奸臣之命。五十载已终之土，复入提封；百万户受弊之甿，重苏景化。元和之政，几致升平。
现在我们要问：安史乱后日渐衰微的大唐帝国，为什么到了宪宗时代又复中兴起来?关于此点，原因固然有种种的不同，但运河之复能充分发挥连系南北的作用，却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
宪宗时代运河所以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主要由于跋扈军人对于运河航运阻扰的停止。上述贞元年间常常阻扰运河航运的汴州军乱，自贞元十六年韩弘在那里坐镇，大诛乱兵后，即告停止。自此时起，直至元和年间，位于南北交通要冲的汴州，既然不像过去那样时常发生兵乱，运河自可因畅通无阻而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密切连系起来。
为着要制止足以阻扰运河航运的汴州军乱，政府于贞元十五年八月任命韩弘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2]。他视事数月后，便整顿军纪，把乱兵常羽大量斩杀。自此以后，在他坐镇的二十一年内，汴州绝无兵乱。《通鉴》卷二三五云：
宣武军自刘玄佐薨，凡五作乱。士卒益骄纵，轻其主帅。韩弘视事数月，皆知其主名。有郎将刘锷，常为唱首。（贞元十六年）三月，弘陈兵牙门，召锷及其党三百人，数之以数预于乱，自以为功，悉斩之，血流丹道。自是至弘入朝（胡注：宪宗元和十四年，韩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无一人敢欢呼于城郭者。
又《旧唐书》卷一五六《韩弘传》云：
汴州自刘士宁之后，军益骄恣。及陆长源遇害，颇轻主帅。其为乱魁党数十百人，弘视事数月，皆知其人。有部将刘锷者，凶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于衙门，召锷与其党三百，数其罪，尽斩之以徇血流道中。……自是讫弘入朝，二十余年，军众十万，无敢怙乱者。[3]
韩弘坐镇汴州对于运河航运安全的贡献，政府也很知道。宪宗《与韩弘诏》（《白氏长庆集》卷四。）云：
敕韩弘：任光辅至，省所陈请，具悉。卿文武全略，邦家重臣，自居大藩，厥有成绩。辑宁百姓，严整三军，使予无忧，惟尔之力!省兹章奏，恳愿朝宗，诚嘉深衷，难遂勤请。朕以梁宋之地，水陆要冲，运路咽喉，王室藩屏，入疲易散，非卿之惠不能安，师众难和，非卿之威不能戢。众方悅附，人又知归，镇抚之间，事难暂辍。虽恋深双阙，积十年而颇劳，然倚为长城，捨一日而不可。勉卿忠力，布朕腹心。宜体所怀，即断来表。
为着要加强运河对于南北的连系，政府除?肖极的制止汴州兵乱外，又积极地整顿江淮各地的财赋，以便每年由运河向北输送的物资能有大量的增加。负责整理江淮财赋的人是程异。由于诸道盐铁转运使王播的推荐，他亲到江淮诸道，取得各地方长官的合作，结果搜括到不少的财赋，以应付政府因征讨藩镇而激增的巨额经费的开支。
因为要征讨藩镇，收复失地，宪宗早就蓄积财赋，以应付随战争规模的扩大而起的巨额军费的支出。《通鉴》卷二三八载元和五年十二月：
己丑，以（李）绛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绛尝从容谏上聚财。上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
当日政府蓄聚的财赋，主要来自江淮各地。程异被任为盐铁转运副使，充当王播的助手后，便亲自到江淮各地来整理地方财政，以增加政府的收入。《新唐书》卷一六七《王播传》云：
进刑部侍郎，领诸道盐铁转运使。……帝讨淮西也，切于馈饷，播引程异自副。异尤通万货盈虚，使驰传江堆，裒财用以给军兴，兵得无乏。[4]
又《册府元龟》卷四八四云：
（元和）十二年正月甲申，盐铁转运使王播奏：“伏以军兴之时，在系财赋；国用之本，出于江淮。顷者刘晏掌领盐铁租庸，每自巡按，至于钱谷利病，州县否臧，随以上闻，使得厘革。臣缘在城务重，不获躬行。伏望遣臣副使程异，特以诏命，出巡江淮。其诸州府上供钱米，如妄托水旱，辄有破除，伏请委程异一切勘实闻奏。其度支户部并臣当司合送上都行营钱物，并令急切催促。其远年逋欠，亦委具可征之数闻奏。”从之，因令异与淮南、浙东、宣歙、江西、河南、岭南、桂管、福建等道观察使计会，各减常用，去浮费，取其羡助军。
按程异过去曾经改革过江淮赋税的流弊，如今奉诏出巡整顿，当得到各地方长官的合作后，成绩自然很好。《旧唐书》卷一三五《程异传》云：
累检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两税使。……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入为太府少卿，太卿，转卫尉卿，兼御史中丞，充盐铁转运副使。时淮西用兵，国用不足，异使江表以调征赋，且讽有土者以饶羡入贡。至则不剥下，不浚财，经费以贏，人颇便之。[5]
又《册府元龟》卷四八五云：
李鄘宪宗时为淮南节度使。元和十一年，以军兴，进绢三万匹，金五百两，银三千两，以助军。十二年，又进助军绢三万匹。时朝廷以兵兴国用不足，命盐铁副使程异乘驿谕江淮诸道，俾助军。鄘以境内富贵（《旧唐书》作实），乃大藉府库，一年所蓄之外，咸贡于朝。诸道以鄘为倡首，悉索以献。自是王师无匮乏之忧。[6]
又元和十二年，（程异）至自江南，得供军钱一百八十五万贯以进。[7]
又《旧唐书》卷一六二《李脩传》云：
时宿师于野，馈运不集。浙西重镇，号为殷阜。乃以脩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令设法鸠聚财货。淮西用兵，颇赖其赋。
又同书卷一六二《王遂传》云：
用兵淮西，天子借钱谷吏以集财赋，知遂强干，乃用为宣州刺史，宣歙观察使。……及郓贼诛，遂进羡余一百万。上以为能。[8]
这些在江淮各地搜括到的大量的财赋，除一部分由淮人颍运往郾城（今河南郾城县南），以供应征讨淮西的军队[9]外，其余大部分均由运河向北输送，集中于河阴，以便各地军费开支之用。为着要援救正在被中央军队围攻的淮西吴元济，河北山东的藩镇王承宗李师道曾于元和十年秘密派人前往焚烧河阴转运院的仓库。可见在河阴集中的江淮财赋，实是当日政府征讨藩镇的一大动力。幸而这次被焚毁的钱米布帛，数量虽然不少，事实上只是在那里集中的江淮物资的一小部分；因为程异在江淮各地搜括到的财赋，是在这次放火之后（元和十二年）才运往的。
由运河北运而集中于河阴的物资，在元和年间曾大量的用来供应征讨淮西和淄青的军队。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五七《唐故朝议郎侍御史内供奉盐铁转运河阴留后河南元君墓志铭》云：
留务河阴，加侍御史，赐绯鱼袋。元和十四年，以疾去职。……其在河阴也，朝廷有事于淄蔡，累百万之费一出于是。朝令朝具，夕发夕至者，周五星岁而后功成役罢。凡主供馈之百一于君者，皆以课迁。唯君终不言赏，赏亦不及。
河阴在当日征讨藩镇的军队的给养上所处地位既然这样重要，与淮西藩镇互相勾结的王承宗及李师道，便在政府讨伐吴元济的时候，派人潜往河阴，于黑夜中暴动，大规模地纵火焚烧贮藏在那里的仓库中的物资。《新唐书》卷二一一《王武俊传》附《承宗传》云：
及吴元济反，承宗与李师道上书请宥，教其将尹少卿为蔡游说。见宰相语不逊，武元衡怒叱遣之。承宗怨甚，与师道谋，遣恶少年数十曹伏河阴，乘昏射吏；吏奔溃，因火漕院。人趣火所，斗死者十余辈。县大发民捕盗，亡去不获。凡败钱三十万缗，粟数万斛。[10]
又同书卷二一三《李师道传》云：
帝（宪宗）讨蔡，诏兴诸道兵而不及郓。师道选卒二千抵寿春，阳言为王师助，实欲援蔡也。亡命少年为师道计曰：“河阴者，江淮委输。……请烧河阴敖库，……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师道乃遣客烧河阴漕院钱三十万缗，米数万斛，仓百余区。[11]
又《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载元和十年三月：
辛亥，盗焚河阴转运院，凡烧钱帛二十万贯匹，米二万四千八百石，仓室五十五间。防院兵五百人营于县南，盗火发而不救，吕元膺召其将杀之。自盗火发，河阴人情骇扰。
又同书卷一四五《吴少诚传》附《元济传》云：
元济遣人求援于镇州王承宗，淄郓李师道。二帅上表于朝廷，请赦元济之罪。朝旨不从。……承宗、师道遣盗烧河阴仓。
又《通鉴》卷二三九云：
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恒郓。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元济。上不从。……师道素养刺客奸人数十人，厚资给之。其人说师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粮储。今河阴院积江淮租赋，请潜往焚之。……此亦救蔡一奇也。”师道从之。自是所在盗贼窃发。（元和十年三月）辛亥暮，盗数十人攻河阴转运院，杀伤十余人，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二万余斛。于是人情恒惧，群臣多请罢兵。上不许。
又《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全唐文》卷六二）《令百僚议征李师道敕》云：
李师道潜包祸心，伪布诚恳，缘自淮西用兵已后，衍釁屡彰，累有疏陈，请舍凶逆。……又使其徒烧劫河阴仓库，沮国大计。……凡此罪名，皆当不赦。
又同书卷一二○（《全唐文》卷六一）《讨李师道诏》云：
顷属问罪蔡上，征师合围，助彼寇雠，敢为影援，阴通信使，密致帛书，累抗表章，请舍元恶。所图不轨，事匪一端。遂致……焚劫内库，扰动河阴。皆欲挠军旅之深机，阻邦国之大计。
按自裴耀卿及刘晏等先后改革漕运，实行分段运输办法后，河阴因位于运河与黄河的交叉点，遂成为江淮北运物资的吞吐口岸。在贞元八年，那里的堆栈贮藏着百多二百万石的米[12]。及贞元十五年，因汴州兵乱频繁，转运财货常受损失，政府又把转运汴州院移往河阴[13]。河阴的堆栈既因江淮物资到达的增加而不够用，政府遂于“元和三年四月，增置河阴仓屋一百五十间”[14]。由江淮经运河运到那里的物资，除转运往长安，及用作征讨藩镇的军队的给养外，政府又用来赏赐给拥护中央的藩镇，以便巩固中央的政权。如《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七（《文苑英华》卷四三四）宪宗《宣慰魏博诏》云：
宜令司封郎中知制诰裴度往魏博宣慰，亲谕朕意。仍赐钱一百五十万贯，以河阴院诸道合进内库绫、绢、绵（《文苑英华》作纯）等支送充，赏给将士及六州县百姓。[15]
集中于河阴转运院的江淮物资，既然与政府威望的提高发生这样密切的关系，想要打倒中央政权的藩镇自然要设法加以破坏了。河阴大火后，“人情恇惧，群臣多请罢兵”，可见其影响之大。幸而这次被大火焚燬的米，才占贞元八年贮藏量的一小部分，而程异又跟着在江淮搜刮到巨额的财赋，故河阴转运院的财力仍然非常雄厚，足以影响到政府征讨淮西及淄青等藩镇的战事的胜利。
元和年间运河对于南北的密切连系，一方面固然对政府征伐藩镇的成功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他方面又使安史之乱以来关中屡次发生恐慌的粮食问题得到解决。如上述，运河航运既然跟着汴州兵乱的停止而畅通无阻，江淮的米自可因此而大量运往关中，以满足中枢的需要。因此，自建中元年刘晏死后久已减低的运米额，到了元和年间，先后由于转运使李巽和王播的努力，又复大为增加，从而关中的粮食问题遂告完满解决。
关于李巽运米的成绩，《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云：
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晏殁，久不登其数。惟巽掌使三载，无升斗之缺焉。[16]
复次，关于王播运米的成绩，《文苑英华》卷八八八（《全唐文》卷七一四）李宗闵《王公（播）神道碑》云：
公前后三总盐铁（转运）……疏三门，挽沉石，以济巨舻，关中遂亡其饥。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宪宗时代，一方面由于运河的畅通无阻，他方面由于江淮诸道地方财政的整顿，运河对于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连系，又由过去的松懈变为密切。运河既然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大唐帝国自可再凝结为坚强牢固的整体，产生出雄壮伟大的力量。因此，宪宗能从安史之乱以来衰微不振的国运中创造出中兴的局面，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注释：
[1]李翱《李文公集》卷一○《百官行奏状》。参考《旧唐书》卷一四至一五《宪宗纪》。
[2]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
[3] 《旧唐书》卷一五八《韩弘传》略同。
[4]参考《旧唐书》卷一六四《王播传》。
[5] 《新唐书》卷一六八《程异传》略同。
[6] 《旧唐书》卷一五七，《新唐书》卷一四六《李鄘传》略同。
[7] 《通鉴》卷二四○元和十二年闰五月己亥条略同。
[8] 《新唐书》卷一一六《王漾传》略同。
[9] 《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载元和十一年十二月甲寅：“初置淮颍水运使。运扬子院米，自淮阴溯流至寿州（今安徽寿县治）四千里，人颍口；又溯流至颍州（今安徽阜阳县治）沈丘（在今河南沈丘县东南三十里）界五百里，至于项城（今河南项城县东北）；又溯流五百里，人澱河；又三百里输于郾城。得米五十万石，菱一千五百万束，省汴运七万六千贯。”又参考《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十一年十二月甲寅条。
[10]参考《旧唐书》卷一四二《王武俊传》附《承宗传》。
[11]参考《旧唐书》卷一二四《李正己传》附《师道传》。
[12]参考上章引《陆宣公翰苑集》卷一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诸蓄军粮事宜状》。
[13]参考上章引《唐会要》卷八七。
[14] 《唐会要》卷八七。
[15]事在元和七年，参考《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
[16] 《唐会要》卷八七同；《册府元龟》卷四九八，《旧唐书》卷一二三《李巽传》略同。按李巽之任转运使，始于元和元年三月，见《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