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的中衰与运河——《唐宋帝国与运河》第四章
第四章 大唐帝国的中衰与运河
第一节 安史乱后政府对江淮财赋需要的激增与运河交通的阻塞
上述开元天宝间因运河把大唐帝国的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而造成的伟大的时代，自天宝十四年（755—756）给渔阳羯鼓惊破以后，便渐渐没落下去，从而盛唐的光辉也就为之烟消云散了。为什么安史乱后开元天宝时代的盛世不能继续保持下去?这固然有种种不同的原因，但运河之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却是其中一个基本的因素。
原来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形势，和以前大不相同。在此以前，大唐帝国在政治方面完全统一，丝毫没有分裂。但自此以后，由于安史余孽在河北、山东等地的割据，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便不复能完全统一，而渐渐陷于崩分离析的局面了。这些在大河南北割据称雄的藩镇，不独在军事政治上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就是在财政经济上也要占据以自肥。在他们统治下的地方的租赋既然不复像以前那样缴交中央，而西北各地的财赋又给守边军队就近消耗了去，此后中央政权赖以维持的经济基础遂只剩下经济重心的江淮了。
关中政权对于江淮财赋的倚赖既然比安史乱前更为深切，沟通南北的运河的重要性自然要特别增大起来。关于安史乱后藩镇对于各地赋税的占有，《新唐书》卷二一○《藩镇传》云：
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
又《通鉴》卷二二三永泰元年（765—766）条云：
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收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
又同书卷二二六建中元年（780）七月条云：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
又《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云：
迨至德（756—758）之后天下兵起，……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有重兵处，皆厚自奉养，玉赋所入无几。[1]
藩镇统治下的地方既然不供贡赋，中央政府经费的开支遂全仰给于江淮。关于此点，记载至多。《旧唐书》卷一二三《第五琦传》云：
（至德元年）奏事至蜀中，琦得谒见（玄宗），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2]
又《新唐书》卷二○二《萧颖士传》云：
颖士与宰相崔圆书，以为今兵食所资在东南，……
又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四七《论江淮水灾上疏》（贞元七年）云：
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
又《文苑英华》卷四二二（《全唐文》卷六三）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云：
天宝已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入，军国费用，取资江淮。茧丝所收，宁免加厚?
又同书卷九○一（《吕叔和文集》卷六）吕温《韦府君神道碑》云：
天宝之后，中原释耒，辇越而衣，曹（漕?）吴而食。
又同书卷六六○杜牧《上宰相求杭州启》云：
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
又同书卷九七七杜牧《崔公（郾）行状》云：
三吴者，国用半在焉。
又《全唐文》卷五五五（《韩昌黎集》卷一九）韩愈《送陆歙州诗序》云：
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又同书卷五二二（《文苑英华》卷九七二）梁肃《独狐公行状》云：
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
此外，罗让及李吉甫更把中唐以后全国各地赋税负担的情形加以比较，以示江淮地位的重要。《全唐文》卷五二五罗让《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云：
今国家内王畿，外诸夏，水陆绵地，四面而远而输，明该之大贵根本，实在于江淮矣。何者?陇右、黔中，山南已还，<土尧>瘠啬薄，货殖所入，力不多也。岭南、闽、蛮之中，风俗越异，珍好继至，无大赡也。河南、河北、河东已降，甲兵长积，农厚自任，又不及也。在最急者，江淮之表里天下矣。陛下得不念之乎?
又《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二年条云：
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九，县千四百五十三（《旧唐书》多“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一句）。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胡注云：凤翔、鄘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皆被边，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皆藩镇世袭，故并不申户口，纳赋税），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一。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3]
由此可知，安史乱后中枢经费所以完全要倚赖南方的接济，一方面固然由于北方各地多为藩镇所据，他方面又由于在北边驻屯的重兵，把当地租税就近使用，不复缴交中央的原故。
安史乱后中央政权对于江淮财赋需要的殷切，已如上述。现在我们又可把当日江淮北运物资的种类分析一下，以示江淮对于关中政府贡献之大。在江淮北运的物资中，除粮食外，以军用器材最为重要。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七《赐王元逵诏书》云：
材干筋革，出自江淮，除进奉之外，并敕令所禁。
又《全唐文》卷四七代宗《停扬洪宣三州作坊诏》云：
扬、洪、宣等三州作坊，往以军兴，是资戎器。[4]
又《册府元龟》卷四八五云：
元锡为宣州观察使，长庆二年（822—823），进助军绫绢一万匹，弓箭器械共五万二千事。
复次，由江淮北运的布帛，其用途也非常重要。政府除用来支付一般经费外，有用来赏军功的。《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五《慰谕朔方将士敕》（至德元年三月七日）云：
敕：朔方将士等……顷者出井陉，收赵地，还破同罗逋寇，复入河东故郡，累有功绩，王室赖之。……已令江淮转运布帛，到日议赏非遥。
又有用来购买回纥马匹，以便敦睦邦交的。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四《阴山道》云：
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鹘诉称无用处。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5]
按回纥自乾元年间（758—760）后，因曾两次派兵助唐平安史之乱，自恃有功于唐，实行经济侵略，每年都以数万匹劣马运来换取中国的布帛。《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云：
自乾元后益负功，每纳一马取直四十缣。岁以数万求售，使者相蹑。留舍鸿胪，骀弱不可用。帝厚赐欲以愧之。不知也，复以万马来。帝（代宗）不忍重烦民，为偿六千。……建中元年，诏京兆少尹源休持节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明年乃行。……可汗传谓休曰：“……为我言有司：所负马直一百八十万，可速偿我!”遣散支将军康赤心等随休来朝。帝隐忍赐以金缯。[6]
又《通鉴》卷二二四云：
回纥自乾元以来，岁求和市，每一马易四十缣。动至数万匹，马皆驽瘠无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尽其数。回纥待遣，继至者常不绝于鸿胪。至是上欲悅其意，命尽市之。（大历八年）秋七月辛丑，回纥辞归，载赐遗及马价，共用车千余乘。
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当日政府因买回纥马而由江淮北运的布帛，数量一定非常之大。
可是，运河的重要性虽因安史乱后关中政府对江淮物资需要的激增而特别增大，白天宝未经肃宗时代（756—762）以至代宗初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它却完全不能发挥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因为安禄山于天宝末年在渔阳创乱以后，不久便派兵南下攻占各地，以致“东都河南并陷贼，漕运路绝”[7]。其后政府虽因得到回纥兵马的帮助而收复洛阳，但到了“肃宗末年，史朝义兵分出宋州（河南商邱县南），淮运于是阻绝”[8]。运河既因长期兵乱而无人过问，自然要淤塞废弃而不便航运。代替这条水道而连结南北的交通线是汉水，当日由江淮北运来接济关中政府的物资多改经此路运往[9]。可是，“漕运者自江汉抵梁洋，迂险劳费”[10]。可见汉水虽然可以代替运河来沟通南北，在航运方面却远不及后者那样安全和便利，而运输费用又远较后者为大。不特如此，汉水虽然距离战场较远，不像运河那样常被敌人阻断，却也不是绝对安全的交通线。肃宗时，“襄州裨将康楚元张嘉延聚众为叛，凶党万余人，自称东楚义王。襄州刺史王政弃城遁走。嘉延又南袭破江陵。汉沔馈运阻绝，朝廷旰食”[11]，就是其中一个例证。由于这些特殊情形的存在，我们可以断言，汉水代替运河来联系南北的程度，事实上非常有限，因为它有上述的种种缺点，在运输量方面要大受限制，远不及从前运河那么多。
肃代间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既因运河的阻塞而不能和经济重心的江淮取得密切的联系，关中对于大量物资的需要便因江淮之不能充分供应而无从满足。故“自兵兴以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宫厨无兼时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谷挼穗，以供禁军”[12]。
第二节 张巡刘晏对于运河交通的贡献
当战争尚未停止，中央政府因江淮物资不能借运河大量运来而呈现出萧条黯淡的景象的时候，在东战场方面却露出了一线的曙光。原来安禄山由河北南下的军队，除西向攻占长安，南向经略襄邓以外，还沿着运河向东南侵略，有席卷江淮之势。假如他这个军事计划能够成功，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便要整个动摇起来；当日大唐帝国所遇到的危机可谓十分严重。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张巡、许远以一枝孤军来死守运道要冲的睢阳，却阻止住敌人的精锐部队的南下，屏蔽住经济重心的江淮，无形中给后来运河的复航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睢阳即上述的宋州，处于运河要冲，地位非常重要。独孤及《毗陵集》卷八（《文苑英华》卷八九九）《故睢阳太守赠秘监李公（少康）神道碑》云：
玄宗天宝元年，改宋州为睢阳郡，命公为太守。淮湖漕挽，刀布辐辏，万商射利，奸之所由聚也。
张巡等在这里抵挡住敌人的锋锐，保全了整个的江淮，博得唐代人士不少的颂扬。如《全唐文》卷四三。李翰《进张巡中丞传表》云：
贼所以不敢越睢阳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贼势凭陵，连兵百万，巡以数千之众横而制之。若无巡，则无睢阳。无睢阳，则无江淮。贼若因江淮之资，兵弥广，财弥积，根结盘据，西向以拒王师，虽终于歼夷，而旷日持久[13]。
又《韩昌黎集》卷一三《张中丞传后叙》云：
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
又《全唐诗》第三函第七册韦应物《睢阳感怀》云：
张侯本忠烈，济世有深智。坚壁梁宋间，远筹吴楚利。
张巡等的死守睢阳，不过奠定后来运河复航的基础。运河之恢复沟通南北的作用，却有待于刘晏的努力。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刘晏即于代宗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763—764）就任为转运使，把改革漕运的艰巨责任负担起来。鉴于过去大唐帝国因运河阻塞而蒙受到的损害之大，他对于当日运河复航的必要有深刻的认识。在与宰相元载的信中，他说：“浮于淮泗，达于汴，人于河，西循底柱、硖石（在今河南孟津县西二十里）、少华（山名，在今陕西华县南十里），楚帆越客，直抵建章（宫名，在今陕西长安县上林苑中）、长乐（宫名，在今长安县西十里），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潭（今湖南长沙县）、衡（今湖南衡阳县）、桂阳（今湖南郴县），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天子无侧席之忧；都人见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相公匡戴明主，为富人侯，此今之切务，不可失也。……然运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人为计相，共五年矣。京师三辅百姓，唯苦税亩伤多。若使江湖米来，每年三二十万，即顿减徭赋，歌舞皇泽，其利一也。东都残毁，百无一存。若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村落邑廛，从此滋多。命之日引海陵（今江苏泰县）之仓，以食巩洛，是计之得者，其利二也。诸将有在边者，诸戎有侵败王略者，或闻三江五湖，贡输红粒，云帆桂楫，输纳帝乡，军志曰先声后实，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书同文，车同轨，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神圣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具利四也。”[14]总之，他认为当日帝国已衰的势运的挽回，关中人民赋税负担的减轻，及以洛阳为中心的广大而残破的战区的复兴，都有待于运河的恢复航运，其需要的迫切是非常明显的。
可是，运河复航的需要虽然非常迫切，想要使它复作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却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在当日战后凋零残破的环境中，运河之恢复大规模的转运，要遇到四种不易克服的困难：第一，运河黄河间因为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数百里绝少人烟，航运最为需要的劳力，供给至感困难；第二，运河河道因为过去长期阻断，很久没有疏浚整治，以致渐渐淤塞而不便航运；第三，洛阳以西的黄河沿岸，早就没有军队驻防，盗贼横行，航运者所遇到的治安问题非常严重；最后，自江苏至潼关附近东西三千里的交通线上，跋扈的军人每借口衣粮不足来掠夺转运的物资。总之，当日因转运江淮物资而发生的治水、劳力和治安等问题，都是非常棘手的。
关于运河恢复航运所遭遇的困难，也见于上述刘晏给元载的信中，内云：
所可疑者，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今河南宜阳县）熊耳（山名，在今河南宜阳县西百里），至武牢（按《新唐书》作“虎牢”，在今河南汜水县西）成皋（在汜水县西北），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牛必羸角，舆必脱（《旧唐书》误作“说”，兹从《册府元龟》改正）骏，栈车挽漕，亦不易求。今于无人之境，兴此劳人之运，固难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则毁淀，故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清明桃花已后，远水自然安流，阳侯宓妃，不复太息。顷因寇难，总不掏拓，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泞，千里洄上，罔水舟行，其病二也。东垣（在今河南新安县东）、底柱渑池（今河南渑池县）、二陵（指崤山，在今河南洛宁县北六十里）北河运处，五六百里，戍卒久绝，县吏空拳，夺攘奸宄，窟穴囊橐，夹河为薮，豺狼狺狺，舟行所经，寇亦能往，其病三也。东自淮阴（在今江苏淮阴县南），西临蒲坂（在今山西永济县东南五里），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军皆鼎司元侯，贱卒仪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无挟纩，挽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单车使折简书所能制矣，其病四也。[15]
此外，关于河汴间因战争破坏而生的劳力供给的困难，《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亦说：
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噑，即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经于相土（按相州即今河南安阳县治），人烟断绝，千里萧条。[16]
关于运河的淤塞，《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三月己酉条亦云：
自丧乱以来，汴水堙废。
面对着当前漕运的困难和需要，刘晏开始他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第一步的工作为疏浚运河的水道，以免因淤塞而不便航运[17]。复次，当日运河黄河间既因战事影响而劳力供给锐减，他遂开“始以盐利（政府因专卖食盐而得的利益）为漕佣”来另外雇人运输，而“不发丁男，不劳郡县”[18]。这对于过去“州县取富人督漕挽，谓之船头”[19]的办法是一种很大的改革。此外，为着要保障航运的安全，除由政府于运河沿岸分别派遣军队驻防外，他又把漕运船只及人员组织起来，而以武职官吏负护送和押运的责任。
关于运河两岸的警卫，《全唐文》卷四六代宗《缘汴河置防援诏》云：
如闻自东都至淮泗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凋残，地阔人稀，多有盗贼。漕运商旅，不免艰虞。宜委王缙各与本道节度计会商量，夹河两岸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给侧近良沃田令其营种，分界捉搦。
其次，关于运输队的组织，《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云：
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扬州道将部送至河阴。
又《通鉴》卷二二六建中元年七月己丑条云：
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
又王谠《唐语林》卷一云：
刘晏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始于扬州转运，船每以十只为一纲，……扬州遣军将押至河阴。……汴水至黄河迅急，将吏典主数运之后，无不发白者。
除解决上述漕运的困难以外，他又积极地作种种改革的设施。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是实行裴耀卿时代的分段运输法，而加以改进。他“随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人太仓”[20]。按以前裴耀卿改革漕运时，规定江南各地的租船须一直经汴河驶往河阴，在那里卸下物资，然后南返。如今刘晏鉴于江汴水力的不同，更把这一段路程细分为两节，而以扬州为转运中心；由江南各地用船运来的物资，到了扬州便可卸下，再由那里另外用船经汴河运往河阴。复次，刘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又“务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21]。这些漕卒经过长期严格训练以后，“未十年，人人习河险”。至于航运所用的船只，因为要适应各河流大小不同的水力，更是各有特殊的构造。例如在汴河航运的，是“歇艘支江船”，共有二千艘，每艘载重一千石；在黄河上三门险滩时航运的，又是另外一种船只，名叫“上门填阙船”[22]。关于这些船只的制造，他的深谋远虑的地方，着实要令人叹服。他“于扬子（今江苏仪征县东南）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860—874）中，有司计费而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23]。此外，关于牵船所用的绳索，他也有很好的打算。他“调巴、蜀、襄、汉麻臬竹筱为绚挽舟”[24]。这些麻枲竹筱非常坚韧，当制为绳索，供船夫拉纤之用的时候，自然可以避免像从前杨务廉时代那样动辄因绳断而“扑杀数十人”的惨剧。由于以上的种种设施，当日船夫的驾驶技术自然非常熟练，船只的构造自然非常坚固耐用，从而运输的效能也就可以充分发挥了。
刘晏改革漕运以后，不独运输效能因此增加，就是运输费用也可以大为节省。在由江淮至长安的漫长的交通线上，他尽可能地以水路代替陆路来运送物资，以便减轻运费。例如“故时转运船由润州（今江苏镇江县）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其次，关于已经废坏的运输工具的处置，他又“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这也可以减轻运输的成本。结果，除如上述由润州至扬子一段每斗米减钱十五文以外，“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米斗减钱九十。……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缗”[25]。
由于上述刘晏在漕运方面的种种改革，运河遂恢复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每年由江淮经这条动脉北运的米粮，多时达一百一十万石左右，少时也有五十万石。这些米运到河阴以后，除其中四十万石运往长安外，因为黄河每年通航的时间有限，其余一部分只好留贮于河阴仓，一部分则运至陕州太原仓存贮，以备下年黄河春水初通而江淮米尚未到达时先运人关中之用。当刘晏的第一批米运抵长安的时候，“天子（代宗）大悦，遣卫士以鼓吹迓东渭桥，驰使劳曰：卿，朕鄭侯（萧何）也!”[26]
关于刘晏每年由江淮北运米粮的数量、《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云：
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又《通鉴》卷二二六云：
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升斗沉覆者。
但这只是运粮的最高额，少时每年不过五十万石。《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云：
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晏殁，久不登其数[27]。
在这些北运的米中，每年有四十万石运抵关中。关于此点，除如上引《旧唐书。食货志》所载外，《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亦云：
凡岁致四十万斛。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其余的米则分别留贮于河阴仓及太原仓。关于留贮的数量及原因，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一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石：
顷者每年从江西、湖南、浙东、浙西、淮南等道都运米一百一十万石，送至河阴。其中减四十万石留贮河阴仓，余七十万石送至陕州。又减三十万石留贮太原仓，惟余四十万石送赴渭桥输纳。臣详问河阴太原等仓留贮之意，盖因往年虫旱，关辅荐饥，当崔造作相之初，惩元琇罢运之失，遂请每年转漕米一百万石以赡京师；比至中途，力殚岁尽，所以节级停减，分贮诸仓。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运，免令停滞舟船。江淮新米至仓，还复留纳填数。输环贮运，颇亦协宜。
臣近勘河阴太原等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余万石。河阴一县，所贮尤多，仓廪充盈，随便露积。[28]
这虽然是贞元八年的记载，但我们却可由此推知略为早些的刘晏时代的大概情形。
第三节 代宗德宗时代运河交通的阻扰与政府应付的政策
因安史之乱而长期阻塞的运河，虽然由于刘晏的改革而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我们只要进一步地把当日运河的运输量和以前裴耀卿及韦坚时代的运输量比较一下，便可发见这时连系的程度已远不如以前那样密切，连系的规模也远不及以前那样庞大。上章曾说，裴耀卿因改革漕运而由江淮运抵关中的米粮，三年内共七百万石；韦坚改革后，一年运人关中的米粮，最高时竟达四百万石。可是，刘晏改革以后，每年由江淮经运河北运的米粮，最高时不过一百一十万石，少时只有五十万石；而这些北运的米，又因黄河每年可航的时间不长，只有四十万石运抵关中；其余须分别留贮于河阴及陕州的仓库。换句话说，刘晏时代每年由运河运往关中的米，只有裴耀卿时代的六分之一，韦坚时代的十分之一。这种多寡悬殊的对照，无形中告诉我们：安史乱后运河虽因刘晏的改革而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起来，可是这种连系却远不及以前开元天宝时代那样密切了。
不特如此，刘晏改革漕运后，运河河道虽然因疏浚而不淤塞，运输所需的劳力虽然因以盐利为漕佣而得到供给，沿途治安虽然因军警的驻防和运输队的严密组织而得到保障，可是，在当日战后安史余孽及其他武将仍拥重兵的新形势中，跋扈军人对于运河航运的阻扰却仍旧没有办法解除。这实是刘晏在漕运改革方面的一个漏洞。因为这个漏洞的存在，此后运河便常因跋扈军人的阻扰而不能充分发挥沟通南北的作用，以致连上述那种远较开元天宝时代为小的运输量也不能顺利维持下去。
远在代宗大历元年（即永泰二年，767）十二月，同华二州节度使及潼关防御使周智光已经在潼关附近“劫诸节度使进奉货物及转运米二万硕，据州反。……时淮南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崔圆人觐，方物百万，智光强留其半”[29]。其后，到了大历十一年，与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互相勾结的“汴州大将李灵耀（一作曜）反，因据州城，绝运路”[30]；“公私财赋一皆遏绝，独（郭）子仪封币经其境，莫敢留之，必持兵卫送”[31]。这两次运道的阻扰，因为很快便给中央军队镇压下去[32]，时间并不怎么长，影响也不怎么大。
运道之大规模地蒙受阻扰，始于德宗建中二年（781—782）藩镇与中央政权的大冲突。是年三月，中央政府鉴于河北、山东等地藩镇的跋扈，在汴州筑城防御，是这次冲突的导火线。冲突开始以后，李正己（据有淄、青等州，即今山东各地）及田悦（据有魏、博等州，即今河南之河北，与山东之西部等），即以重兵集中于足以控制运河的徐州，并派兵驻屯子南北交通要冲的蛹桥（在今安徽宿县北二十里）和涡口（在今安徽怀远县东北），以阻止江淮运船的北上。这条生命线的切断，对于当日以江淮财赋为经济基础的中央政权是一种很重大的威胁，故德宗赶紧派遣在这一带地方威名卓著的张万福为濠州（按涡口在濠州之西）刺史，以便相机武装护送运船来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其后到了是年十月，徐州（按蛹桥在徐州之南）刺史李洧以本州及蛹桥归命中央，十一月中央军队大败淄、青、魏、博兵于徐州，运道始复畅通无阻。
关于建中二年藩镇与中央冲突的原因，《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云：
（建中二年）三月庚申朔，筑汴州城。初大历中，李正已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兖、郓十五州之地，李宝臣有恒、定、易、赵、深、冀、沧七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相、卫、洛、贝、澶七州之地，梁崇义有襄、邓、均、房、复、郢六州之地，各聚兵数万。始因叛乱得位，虽朝廷宠待加恩，心犹疑贰，皆连衡盘结以自固。朝廷增一城，浚一池，便飞语有辞；而诸盗完城缮甲，略无宁日。至是田悦初禀命，刘文喜殄除，群凶震惧。又奏计者还，都无赐与，既归皆构怨言。先是汴州以城隘不容众，请广之。至是筑城。正己、田悅移兵于境为备。故诏分汴、宋、滑为三节度，移京西防秋兵九万二千人以镇关东，又于偃城置溵州。[33]
冲突起后，李正己等便以徐州为重要的军事中心而分别驻兵于其附近的埇桥和涡口，以切断南北的交通线。《新唐书》卷二一三《李正己传》云：
建中初，闻城汴州，乃约田悅、梁崇义、李惟岳偕叛，自屯济阴，陈兵按习，益师徐州，以扼江淮。天子于是改运道[34]。
在这个南北交通隔绝的时候，张万福曾在涡口护送运船来冲破敌兵的封锁线。《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二年六月条云：
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上以和州刺史张万福为濠州刺史。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
又《旧唐书》卷一五二《张万福传》云：
带利州刺史镇咸阳，因留宿卫。李正己反，将断江淮路，令兵守桶桥涡口。江淮进奉船千余只泊涡（《册府元龟》多一“口”字）下，不敢过。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召见谓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从先帝所改，恐贼不知是卿也。”复赐名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兵马倚岸睥睨不敢动。诸道船继进。[35]
又韩愈《昌黎先生外集》卷九《顺宗实录》四云：
李正己反，将断江淮路，令兵守桶桥涡口。江淮进奉船千余只泊涡口，不敢进。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诸道继进。
但这不过是中央政府一时的幸运，其后一直等到李洧以徐州及蛹桥归顺，及中央军队大败藩镇兵于徐州，运河才正式恢复航运。《旧唐书》卷一四五《刘玄佐传》云：
刘玄佐本名洽……建中二年，加兼御史中丞，亳颍节度等使。李正己死，子纳匿丧谋叛。而李洧以徐州归顺，纳遣兵围之。诏洽与诸军援洧，与贼接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由是转输路通。[36]
又《通鉴》卷二二七载建中二年十一月：
辛酉，宣武节度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将唐朝臣大破缁青魏博之兵于徐州。……魏、博、淄、青军解围走。江淮漕运始通。
又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九（《文苑英华》卷九七六）《襄州别驾（《文苑英华》多一“白”字）府君事状》云：
公讳季庚……建中元年，授彭城县令。时徐州为东平所管，属本道节度使反。反之状，先以胜兵屯桶口，绝汴河运路，然后谋东窥江淮。朝廷忧虞，计未有出。公与本州刺史李洧潜谋以徐州及桶口城归国，反拒东平。东平遣骁将信都、崇敬、石隐金等率劲卒二万攻徐州。徐州无兵，公收合吏民得千余人，与李洧坚守城池，亲当矢石，昼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诸道救兵方至。既而贼徒溃，运路通。
又同书卷五九（《文苑英华》卷六三八）《荐李晏韦楚状》云：
又建中初，李正己与纳连反，汴河阻绝，转输不通。晏先父洧，即正己堂弟，为徐州刺史。当叛乱之时，洧以一郡七城归国效顺，弃一家百口，任贼诛夷，开运路于咽喉，断凶渠之右臂，遂使逆谋大挫，妖寇竟消，从此徐州桶桥，至今永为内地。如洧之子，实可念之。[37]
按蛹桥在徐州以南的运河旁边，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其后到了元和四年（809）正月，因地位日形重要，遂升为宿州。《通鉴》卷二二七胡注云：
甬桥在徐州南界汴水上，后置宿州于此。
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九云：
宿州，本徐州符离县也，元和四年，以其地南临汴河，有桶桥为舳舻之会，运漕所历，防虞是资，又以蕲县北属徐州，疆界阔远，有诏割符离、蕲县及泗州之虹县，置宿州，取古宿国为名也。
按自隋氏凿汴以来，彭城南控蛹桥，以扼汴路，故其镇尤重。
又《唐会要》卷七○云：
太和七年（833）二月敕：“宜准元和四年正月割徐州符离、蕲、泗州虹县，依前置宿州，隶属徐、泗、濠等州观察使。其州置于桶桥，在徐州南界汴水上，舟车之要。……”
又《唐大诏令集》卷九九（《全唐文》卷八四）《降徐州为团练敕》（咸通三年A）1）云：
宿州地居桶（原误作“桷”），兹从《全唐文》改正）口，路扼彭门，北接睢阳，南临淮甸，当漕运之要，盖水陆之冲。
当运河被切断的时候，李洧及白季庚等统治着足以控制蛹桥的徐州，实有举足重轻之势。在当日中央与藩镇势均力敌的局面下，他们把徐州及蛹桥从藩镇掌握中解放出来，使中央政权赖以支持的生命线仍然完整无缺，自然要打破均势而使中央获胜了。
可是，此后运河的畅通无阻，并没有继续多久。由于中央与藩镇的冲突之扩大，到了建中三年十一月，曾经阻扰运河航运的李纳的游兵，又导引李希烈的淮西军队来切断运河的交通线。再过一年，李希烈攻陷运道要冲的汴州，运河的交通更是陷于完全断绝的状态。
藩镇之反对中央政权，当以建中三年互相僭称王号为极点。《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载建中三年：
十一月，三盗于魏县（在今河北大名县西三十五里）军中递相推奖王号。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又遣使于李纳，纳称齐王。四道共推淮西李希烈为天下兵马元帅太尉建兴王。皆伪署官号，如国初行台之制，而名目颇有妖僻者，然未敢伪称年号。而五盗合从，图倾社稷，两河鼎沸，寇盗横行。[38]
这时除朱滔、王武俊及田悦等联军已经大败马燧及李抱真等的中央军队于魏州连箧山之西[39]外，李纳及李希烈的队伍又自南北两面来阻扰运河的交通。《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三年十一月条云：
李希烈帅所部兵三万徙镇许州，遣所亲诣李纳与谋共袭汴州。……纳亦数遣游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东南转输者皆不敢由汴渠……
又《新唐书》卷二二五中《李希烈传》云：
李纳叛……希烈……遣李苣约纳为唇齿，阴计取汴州。……纳遣游兵导希烈绝汴饷路。
其后，到了建中四年十二月，李希烈攻下汴州[40]，运河的航运遂完全断绝。《通鉴》卷二二九建中四年十一月条云：
时……李希烈攻逼汴郑，江淮路绝。
又赵元一《奉天录》卷二云：
时（建中四年）希烈兵势渐盛，南破张伯仪，北败哥舒曜，纵师攻汴州。都统司徒李公勉弃城而逸，拥众而投宋州。大梁遂陷，江淮震惧。贼既入城，资贿山积，河路断绝。
当运河失去沟通南北的作用的时候，在帝国中枢方面又发生惊人的事变。因哥舒曜兵败被围（为李希烈军队所围）于襄城（今河南襄城县）而前往增援的泾原（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治）军队，路过长安，因政府只以“粮食菜啖”犒劳，愤而作乱，奉曾作他们统帅而早巳免职闲居的朱沘为帝。首都既为叛兵所占，德宗仓卒出幸奉天（今陕西乾县治）[41]。叛兵继续前往围攻，中枢的形势至为危急。其后奉天之围虽因李怀光援兵的来临而解除，李怀光却又因“军士禀赐不均”而跟着叛变，以致德宗被迫移驻陕南的梁州（今陕西南郑县治）[42]。在这个首都陷落，江淮物资因运河被切断而不能大量接济关中的时候，肩负收复首都重任的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却因镇海军（治润州，即今江苏镇江县）节度使韩混的武装护航而获得军粮的供应。
关于韩混以武装护送航运来突破运河封锁线的情形，《通鉴》卷二三一兴元元年（784）五月条云：
（韩泥）又运米百艘，以饷李晟。自负囊米置舟中，将佐争举之，须臾而毕。艘置五弩手，以为防援。有寇则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至渭桥，盗不敢近。时关中兵荒，斗米直钱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
又《新唐书》卷一二六《韩混传》云：
滉……调发粮帛以济朝廷者襁属，当时实赖之。李晟方屯渭北，混运米馈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贼不能剽。始漕船临江，混顾僚吏曰：“天子蒙尘，臣下之耻也!”乃自举一囊，将佐争负之。
又《奉天录》卷二云：
时滉以中国多难，翠华不守，淮西、幽、燕，并为敌国，公虑敖仓之粟不继，忧王师之绝粮，遂于浙江东西市米六百万石，表奏御史四十员，以充纲署。淮汴之间，楼船万计。中原百万之师，馈粮不竭者，韩公之力焉。
李晟于兴元元年五月平定朱沘之乱，收复京城后，七月德宗自梁州返抵长安[43]。在此时的前后，平乱的中央军队虽然因韩混的武装护航而得到粮食的供应，可是当日运河既因被敌人切断而不能畅通，因此而冒险运抵关中的物资究竟有限。因此，在当日运河不能把江淮物资大量运往关中的时候，中央政府过的完全是艰难困苦的日子。上面曾说，泾原及李怀光的军队所以叛变，主要由于待遇的不良；而待遇所以不良，又由于中枢因不能得到江淮物资的充分供应而起的财政困难。及德宗被迫移驻梁州的时候，天气已经渐渐炎热，但因物资供给困难，军队尚未改换春服，德宗还穿着皮衣，李晟更只好与士卒同甘共苦。其后长安虽然克复，可是因为运河尚未畅通，江淮物资还不能大量运到，再加以关中又因兵燹和旱蝗而农产歉收，关中遂发生非常严重的粮食恐慌。这种粮食恐慌的严重程度，几乎要令到中央政权整个动摇起来；因为在当日空前饥馑的情形下，一般老百姓固然要沦为饿殍，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固然要节食减膳，就是禁军也要因食粮缺乏而怨声载道，以致引起德宗的忧虑。
关于长安及汴州失陷时中央政府的困苦情况，《旧唐书》卷一二三《王绍传》云：
时李希烈阻兵，江淮租输所在艰阻。……属德宗西幸……德宗……谓绍曰：“六军未有春服，我犹衣裘!”[44]
又《文苑英华》卷九七三（《全唐文》卷五三○）顾况《韩公（滉）行状》云：
天子幸梁川巴山道……六军从官扈跸千里，时属维夏，未颁春衣。
又《新唐书》卷一五四《李晟传》云：
时输缣不属，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与下同甘苦，以忠谊感发士心，终无携怨。
及官军收复长安后，仍因物资供给困难，关中的景况至为恶劣。《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云：
（贞元元年四月己卯）时关东大饥，赋调不入，由是国用益窘。关中饥民，蒸蝗虫而食之。
（七月庚申）关中蝗食草木都尽，旱甚，灞水将竭，井多无水。有司计度支钱谷，才可支七旬。甲子诏：“……所宜出次贬食，节用缓刑，侧身增修，以谨天戒。朕自今视朝，不御正殿。有司供膳，并宜减省。不急之务，一切停罢。除诸军将士外，应食粮人诸色用度，本司本使长官商量减罢，以救凶荒。……”
（二年正月）丙申，诏以民饥，御膳之费减半。宫人月共粮米都一千五百石，飞龙马减半料。
（五月）己亥，百寮请上复常膳。是时民久饥困，食新麦过多，死者甚众。
又《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云：
贞元初，关辅宿兵，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飞龙驼负永丰仓米给禁军，陆运牛死殆尽。
又《通鉴》卷二三一载贞元元年七月：
大旱，灞沪将竭，长安井皆无水，度支奏中外经费才支七旬。
又同书卷二三二载贞元二年四月：
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
又同书卷二四七载会昌四年七月辛卯：
（李）德裕曰：“昔李怀光未平，京师蝗旱，米斗千钱。太仓米供天子及六宫，无数旬之储。……”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一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云：
贞元之始，巨盗初平，太仓无兼月之储，关辅遇连年之旱。……郊畿之间，烟火殆绝，都市之内，馁殍相望。
由此可知，当日中央政权因运河被切断而遇到的危机是很严重的。
当关中政府因运河不能把江淮物资大量运来而陷入萧条黯淡的局面的时候，运河却渐渐因军事形势的好转而重新打通。原来李希烈自攻陷汴州之后，又沿着运河东下，围攻宁陵（今河南宁陵县），有直捣江淮之势。幸而韩愰及时派兵北上，与刘洽（即刻玄佐）合力解围，才把他这种攻势堵住。其后到了兴元元年十一月，刘洽进而收复汴州，更是运河复航的一大关键。
关于韩混等的解宁陵之围，《旧唐书》卷一二九《韩混传》云：
寻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及建中年冬，泾师之乱，德宗出幸，河汴骚然。況训练士卒，锻砺戈甲，称为精劲。李希烈既陷汴州，滉乃择其锐卒，令裨将李长荣、王栖曜与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犄角讨袭。解宁陵之围，复宋汴之路，滉功居多。[45]
复次，关于汴州的克复，《陆宣公翰苑集》卷八《刘洽检校司空充诸道兵马都统制》云：
刘洽……扼制淮夷，保障楚甸，戎捷继至，军声再扬。殪群凶于宛丘，驱大憝于梁野，控引漕挽，委输京师。[46]
可是，运河虽因汴州的收复而重新打通，如果想要江淮物资能够大量运抵关中，还有两种困难需要加以克服：第一，当日统治着物资供给地带的韩滉，在运河被切断的时候虽然曾经派兵解宁陵之围，及以武力护送运船来接济关中，但他的修筑石头城（在江苏江宁县西石头山后）却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谅解。这样一来，江南与关中的统治者既然互相疑忌，中央政府自不会因运河的重新打通而得到江淮米粮的大量供应。复次，长安虽然因朱沘之乱的平定而收复，李怀光的叛兵却窜回他们的老巢河中（今山西永济县治），而与陕虢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互相勾结，以切断运河与长安间的运输线。面对着当前的两大困难，历仕肃、代、德三朝的李泌表现出他的精明强干。他一方面力劝德宗信任韩混，扫清了两者间的猜忌；他方面单人匹马前往陕州，用权术来解除达奚抱晖的兵权。
韩滉统治区域的中心京口（即今镇江），因为处于运河的南端，是唐代漕运的咽喉之地。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四云：
唐时漕运大率三节：江淮是一节；河南是一节；陕西到长安是一节。……此三节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济江淮之粟，所会于京口。京口是诸郡咽喉处。初时润州、江、淮之粟至于京口；到得中间，河南陕西互相转输。然而三处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发足。所以韩混由漕运致位宰相，李锜因漕运飞扬跋扈，以至作乱。以此三节，惟是京口最重。
对于韩混在当日漕运上所处地位的重要，李泌认识得最为深切，故他极力解消中央政府与韩混间的猜疑，以便当日物资极度缺乏的关中，能因运河的恢复航运而得到江淮物资的充分供应。《通鉴》卷二三一兴元元年十一月条云：
议者又言韩滉闻銮舆在外，聚兵修石头城，阴蓄异志。上疑之，以问李泌。对曰：“滉公忠清俭，自车驾在外，滉贡献不绝。且镇抚江东十五州，盗贼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头城者，滉见中原板荡，谓陛下将有永嘉之行，为迎扈之备耳。此乃人臣忠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滉性刚严，不附权贵，故多谤毁。愿陛下察之!臣敢保其无它。”上曰：“外议汹汹，章奏如麻，卿弗闻乎?”对曰：“臣固闻之。其子皋为考功员外郎，今不敢归省其亲，正以谤语沸腾故也。”上曰：“其子犹惧如此，卿奈何保之?”对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愿上章明其无它。乞宣示中书，使朝众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违众，恐并为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请以百口保滉。它日，上谓泌曰：“卿竟上章，已为卿留中。虽知卿与滉亲旧，岂得不自爱其身乎?”对曰：“臣岂肯私于亲旧，以负陛下?顾滉实无异心，臣之上章，以为朝廷，非为身也。”上曰：“如何其为朝廷?”封曰：“今天下旱蝗，关中米斗千钱，仓廪耗竭，而江东丰稔。愿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众之惑，面谕韩皋，使之归觐，令滉感激，无自疑之心，速运粮储，岂非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谕之矣。”即下泌章，令韩皋谒告归觐，面赐绯衣，谕以“卿父比有谤言，朕今知其所以，释然不复信矣”。因言：“关中乏粮，归语卿父，宜速致之!”皋至润州，滉感悅流涕，即日自临水滨，发米百万斛。听皋留五日，即还朝。皋别其母，啼声闻于外。滉怒，召出挞之，自送至江上，冒风涛而遣之。既而陈少游（淮南节度使）闻滉贡米，亦贡二十万斛。上谓李泌曰：“韩滉乃能化陈少游贡米矣!”对曰：“岂惟少游，诸道将争入贡矣!”
复次，为着要保障运河与长安间运输的安全，李泌又用权术来解除达奚抱晖在陕州一带的兵权。同书卷二三一云：
陕虢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鸩杀节度使张劝，代总军务，邀求旌节，且阴召李怀光将达奚小俊为援。上谓李泌曰：“若蒲（即李怀光占据下的河中）陕连衡，则猝不可制。且抱晖据陕，则水陆之运皆绝矣。不得不烦卿一往。”（贞元元年七月）辛丑，以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上欲以神策军送泌之官，问须几何人。对曰：“陕城三面悬绝，攻之，未可以岁月下也。臣请以单骑入之。”上曰：“单骑如何可入?”对曰：“陕城之人，不贯（惯）逆命，此特抱晖为恶耳。若以大兵临之，彼闭壁定矣。臣今单骑抵其近郊，彼举大兵则非敌，若遣小校来杀臣，未必不更为臣用也。且今河东全军屯安邑，马燧入朝，愿敕燧与臣同辞偕行，使陕人欲加害于臣，则畏河东军讨之，此亦一势也。”上曰：“虽然，朕方大用卿，宁失陕州，不可失卿，当更使它人往耳。”对曰：“它人必不能入。今事变之初，众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夺其奸谋。它人犹豫迁延，彼既成谋，则不得前矣。”上许之。泌见陕州进奏官及将吏在长安者，语之曰：“主上以陕虢饥，故不授泌节而领运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赈之耳。陕州行营在夏县，若抱晖可用，当使将之，有功则赐旌节矣。”抱晖觇者驰告之，抱晖稍自安。泌具以语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晖思节，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与马燧俱辞行。庚戌，加泌陕虢观察使。泌出潼关，鄘坊节度使唐朝臣以步骑三千布于关外，曰：“奉密诏送公至陕。”泌曰：“辞日奉进止，以便宜从事。此一人不可相蹑而来，来则吾不得入陕矣。”朝臣以受诏，不敢去。泌写宣以却之，因疾驱而前。抱晖不使将佐出迎，惟侦者相继。泌宿曲沃，将佐不俟抱晖之命来迎。泌笑曰：“吾事济矣!”去城十五里，抱晖亦出谒。泌称其摄事保完城隍之功，曰：“军中烦言，不足介意，公等职事皆按堵如故。”抱晖出而喜。泌既入城……但索簿书治粮储。明日，召抱晖至宅，语之曰：“吾非爱汝而不诛，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帅皆不能入，故旬汝余生。汝为我赍版币祭前使，慎无入关，自择安处，潜来取家，保无它也。”……抱晖遂亡命不知所之。达奚小俊弓!兵至境，闻泌已入陕而还。
由于上述长安与江淮间运输线的打通，中央政府与韩滉间摩擦的扫除，运河遂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即把江淮的米大量运往关中，以解救中枢因粮食极端缺乏而起的危急的形势。在当日运河重新打通的时候，对于这种危机的挽救贡献最大的，我们要推韩滉和李泌；此外，齐抗对于运河与长安间航运的畅通，也有相当的功劳。当江淮米船驶达山西垣曲（在黄河北岸）的时候，正在晋南一带平李怀光之乱而军粮极感不足的中央部队，气势为之大振。其后，当韩滉运米三万石抵达陕州的消息由李泌传至长安的时候，德宗更是喜极欲狂的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可见当日运河的重新打通，实与大唐帝国的继续存在有很密切的关系。
关于韩滉等运米的努力，与中央政府因此而得救的情形，《文苑英华》卷九七三（《全唐文》卷五三○）顾况《韩公（滉）行状》云：
关中初复，公以国无年储，何御荒俭，陈围已解，汴路即通，抗表请献军粮二十万斛，从本道直至渭桥。公命判官元友直草创运务，部勒趋程。时河中阻兵，坚城未拔，关河蝗旱，军食不足。船至垣曲，王师大振。拜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本道度支营田，充江淮转运等使。连岁蝗灾，仰在转运。公自晨及暮，立于江皋，发四十七万斛。舳舻所至，近远慰安。
自公当漕运，初年（贞元元年）四十七万，二年七十万，末年一百万。
又《通鉴》卷二三二载贞元二年四月：
关中仓廪竭……上忧之甚。会韩況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
又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八引《邺侯家传》云：
时（贞元二年）元绣判度支，江淮进米相次，已入汴州。而淄青及魏府蝗旱尤甚，人皆相食。李纳[47]无计，欲束身入朝。元绣乃支米十五万石与之，纳军遂济。三月入河，运第一纲米三万石，自集津车船至三门[48]，十日而毕。造入渭船，亦成米。至陕，俄而度支牒至，支充河中军粮。先公（李泌）忧迫，不知所为。欲使人闻奏，先令走马与韩相谋之。韩相报曰：“慎不可奏!某判度支来，在外势不禁他，反被更鼓作言语。待某今冬运毕，当请朝觐，此时面奏。”时蝗旱，运路阻涩，自四月初后，有一日之内，内（胡本作“七”）奉手诏者，皆为催米，且言：“军国粮储，自今月半后悉尽。此米所藉公忠，副朕忧，属星夜发遣，以济忧恤。”其旨如此。而不知米皆彼外支。盖绣及时宰忌韩相及先公运米功成，而不为朝廷大计，几至再乱。十月，韩相以馈运功成，请入朝。及对见，上大悦，言无不从。遂奏运事，且言：“元绣支米与淄青河中，臣在外与先公皆不敢奏。”上大惊，即日贬绣为雷州司户。
又《旧唐书》卷一二九《韩滉传》云：
寻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自德宗出居，及归京师，军用既繁，道路又阻，关中饥馑，加之以灾蝗。江南、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朝廷赖焉。[49]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二（《文苑英华》卷四二五）《冬至大礼大赦制》（贞元元年十一月）云：
江淮转运使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況，励精勤职，夙夜在公，漕挽资储，千里相继。事无{亻{<夫夫>心}}素，人不告劳。拯于凶灾，厥有成绩。可进封晋国公。
复次，关于齐抗在运河长安间主持运输的成绩，《文苑英华》卷六○二（《全唐文》卷四五○）齐抗[50]《出官后自叙表》云：
臣去八月十九日，陛下赐臣荫官诏云：“漕运成功，擢居东掖者。”……臣昨当都主运之日，是上都阙粮之时，贼光（李怀光）未平，蝗虫方甚。臣于河阴领米，分付陕州，务相催驱，不敢回避。
又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一四《齐成公（抗）神道碑铭》云：
复命转仓部郎中。李怀光阻命于蒲，连兵未解。关中饥旱，经费不足。转粟馈军，济时之艰。
又《旧唐书》卷一三六《齐抗传》云：
德宗还京，大盗之后，天下旱蝗，国用尽竭。盐铁转运使元绣以抗有才用，奏授仓部郎中。……贞元初，为水陆运副使。督江淮漕运，以给京师[51]。
鉴于过去因运河被切断而领略到的痛苦的经验，唐代政府自贞元初年以后遂努力于运河交通线的控制，以免再蹈从前的覆辙。依照过去的经验，最能控制运河的交通，同时又曾被敌人占领以致运河无法航运的地方，共有两个，即徐州和汴州。徐州南有蛹桥，为运河交通的要冲，从前李正己及李纳两父子即以兵驻在这里来断绝运河的交通。汴州前后为李灵耀及李希烈所据运河的航运也因此而受到很大的障碍。接受这许多事实的教训以后，政府遂在这两个地方配置人数众多的劲兵来防卫，选择精明强干的官员来治理。例如在徐州方面，以老诚练达的张建封代替年少不习事的高明应来作长官；在汴州方面，则由有收复汴州之功的刘玄佐来当节度使。
关于徐州在漕运上所处地位的重要，及中央政府在那里的措施，《通鉴卷二三三贞元四年十一月条云：
李泌言于上曰：“江淮漕运自淮入汴，以桶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于李纳。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若李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致?请徙寿、庐、濠都团练使张建封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复以庐寿归淮南，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应幼骏可代，宜征为金吾将军。万一使他人得之，则不可复制矣。”上从之以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
又《新唐书》卷一五八《张建封传》云：
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节度使。始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独孤华代之，地迫于寇，常困蹙不支。于是李泌建言：“东南漕自淮达诸汴，徐之埇桥，为江淮计口。今徐州刺史高明应甚少，脱为李纳所并，以梗饷路，是失江淮者。请以建封代之，益与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劲，若帅又贤，即淄、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复为雄镇。
又《旧唐书》卷一四○《张建封传》云：
徐州……为贼侵削，贫困不能自存，又江淮要地，据江淮运路，朝廷思择重臣以镇者久之。贞元四年，以建封为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徐、泗、濠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
其次，沿着运河再向西北走，汴州也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在漕运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陆宣公翰苑集》卷二○《议汴州逐刘士宁事状》云：
梁宋之间，地当要害，镇压齐鲁，控引江淮。
又《白氏长庆集》卷四○《与韩弘诏》云：
梁宋之地，水陆要冲，运路咽喉，王室藩屏。
又《文苑英华》卷五六八元稹《贺汴州诛李介表》云：
汴州扼吴楚之津梁，据咽喉之要地。
又同书卷八。三（《全唐文》卷七四○）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云：
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
因此，自汴州克复后，政府即以有克复功劳的刘玄佐为汴宋节度使[52]，并以大批精锐部队在那里驻防。《陆宣公翰苑集》卷二○《议汴州逐刘士宁状》云：
近者刘玄佐驱攘巨猾，底复大梁，即镇于兹，几将十载。……缉修戎旅，振耀声势，远迩谈瞩，且为完军。制持东方，犹有所倚。
又《韩昌黎集》卷三七（《文苑英华》卷九七六）《董公（晋）行状》云：
汴州自大历来多兵事。刘玄佐益其师至十万。
可是，一种政策的实施，事实上并没有绝对的利弊。为着要防范跋扈的藩镇来切断运河的交通线，政府在徐汴二州配备重兵，用意固然非常之好；但当这些地方配置好大批精锐部队以后，因为距离长安较远，中央政府不易控制，便常常因兵精将悍而发生变乱（其中尤以更易统帅时为甚），以致运河航运常常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损失。就中汴州一地，自贞元八年刘玄佐死后，直至贞元十五年，前后总共不过八年，便发生五次大规模的兵乱。当叛乱发生的时候，由运河向北输送的物资常被乱兵大量抢劫而去，有时甚至因此而断绝航运[53]。
关于汴州驻防重兵与兵乱的关系，柳宗元《河东先生集》卷二二（《全唐文》卷五七七）《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云：
谈者谓大梁多悍将劲卒，亟就猾乱，而未尝底宁。控制之术，难乎中道。盖以将骄卒暴，则近忧且至，非所以和众而义民也；将诛卒削，则外虞实生，非所以扦城而固圉也。
综计贞元年间汴州一共发生五次兵乱。《通鉴》卷二三五贞元十六年三月条云：
宣武军（治汴州）自刘玄佐薨，凡五作乱。
又引胡三省《注》云：
贞元八年，玄佐薨，汴卒拒吴凑而立其子士宁。李万荣既逐士宁，十年，韩惟清等乱。十二年，万荣死，其子乃以兵乱。董晋既入汴，邓惟恭复谋乱。十四[54]年，晋薨，兵又乱，杀留后。凡五乱。
又《韩昌黎集》卷三七《董公（晋）行状》云：
（贞元十二年）五月，拜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乎章事，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副大使……汴州自大历末多兵事。刘玄佐……死，子士宁代之，畋游无度。其将李万荣乘其畋也，逐之。万荣为节度一年，其将韩惟清、张彦林作乱，求杀万荣，不克。三年，万荣病风昏不知事，其子乃复欲为士宁之故。监军使俱文珍与其将邓惟恭执之妇京师。而万荣死，诏未至，惟恭权军事。公既受命，遂行；刘宗经韦弘景，韩愈实从。……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公之将薨也，命其子三日敛，既敛而行。于行之四日，汴州乱。故君子以公为知人。[55]
在第一次兵乱时，运河航运几乎断绝。《陆宣公翰苑集》卷二○《议汴州逐刘士宁事状》云：
及玄佐殂殁，朝廷命吴凑代之。士宁凶顽，辄敢眦睚。……运路几绝，生人重残。
在贞元十年韩惟清等作乱时，叛兵曾作大规模的抢劫，以致转运财货有巨额的损失。《旧唐书》卷一四五《刘玄佐传》附《李万荣传》云：
（贞元十年）遂授万荣宣武军兵马留后。初万荣遣兵三千备秋于京西，有亲兵三百，前为刘士宁所骄者，日益横，万荣恶之，悉置行籍中。由是深怨万荣。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请将往，不许，万荣令其子乃将之。未发，惟清、彦琳不得志，因亲兵衔怨，乃作乱，共攻万荣。万荣分兵击之。叛卒兵械少，战不胜，乃劫转运财货及居人而溃，杀伤千余人。[56]
又《唐会要》卷八五云：
贞元十二年六月，赵州刺史皇甫政奏：“贞元十年进绫穀一千七百匹，至汴州，值兵逆叛，物皆散失。……”
此外其余各次兵乱时，转运物资也常常散失，故后来政府干脆把贮藏江淮物资的转运汴州院移往河阴，以免损失太大。《唐会要》卷八七云：
（贞元）十五年，于頔（按《旧唐书》作“颀”）奏移转运汴州院于河阴，以汴州累遇兵乱，失散钱帛故也。[57]
第四节 综结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安史乱后运河对于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连系，实在远不及过去那样密切。当安史乱时，运河北段及运河与长安间的地方，为敌人占领，运河因不能航运而渐渐淤塞。其后叛乱平服，经刘晏改革以后，运河又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连系的程度却比开元天宝时代松懈得多，因为此后运河的运输量要远较开元天宝时代为小了。而且，刘晏关于漕运的改革虽然颇为完备，可是对于阻扰运河交通的跋扈的军人，因为是在当日战后的新形势中产生出来的，他却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是他的漕运改革的一大漏洞。因为有这个漏洞，自此以后，就是连那种远较盛唐时代为小的运输量，运河也不容易长期维持下去。说到跋扈军人对于漕运的阻扰，在代宗时代已经开始，到了德宗时代闹得更为利害。建中年间中央与藩镇间接连不断的冲突，运河的交通线常被藩镇切断，以致南方出产的物资不能大量输送到北方去。位于关中的中央政府，既然因运河的切断而不能得到江淮物资的充分供应，便要因财政艰窘和粮食恐慌而遭遇到空前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后来虽随着运河的重新打通而平安渡过，可是此后运河航运仍不断地遭受跋扈军人的阻扰。因为政府鉴于过去因运河被切断而感受到的痛苦，于运河重新打通后便在足以控制运河交通线的徐州和汴州配置重兵，以免再受藩镇的侵略；可是这两地距离中央很远，在那里配置好的劲兵每因中央政府的不易控制而时常发生变乱，以致危害到运河航运的安全。总之，安史乱后的运河虽然跟着刘晏关于漕运的改革而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由于战后形势的特殊，它这种作用每因跋扈军人的阻扰而不能尽量发挥，从而削弱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不能常借运河的沟通而与经济重心的江淮取得密切连系的结果，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便渐因不能真正统一而力量锐减，从而此后她的势运便渐渐走向下坡路，而不能恢复开元天宝时代的光荣了。
关于安史乱后大唐帝国势运的衰微，《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论》云：
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极炽而衰，厥祸内移。天宝之后，区夏痍破，王官之威，北不逾河，西止秦邢，凌夷百年，逮于亡，顾不痛哉!
又《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云：
史臣曰：……观夫开元之治也，则横制六合，骏奔百蛮。及天宝之乱也，天子不能守两都，诸侯不能安九牧。……明皇之失驭也，则禄山暴起子幽陵。至德之失驭也，则思明再陷于河洛。大历之失驭也，则（仆固）怀恩乡导于犬戎。自三盗合从，九州羹沸，军士膏于原野，民力殚于转输，室家相吊，人不聊生!
又同书卷一三《德宗纪》云：
史臣曰：……德宗……欲混同华裔，束缚奸豪，南行襄汉之诛，北举恒阳之伐。出车云扰，命将星繁，罄国用不足以馈军，竭民力未闻于破贼。一旦德音扫地，愁叹连甍，果致五盗（田悅、朱滔、王武俊、李纳及李希烈）僭拟于天王，二朱（朱沘、朱滔）凭陵于宗社。奉天之窘，可为涕零。罪己之言，补之何益?
按唐自安史乱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势衰微已极。当安史乱时，吐蕃见唐边备空虚，乘机入侵，攻陷凤翔以西邠州以北数十州。此后遂常常人寇，侵劫京畿，有时甚至占据长安[58]。回纥在安史乱后，国势尤为强盛，她一方面派兵助唐平乱，他方面又常凌侮唐室。代宗为广平王时，因恳求回纥暂时不要抢劫财物，曾拜于叶护（回纥怀仁可汗之子）马前。德宗为雍王时，往见毗伽阙可汗，因不于帐前舞蹈，备受凌辱，以致随员被痛殴而死。回纥派兵助唐收复洛阳后，便在那里从事大规模地劫掠，政府无从制止。留住在长安的回纥侨民，在市上白昼杀人，政府也无可奈何[59]。此外，上面曾说，回纥又每年以数万匹劣马运来换取唐室的绢帛，实行经济侵略政策，以致政府财政非常困难。至于当日内忧的频繁，上面已经屡次提及，这里不再赘说了。
最后，读者或不免要问：自高宗以后直至玄宗上半期，关中也常常发生粮食恐慌，但当日政府只要暂时移驻洛阳，危机便可平安度过，为什么安史乱后政府不仿效这个办法呢?为着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须把这前后两个时期关中粮食恐慌或经济困难的原因分析一下。前一时期关中所以常因物资供需悬殊而发生恐慌，主要由于洛阳长安间运输的困难，故政府只要迁往江淮物资较易到达的洛阳，当日的军事政治重心便可因洛阳的媒介而与经济重心取得密切的连系。因为有这种密切的连系，故当日大一统的帝国仍是真正的统一，从而大体上仍能把太宗以来帝国的威望继续保持下去。至于后一时期关中所以发生粮食恐慌，主因不是洛阳长安间运输的困难，而是运河原来的运输效能之不能充分发挥。运河交通既因常受阻扰而不能把江淮物资大量北运，政府就是像以前那样移驻洛阳，也不能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何况安史乱后的洛阳，又因经过兵燹之大规模的破坏，其本身及附近残破已极，无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60]呢?
注释：
[1] 《新唐书》卷一四五《杨炎传》略同。
[2] 《通鉴》卷二一八，《册府元龟》卷四八三略同。
[3]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唐会要》卷八四略同。
[4] 《全唐文》卷四一四常衮《减淮南租庸地税制》同。
[5]参考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页111—112。
[6]参考《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7] 《旧唐书》卷一三八《韦伦传》。
[8]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9] 《唐会要》卷八七，及《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云：“是时（宝应元年，762—763）淮河阻兵，飞挽路绝，盐铁租赋皆溯汉而上。”又参考《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卷一六三（《旧唐书》卷一五五）《穆宁传》。
[10] 《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三月己酉条。
[11] 《旧唐书》卷一三八《韦伦传》。《新唐书》卷一四三本传略同。按安禄山亦曾派兵南下，打算在襄阳附近切断汉水的交通线。《新唐书》卷二○二《萧颖士传》云：“山南节度使源洧辟掌书记。贼别校攻南阳，洧惧，欲退保江陵。颖士说曰：官兵守潼关，财用急，必待江淮转饷乃足。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大事去矣。……洧乃按甲不出，亦会禄山死，贼解去。”这次威胁所以能够解除，由于鲁炅在南阳死守，见《旧唐书》卷一一四，《新唐书》卷一四七本传。
[12] 《唐会要》卷八七，《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又参考《旧唐书》卷一二三，《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册府元龟》卷四九八。
[13]参考《新唐书》卷一九二《张巡传》。
[14] 《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册府元龟》卷四九八，《全唐文》卷三七○刘晏《遗元载书》。又参考《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唐会要》卷八七。
[15] 《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册府元龟》卷四九八，《全唐文》卷三七○刘晏《遗元载书》。又参考《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唐会要》卷八七。
[16] 《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略同。
[17]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唐会要》卷八七云：“广德二年……晏以检校户部尚书为河南及江淮以来转运使，及与河南副元帅计会开决汴河。”又《通鉴》卷二二三载广德二年：“三月己酉，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议开汴水。……庚戌，又命晏与诸道节度使均节赋役，听从便宜行毕以闻。……晏乃疏浚汴水。……”
[18]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又《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亦说：“晏即盐利雇佣，分吏督之。”
[19] 《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
[20] 《通鉴》卷二二六亦云：“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
[21] 《通鉴》卷二二六。
[22]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23] 《通鉴》卷二二六。又《唐语林》卷一，苏轼《东坡文集》卷三一《论纲稍欠折利害状》亦有相似的记载，可以参考。
[24]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按麻枲是不结实的大麻，又名牡麻；筱是细竹。
[25]以上均据《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26] 《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
[27] 《唐会要》卷八七同，《册府元龟》卷四九八略同。
[28] 《通鉴》卷二三四贞元八年条节取此文。
[29] 《旧唐书》卷一一四《周智光传》。《新唐书》卷二二四上本传略同。又《通鉴》卷二二四大历元年条亦说周智光“擅留关中所漕米二万斛。藩镇所献，往往杀其使者而夺之”。
[30]见《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册府元龟》卷三五九略同。又《陆宣公翰苑集》卷二○《议汴州逐刘士宁事状》亦说田神玉死，李灵曜反时，“转输所经，途路亟阻”。
[31]见《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二年六月辛丑条，《册府元龟》卷三九三，及《全唐文》卷六一六裴垍《郭子仪传论》略同。
[32] 《旧唐书》卷一一四《周智光传》，卷一三四《马燧传》，卷一一《代宗纪》，及《册府元龟》卷三九三。
[33]参考《通鉴》卷二二五大历十二年条；卷二二六建中二年条。
[34] 《旧唐书》卷一二四《李正己传》略同。
[35] 《新唐书》卷一七。《张万福传》，《册府元龟》卷三九三略同。
[36]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玄佐传》，《册府元龟》卷三五九及三八五略同。按李洧的归顺，事在建中二年十月，参考《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二年十月条。
[37]参考《全唐文》卷六。宪宗《录李侑（按当作“洧”）等子孙诏》。
[38]参考《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通鉴》卷二二七。
[39]同上。
[40]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新唐书》卷二二五中《李希烈传》。
[41]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卷一二七《姚令言传》。
[42] 《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通鉴》卷二三○兴元元年二月条。又参考陈寅恪先生《论李怀光之叛》（《清华学报》第十二卷第四期）。
[43]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卷一三三《李晟传》，《通鉴》卷二三一。
[44] 《新唐书》卷一四九《王绍传》略同。
[45] 《新唐书》卷一二六《韩滉传》略同，但末句作：“漕路无梗，完靖东南，滉功多。”
[46] 《唐大诏令集》卷五九，《文苑英华》卷四五一略同。按汴州的克复，事在兴元元年十一月，参考《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
[47]按李纳时已被赦，在表面上与中央政府维持友好关系。参考《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卷一二四（《新唐书》卷二一三）《李正己传》附《纳传》。
[48]按三门北的车道，自裴耀卿开凿来运输之后，到了贞元初年，李泌又重新开凿来陆运，以避底柱之险。《通鉴》卷二三二云：“陕州水陆运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是月（贞元二年二月）道成。”又《太平广记》卷三八《李泌》条引《邺侯外传》说他“又开三门，陆运十八里。漕米无底柱之患，大济京师。”又《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云：“泌始凿山开车道至三门，以便<饣襄>漕。”
[49] 《册府元龟》卷四八五略同。
[50] “抗”字原误作“映”。按齐映一生从未主管漕运，当是齐抗之误。参考《旧唐书）卷一三六，《新唐书》卷一五○《齐映传》。
[51] 《新唐书》卷一二八《齐浣传》附《抗传》略同。
[52] 《旧唐书》卷一四五，<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玄佐传》。
[53]在贞元年间，徐州虽然因为统治得人，没有发生兵乱，其后到了长庆二年（822）三月，军队也是一样的叛变，从而在蛹桥劫掠由江淮经运河北上的物资。及盾末，庞勋和时溥的军队更是先后以徐州为中心据点来断绝运河的交通，最后终于把大唐帝国的命脉断送了去。关于此点，详见第六章，兹不赘。
[54]按董晋死于贞元十五年二月（参考《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通鉴》卷二三五，及下引《董公行状》），“四”字当是“五”字之误。
[55]参考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三《宣武帅李董刘韩事》条。
[56]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玄佐传》略同。
[57] 《旧唐书》卷一四六《于颀传》略同。
[58]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卷一九六（《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
[59] 《通鉴》卷二二○，《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卷一九五《回纥传》，《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
[60] 《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