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以后的东都与运河——《唐宋帝国与运河》第二章
杜佑在《通典》卷一○叙述大业元年炀帝开运河后，便紧跟着说：“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可见这条运河除开凿给炀帝由洛阳乘龙舟往江都游乐以外。在隋代也曾被用来转运物资。不过隋享国时日甚短，开河不久以后便告灭亡，故运河在隋代对于南北交通的贡献究竟有限。
隋亡以后，便是唐代。唐代国都所在的关中，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增加，他方面因为土地生产力的减耗，其出产不足以满足当地的需要【1】，故每年须从江淮输人大量的物资——尤其是米——来接济。在唐初高祖(618—626)太宗(627—449)时，中央政府的组织比较简单，驻在那里的府兵又都自备粮饷【2】，故每年只由江淮经运河输入一二十万石的米便已足用，问题自较简单【3】。可是，自高宗(650—483)以后，一方面由于政府组织的扩大，他方面由于府兵制变为募兵制，政府经费的开支，无论是官吏的薪俸，或是军队的给养，都一天比一天增大，从而每年仰给江淮的粮食也就激剧增加起来了。
政府组织扩大的一个特征是官员的增加。在太宗时，内外文武高级官员一共才642人(《通典》卷一九)。及高宗显庆初(656)，一品以下九品以上的内外文武官却激增至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通典》卷一七)。后一数字所以远较前一数字为大，固然由于后者连中下级官员也包括在内，但高宗时官员的激增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其后，到了武后时(684—705)，因为要收揽人心，官员人数增加得更为利害。《通典》卷一五云：
及武太后临朝，务悦人心，不问贤愚，选集者多收之。职员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试官以处之。故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谣。
再往后，到了中宗(705—710)睿宗(710—712)时代，官员增加的趋势还是继续下去。同上：
及神龙(705—706)以来，复置员外官二千余人，兼超授阉官为员外官者又千余人。时中宫用事，恩泽横出，除官有不由宰司，特敕斜封便拜。于是内外盈溢，居无廨署。时人谓之三无坐处，言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也。
杜佑《省官议》(《全唐文》卷四七七)云：
神龙中，官纪隳紊……于是奏署员外官者二千余人。自尔遂为恒制。
又李峤《请减员外官疏》(《全唐文》卷二四七)【4】云：
自宝命中兴，鸿恩溥及，唯以爵赏为惠，不择才能任官。授级加阶，朝廷多改。正缺不足，加以员外。非复求贤助理，多是为人择官。接武随肩，填曹溢府。
当日官员人数激增的结果，俸禄的开支便要跟着增加，从而运河的负担也就特别加重起来。《新唐书》卷一二六《卢怀慎传》云：
神龙中，迁侍御史。……迁右御史台中丞，上疏陈时政曰：“……今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而奉禀之费，岁巨亿万，徒竭府藏，岂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极，河渭广漕，不给京师，公私耗损。……”【5】
这种情形，到了开元年间还是一样的严重。开元二十一年(733—734)裴耀卿的奏疏说：
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今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6】
复次，约在上述政府组织扩大，从而官员人数激增的同一时间内，唐代的兵制又发生激剧的变化，即由府兵制变为募兵制。府兵是兵农合一的军队。他们自给自足，不用政府供给衣粮等物，故关中驻兵虽然很多【7】，政府经费的开支并不因此而特别增大。可是，自高宗武后时起，府兵制已经逐渐崩坏；其后到了玄宗开元十一年，由于张说的提议，政府遂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名曰旷骑。《新唐书》卷五○《兵志》云：
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开元间)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开元)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岁二番，命尚书左丞萧嵩与州吏共选之。明年，更号曰旷骑。【8】
这样一来，唐代兵制遂由兵农合一变为兵农分离，从而军队的给养亦改由国家负担。这自然要影响到政府经费开支的增大，从而每年漕运的数额也有大量增加的必要。关于此点，宋代的吕祖谦已有详尽地发挥，他的《历代制度详说》卷四说：
唐时，全倚之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有征行便出兵行兵，不征行，各自归散于四野，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兵渐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自明皇以后，府兵之法已坏，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坏，所用粟不多，唐漕运时李杰、裴耀卿【9】之徒未甚讲论。到二子讲论，自是府兵之法既坏，用粟既多，不得不讲论。……唐之李杰裴耀卿之议。都不曾见于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见于……中、睿、明皇之时，正缘……唐中、睿之后，府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所谓宗庙射飨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全视兵多少。
当关中对江淮物资较前特别需要的时候，每年像高祖太宗时那样经运河输送人关的微小数量自然不能满足，从而有扩大漕运数额的必要。可是由江淮到长安的路程很远，要增加漕运数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其中有许多困难存在着。
唐初由南方运往中央政府的物资，包括人民当作租来缴纳的米，和当作庸调来缴纳的布帛，而两者中米粮一项尤为重要。江南各地的人民，除缴交这些物品以外，并须各出脚钱(运费)，以便派人用船装载运往洛阳。负责在这一段路上运送物资的人，最感觉困难的是沿途经过的长江、山阳渎、汴河及黄河等水流深浅的不同。因为“江南……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扬州人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礙，须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船运停留。至六月七月后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人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人洛，即漕路干浅，船艘隘闹，般载停滞，备极艰辛。计从江南至东都(洛阳)，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费”【10】。总之，由于经由各河水流深浅的不同，他们因沿途停滞及另雇河师水手而受到的时间上和物质上的损失是很大的。但虽然如此，处于长安和江淮之间的洛阳，因为地点适中，交通便利，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转运中心，每年都有大量的物资由江淮到达，以便转运往北方各地来使用【11】。
江淮物资运抵洛阳以后，还要经历八百多里的路程，才能到达长安，在这绵长的路上，洛阳陕州(今河南陕县)间三百里的运输最为困难。唐初因为船只航经三门底柱的险滩(在今河南陕县北黄河中)时常发生覆溺的惨剧，这两地间的运输多不经由黄河，改走陆路，用大车或马来运送【12】。陆路运费非常昂贵，计由洛阳运米至陕，每两石花钱一千文【13】。这一大笔运费和储藏费也由人民负担，他们“每丁支出钱百文，充陕洛运脚，五十文充营窖等用”【14】。其后到了开元初年，河南尹李杰为陆运使，曾经改善这段路的运输，他“从(洛阳)含嘉仓至(陕州)太原仓，置八递场，相去每长四十里。每岁冬初起运八十万石，后至一百万石。每递用车八百乘，分为前后交，两月而毕。其后渐加”【15】。他这样改良以后，运输量固然较前增加，运费却没有跟着减少，人民的劳费还是不能免除的。
当陕洛间陆运过于劳费的时候，人们也想到改善黄河航运，以代替这种不经济的运输。高宗显庆元年(656—657)，由于苑西监褚朗的建议，政府曾派兵六千人凿三门山，以便船只到达三门底柱时改用陆运，但结果没有成功【16】。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在三门山开凿栈道，以便船上滩时拉纤之用，但拉纤时船夫多因绳断坠崖而死，成绩并不怎么满意。
关于杨务廉在三门山开凿栈道，及其后船夫在这条路上牵船上滩的情形，张鷟《朝野佥载》卷二有详细的记载：
杨务廉……授将作大匠……陕州三门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顾夫并未与价直。苟牵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取顾夫钱，籴米充数。即注夫逃走，下本贯禁父母兄弟妻子牵船。皆令系二釩于胸背。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皆称杨务廉妖人也，天生此妖，以破残百姓。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节取此文，记载较为简明：
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三门山)为栈，以挽漕舟。挽夫系二釩于胸。面绳多绝，挽夫辄坠死。则以逃亡报，因系其父母妻子。人以为苦。
江淮租米运抵陕州太原仓后，复由黄河运往位于渭河河口的永丰仓【17】。这一段路线全赖水运，问题比较简单。大约太原仓距离码头还相当的远【18】，从那里用车运米【19】上船颇为劳费，故开元初陕州刺史姜师度特地改良码头的设备。他“立注楼，从仓建槽，直至于河，长数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处，具大杷推之。米皆损耗，多为粉末，兼风激扬。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动即千万数。遣典庾者偿之，家产皆竭。复遣输户自量，至有偿数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20】。总之，姜师度建槽注米固不失为一个聪明的办法，但因实行起来，米的损耗也很多，故终于停废不用。
运抵永丰仓的米粮，因为渭河不便航运，又须用牛车运往长安的太仓。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21】。可见这最后一段运路的运输工具也是很有问题的。
由上所述，我们可知唐初由江淮运米到长安去，要经历一段绵长而又艰苦的路程。在这一大段路程中，由江淮到洛阳一段，因为隋炀帝时曾经花过很大的心思与劳力来加以整顿，运输全赖水道，交通尚称方便。至于洛阳以西一段，因为隋代政府并没有怎样整顿【22】，或虽然整顿而得不到久远的利益【23】，故到了唐初，运输还是非常艰难劳费。当日洛阳以西的运输既然有这许多不易克服的困难，上述高宗以后关中因政府经费开支激增而起的对于大量粮食的需要，自然不能满足。这样一来，由于军事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不能密切连系，这个大一统帝国的中枢便常常表现出困难来。为着要弥补这种缺憾，政府遂把交通便利，江淮物资到达较易的洛阳建为东都，以便遇必要时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都由长安迁移到那里去办公。
洛阳在隋代已被建为东都，但到唐武德四年(621—622)又复废罢，改称洛阳宫。及显庆二年(657—458)，由于事实上的需要，高宗又建为东都【24】。他在《建东都诏》(《全唐文》卷一二)中说：“此都中兹宇宙，通赋贡于四方。……岂得宅帝之乡，独称都于四塞?来王之邑，匪建国于三川?宜改洛阳宫为东都。”可见他所以要在洛阳建立东都，主要由于那里交通方便，四方(事实上以江淮为主)租赋易于集中的原故。东都建立以后，他便时常行幸，即由长安搬家到那里去居住。
在高宗以前，太宗也曾三度行幸洛阳，但时间甚短，而在史书的记载上也找不到经济方面的原因。第一次在贞观十一年(637)二月，留住一年。这次行幸的目的，因史书记载有阙，我们不便臆测。第二次在十五年正月，目的在登封泰山，但其后却因星变而止，住了十个月便转回长安去。第三次在贞观十八年十月，这是路过的性质，住了三个月，即统率六军往征高丽【25】。
和太宗时正正相反，高宗行幸洛阳的时间很长，而且主要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他自显庆二年建东都时起，一共行幸过七次：第一次在显庆二年正月，留住一年；第二次在显庆四年闰十月，住两年半；第三次在麟德二年(665)正月，住十个月；第四次在咸亨二年(671)正月，住一年零十一个月；第五次在上元元年(674)十一月，住一年零四个月；第六次在仪凤四年(679)正月，住一年零九个月；最后一次在永淳元年(682)四月，到明年十二月遂死于洛阳【26】。总计在显庆二年以后的二十六七年内，高宗行幸洛阳的时间几乎要占去一半。而且在这七次行幸中，有四次都在正月离长安；这显然是因为那时关中青黄不接，粮食供给不足的原故。其余三次也在正月的前后出发，而没有在秋收时离长安的。可见高宗所以屡次行幸洛阳，实以经济的原因为主。
虽然文书记载有阙，关于上述高宗的七次行幸，我们还可考出其中四次的确由于经济上的原因：
(1)高宗在显庆二年正月行幸洛阳以后，便把洛阳建为东都。上面曾经说过，他所以要在洛阳建立东都，是因为那里“通赋贡于四方”的原故。可见高宗这次行幸，目的在于租赋的取给。
(2)关于咸亨二年的行幸，《册府元龟》卷一一三云：
咸亨元年……九月丁丑，以京师久旱，诏来年正月幸东都。
按咸亨元年关中的旱灾非常严重，《新唐书》卷三《高宗纪》载是年：
七月甲戌，以雍、华、蒲、同四州旱，遣使虑囚，减中御诸厩马。……八月庚戌，以谷贵禁酒。……丙寅，以旱避正殿减膳。……闰(九)月癸卯，皇后以旱请避位。……是岁大饥。
由此可知，咸亨二年高宗所以行幸，是因为前一年关中大旱，发生粮食恐慌，故迁往江淮米粮较易到达的洛阳来就食。他于出发前召集长安父老来宴别，也把这次行幸的原因说得很清楚。《全唐文》卷一四《赐京城父老敕》云：
自从去岁关中旱俭，禾稼不收，多有乏绝。百姓不足，责在朕躬。每自思此，深以为愧!今雒口仓廪且复充实，更为转运，于是艰辛。理有便宜，所以行也。故召卿等为宴别耳。
(3)关于仪凤四年行幸的原因，高宗在前一年十月的《幸东都诏》【27】中说：
咸京天府，地隘人繁。百役所归，五方胥萃。虽获登秋之积，犹亏荐岁之资。眷言于此，思蠲徭赋。夫以交风奥壤，测景神州，职贡所均，水陆辐辏，今兹丰熟，特倍常时。事贵从宜，实惟权道。即以来年正月幸东都。关内百姓宜免一年庸调及租，并地子税草。其当道诸县，特免二年。
诏中明说关中农产虽然收成很好，也因需要激增而无法供应，故政府须迁移到租赋较易取给，农产特别丰收的洛阳来办公，以便减轻关中百姓的负担。可见这次行幸的原因，也属于经济方面。
(4)最后，关于永淳元年的行幸，《旧唐书》卷五《高宗纪》载是年四月：
丙寅，幸东都。皇太子京师留守，命刘仁轨、裴炎、薛元超等辅之。上以谷贵，减扈从兵。士庶从者多殍踣于路【28】。
又《通鉴》卷二○三亦云：
上以关中饥馑，斗米三百，将幸东都。(永淳元年四月)丙寅，发京师。……时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
可见高宗最后一次行幸时，关中因供需失调而发生的粮食恐慌，严重到要威胁一般人的生存，故政府不得不迁移到洛阳来工作，以便得到充分食粮的供应。
高宗死，武后(683—705)临朝称制。她独揽大权后，于光宅元年(684)九月改东都为神都【29】。在她执政的二十余年内，除由大足元年(701)十月至长安三年(703)十月，在长安居住两年外，其余时间都在洛阳(时称神都)居住【30】。她所以长期留居洛阳，固然与她的政治野心有关，但当日两都经济状况的不同，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当高宗死，武后拟护送灵驾返长安的时候，陈子昂即以长安物资的供给远不及洛阳那样方便为理由，而加以谏阻。《陈伯玉文集》卷九《谏灵驾人京书》云：
伏惟大行皇帝之遗天下，弃群臣……臣伏见诏书，梓宫将迁坐京师，銮舆亦欲陪幸，计非上策，智者失图。……三辅……顷遭荒馑，人被荐饥。自河而西，无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此朝廷之所备知也。赖以宗庙神灵，皇天悔．祸，去岁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饿之余，得保性命，天下幸甚，可谓厚矣。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至于蓄积，犹可哀伤。陛下不料其难，贵从先意，遂欲长驱大驾，按节秦京，千乘万骑，何方取给?……况国无兼岁之储，家鲜过时之蓄。一旬不雨，犹可深忧。忽加水旱，人何以济?陛下不深察始终，独违群议，臣恐三辅之弊，不止如前日矣。……瀘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陛下不思瀍洛之壮观，关陇之荒芜，遂欲弃于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险，忘神器之大宝，循曾闵之小节，臣愚昧以为甚也。……臣又闻太原(按指陕州太原仓)蓄巨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国家之宝，斯为大矣。今欲舍而不顾，背以长驱，使有识惊嗟，天下失望。倘鼠窃狗盗，万一不图，西入陕州之郊，东犯武牢之镇，盗敖仓一杯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机，不可不深惟也【31】。
其后武后回长安居住时，李峤为神都留守【32】，表请车驾还洛，也以洛阳交通方便，物产丰富为理由。《文苑英华》卷六○○李峤《在神都留守请车驾还洛表》(《全唐文》卷二四五同)云：
今三秋告稔，万宝已成，阴阳所和，稼穑遍茂。却连泽、潞、汾、曲、叙庙(?)荆、扬、海隅、万庾同殷，千箱(一作“斯”)并咏。禾萌九穗，未曰休征。谷石五钱，讵名丰穰。加以舟车并凑，水陆交冲，物产尤多，观听胥悦。……伏愿陛下……回舆驻跸……
及武后于长安三年冬返洛后，明年又拟再幸长安。杨齐哲大加反对，其所持理由与陈子昂所说大同小异。《唐会要》卷二七云：
长安四年，幸西京(原文误作“凉”，今改正)，杨齐哲上书谏曰：“……陛下以大足元年冬迺睠咸京，长安三年冬还洛邑，四年又将西幸，圣躬得无穷于车舆乎?士卒得无弊于暴露乎?……陛下今幸长安也，乃是背逸就劳，破益为损。何者?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陛下居之，国无横费。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转输，价直非率户征科，其物尽宫库酬给，公私縻耗，盖亦滋多；陛下居之，是国有横费，人疲重徭。由此言之，陛下之居长安也，山东之财力日匮；在洛邑也，关西百姓赋役靡加。背逸就劳，破益为损，殷鉴不远，伏惟念之。……”【33】
中宗于神龙元年(705)正月复位后，又改神都为东都【34】。明年西迁长安【35】。自此时起，中经睿宗时代(710—712)，前后一共八年，都没有行幸洛阳。这时政府的迁回长安，实与当日两都的经济状况不相符合，故西迁后中枢景况并不很好。
当中宗要离洛阳西迁时，许多人都因长安不如洛阳那样便于吸取江淮物资而表示反对。如《文苑英华》卷六○○李峤《百官请不从灵驾表》(《全唐文》卷二四五同)云：
臣峤等言：伏以灵驾遵途，圣恩攀从，国计非便。……永淳已后，关辅流散，近适旋定，人犹未足。……若陛下此行，群司毕从，于人取给，臣实难之。水旱小偽，农虑非浅。东都则水漕淮海，易资盐谷之蓄。……宜应镇定，未可移动。……况扈从兵马既不豫集，行宫廪又未先备，发期俯迩，支计阙然，仓卒敦迫，必不敢办。……
又同书卷六○五宋之问《为东都僧等请留驾》(中宗)表(《全唐文》卷二四。同)云：
臣僧某等言：臣伏见某月日敕，以今月十九日将幸长安。东都道俗，不胜攀恋。……倘千官扈辇，同费太仓之粟，万国来庭，共索长安之米(原误作“来”，兹从《全唐文》改正)，将何给用，以济公私?且东都有河朔之饶，食江淮之利，九年之储已积，四方之赋攸均。诚宜宅幸三川，宽徭八水，稍登稔岁，方事归銮。
但事实上政府终于不顾一切，迂回长安去。这是因为韦后是长安人，她主张迁向那里，以便实现她的政治野心的原故。关于此点，由下述一事可以推知。《通鉴》卷二○九云：
是岁(景龙三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觋彭君卿等说上云：“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邪?”乃止。
当日政府的迁回长安，就物资的供给上说，既然是非常不经济的一回事．那末，西迁的结果自然不会好了。《新唐书》卷一二三《李峤传》云：
神龙二年，代韦安石为中书令。……上书……曰：“……今百姓乏窭，不安居处，不可以守位。仓储荡耗，财力倾殚，不足以聚人。……江左困转输，国匮于上，人穷于下。……”
又上引《通鉴》也说政府留居长安时关中发生粮食恐慌。
和中、睿二宗完全相反，玄宗即位以后，又屡次行幸洛阳：第一次在开元五年(717)正月，在那里住一年零九个月；第二次在十年正月，住一年零两个月；第三次在十二年十一月，住了将近三年；第四次在十九年十月，住了一年；最后一次在二十二年正月，住两年零九个月【36】。总计在最初执政的二十五年内，他行幸洛阳的时间共九年余，即占执政时间的三分之一以上。他所以这样屡次行幸洛阳，也和高宗武后一样，主要由于经济的原因。
玄宗即位不久，鉴于在长安时转运的劳费，即拟于先天二年(其后改称开元元年，713)十一月行幸洛阳。他在是年七月发表的《行幸东都诏》【37】说：
帝业初启，崤函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洛为会同之府。周公测景，是曰土中。为六气之所交，均万方之来贡。引鱼盐于淮海，通杭纻于吴越。瞻彼洛油，长无阻饥。自中宗入关，于今八载，省方之地，久而莫修。遂使水漕陆挽，方春不息；劳入夺农，卒岁河望。关东嗟怨，朕实闻焉。思欲宁人而休转运，馆谷而就敖庾。加以暑雨作害，灾拂秦川；岁星有福，祥归豫野。朕情深救弊，身岂怀安?……宜以今年十一月行幸东都。
但他这次行幸不见于《两唐书·玄宗纪》，大约是后来因事没有成行的原故。
现在根据史书上的记载，我们可以考出玄宗各次行幸之经济的原因。兹分述如下：
(1)关于开元五年的行幸，《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载开元四年冬：
玄宗将幸东都……崇对曰：“……陛下以关中不甚丰熟，转运又有劳费，所以为人行幸，岂是无事烦劳？……”……车驾乃幸东都。【38】
又《唐大诏令集》卷七九苏顾《幸东都制》(开元四年十二月三日)云：
东土耆老，倾心而模予；中朝公卿，屡言以沃朕。咸谓国之中洛，王者上地，均诸侯之赋，当天地之枢，陆行漕引，方舟系软，费省万计，利逾十倍。……宜以来年正月五日行幸东都。
可见玄宗这次行幸时，关中曾因供需失调而闹粮食恐慌，故迁往洛阳就食，以便减轻运输的劳费。其后关中农产丰收，粮食问题解决，政府遂又迁回长安。《册府元龟》卷一一三云：
(开元)六年七月辛酉，诏曰：“……时惟雍州，稼穑有年。……可以今年十月取北路幸长安。……”【39】
(2)关于开元十年行幸的原因，《唐大诏令集》卷七九《幸东都诏》(开元九年九月九日)云：
顷年关辅之地，转输实繁。重以河塞之役，兵戎屡动，千金有费，九载未储。怀此劳轸，以增旰昃。……卜洛万方之隩，维嵩五岳之中，风雨之所交，舟车之所会，沟通江汉之漕，控引河淇之运。利俗阜财，于是乎在。今欲省其费务，以实关中，即彼敖仓，少资河邑。……宜以明年正月十五日幸东都【40】。
又《册府元龟》卷一一三云：
(开元)十年正月丁巳，幸东都。二月戊寅至东都，八月壬子，制曰：“朕顷自镐京省方于雒，本以息转输之费，即河瀘之殷。……”
(3)关于开元十二年行幸的原因，史书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玄宗后来一直等到关中农产丰收才回长安去，其行幸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册府元龟》卷一一三云：
(开元)十五年六月乙巳，西京父老诣阙上表请幸。帝手诏许之。甲寅，制曰：“……我来于东，岁亦数稔。而西土耆老，傒予多怨。况关辅之地，顷则有年。……可以今年闰九月十日取北路幸长安。……”【41】
(4)关于开元十九年东幸的原因，《册府元龟》卷一一三云：
(开元)十九年六月丁卯，制曰：“三秦九雒，咸曰帝京。五载一巡，时惟邦典。上腴多饶衍之美，仍劳于转输。中壤均舟车之凑，颇闻于殷积。朕所以相时度宜，期于利物者也。况河汴频稔，江淮屡登，二周驰望幸之诚，三川勤侯予之请。……而顷京辅近甸，膏泽未均；陕雒之交，稼穡亦盛。……宜以今年十月四日幸东都，所司准式。”【42】
(5)关于开元二十二年东幸的原因，《旧唐书》卷九八《裴耀卿传》云：
明年(开元二十一年)秋，霖雨害稼，京城谷贵。上将幸东都，独召耀卿问救人之术。耀卿对曰：“……伏以陛下仁圣至深，忧勤庶政，小有饥乏，降情哀矜，躬亲支计，救其危急。……今既大驾东巡，百司扈从，太仓及三辅先所积贮，且随见在发重臣分道赈给，可支一二年。从东都更广漕运，以实关辅，待稍充实，车驾西还，即事无不济。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国用渐广，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劬劳，只为忧人而行，岂是故欲不往?……”【43】
其后关中农产收成较好，漕运数量较多，政府又复迁回长安。《册府元龟》卷一一三云：
(开元)二十三年十月，诏曰：“……属关辅无年，遽尔东顾，幸非为己，将以息人。今百谷既登，庶事皆省。……宜以来年正月取南路幸西京。……”【44】
二十四年正月敕：“以前议西幸，属岁不登，关辅之间，且欲无扰。今稼渐熟，漕运复多。……前取今年十月幸西京者，以其月三日发东都，取南路。……”
综括上文，我们可知唐自高宗以后，一方面由于政府组织的扩大，他方面由于府兵制的变为募兵制，政府经费的开支激增，从而首都所在的关中对于江淮物资的需要遂特别增大。可是，在另一方面，由江淮转运物资至长安，要经过一段绵长而又艰苦的路程，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由江淮到洛阳一段，因为隋炀帝时曾经花过很多血汗来开凿运河，运输尚称便利。至于自洛阳至长安一段的交通，因为隋代并没有怎样卖力气来整顿，或虽整顿而得不到久远的成绩，故运输非常艰难劳费。由于前者，洛阳的经济地位在当日变为非常重要，因为它位于南北交通的要冲，从而成为江淮北运物资的集散中心。由于后者，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遂不能与经济重心的江淮密切连系，以致帝国的中枢常常因粮食恐慌而发生不安的现象。为着要补救这种缺点，自高宗时起，政府遂把经济地位日形重要的洛阳建为东都，以便关中粮食因供需失调而发生恐慌时，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都可迁移到这里来消费江淮的租米和其他物资。因此，自高宗以后，直至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约共八十年左右，政府常常来往于长安洛阳两都之间，而武后一朝，更是几乎以全部时间在洛阳居住。这样一来，当日军事政治重心东移以后，因运河的沟通而与经济重心取得密切连系的结果，偌大的帝国便名符其实的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从而这个伟大的政治机构便能灵活运用，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因此，由于太宗努力而提高的帝国的威望，自高宗以后，大体上仍能维系而不坠，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注释：
【1】《旧唐书》卷七八《高季辅传》载贞观年间“京畿数州……地狭人稠，耕植不博。菽粟虽贱，储蓄未多”(《全唐文》卷一三五高冯《上太宗封事》同)。据《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天宝元年京兆府的人口为一百九十六万一百八十八。至于关中土地生产力减耗的情形，第一章已经说过，兹不赘。
【2】府兵是兵农合一的军队，“居无事时耕于野”，服役时“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新唐书》卷五○《兵志》)。
【3】《通典》卷一○，《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4】奏于神宠年间为吏部尚书时，参考《旧唐书》卷九四《李峤传》。
【5】《旧唐书》卷九八《卢怀慎传》，《全唐书》卷二七五卢怀慎《陈时政得失第二疏》略同。
【6】《通典》卷一○，《旧唐书》卷九八《裴耀卿传》，《册府元龟》卷四九八。
【7】《新唐书》卷五○《兵志》云：“凡天下置(折冲)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又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一一《论关中事宜状)云：“太宗皇帝……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陆氏说折冲府的数目虽然过于夸大，但当日关中府兵远较其他地方为多，却是没有疑问的。
【8】《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十年条略同，但末尾多“兵农之分，自此始矣”一句，更为清楚。关于唐代府兵制崩坏的原因，及由府兵制转变为募兵制的详细情形，参考日人滨口重国《从府兵制到新兵制》，《史学杂志》第四十一编第十一至十二号。
【9】《旧唐书》卷一○○《李杰传》载李杰对于漕运的贡献云：“开元初，为河南尹。……先是河汴之间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运不通。杰奏调发汴郑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刊石水滨以纪其绩。”(同书卷四九《食货志》，《新唐书》卷一二八《李杰传》略同)李杰又曾改善洛阳以西的陸运，见下引《通典》卷一○。此外关于裴耀卿的改革漕运，参考第三章。
【10】《通典》卷一○，《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册府元龟》卷四九八。
【11】由江淮运往洛阳的物资，除转运至长安外，又运往河北各地，以供军粮民食之用。例如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八《上军国机要事》云：“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所司便勒往幽州，纳充军粮。”这是江淮租米经洛阳运往河北充当军粮的例子。又《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云：“是(开元十五年)秋……河北饥，转江淮之南租米百万石以赈给之。”又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四《处分朝集使敕》(开元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云：“顷者水灾，荐及河朔。思无不至，尤彼元元，发仓廪漕江淮以振之，蠲租税停征役以安之。”这里虽然没有明说赈济河北民众的江淮租米是经由洛阳运去的，但由上引《陈伯玉文集》的记载可以推知。由此可见，适当南北交通要冲的洛阳实是江淮物资的集散中心。
【12】《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云：“旧制东都含嘉仓积江淮之米，载以大舆，而西至于陕三百里。”(《唐会要》卷八七略同)又《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云：“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陆运至陕。”
【13】《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云：“陆运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计庸钱千。”(《唐会要》卷八七略同)
【14】《通典》卷一○。
【15】《通典》卷一○，《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16】《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17】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云：“永丰仓在(华阴)县东北三十五里渭河口。”
【18】同书卷六云：“太原仓在(陕)县西南四里……以其北临焦水，西俯大河，地势高平，故谓之太原。”
【19】《旧唐书》卷一八五下《姜师度传》云：“(陕)州西太原仓控两京水陆二运，常自仓车载米至河际，然后登舟。”
【20】《朝野佥载》卷二，《太平广记》卷二五九《姜师度条》。《新唐书》卷一○○《姜师度传》作：“师度使依高为唐，而注米于舟。”
【21】见《通鉴》卷二○九。这里虽然没有明说运谷人京的牛是用来在长安永丰仓间拉车的，但由于下引的记载，我们可以推知。《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云：“贞元初(785)，关辅宿兵，米斗千钱。……以飞龙驼负永丰仓米给禁军，陆运牛死殆尽。”又《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载开成元年(836—837)“石又奏：咸阳令韩辽请开兴成渠。旧漕在咸阳县西十八里，东达永丰仓，自秦汉以来疏凿，其后堙废。昨辽计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阳抵潼关三百里内无车挽之勤，则辕下牛尽得归耕，永利秦中矣。”(《新唐书》卷一三一本传略同)
【22】《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云：“开皇三年，朝廷以京师仓廪尚虚，议为水旱之备，于是……遣仓部侍郎韦瓒向蒲陕以东，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之险，达于(陕州)常平(仓)者，免其征戍。”可见隋代政府对于陕洛间黄河中的险滩并没有积极地整顿，故只是消极地以重赏叫人冒险航运。
【23】同上：“其后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开皇)四年诏曰……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故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藉人力，开通漕渠。……于是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隋书》卷四六《苏孝慈传》，《通典》卷一○略同)可是广通渠的转运之利并不长久，它在唐初已不便航运，故永丰仓的米须用牛车运往长安。
【24】《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旧唐书》卷四《高宗纪》，卷三八《地理志》。
【25】《旧唐书》卷三《太宗纪》。
【26】《旧唐书》卷四至五《高宗纪》。
【27】《唐大诏令集》卷七九，《册府元龟》卷一一三，《全唐文》卷一二。前二者均谓诏书发表于仪凤二年，实系“三年”之误。
【28】《册府元龟》卷一一三略同。
【29】《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30】《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31】《旧唐书》卷一九○中《陈子昂传》略同。
【32】参考《旧唐书》卷九四《李峤传》。
【33】《全唐文》卷二六○杨齐哲《谏幸西京疏》同。
【34】《旧唐书》卷七《中宗纪》，《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35】《旧唐书》卷七《中宗纪》。
【36】《旧唐书》卷八，《新唐书》卷五《玄宗纪》。
【37】《唐大诏令集》卷七九，《册府元龟》卷一一三，《全唐文》卷二○。
【38】《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略同。
【39】《唐大诏令集》卷七九苏颞《幸长安制》略同。
【40】《册府元龟》卷一一三，《全唐文》卷二八《幸东都诏》略同。
【41】《唐大诏令集》卷七九《北路幸长安制》略同。
【42】《全唐文》卷二三《幸东都制》同。
【43】《通典》卷一○，《册府元龟》卷四九八，《全唐文》卷二九七裴耀卿《请缘河置仓纳运疏》略同。
【44】《唐大诏令集》卷七九《南路幸西京敕》，《全唐文》卷二八四《敕幸西京》略同。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第一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