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冶铁、铸铁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五章第一节
二 清代冶铁业的发展
清代采铁、冶铁的生产技术没有什么改进。在采矿上，仍是传统的锤、凿开挖，明代所述火爆法，反而未见记载。在冶炼方面，炼焦的使用，也反而未见记载。尤其是炼铁炉的构造，并未见进步。
表5-1清代各种矿在采厂数
| 年代 | 合计 | 铜 | 铅 | 铁 | 金 | 银 | 银铜铅 | 锡 | 水银 | 煤 | 硝 | 硫璜 | 雄黄 |
| 康熙元年1662康熙二十年1682
康熙三十七年1698 康熙四十七年1708 康熙五十七年1718 雍正六年1728 乾隆三年1738 乾隆十三年1748 乾隆二十三年1758 乾隆三十三年1768 乾隆四十三年1778 乾隆五十三年1788 嘉庆三年1798 嘉庆十三年1808 嘉庆二十三年1818 道光八年1828 道光十八年1838 年代未详 |
511
28 56 68 105 152 215 262 282 311 307 283 302 296 290 279 80 |
1
2 16 16 30 35 44 58 61 55 56 57 52 50 51 52 6 |
1
6 10 11 25 28 36 40 39 31 24 18 20 19 3 |
17 17 17 24 54 69 91 90 92 84 82 112 127 121 112 59 |
1 3 3 5 5 4 6 6 7 16 11 11 8 7 5
|
15
2 12 17 21 24 32 28 28 24 27 24 29 26 28 30
|
1 6 5 11 12 10 10 8 8 9 4 3 3
|
1 1 2 3 6 9 9 10 8 7 5 5 5 5 6 |
45
5 6 6 4 5 5 8 8 8 6 6 7 7 7 7
|
7 14 17 27 24 19 15 14 17 17
|
2 3 5 2 9 27 27 27 27 26 20 20 5 |
1 1 1 5 5 5 7 10 11 10 10 10 10 8 1 |
2 2 2 1 1 1 1 1 1 1 1
|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经387－389页。原据清代矿课，钱法档案，历朝会典、事例、则例，各省地方志及有关私记载整理。
直到鸦片战争前，清代最先进的炼铁炉，仍是广东明末遗制的瓶型高炉，这种炉的最高产量一昼夜可达3，600斤，我们已作过详细介绍。【38】清中叶新兴的陕西南部铁产区，其“铁炉高一丈七八尺，四面椽木作栅，方形，坚筑土泥，中空。上有洞放烟，下层放炭，中安矿石。矿石几百斤，用炭若干斤，皆有分两，不可增减。旁用风箱，十数人轮流曳之，日夜不断。【39】”这种高炉，看来是明代遵化炉的同一类型，只是加高了5—6尺，与广东高炉相等，但其容积相差远甚。这是因为，方炉只是便于筑造，不能过大，燃烧效果亦差。遵化高炉日产量540斤，陕西高炉以加大三分之一计，不过700斤。其鼓风设备则可能已利用封闭式风箱(明末《天工开物》所记亦系封闭式风箱)，但亦因此耗人力甚多。原资料说，一炉所需匠夫共十数人，鼓风即占去十数人。四川也是清代发展起来的铁产区，其所用炼铁炉更属小型。下面将引用其记载，每炉只司炉1人，鼓风2人，日产量仅27斤。
但是，清代产铁的地区扩大了，炼铁炉也增多了，所以铁的生产仍是发展的。我们没有铁产量的统计，由于铁课折银，所知情况反不如明代，不过，从其他一些材料看，清代铁的产量确有增长，但比起人口和经济的发展来说，又是落后的；到十九世纪后期，我为已是一个用铁相对贫乏的国家了。
彭泽益同志对清代铁矿的开发有个统计，据他统计，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到道光十八年(1838)，全国共报开铁厂280处，期间停闭168处，期末尚在开采的112厂。表5-2是每隔10年在开采厂数的摘要。
表5-2清代矿在采厂数
| 年代 | 合计 | 云南 | 四川 | 广东 | 广西 | 湖南 | 陕西 | 江西 | 其他 |
| 康熙二十四年1685雍正三年1725
雍正十一年1733 乾隆十年1745 乾隆二十年1755 乾隆三十年1765 乾隆四十年1775 乾隆五十一年1786 乾隆六十年1795 嘉庆十一年1806 嘉庆二十年1815 道光三年1823 道光十五年1835 年代未详 |
1718
50 70 93 91 91 86 82 115 116 121 112 59 |
1616
21 21 21 12 12 12 12 12 13 13 14 |
11
1 1 4 13 14 14 14 16 14 16 16 |
1
27 26 41 40 35 29 25 24 25 31 28 45 |
1 2 4 4 3 2 7 7 9 9 14 |
10 10 6 6 6 6 6 8 3 3
|
27 27 27 27 |
4 6 7 8 7 7 7
|
1 11 15 16 16 16 16 15 15 15 8 |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经387－389页。原据清代矿课档案，历朝会典、事例、则例，各省地方志及有关私记载整理。
冶炼的情况，我们也不妨作个粗略的考察。广东是清代冶铁最发达的地区，李龙潜同志有过研究。【40】据他研究，从康熙到道光年间，广东省商人经营的冶铁工场共有高炉85座，分布在三十个县，主要在广州、韶州、惠州、嘉应州四府。都属大型高炉，每炉年纳饷银50-53两，仅个别稍秒，惟不知其各时期停闭和实存数。雍正十二年(1734)，广东总督鄂弥达称：”粤省铁炉不下五六十座”【41】，似乎多了一些，可能是连同交纳饷银的土炉计算在内了。乾隆后期，炉数大减(多是矿尽停闭)。嘉庆四年(1799)，有材料说广东共有高炉25座；到道光时，大约20余座，亦有说30座【42】。据嘉庆二年(1797)一个材料，广东高炉每座年产猴80-90万斤。【43】高时按40座计，年产量在3，500万斤左右，低时按25座计，在2，000万斤左右，又清代广东的铁课，高时达714万斤，低时589万斤【44】，按二八抽计，产量高时达3，570万斤，低时2，940万斤。比起明代最高产量，高时亦不过增加25%强，低时反有减少【45】。盖广东铁矿，到清中期已渐枯竭了。
陕西原有铁矿开采，嘉庆以后大兴，成为一个大铁产区。这时铁厂分布在陕南凤县17处，略阳县5处，宁远厅2处，宁陕厅3处，共27处铁厂【46】。其高炉数未详。惟据称，其小厂有炉3-4座，大厂倍之(资料见后文)，平均每厂按4座计，约有炉100余座。陕西高炉年产量126.000斤，部计100炉年产共约1，200余万斤。
四川铁冶发展于乾隆年间，也是清代一个重要的铁产区，据称，乾隆十七年(1752)，威远县开炉6座；二十六年(1761)，屏山开炉4座；二十八年(1763)，屏山县再开炉4座；三十一所(1766)，宜宾县开炉2座；五十六年(1791)，洪雅县开炉2座【47】。又据《通典》，四川铁炉都属小型，如前所述，每炉年产量不过4，800斤，是全省年产不过35万斤。
福建是个老铁产区，延平(尤溪)铁早负盛名，但产量不多，清代转衰。乾隆八年(1743)，据沙县，尤溪等八县亲开铁炉共69座，内大炉5座，小炉64座，惟炉式及产量匀未详。【48】
广西是清代新兴的一铁产区。据乾隆十八年至嘉庆二十一年(1753-1817)前后11个关于广西矿课的材料，列铁炉数都在50-60座左右，平均数56座分布在约10个县。【49】其炉式则未详。
江西的铁产区主要在长宁、兴国二县。长宁县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报开铁炉4座，五十九年(1794)报一炉4座，嘉庆十七年(1812)报开铁炉1座，共9座【50】。兴国县情况未详。
湖北省于雍正间题准澧州石六、慈利、安福、永定四县铁矿任民开采。乾隆四十六年(1781)，石门县派矿课3，000斤，慈利县派矿课5，000斤。【51】按二八抽铁计，产量为40，000斤，依四川式小型炉计，约有铁炉8座。全省又不止此。
云南是个老矿区，铁厂不少，炉数未详。惟云南铁产，乾隆以后是衰退趋势。湖南、山西、安徽者是后起的铁产区，尤其湖南、地拉相当重要，但铁炉和产铁情况，都无资料可寻。
以上，除广东、陕西两个主要铁产区外，其余各省有数可查的铁炉共144座。考虑到未全数字，及湖南、云南、山西、安徽等省，若共有250座炉，并不为多。均按四川小型炉计，每年产量共约120万斤。这样，全国铁产量约在4，7000万斤左右，最多时不到5，000万斤。
三 冶铁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清代冶铁仍然缺乏比较广泛的资料，我们还只能从一些事例中来观察生产关系。
湖南：“辰〔溪〕邑矿厂情形，其挖，开设炉墩于县属溪边河岸，雇募人夫，煽铸生铁，名生板者，有乡厂、容厂之分。乡厂者，数人共一炉墩，各以所获炭、矿，轮流煽铸，为日甚暂。客人者，或一人或数人合伙，先期收买炭、矿，每秋凉时开炉，至次年春夏之交为止。所出生板，俱装运浦市，出售于砂铁厂。……属内开设炉墩之处，原无定在，故未载明。”
“辰邑山多田少，无田可耕之贫民，所在多有。当农忙时为人雇工，犹可自食其力；及至秋后无他艺业，往往于产有铁矿处所，竭力开采，以此获得值自瞻。计阖县挖矿营生之人，动以数千。开采得矿，矿贩于此收买，装运近河开设炉墩之处。又有厂民收买炭、矿，雇募，煽铸生板。计每炉一座，所需工及挑运脚夫，约数十人，十座则数百人矣。邑属以此食力养家，亦以千计。其烧炭之炭户，装矿之船户，取给于此者，亦数百家。”【52】
从这段记载看得很清楚：采矿、烧炭的都是小生产者，他们大都是无地农民，农忙时为人帮工，秋冬采矿、烧炭。他们所采矿砂，由矿贩收买，装运卖给“生板”，即开炉冶铁之人。冶铁需大量的水，故都在溪边岸。这里的炼铁炉十分简陋，故称炉墩，炼几炉后即须重建，迁徙无定址。“生板”有乡厂、客厂两种。乡厂是采矿农民联合所建，属合作性制裁，建成后，轮流使用，每人用几天，这种情况很普遍，以后在放业中我们常看见以“日”作股份或分配单位，大盖即源于此。客厂是一人或数人合伙，须有一定投资，先期收买炭、矿，供一季度炼铁之用(炼铁季节大体是阴天国十月至次年四月共180天)。这些人可能是地主、富户，更可能是外地来的商人，故称客厂。一个炉需雇工数十人，主要是挑水、运料的脚夫，以及看炉、煽风的工匠。那种小生产者合作性制质的乡厂，轮流冶炼自己所采矿砂，即使雇些人帮忙，也不能算是资本主义萌芽。至于客厂，那就要看厂主身份和雇工条件了，记载不详，难予定论。一般说，这种流动性、季节性的矿产品加工，也和某些农产品加工差不多，可作为商人支配生产的一种形式。
我们所以不厌其详地介绍这段史料，是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采矿、烧炭的是小生产者，他们与炉厂主人并无直接关系。即使其产品是由炉厂直接收买，也并非雇工。乃至他们是受炉厂季托或承揽任务，进山采矿、烧炭，计件或计工受值，那也与炉厂直接雇佣的冶工人不同。这在研究矿冶史料时，是应予注意的。
四川威远县：”大山岭、铁炉沟二处，铁矿颇旺，共设高炉六座。每炉一容，用夫九名，每日每户挖矿十斤，煎得生铁厂斤。……计每年〔生产〕六个月，共一百八十日。高记六座，通共用夫五十四名，……共煎生铁二万九千一百六十斤。”
四川屏山县：”李村、凤村、石堰三乡设炉四座，……又于荣丁、利店、茨藜三乡设炉四座，……共设炉八座。每炉采矿砂丁九名，炉夫一名，厢煽夫二名，共计夫丁九十六名，除承值炉厢夫二十四名不能采矿外，实得砂丁七十二名。每丁的获矿砂十斤，每日可获矿砂七百二十斤。每砂十斤，煎获生铁三斤，每日共煎生铁二百一十六斤。”【53】
显然，这两个材料并不是矿厂调查，而是用一炉9名砂丁的平均数来计算生铁产量，以便规定矿课。但它也透露了一些生产关系的情况。第一全是乾隆十七年(1752)的报告，4座炉分设两处，看来是一个炉主。第二例书明，李村等4炉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建，荣西等4炉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建，8座炉分设在6个乡，看来是有几个炉主。这些炉主的身份不详，不过其投资是不大的。用工情况，每记须冶炼工3人，采矿夫9人，这大约是平均数。未提烧炭夫，炭可能是向小生产者买来，也可能是因与计算产量无关，故略。若是，则矿砂亦可能是向小生产者买来，采矿夫9名是否炉主雇用，也还不能肯定，文中说“用夫”，无雇募字样。材料并讲明，它们的生产都是冬春二季180天。这种类型的炉主，是属于小业主，已具有资本家身分，主要看他有几个炉，雇工多少。从这些资料看，还不能肯定。
现在再来看陕西的情况。
“陕西南山铁厂，令商民自出资本，募工开挖。由地方官查明该有商人姓名藉贯，取具日结，加具印结，详明藩司，发给执照，方准开采。……”
“各厂匠役，现状民商人造具循环薄，按名注明年岁藉贯，及上工日期。如有辞工另募，随时添注。于每季底，送该管官稽核。……”
“所出铁觔，只准铸造锅、铁盆、农具，倘有卖给匪徒私制军器等弊，立即严拿治罪。【54】”
“铁山分红山、黑山。黑山为炭窑，……红山则山之出铁矿者，……”
“每炉匠人一名，辨火候，别铁色成分。通计匠、佣工每十数人可给一炉。其用人最多，则黑山之运木窑，红山开石挖运矿。炭路(矿)之远近不等，供给一炉所用之夫，须百数十人。如有六七炉，则匠作、佣工不下千人。”
“铁既成板，或就近作锅厂，作农器。匠作搬运之人，又必千数百人。故铁炉川等稍大厂分，常川有二三千人，小厂分三四炉，亦必有千数百人。”【55】
这里，把炉厂的开业、雇工、管理、产品销售等都讲得很清楚。从雇佣劳动看，作者是把劳动者分为匠作、佣工两类。匠是指辨火候的炉匠，须有技术经验，每炉只需一人。佣工是指煽风箱和场内运料的，一炉需十数人。但是，需人最多的是场外的采矿工，、烧炭工，称为夫，供一炉之用，需百数十人。同时，这里是炉厂制，【56】一个大炉厂有炉6—7座，看样子是属于一个资本(独资或许合伙)。这样的炉厂所需劳动，就有二、三千人了。其中，即使是场外的采矿、烧炭工是采取计件给值办法，即买卖关系，单就场内雇工而论，也算得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生产了。
关于陕西的铁厂，还可补充这样一些情况。其一，空虚地区的冶铁业是在乾隆以来外省流亡农民大批入山开垦，嘉庆初立厅置县对他们采取安置办法的时候，发展起来的。这些人与当地封建关系本来甚少，严如熤《铁厂咏》中说：“一厂指屡千，人皆不耕食。蚩蚩无业氓，力作饱朝饎”【57】，反映他们具有了无产者的性质。不过，失是季节性生产，铁厂工人，尤其是那些采矿、烧柴工人，恐怕不会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其二，在明代就出现了资本巨大的陕西商人。清代陕南山区开发后，他们也经营这里的物产运销，商人投资铁厂，处意中事。”铁厂、板厂、纸厂、耳菌厂皆厚资商人出本，交给厂头雇募匠作”。【58】这些情况，我们在每四章第七节关于陕南木厢业的考察中，已为详述。
最后，广东的冶铁业，在明末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我们在第二章第五节中已予详述。到清代，又有了发展。如前所说，截至道光年间，广东先后开有炼铁炉85座。它们大都是按照当地额定的饷银(铁课)数，招商承办的。
“〔嘉应州〕本州额〔定〕溢铁炉六座。商人卜绍基，在松口堡潭头角承开复兴炉一座；商人王长兴、商伙李世业，在松源堡分煽葵坑、坟承开玉浆炉一座；商人李鸿逵，在磜下堡承开员漂炉一座；商人张际盛，在瑶上堡承开广兴炉一座；又溢炉商李鸿纶，在石坑堡螺子塘承开永源炉一座；商人黄鼎丰，在四督保承开金坑炉一座；递年各认纳银五十两。……至各炉年用矿砂，系在本州松源堡宝坑、石坑宝铁山嶂两处地方产矿山场采运，供炉煽铸。【59】”
这段史料显示，承办冶铁的都是商人，有的原是经营筑造炼铁炉(溢炉)的商人，有的是商人合伙(王长兴和李世业)。不过，每个商人只经营一炉(广东其他州县材料也大都是这样)，与前述的炉厂制不同。大约因为广东高炉物大，筑造工精，寿命也长，至少可在炼铁季节连续作用。每炉都有命名，如复兴炉、玉浆炉长(别处还有太平炉等)，看来也就是这家炼厂的名称，同时也反映其固定设备投资产不小的，嘉应州产铁矿砂之地只有两处，而炼炉则分布于六个堡，这是因为炼铁须靠近山林和水源，宁可运送矿砂。这也反映其生产规模较大，不能象前引湖南材料那样随便迁徙了。
据雍正十二年(1734)广东总督鄂弥达说：“粤省炉不下五六十座，煤山木山，开挖亦多，佣工者不下数万人”，这可能是连小型的土炉也计算晨内了。雍正十三年，他又说：”各州县〔铁炉〕……佣工受值多，……且穷民入山佣工”。【60】从明末《广东新语》等一些材料估计，大约一炉城冶炼工人60-70人，采矿、烧炭即”入山”者150-180人，尚需牛、船等运输工100人左右。这样其中水陆运输乃至采矿，烧炭诸工，不一定都是由冶炉主人直接雇用，但这并不妨碍冶铁业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