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苏松棉布加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四章第五节

三 棉纺织业中的“以布易棉”问题

　　明清史料中，都有织户用布和商人换棉的事例，有的是用纱换棉。

　　明，嘉善县：“地产木棉花甚少，……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48】

　　乾隆，平湖：“比户勤纺织，妇女燃脂夜作，成纱线及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归。”【49】

　　乾隆，无锡：“布有三等：一以三丈为匹曰长头，一以二丈为匹曰短头，皆以换花。一以二丈四尺为匹，曰放长，则以易米及钱。坐贾收之。……坐贾之开花布行者，不数年即可致富。【50】

　　乾隆，无锡：“余族人名焜者，居无锡城北门外，以数百金开棉花庄换岂有此理以为生理。邻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娇艳绝人，常以布来换花，焜常多与之，并无他志也。”【51】

　　嘉庆，乌程南浔镇：“云南浔之东百里而遥，……宜木棉……市贾俟新棉出，以钱贸于东之人，委积肆中，高下若霜雪。即有抱布踵门，较其中幅，以时估之，棉与布交易而退。”【52】

　　这些记载中的交换是什么性质？事例中的花布商人是否具有包买商的身分。

　　第一，这五个事例中，浙江乌程产量甚少，平源是用江苏太仓的棉花，无锡不产棉。这些地方纺织业发达，但都是商人从外地运棉来，所以流行着布和棉交换的形式。在松江棉花产区，也有一个最常被人引用的记载，即前引《华亭县志》所说：“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不过，这是指纱，不是指布，并且，这是明中叶的记载，因后来清代的五府地主志及《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都转载原文，常误作清代史料。我们所见清代松江记载，都说“售布于秋”，“其贱如泥”，以及牙行、商人杀庄、桠派纸钱、使用小钱，斤两上“以十折八”等等。总之，这里棉和布主要还是货币交易，即有以交换棉的，也只占很小比重。

　　第二，商人控制小生产的一个办法是用原料换成品，这在布的场合就是“放棉收布”或“以棉易布”。但上述各例并不是说“以棉易布”，而是说纺织户“以布易棉”。这是有区别的。纺织户无论城乡，都无力储存原料，甚至要天天卖布买棉和米，所以上引无锡例并说“抱布易米”。“易米及钱”，有的地方说“布以易粟”【53】。易棉、易米、易粟，都是说他们是为买而卖的小生产者，“易”是交易的意思，并非包买。上引南浔例说：“计日成匹，旋以易棉，……[商人]较其中幅，以时估之，棉与布交易布退；”这种交换，还是按市场行情作价，不过免去银钱找换而已。

　　第三、商人控制小生产者总是要建立固定关系，不准小生产者自由交换。在上述事例中，还看不到这种迹象。如无锡，号称“布码头”，“市镇间布庄连比，皆预贸木棉为本，……亦有以冬春客籼为易者，然必兼棉”【54】。就是说，有众多的布商、粮商在这里设店收布。其出布最著名的安镇，“市店多花庄、米铺。络纬求市者十数人为群，虽二三里外，小舟捆载而来易木棉、籼米去，一晨或得布万匹去”。【55】显然不是商人控制原料组织生产，而是织户以布自由易棉或米。上述南浔镇一例，棉产地在镇东百里，商人原是容易垄断的；但“市这贾”仍是“以钱贸于东之人”，又有“西这人赉钱来”买布，因而需“以时[价]估之”。可见，在所称“以布易棉”中，基本上是一种自由交换，这里的商人也就不会具有包买商性质。

　　第四，在棉布市场上，确有一种垄断交易的商人，即牙行，需要讨论一下。有人以为牙行包揽买卖，即可成为包买商，这是不确切的。牙行有垄断性，但他是凭封建权力(牙、包税或地主恶势力)来垄断，不是凭资本权力(他甚至没有什么资本)来垄断的。并且，这种垄断查使生产者不能直接卖产品给商人，不是使自己成为唯一买主，牙行是收佣钱，根本不是买主。康熙《太仓州志》(卷五)：“旧时棍徒赤手私立牙店，曰行霸。贫民持物入市，如花布米麦之类，不许自交易，横立价值，肆意勒索，曰佣钱。”乾隆《宝山县志》(卷一)：牙行“买卖各有，名曰内外佣。结连光棍邀入货物，卖布夺布，卖花夺花”。这种勒索完全是出自超强制，而不是象包买商那样从垄断价格占有剩余价值。牙店数目众多，如江阴县华墅镇，据乾隆八年(1742)所立“永禁夜市”碑，即有布牙行20余家。他们是旷野搭屋，夜半开张，“邀截”“诓骗”“彼此争夺”。【56】这就根本不能形成垄断价格。至于那些令帖官牙，那些“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57】的中等牙行，以及那些“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客常数十人”【58】的大牙行，从记载所见，也看不什么市场垄断。总之，牙行就其性质说，是不会成为包买商的。反之，包买高的出现，一般是在封建性牙行制度遭到破坏，商人和小生产者直接交易之后，才有可能。

　　最后，就纺织业来说，商人之成为包买商，不仅要与小生产者建立固定的关系，也不仅是要通过垄断价格战胜在原来利润以上的剩价值，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必须使用追加资本，以便购买纱等物品并让它们留在织工手里，直到织成织物为止。”【59】没有这种追加资本，也就无法体现他所获中的剩余价值的性质。上述各例，小生产者“以布易棉”，这里的原料是小生产者用布换来的。是付了代价的，并不是商人“留在织工手里”的垫支资本；为此，商人根本毋需有追加资本。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即使商人是“放棉收布”，有了垫支资本。他是否即成为包买商，也不是不肯定的。因为“放棉”和通常预卖中的实贷放(如贷放农具、种子、肥料以至口粮等)是差不多的，不包含割断市场联系的必然性。对于棉产区的纺强户尤其是这样。商品布的主要产区大多是在棉产区，农家自植棉，也互相调剂，棉和粮也是互相调剂的。我们以为，棉纺织业中包买商的出现，一般要从“放纱收布”或“放机收布”开始。就日本就是这样。我国丝织业中“账房”也是这样。这也是我们前面北高“纺与织分离”的原因。至于列宁所说俄国丝辫业中的“女商人”，那是另一回事。她们是从小生者分化出来的，走的是“生产者变商人”这条路，不是我们所说的商人变成包买商。

　　总之，在清代前中期的棉纺织业中，我们还未发现有包买商这种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有没有工场手工业这种形式呢？有一则外国人的记载说，在广州附近的佛山有2，500家纺织工场，平均每家雇工20人。不过，徐新吾同志已有文件指出这则史料是错误的【60】，我们也同意他的法。此外，就是南京的如下一则记载：

　　“道光庚子(1840)，静斋叔交在常州奔牛镇及浙江石门斜桥等处雇觅强工来省，捐资备办棉纱于孝陵卫一带，设机织布，令绒机失业男妇习之。价廉工省，日用必需，此业一开，补救不小，洵百世之美利也。惟织布所用棉纱，必得崇明、通州所产者，绪理紧密，绵绵不断，若孝陵卫及乌江之花，只可作衣棉，不堪织布，所望有力者赴崇明、通州等处广为采买……安见民气不可日振耶？”【61】

　　南京孝陵卫的卫绒(剪绒，丝织品)原甚有名。这则史料是令原织绒的失业者改织布，事在廿片战争前夕，含有“补救”民生、振兴“民气”之意。甘静斋是这一副业的提倡者和组织者，他从常州、石门引进技工，也“捐资”备了一些棉纱，也许有织机。但是否开设有织布工场，还不能肯定。因为这一带织剪绒者原是散在民间的织户，从作者前文叙丝织事可知。改为织布，是令织绒的“失业男妇习之”，未必是集中生产。从“望有力者”(商人)到崇明、通州去买棉纱看，似也是供应小生产者。由于本地棉花不宜纺织，孝陵卫的棉纺织业也未见下文。即使有过一个手工手场，恐怕也是个别事例。我国棉织业中的地场手工业，也是在有了机纱之后，并且主要是在织“改良土布”之后，才兴起的。

四 染坊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

　　明代松江一带染坊、踹坊即有发展。据说：“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机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62】又据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芜湖巨店首尚佳石(踹布石)”。汪道昆《太涵集》(卷三五)中记有徽商阮弼在芜湖开染局，惟恐是染丝绸。又王世懋《闽部疏》称染红以京口为佳，也是指染丝。总之，明代已有染坊、踹坊，但我们未见其经营方式等具体材料，记染业者较多，但多是染丝；因此，我们探讨棉布加工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只能从清代开始。

　　染坊一向是分工的。褚华《木棉谱》说：“染工有蓝坊，染天青、淡青、月下白；红坊，染大红、露桃红；漂坊，染黄糙为白；杂色坊，染黄、绿、黑、紫、古铜、水墨、血牙、驼绒、虾青、佛面金等”。但当时染布，是以青蓝布为主，近代还是这样，故多数是蓝坊，或称表蓝坊。染布有落水、敲布、染布、重敲、重染、晒布等工序，技术性颇强，有专业师傅主之。敲布用木槌，有的需敲九次，晒四次，夜染日晒。布经当柏绉缩，即需加踹。是卷以木轴置元宝石中，踹匠以脚踏之，将布砑光，然后出售。本色棉布除销往北地的若干种外，一般不加踹。色布，据我们调查，加踹的也主要是浅色布，如月白、鱼白、天青、淡青等。深色的如毛宝座，踹后反失色，仅由踹坊“砰”平。漂白布，不上浆的也不加踹，只“砰”平。踹布毋需要特殊技术，但要极强壮的男劳动力，经常夜作，故踹匠亦专业化。

　　染坊的设备主要是染缸，各色染缸专用。近代土布染坊，大的有缸八、九十只，中型五、六十只，小的亦有二、三十只，否则不便周转。故须有相当投资，一般需千元以上，至数千元。此外，须有晒场。踹坊的主要设备是元宝石，或称菱角石，一副上下二块，共重达1，000斤。据《天工开物》说，石须“性冷质腻”，踹时“不发烧”，“每块佳者值十余金”。较大染坊约德十余副，踹匠轮班使用。此外，有滚轴，多用檀木；有“插子”，即衬在布匹中的粗布；均属消耗品。这些设备投资较小，但亦非一般农家怕能置备。

　　踹布最初是由染坊兼营。染坊的规模自然也是有大有小。松江表浦县白鹤江，明末不一老者“以靛染为业，每日早起，必先呼家人群起力作”。【63】他已雇有“染工数人”，但主要还是个家庭作坊。康熙时有个陈佳集，在诸翟村“家业淀(靛)坊，兼耕种”，【64】这种染坊还没有脱离农业。康熙间，在常熟有张瑞等15家染铺，“此〓（原书缺）微铺，每家一二工匠，”“开张染铺，雇请一二染手。……总计城乡铺户染手，不抵苏松一大店”。【65】这种小染坊也谈不上什么资本主义性质。

　　苏州是染坊集中之地，清代松江的大布号也逐渐转移到苏州。【66】康熙以后，苏州的布号有四、五十家到六、七十家。清廷采办清蓝布匹，也都由苏州布号承办。康熙五十九年(1720)，苏州有染坊64家，凡是由布号加染的都称“苏布”。乾隆《重修元和县志》(卷十)称：“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在阊门外上下塘，谓之字号。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惟富人乃能办此。”又乾隆《重修长洲县志》(卷十)，文略同，惟有“中染一业，远近不逞之徒，往往聚而为之，各曰踏布房。”踏布即踹布，原来是附设于染读的。不过，康熙中叶以后，踹坊与染坊已逐渐分离了。

　　乾隆以后，苏州染坊业益盛，技术精良，并能印花，称“苏印”。布号加工棉布时，也常在机头上印上本店牌号，“商贾贸易布匹惟凭字号识认，以昭信义，是处皆然。”有个徽商汪氏开设的益美字号，“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竞市，计一年销布约以百万匹，论匹赢利百文，如派机头多二万两，而增息二十万贯矣。”【67】

　　苏州的染坊业虽盛，但有关它们生产经营、雇佣关系等情况，却少记载。据雍正元年(1723)苏州织造胡凤说：“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民，在苏俱无家室，总计约有二万余人”。【68】又据雍正九年（1731）一记载说，苏州，“踹匠不下万有余人”【69】。这样，苏州的染匠大约也是一万人左右。这些染匠与布号、染坊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一种可能，是与下述踹坊相同，“系店家(即布号)雇用之人”染坊只是从中取佣。但如踹坊中的“包头”制度，则在染坊中未见。再一种可能是，染坊即布号所设，乾隆《重修元和县志》(卷十六)中说：“布号俗名字号，店在阊门外，漂染俱精”。还有一种可能，是象前述常熟那杂铺一样，是个独立企业。不过无论怎样，它们同布号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上海是清后期最大的布市场，松江一带的染坊原是有较久历史的。据近人调查，七宝镇最老一家李永兴染坊，设于雍正间，兼营染踹，农民染物，需要碾踹的，另收踹光费。这是一种独立的染坊。该染坊的抗战前盘于潘万顺时，有染缸二十余只，雇工六七人。又松江王祥兴染坊，创设于嘉庆末年，经营染色、漂白和踹砑。1920年左右王金生经营时，有染缸三十余只，踹布工具三套，雇工十七人，惟称：百余年来无扩展。该年制度是，布商交染坊染布，按匹付给染坊酒资，染坊主提二、三成后，所余后分给雇工。踹匠则非正式雇工，有布需踹时，踹一匹给一匹工钱。【70】又据《江南土布史》调查，近代上海染坊实有二种，一种是替布号加工，分取酒钱(师傅等另有工资)；一种则系布号所设，称“本坊”。

　　从上述情况看，在苏州、上海的较大染坊中，应该说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究竟是象踹坊那样包买商式的性质，还是工场手工业性质，以及何者为主，由于资料缺乏，还不能肯定。

五 踹坊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踹坊集中在苏州和松东。松江资料较少，但从雇工情况看，与苏州基本相同。苏州的踹坊有浙江总督李卫的如下一段记述，比较完整。

　　“苏郡五主杂外，百货聚汇，为商贾通贩要津，其中各省青蓝布匹俱于此地况买。染色之后，必用大石脚踹砑光。即有一种之人，名曰包头，置备菱角样式巨石、木滚、家伙、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垫发柴米银钱，向客店领布发碾，每匹工价银一分一厘三毫，皆系各匠所得，近如逐月给包头银三钱六分，以偿房租家伙之费。”

　　“现在细查苏州阊门一带充包头者共有三百四十余人，设立踹坊四百五十余处，每坊容匠各数十人等。查其踹石已有一万九百块，人数称是。”【71】

　　从引文可见，踹坊是由包头开设的，有的包头还不只开设一家踹坊。但是，包头并不直接雇用踹匠。踹匠的工资是近匹计价，由布号发给的，“皆系各匠所得”，他们每人每月再给包头三钱六分银的房租和空伙费。因此，在经济关系上，应当说踹匠是布号是雇佣劳动者，付给计件工资，尽管在实际上，工价大约是包头总领，再发给踹匠。所以雍正时就有人说：

　　“苏州南濠一带，客商聚集尤多。……至于染、踹二匠，俱系店家雇用之人，各有收管。”【72】

　　这里“躧匠”即踹匠。踹匠并不是一家独立的手工工场，整个加工过程是在商业资本支配下进行的。这种制度不仅行之于苏州，也行之于当时松江的踹坊，并延续到民国上海的踹坊，包括专踹洋布的踹坊。【73】

　　那么，包头又是什么身分呢？我们以为他有两种身分。一方面，他是布号的包工头，和近代造、煤矿以及建筑业中的包工头一样，他负责组织生产，管理工人。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收信，具有提成的性质，是一种中间剥削。但在形式上，是以房租，家伙费等名义出现。昭上引材料，平均每个包头有32个踹匠，每人月交银0.36两，包头月收入11.52两。

　　就当时来说，无论布号或是官府，对包头的看法都是着重在他管理踹匠方面。这是因为，踹布业的包头并不要懂多少技术，而“踹匠皆系膂力凶悍之辈，俱非家有土著之民”，布号不知底细，“故择有身家之人(即包头)，踹坊领布转给，则踹匠之来历，货物之失错，悉与布商无预。”所谓“有身家之人”，实际是一些地主土霸。这样，“一切踹工人等，应听作头(即包头)稽查，作头应听商家约束”。【74】踹匠身受布号、包头双重剥削，他的反抗性也极强。在清代，手工业工人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中，苏州踹匠是最激烈者之一。苏州府县颁发的管制、镇压踹匠的碑刻，现尚存有八块，措词严厉，也都是把镇压踹匠的任务寄希望于包头。雍正元年(1723)，踹匠栾晋公、徐乐也等筹划反抗斗争，即由于包头吴景范(或作凡)告密，致35人被捕，13人被处死。【75】

　　另一方面，包头开踹坊是有一定的投资的，需有房屋购置元宝石、家伙、垫付薪米等费用。因而，踹坊也有一定的独立性。据说原来通行习惯是，“[踹]坊户领踹布匹，先由同业互保，写立承揽交[布]号，然后立折领踹。其所立经折，不过登记布数，稽查坊号，并非一立经折，即应认定阻碍牌，不准另换也”。就是说，布号与踹坊之间是合同关系。踹坊可以承领这个或那个布号的加工任务，布号也可“择坊发踹”。大约从嘉庆末起，踹坊议行“随牌领踹”之制，即立折后，布号即不能另找别家发踹。于是布号指责踹坊“霸折”“垄断”，上告官府，经久未息。【76】这说明，包头作踹坊主人，同布号之间也是有矛盾的。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在踹布的加工中，布号这种商业资本已伸入生产领域了。由于有包头的投资，布号并未因伸入生产而追加不变资本，但是它已支付了可变资本，因为踹匠实际是布号雇用的。【77】这就使得它的利润的一部分，不是通常的商业利润，人有剩余价值的性质了。

　　现在再看一下劳动者的情况。差不多所有记载，都说踹匠“均非土著”，“在苏无家室”，“皆系外来单身游民”，以及“乌合不守本分”，“往来成群”等。这正说明，他们与字号和“有身家”包头之间，没有什么宗法、依附的关系，他们的人身自由的。也正办如此，官府和踹坊对他们的管束不也特别严格。康熙五十九年(1720)曾订立了一个“踹匠条经”：由各踹坊的管账充当坊长，择一包头充当坊总，踹匠投坊，须坊长认可；编入保甲，由坊总“管押”。并且，“踹匠五人连环互保，取结册报。一人犯事，四人同罪，日败做工，夜则关闭在坊”。【78】官府企图把踹匠变成工奴，但实际上做不到。踹匠是在坊中集体劳动，又是集中在阊门、南濠一带，官方文献中也说他说“异乡在外”，“疾病扶持”，团结性是很强的。他们“索添工银”的斗争频繁，并且常是“传单约会，众匠停踹”，“流棍(指领导者)之令一出，千百踹匠景从”，包头也束手无策，“盖踹匠伙而强，包头寡而弱也”(均见前引各碑刻)。所谓《踹匠条约》【79】，不免形成具文。踹匠与雇主之间也不立文契，属于自由雇工。他们身分，已经是无产者了。

　　踹匠忙季，在阴历正、二、三月，四、五、六为淡月，但基本上是常年劳动的。前面说过，踹匠实际是由布号雇用，踹坊还不是真正的工场手工业，踹布也没有什么分工。但踹匠已是集体劳动，并有一定的协作，至少要两人一组轮换，否则是不能持久的。不论布号和踹坊之间的关系如何，他们都已是有20-30人，同一资本下支配下，进行集体劳动了。这样看来，在踹布这上棉布加工中，民经有了资本主义一产关系的萌芽，是可以肯定的。这个结论，也可用于松江的踹坊。

注释：

【1】汪济英：《兰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载《文物》1975年第6期。
【2】黄道婆回到乌泥经的时间，精华《木棉谱》作“元贞中”；陶宗仪《缀耕录》卷二四作“国初时”；郑光祖的《一班录》杂述二作“至正”；《上海县新建黄道婆词碑》作“至正之初”，各相差约70年。我们取“元贞中”，因皇庆二年（1313）成书的王祯《农书》卷二十一已讲有搅车、弹弓了。
【3】陶宗仪：《缀耕录》卷二十四，黄道经条。
【4】前句为陶宗仪《缀耕录》所记，后句见郑光祖：《一班录》杂述二。
【5】孟棋等：《农桑辑要》。
【6】《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第二一八卷，太仓州志，轧车。
【7】高汉玉、史伯奎：《中国古代的纺车和织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1978年版第635页。
【8】我国棉纺中脚蹭纺车起于何时，前人多有讨论。严中平以为在清代，见《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5页。史宏达认为在明后期，见《试论宋元明三代棉纺织生产工具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研究》1957年第4期，许多人认为在元代，多据《农书》附图。李崇洲认为在南宋，据《新编古列女传》插图。但未说是棉纺  麻纺，见《我国古代的脚踏纺车》，《文物》1977年第12期。
【9】方观承：《棉花图》。
【10】郑光祖：《一斑录》杂述七，三锭纺车条。
【11】民国《南汇县续志》卷二十，服用之属条。
【12】尹会一：《敬陈农商商四务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
【13】续《金绎小志》卷一，《上海史料丛编》1962年版。
【14】光绪《青浦县志》卷二，服用之属条。
【15】钦善：《松问》，《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八。
【16】光绪五年《川沙厅志》卷四，物产，服用之属条。
【17】引语依次见郑光祖：《一班录》杂述七；乾隆《敕修浙江通志》卷一0二；光绪《嘉定县志》卷八，土产，棉布类，赵俞；纺车曲。
【18】引语依次见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附录。惟桐张乡人张履祥在《补农书》中说，“女养蚕十筐，日成布二匹或纺纱八两”，纱、布  他记载为高，不知何故。
【19】引语依次见郑光祖：《一班录》杂述七；严如  《劝纺织以兴女红示》，《汉南续修郡志》卷二十七。
【20】引语依次见：《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松江府风俗考》；光绪《青浦县志》卷二引旧志；光绪《川沙厅志》卷一；光绪《南昌府志》卷五十六旧志。
【21】引语次见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乾隆《上海县志》卷一。
【22】布的重不完全是纱，还包括约5％的上浆率。但在浆纱，成经和接头、造中，还有一些废丝损耗。我们都略而未计。
【23】《奉宪禁革索贴扰害碑记》，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资料选辑》1980年版，第89页。
【24】光绪《嘉害县志》卷八，土产。
【25】孙燮：《木棉四咏》，见《南浔志》卷三十二。
【26】引语次见顺治山东《招远县志》卷四；乾隆四川《遂这  志》卷四；乾隆《芷江县志》卷五。
【27】乾隆《肃宁县志》卷一。
【28】光绪昌县志卷五十六，引旧志。
【29】引语依次见尹会一：《敬陈农桑四务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康熙《紫堤村小志》卷前，见《上海史料丛编》1962年版；乾隆《上海县志》卷一。
【30】引语依次：见林则徐：《太仓等州县卫帮续被歉收请缓新赋折》，《林文忠公政书》甲集，江苏奏稿卷二；乾隆《嘉定县志》卷三上；乾隆《平湖县志》卷一，地理下；林则徐：《江苏阴雨连绵稻田歉收情形片》《林文忠公政书》甲集，江苏奏稿二；《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九六松江府风俗考。
【31】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第17、46页
【32】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25页。
【33】《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二一八，引崇祯《太仓州志》。
【3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1962年版每411页，原据清代抄档。
【35】康熙《松江府志》卷五，风俗。
【36】《金山卫志》，传真社景印正德刻本，下卷二，风俗。
【37】《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松江府风俗考。
【38】《敕修浙江通志》，乾隆元年刻本卷一0二，物产二，引万历《嘉善县志》。
【39】光绪重修《嘉定县志》卷五。
【40】曾纪芬：《崇德老人订年谱》附录。
【41】褚华：《木棉谱》
【42】道光《巨野县志》卷二十三。
【43】同治《施南府志》卷十，风俗。
【44】乾隆《孟县志》卷四上。
【45】道光《大荔县志》卷六，风俗。
【46】光卬：《青浦县志》卷十四，职官，述康熙事。
【47】设一匹布的售价为X，则1/3X=4P，故X=12P。
【48】据叶梦珠《阅世篇》所记康熙元所至二十三年的13个棉价，平均普每斤0.268两，而布价为02－03两，即一匹布合10斤棉，此例合12斤棉。
【49】《敕修浙江通志》乾隆无所刻本，卷一0二，物产二，据万历《嘉善县志》引《涌幢小品》。按今《涌幢小品》中无此文。
【50】乾隆《平湖县志》卷一，下地理下。
【51】黄邛：《锡金识小录》卷一。
【52】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三，杂记上。
【53】施国祁：《吉贝居暇唱自序》，载咸丰《南浔志》卷三十二。
【54】乾隆《宝坻县志》卷七，风物。
【55】乾隆《无锡县志》卷十一。
【56】乾隆《金匮县志》卷十一，市镇，安镇。
【57】见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1962年版，第242页。
【58】叶梦珠：《阅世篇》卷七，食货四。
【59】褚华：《木棉谱》。
【60】恩格斯：《价值规律和利润》；马克思：《资本论》每3卷增补，1975年版，每1025页。
【61】徐新吾：《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一则史料的辩误》载《经济研究》1978年第7期。
【62】甘熙：《白下琐言》卷八。又本段上文记绸缎，“民间所产皆在取胜宝门内东西偏，业此者不下数千百家，——剪绒则在孝陵卫，其盛与绸缎埒”。
【63】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序于乾隆五十年）卷中，“芙蓉塘”条。枫泾镇，在浙江嘉善县东北，与松接壤；洙泾镇，即今江苏金山县治。
【64】乾隆《清浦县志》卷三十九。
【65】《紫堤村志》，载《上海史料丛编》。
【66】苏州历史博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981年版，第58页。
【67】“雍正之间，松江以织布富甲他郡，后夺于苏州之布，而松民失其利。”见徐〓（才鼎，读ZI）：《未灰斋文集》卷三。其实，苏州布并不多，乾隆时松江织布说未衰，只是而商转移了，松江布也运到苏州加染，统称“苏布”。松江“昔年开张青蓝布号者数十家，通商裕课。后的迁移他郡地方，今仅止数号”。见乾隆元年《禁苏郡布商冒立字号招牌告示碑》，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1980年版，第86页。
【68】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三，布利，上海进步书局版。按书成于道光七年。
【69】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元年四月初五日胡凤翚奏。
【70】《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三，雍正九年条。
【71】杜黎：《关于鸦片战争前苏松地区棉布染踹业的生产关系》，《学术月刊》1962年第12期。
【72】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李卫奏。所说踹石一万九百余大约是指单块，每两块为副，二人轮踹。
【73】雍正《朱批谕引》雍正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何天培奏。
【74】松江，见康熙、乾隆间娄县、嘉定、南翔禁踹匠“倡聚”“齐行”“恃众”等告示碑，载上海博物馆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1980年版，第98-100页。在近代上，上海的踹坊是计件拆账制，月底结算，包头(已称老板)抽20%为房租、灯火、工具费，余归踹工，踹工伙食自理。
【75】康熙三十二年《康禁踹匠齐行增价碑》，康熙九年《核定踹匠工价严禁恃强生事碑》，载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981年版。第54、55页。
【76】见《朱批谕旨》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李卫等奏。
【77】道光十二年《永禁踹坊垄断把持碑》，道光十四年《听布号择坊发踹给示遵守碑》，载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981年版。80、81页。
【78】在同一场所，在实际上还不止此。在上引布号踹坊争议的碑刻中，列有踹坊向布号“劝借钱米”“有借无还”等事项，说明踹坊利用布号资金。
【79】《长洲吴县踹匠条约碑》，载苏州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981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