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垦荒政策分析——《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

八、清初垦荒成效

　　以上，我们就清初国家推行的垦荒政策分别作了介绍，从其实施情况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顺治时期和康熙时期。

　　顺治时期基本上是一个战争时期。清朝统治者出于稳定封建秩序，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政治经济需要，对招徕垦荒给予很大的重视，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令。然而连年的战争，特别是清朝政府财政绌支情况越来越严重，使得它所颁布的政策、法令，往往无法兑现，从而又严重地影响了垦荒的进行。

　　总结顺治年间清朝政府垦田成效不大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社会环境不稳定，二是政策变动多。

　　招佃垦荒属于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范畴。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提倡生产，目的当然要增加剥削，但要做到这一点，剥削者必须同时给被剥削者提供一定的增加剥削的客观条件。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说的“休养生息”、“使民以时”，就是这个道理。但这种条件，顺治年间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当时，南方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北方则忙于派差派粮以应付前线的战争。社会环境不稳定，广大农民无法从事正常生产活动，招垦工作当然也难以顺利推行。

　　至于垦荒政策的多变，实际上是与社会环境的不稳定紧紧关联着。当时，由于战争所造成的局势动荡，使得封建国家颁发的垦荒法令经常无法保证其实现，而清朝政府又急于企图用加速垦荒的进程来增加赋税收入，这样就造成了政策变动多。往往原来的规定还没有完全推行贯彻，又有了新的则例，甚至后来的规定又否定了前面政策的有效性。这种不断更迭的规定和则例，使得广大农民无所适从，视垦荒为畏途，因此大大地限制了垦荒的成效。

　　康熙年间是清初统治者推进垦荒的第二个阶段。

　　在康熙的几十年中，尽管也发生了持续8年之久的三藩叛乱，但总的说来，政治、经济形势都趋向稳定，清朝政府在推行垦荒的客观条件上，也比顺治时候要好得多。清朝政府还有意识地对过去政策作了比较切实的调整。比如像前面提到的，力图贯彻三年起科的规定，以后又将起科年限一度放宽为4年、6年，甚至10年，还对某些垦荒农民发放牛种，等等。这也是清初垦荒中，康熙年间比顺治时候进行得比较扎实的原因。

　　此外，康熙时还注意了整治河道和兴修水利等工程，而这对于扩大垦荒也具有重要意义。张履祥在谈到明清之际水利失修情况时说：“民事不可缓，农田水利之政百年不讲，四海安得不穷困乎!”【163】康熙年间更有不少官员谈到垦荒与水利的关系，有人议论说：“康熙时，令郡县垦荒田，约六年成熟起科纳赋，而畿辅报垦者甚少，盖北方既无沟洫之制，则新垦之田。旱即成赤土，水即成巨浸，有收无收不可知，而赋科一定不可复免，所以小民听其荒芜而不愿垦也。”【164】因此，他们认为“欲民之富在于垦田，欲田之垦在兴水利”【165】。又说：“欲劝垦荒，当先治水，水患全除，则荒地不劳劝而争辟矣!”【166】当时，康熙自己就规划了黄河、永定河的修治。在地方上，不少省、府、县的官员也着手恢复和整修水渠沟洫，这种做法都有利于垦荒的进行。

　　下面我们根据《实录》记载，将顺治、康熙两代的垦荒数字作了统计。

　　表1

　　表2

 

　　上列二表说明：

　　垦荒年代均以《实录》载明年代为准，实际上很多都是前一年的垦荒数。

　　湖广、四川等省的“新增地”、“自首地”亦都列入垦荒田数。

　　康熙五年江西省上报垦田数，《实录》记载两次：卷一九，五月乙未条：“江西巡抚董卫国疏报：康熙四年分，江西各属共垦荒地二千八百三十五顷，照例起科，下部知之。”卷二○，十二月丁巳条：“江西巡抚董卫国疏报：南昌等府属三十三州、县、卫，共垦过田地二千八百三十五顷四十五亩，下部知之。”疑实际只一次，故作一次数字列入。

　　上述统计，从严格意义上说当然不够精确。比如：①缺少陕四、甘肃、福建、浙江的数字；②某些省区报垦数字过少，如山西只有400多顷，不符合清初的实际，其他像山东、广西、云南等省也是如此；③从时间上看，顺治六年(1649)以前，由于百废待兴，户部没有统计数字，可以勿论，康熙十二年(1678)到二十年间也因三藩叛乱，垦田工作趋于停滞，但中间还有很多缺年。此外，即使《实录》记载已经上报的数字，也不完全确实。有的官员往往重复上报垦田数字，如前些年已经报垦了的，后来又汇总一起，再次上报，而这些重复上报的，有时又不易分辨，更有的官员以“增税为功”，大搞虚报、浮报。特别是顺治年间，情况更甚。十五年，河南巡抚贾汉复一次上报“清察开垦荒地共九万余顷，每岁约增赋银四十万八千余两”【167】。就是虚报充数的典型。

　　然而即使如此，《实录》数字还是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参考的依据。

　　在顺治的十几年中，报垦数字最多的是十年(1653)、十一年、十四年、十五年。其中十年到十二年是清朝政府推行兴屯的时期。当时，封建国家下令把所有无主荒地和一部分不能按时纳课的有主荒地，变为国家屯地，然后又强迫大批农民变为屯户，这样就造成十年、十一年垦田数字的增加。但是正如前面指出过的，由于兴屯土地剥削很重，封建国家对屯户在人身上的控制也比一般编户要严格，引起农民的逃亡和反抗，使兴屯工作推行不到三年就濒于破产，最后不得不明令停止。顺治十二年垦田数字剧烈减少，到十三年竟然没有报垦数字，也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顺治十四年、十五年垦田数额的重新回升，主要是因为从十三年开始，清朝政府又实行了新的奖励地主乡绅垦荒的办法。特别是十五年，达到98000余顷，是顺治十几年中垦田数字最高的。总计顺治十四年到十八年，共报垦田土117675顷，占整个顺治时期的71％以上，其原因之一，就是各地的地主乡绅，凭借封建国家的优待，大肆侵占田土，并强迫农民为其垦复所取得的结果。明清之际，山东、河南等北方省区，曾遭受农民军的严重扫荡，地主势豪元气大伤，此时便乘机复苏。山东聊城县，原来是“户口愈减，田土愈荒”，到了顺治十二年冬天以后，情况就开始改变，“地土渐熟，户口渐增，而荒芜开垦十有七也”【168】。大学士孙廷铨在谈到他老家山东的变化时也说：“往昔所经大道之旁，一望皆黄茅白土”，顺治十四年左右，“再经其地，颇多开熟，村烟相接，鸡犬相闻，该抚、藩司开荒甚多。”【169】河南的垦荒情况也是如此，顺治十五年，王命岳在《再陈清丈应行事宜一十四条疏》中特别指出：当时已经是“流亡渐集，户口渐蕃，草莱渐辟。”【170】这种在北方农村中生产面貌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地主阶级经济力量的增长。

　　康熙时候的报垦数字，更多的是反映了南方各省区垦荒情况，另外像山东、河南等省的田土，也陆续有所增加。这说明随着清朝政府在政治上的统一，垦荒工作也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得到推行。

　　当时，四川、湖广等地积荒最多，而开垦的进程又较迟缓。康熙初年，清朝政府大力奖励四川、湖广等省的垦荒。根据《实录》记载：仅康熙二年(1663)到六年，湖广地区就报垦荒地达30360余顷。四川垦荒工作主要是在平定三藩叛乱以后。康熙年间，四川共报垦荒地107356顷余。都是在康熙三十一年以后陆续垦复、清理升科的。

　　为了补充上面的说明，我们根据《清会典》记载的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二十四年(1685)、雍正二年(1724)直隶等各省的田土数字，再列表如下【171】：

　　(续)

　　按：上表各年田土总数，都是照录《会典》的原载数字．我们根据各省的田土数重新作了统计，发现里面存在着出入。比如：顺治十八年(1661)，《会典》记载是5493576顷，而我们计算的却为5492576顷(上表中顷以下都一概省略，但我们在统计时仍一并计算在内)，相差达1000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会典》载录为6078430顷，我们的统计是6078420顷，相差10顷；雍正二年(1724)，《会典》数为6837914顷，我们的统计是6837915顷，多出1顷左右。究竟哪一个数字准确，尚待作进一步考证。

　　与前二表相比，《清会典》缺少各年的垦田数字，但从顺治十八年(1661)全国田土数额是5493576顷余，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6088430顷余，雍正二年(1724)6837914顷余，我们可以看到半个多世纪来，清代垦田数额的增长，由于《会典》全部载录了各省具体的田土数额，这就弥补了前二表中有的省区没有垦田数字的欠缺。当然，汶單面存在着很多矛盾，最突出的县澍广地区，前表2开列的垦田数是113553顷，而根据《会典》载录数的计算，却只有47664顷，这里除开顺治十八年(1661)以前的垦田数不详外，还相差很大的数额．从这些矛盾的数字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各级官吏在上报垦田数时的浮夸或隐漏不实。

　　必须指出，在上述统计数字中，没有包括将近40万顷的军漕屯田，17万多顷的内务府官庄和八旗庄田，以及各省的“在官地亩”和学田数等．此外，特别是从康熙中期起，不少人在山区荒岛从事开垦，更有大批农民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不断越过长城到蒙古或关外东北地区开垦荒地，这些也大都没有计算在内。因此，我们根据雍正二年(1724)的田土数字，再参考上述情况，可以说：到了康熙后期，清代的田土数额，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明代万历初年的水平。

　　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皇帝曾得意地说：“前云南、贵捌、广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变(按：系指三藩叛乱)，地方残坏，田亩抛荒不堪见闻。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172】以后，他又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五十二年，当原任偏沅巡抚潘宗洛谈到湖南有500多顷待垦荒田时，康熙帝探为诧异，“今天下户田甚繁，地无弃土，湖南安得有如许未垦之田?”接着他便议论说：“今四川之荒田开垦甚多，果按田起课，则四川一年内可得钱粮三十余万，朕国用已足，不事加征。且先年人少田多，一亩之田其值银不过数钱，今因人多价贵，一田之值竟至数两不等。”“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地少故耳!”【173】五十三年六月，又说：“条奏官员每以垦田积谷为言，伊等俱不识时务，今人民蕃庶，食众田寡；山地尽行耕种，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为积谷之计耶!”【174】到五十五年闰三月，康熙还向大学士等各官员谈到：“今太平已久，生齿甚繁，而田土未增，……或有言开垦者，不知内地实无闲处。今在口外种地度日者甚多。”【175】康熙皇帝的话，虽然不免有夸大的地方，但是，清初那种到处都是流民、荒地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同时，农业生产也有了恢复和发展，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在封建制度下，由于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比农民占有更大的优势，这就使得他们在垦荒活动中，总能得到更多的利益。清朝政府规定，“无主荒地”“开垦耕种，永准为业”，可贫苦农民要认垦土地却很不容易，“报垦之时，册籍有费，核查有费，牛种工本之外，复拮据以应诛求”，以致人们叹息，“非中等以上之家不能开垦”【176】。有的农民即或领得一小片荒地，也随时会受到豪强的觊觎。常常土地“一经垦熟，即有势豪认为原业，夤缘告理”，而官府又多站在“势豪”一边，帮助抢夺田产，使农民的劳动和希望落空【177】。顺治十八年(1661)，河南巡按刘源浚的秦疏说：南阳、汝宁等府，有许多“急议开垦”的荒地“无人承种”，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耕熟后，往往有人认业，兴起讼端。”【178】正如雍正初有人所说：“良懦垦熟而豪强认占，势既不敌，官莫为理，勤而无所，恒有悔心，此垦荒者所以裹足莫前也。”【179】地主豪强不断强占农民的垦荒成果，而官府又总是保障他们的利益，使得“永准为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地主阶级实现土地兼并的目的。如河南因“兵燹之余，多有抛荒”，“贪官、劣衿、奸民、土豪，或要挟州县卫所，或贿通里书产房，膏腴任其开垦，差粮任其隐匿”，贫苦农民不但难于领得荒地，而且还因豪强“隐占”、“飞诡”，大受粮差之苦【180】。贵州省自三藩之乱，“民夷弃业逃避”，田土荒废严重，后来虽得到“恢复”，但“大半为土司豪强者占踞”【181】。甘肃的某些地区，直到雍正初年还是“荒山累累”，其缘故就是“明末兵荒之后，百姓逃亡”，田土“悉为豪强霸占，无人开垦”，因为“一有人耕，则蜂起而夺之，往往经年累月不得一结，所以小民深畏拖累之苦，而地方各官又以息讼宁人起见，相率任其荒废”【182】。

　　清初的垦荒，尽管存在着上述种种弊端，但是全面地进行评估，广大农民还是得到了利益。在招垦的整个进程中，清朝政府重视解决贫苦农民缺少牛种等实际困难，鼓励垦辟各种闲荒土地，这就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对于地主豪强的侵隐包揽活动，政府也注意进行限制。即以奖励地主垦荒而言，清廷一面大力提倡，给予种种照顾，同时对于可能引起的有势之家“包揽荒地”，使一般农民甚至中小地主更难领垦荒地的现实，也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早在顺治十一年(1654)，朝廷就向有关官员提出了制止在垦荒中“豪强占隐，以致穷民失业”的现象【183】。十四年，户部在议准奖励乡绅垦荒的同时，又规定了“其贡监生员有主荒地，仍听本主开垦。如本主不能开垦者，该地方官招民给与印照开垦，水为己业”【184】。所谓贡监生员，其中固然也有财力殷实的大地主，但主要都是些中小地主。他们的政治经济实力，难以与“文武乡绅”相匹敌。明确规定贡监生员的有主荒地仍听本主开垦，就是要保障中小地主的利益，防止“文武乡绅”搞大“包揽”。至于“如本主不能开垦者，该地方官招民给与印照开垦，永为己业”则还包含了对一般农民的照顾。有关原则，后来又一再加以重申。此外，在赋役方面也采取一些行动，如更定优免条例，取消自明代以来缙绅地主享有的免赋权利，对于免差特权也大大缩小、范围，自顺治十五年(1658)起规定：“自一品官至生员吏丞，止免本身丁徭。”【185】这样做，除了有利于增加粮差征收外，也具有限制缙绅地主利用赋役特权、在垦荒中搞“隐占”、“诡挂”的意义。

　　通过垦荒，很多衣食无着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变成自耕农，也有一部分官僚和地主乡绅从垦荒中得到好处，使部分垦民重新沦为佃农。与明末相比，清初的土地产权得到相当大的分散，自耕农和一般中小地主的比重增加了。比如四川省，清朝政府除鼓励流落外地的川民重返故里外，还大量招徕外省客民，规定荒地“凡一插占，即为已业，后亦不得争论”【186】。“后至者则就前贸焉，官则视值多寡以为差，就其契税之”【187】。这样的占垦者，大多属于自耕农民．还有像湖南的一些州县，亦因“土旷人稀”，占垦者只要“折竹木枝识其处，认纳粮差”，便可成为“永业”【188】。陕西的边邑之地，康熙末，官府多设“招徕馆”以鼓励垦荒，“民之来也，必计口授田，计田给种，朋户给牛”【189】，使农民比较方便的得到小块土地。另外，像南方的闽、浙、赣、粤等省，虽然在垦荒中，地主所有制仍占据统治地位，但地权关系还是比以前有较大的分散。

　　由于我国幅员广阔，各地经历的变动又大小不一，因此在垦荒中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亦是十分正常的。总之，清初的垦荒，促进了农民和中小地主所有制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使清朝的统治进一步得到加强。

(原载《清史论丛》第2辑，重刊时结尾部分稍有改动)

注释：

【1】 《清世祖实录》卷一三。

【2】贾汉复等：顺治《河南通志》卷一一。

【3】 《明清史料》第三本，《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揭帖》(顺治七年八月十九日到)。

【4】 《皇清奏议》卷九，陈应泰：《整顿边圉疏》(顺治十年)。

【5】 《文献丛编》第二十五辑，“顺治四年奏议稿本”

【6】 《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湖南巡按张懋熺揭帖》。

【7】郝浴：《中山奏议》卷一，《备述蜀省情形疏》，《中山全集》本。

【8】 《明清史料》第六本，《四川巡按张璿揭帖》(顺治七年五月四日到)。

【9】蔡毓荣等：康熙《四川总志》卷三○。

【10】高其倬等：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一八《艺文》，王新命：《请除荒疏》。

【11】 (皇清奏议》卷六，班琏：《征绢请改折色疏》(顺治十年)。

【12】王沄：《云间第宅志》，《艺梅珠尘》本。

【13】 《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342页。

【14】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697页。

【15】蔡士英：《抚江集》卷三，《为覆查荒芜据实确报仰祈圣鉴事》。

【16】 《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残县人少地荒钱粮骤无所出泣吁破格重免以俟生聚揭帖》(顺治三年八月初四日到)。

【17】 《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户部题本》。

【18】贾汉复等：顺治《河南通志》卷之一二。

【19】 《清世祖实录}卷四三，顺治六年四月庚子。

【20】 《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山东巡抚夏玉揭帖》(顺治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到)。

【21】 《清世祖实录》卷八七。

【22】 《皇清奏议》卷二，卫周胤：《请陈治平三大要》。

【23】龚鼎孳：《龚端毅公奏疏》卷三，《敬陈民困疏》。

【24】郝浴：《中山奏议》卷一，《备述蜀省情形疏》，《中山全集》本。

【25】 《顾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

【26】 《清世祖实录》卷九三。

【27】孟乔芳：《孟忠毅公奏议》卷下，《题为微臣目击荒粮之紧不能不支，垦祈圣恩速赐除豁以全孑遗事》。

【28】 《明清史料》第三本，《宜府巡抚冯圣兆为塘报事》。

【29】蒋继洙：同治《广信府志》卷五，《兵事》。

【30】 《史料丛编》，《吏曹奏章》顺治三年甲申八月初五日庚申。

【31】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四，《户政》九，《屯垦》。徐旭龄：《安流民以弭盗疏》。

【32】 《龚端毅公奏疏》卷三，《敬陈民困疏》。

【33】 《清世祖实录》卷八一。

【34】万历《明会典》卷一七、一九，《户部》，《田土》、《户口》一．按：丁与口有区别，但差距仍是明显的。

【35】 《清世祖实录》卷七。

【36】 《清世祖实录》卷七。

【37】 《清世祖实录》卷四三。

【38】 《皇清奏议》卷四，李人龙：《垦田宜宽民力疏》。

【39】张玉书：《张文贞公集》卷一一，《个菴王公墓志铭》。

【40】康熙《大清会典》卷二○，《户部》四，《田土》一，《开垦》。

【41】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田赋》一。

【42】 《清世祖实录》卷四三。

【43】 《清圣祖实录》卷一。

【44】康熙《大清会典》卷二四，《户部》八，《赋役》一。

【45】顾淠：康熙《河南通志》卷三九，《艺文》，李森先：《恭报劝垦疏》。

【46】孟乔芳：《孟忠毅公奏议》卷下．《题为秦省有主荒粮最为苦累，特请圣恩酌议蠲豁以恤孑遗事》。

【47】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六六，《户部》，《田赋》，《开垦》一。

【48】顾汧：康熙《河南通志》卷四三，《艺文》，贾汉复：《督垦荒田移文》。

【49】据顺治九年给事中刘余谟的奏疏，当时每年钱粮收入是14859000两，支出数15734000余两，差额875000余两，其中用于兵饷的就有1300余万两．(《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四，《户政》九，《屯垦》，刘余谟：《垦荒兴屯疏》；同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户部题本》。)顺治十二年，这种收支之间的差额达到80余万两，至十三年，竟增加到440余万两，到了顺治末年，“入不敷出者至七百余万。”(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卷四，《论滇饷疏》)

【50】蔡士英：《抚江集》卷八，《江省钱粮压欠甚多疏》。

【51】姚濬昌：同治《安福县志》卷末，“详文”，萧恒《请豁虚荒详文》。

【52】康熙《大清会典》卷二○，《户部》四，《田土》一，《开垦》。

【53】 《清圣祖实录》卷六。

【54】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辰。

【55】 《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卯。

【56】 《清圣祖实录》卷三六未。

【57】康熙《大清会典》卷二四，《户部》八，《赋役》一。

【58】 《清圣祖实录}卷四四。

【59】 《清圣祖实录}卷四四。

【60】刘兆麒：《总制浙闽文檄》卷五，《查议清核招垦田地》。

【61】康熙《江南通志》卷六五，《艺文》，徐国相：《请宽升科疏》。

【62】陈殡：《陈清端公文集》卷四，《全川六要》。

【63】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八。

【64】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三，《礼部尚书陈公神道碑》。

【65】杨昶：《珠官初政录》二卷，《谕归复业共臻太平事》。

【66】 《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六。

【67】 《清世祖实录》卷七，同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二○，《户部》四，《田土》一，《开垦》。

【68】常明等：嘉庆《四川通志》卷六三，《食货》，《田赋》下。

【69】康熙《大清会典》卷二四，《户部》八，《赋役》一。

【70】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广西巡抚于时跃揭帖》。

【71】张广泗等：乾隆《贵州通志》卷之一五，《蠲恤》。

【72】查郎阿等：乾隆《四川通志》卷之七。《名宦》。

【73】查郎阿等：乾隆《四川通志》卷之一七，《屯田》。

【74】曾国荃：光绪《山西通志》卷一三二，《乡贤录》。

【75】嵇曾筠：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五七，《名宦》。

【76】刘濬：同治《孝丰县志》卷四，《职官》。

【77】除了上引资料以外，还可以再引述一些记载：田文镜：雍正《河南通志》卷之五五，。佟国玺……顺治七年任辉县令，……民贫不能开垦者给以牛种，劝令复业。”同上书，卷五十四，“于鹏举，……顺治十五年由翰林任睢陈兵备道，招流亡，给牛种。垦万余顷．”嵇曾筠：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七，“方元启，开化人，顺治辛丑进士，任直隶南乐令，治尚清简，先是民多赔累，荒赋逃亡者众，元启至，……多方招徕，给以牛种农具，蒿莱尽辟。”范咸：乾隆《湖南通志》卷之一○六，“汪震元，歙县人，顺治初知桂乐县，……招徕逃户，贫不能耕者给牛种，……由是流移渐集，荒亩尽垦。”宫兆麟等：乾隆《莆田县志》卷二八，“张松龄，……顺治乙未进士，……转四川参议，……松龄下车，赎回难民七千有奇，归时给与牛种，极意拊循，流亡者渐获爱止。”张绍龄：同治《重修昭化县志》卷三○，“刘见龙，……顺治七年任，因兵燹之后，土地荒芜，给牛种，招民垦之。”

【78】康熙《大清会典》卷二四，《户部》八，《赋役》。《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康熙四年五月辛卯。

【79】 《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康熙六年八月己卯。

【80】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己未。

【81】刘兆麒：《总制浙闽文檄》卷五，《查议清核招垦田地》。

【82】 《清圣祖实录》卷一六。

【83】 《清圣祖实录》卷二一八。

【84】 《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九。

【85】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

【86】 《清世祖实录》卷一四。

【87】 《清世祖实录》卷四三。

【88】 《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田赋》一。

【89】康熙《大清全典》卷二○，《户部》四，《田土》一，《开垦》。

【90】 《清世祖实录》卷一○九，按：这条资料在康熙《大清会典》和《清朝文献通考》均作十五年。

【91】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六六，《户部》，《田赋》，《开垦》一。

【92】康熙《大清会典》卷二○，《户部》四，《田土》一，《开垦》。

【93】康熙《大清会典》卷一○，《吏部》八，《考功清吏司》。

【94】康熙《大清会典》卷一○，《吏部》八，《考功清吏司》。

【95】 《清圣祖实录》卷二二。

【96】周际华：光绪《辉县志》卷六，《田赋》，贾汉复；《豁除包荒地粮疏》。

【97】陈汝咸等：康熙《漳浦县志》卷之七，《赋税》上。

【98】范咸：乾隆《湖南通志》卷之一四四，《艺文》，卢震：《申饬捏报垦荒檄》。

【99】徐乾学：《儋园集》卷二九，《幼庵朱公墓志铭》。

【100】张扶翼：《望山堂文集》卷三，《遵谕陈言条议》。

【101】唐梦赉：<志壑堂文集》卷一，《丁洛湄给谏疏稿序》。

【102】 《清圣祖实录》卷二二。

【103】康熙《大清会典》卷二○，《户部》四，《田土》一，《开垦》。

【104】 《清圣祖实录》卷九四。

【105】 《清圣祖实录》卷九六。

【106】雍正《陕西民赋役全书》，《陕西省总》。

【107】康熙《大清会典》卷二○，《户部》四，《田土》一，《开垦》。

【108】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四，《户政》九；同见《清世祖实录》卷六七。

【109】 《盂忠毅公奏议》卷下，《题为专官开荒屯种以裕兵饷事》。

【110】 《清世圣祖实录》卷六九。

【111】蔡士英：《抚江集》卷七，《分别官民地土疏》。

【11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祖泽远题请征辽饷明示以便遵行本》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第156页。

【113】 《清世祖实录》卷八七。

【114】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四，《户政》九，《屯垦》，卢绽：《屯田议》；康熙《大清会典》卷二四，《户部》八，《赋役》一。

【115】戴凤翔：道光《太康县志》卷二，《田赋》。

【116】 《滑世祖实录》卷七六，顺治十年闰六月丙子。

【117】康熙《大清会典》卷二○，《户部》四，《田土》一，《开垦》。

【118】龚鼎孳：《龚端毅公奏疏》卷三，《再陈民因疏》。

【119】康熙《大清会典》卷二四，《户部》八，《赋役》一。

【120】顺治《湖广赋役新全书》，《司总》。

【121】陶士偰：乾隆《汉阳县志》卷之八，《赋役》。

【122】陶士偰：乾隆《汉阳府志》卷之二六，《田赋》。

【123】刘昌绪：同治《黄陂县志》卷之四，《赋役》。

【124】林祥瑷：同治《汉川县志》卷三○，《民赋》。按：汉川县民田科则中最低的是沉没荒田，每亩仅科米2合7勺8抄零，但因它基本上已属荒田，故不列入。

【125】朱锯绶：光绪《黄安县志》卷五，《赋役志》，《田赋》。

【126】刘恭冕：光绪《黄冈县志》卷之四，《赋税》。

【127】潘颐福：光绪《麻城县志》卷一三，《赋役志》，《田赋》。

【128】刘烽：同治《广济县志》卷三，《赋税》。

【129】陈廷扬：光绪《蕲州志》卷之五，《赋役志》。《田赋》。

【130】李振宗：康熙《蕲水县志》卷一，《食货志》。

【131】黄州府所属各县中，缺黄梅县和罗田县数字。

【132】我们查阅的是王履谦：道光《安陆县志》和吕锡麟：道光《云梦县志》

【133】罗缃；光绪《应城县志》卷之三，《经政志》，《田赋》。

【134】张璿：嘉庆《随州志》卷之七，《田赋》。

【135】周枯：同治《应山县志》卷一六，《田赋》。

【136】李荫祖：《总督奏议》卷三，《详陈屯政疏》。

【137】黄宗羲：《黄梨洲文集》碑志类，《御史余公墓志铭》；又见余缙：《大观堂文集》首卷。

【138】顾研：康熙《河南通志》卷三五《艺文》，《谕监察御史察荒河南李森先敕》。

【139】 《皇朝经世文编》卷一一，《治体》五，《治法》上，魏禧：《论治四则》。

【140】 《清世祖实录》卷八八。

【141】李荫祖：《总督奏议》卷四，《屯田贻累疏》。

【142】王政等。道光《膝县志》卷一，《职官》。

【143】余缙；《大观堂文集》卷首。

【144】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卷三，《请耑官清丈荒熟地亩疏》。

【145】刘于义等：雍正《陕西通志》卷五二，《名宦》三。

【146】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卷三，《请耑官清丈荒熟地亩疏》。

【147】 《皇朝经世文编》卷一一，《治体》五，《治法》上，魏禧：《论治四则》。

【148】李荫祖：《总督奏议》卷四，《屯田贻累疏》。

【149】康熙《大清会典》卷二四，《户部》八，《赋役》一。又，岳濬；乾隆《山东通志》卷二五，《职官》载：“兴屯道，……顺治十年设，十二年裁。”

【150】康熙《大清会典》卷二四，《户部》八，《赋役》一；同见岳濬：乾隆《山东通志》卷一二，《田赋》四。

【151】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一。

【152】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

【153】 《广阳杂记》卷三。又，阿桂：乾隆《盛京通志》卷三五，《户口》一中所载亦基本相同。

【154】 《广阳杂记》卷三。又，阿桂：乾隆《盛京通志》卷三五，《户口》一中所载亦基本相同。

【155】 《清世祖实录》卷一○九。

【156】唐熙《大清会典》卷八，《吏部》六，《汉缺诜法》。

【157】唐熙《大清会典》卷八，《吏部》六，《汉缺诜法》。

【158】曲阜文管会藏孔府档案，○○○四○八三。

【159】曲阜文管会藏孔府档案，○○○四○七六。

【160】顺治五年“定优免则例”：在京官员，一品免粮30石、人30丁；二品粮24

石，人24丁；三品粮20石，人20丁；四品粮16石，人16丁；五品粮14石，人14丁；六品粮12石，人12丁；七品粮10石，人10丁；八品粮8石，人8丁；九品粮6石，人6丁。在外各官各减一半，教官、举贡监生、生员各免粮2石，人2丁，杂职、省祭、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粮1石，人1丁。以礼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闲住免一半，犯赃革职者不在优免例(见《清世祖实录》卷三七，顺治五年直月壬戌)。但后来有所限制。

【161】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乙亥。

【162】杨昶：《珠官初政录》二卷，《平政务在均徭，均徭即以绝盗事》。

【163】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备忘录》。

【164】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户政》十一，《农政，上，张士元：《农田议》。

【165】陆陇其：《陆稼书先生文集》卷二，《时务条陈六款》。

【166】吴柽：《牧济尝试录》，《垦荒》。

【167】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

【168】何一杰，康熙《聊城县志》卷一，《户口》。

【169】孙廷铨：《沚亭文集》卷上，《请查垦荒疏》。

【170】王命岳：《耻躬堂文集》卷三，《再陈清丈应行事宜一十四条疏》。

【171】资料来源：康熙《大清会典》卷二○，《户部》四，《田土》一；雍正《大清会典》卷二六，《户部》四，《田土》一。又，《通考》所载数字都是照抄《会典》，故亦全部相同。

【172】 《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

【173】 《清圣祖实录》卷二五六。

【174】 《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九。

【175】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八。

【176】陆陇其：《陆稼书先生文集》卷六，《事务条陈六款》。

【177】康熙《河南通志》卷三九，《艺文》，李森先：《恭报劝垦疏》。

【178】 《清圣祖实录》卷三。

【179】李绂：《穆堂初稿》卷三八，《条陈广西垦荒事宜疏》。

【180】康熙《河南通志》卷三五，《艺文》，《谕监察御史察荒河南李先森敕》；又同书卷四三，贾汉复：《清核欺隐移文》。

【181】 《故宫博物院》(台北)：《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0辑，889页。

【182】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5辑，487页。

【183】 《清世祖实录》卷八四。

【184】 《清世祖实录》卷一○九，顺治十四年四月壬午。

【185】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五，《职役考》。

【186】于成龙；《于清端公政书》卷一，《规划铜梁议》。

【187】民国《云阳涂氏族谱》卷一九，《家传》，涂凤书：《功亮公传》。

【188】光绪《湘潭县志》卷一一，《货殖》。

【189】道光《西参县志》耪六，《艺文》，王穆：《招徕叠前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