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个体家庭生计模式的形成——《中国家庭史》第一卷第三章第四节

四、赋役和租税对家庭的影响

　　李悝在他的计算中提到了“什一之税”和“上之赋敛”，但他对这些方面之于农民家庭生计的严重影响未予特别强调。事实上，春秋战国时代对普通农民家庭生活影响最为严重的，恰恰是国家强加给他们的赋役负担。传统社会国家与家庭之间的深刻矛盾，在这一时期已经充分地暴露了出来。

　　前文已经论述，春秋战国时代个体家庭的独立，与赋役制度改革和“编户齐民”制度建立直接相关。个体农民家庭虽然摆脱了贵族家族K（封建领主）束缚，取得了某些自由，但又落入了国家户籍制度的严密控制之下，而国家建立户籍制度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扩大赋役征发范围。

　　根据《周礼·地官·司徒》，在赋役制度改革之前，“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凡国之大事，致民；大故，致余子，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也就是说，每家服役不过一人，只要没有什么重大变故，被征服役的只有正夫；发生了重大变故时才役及余子。但是，在春秋战国新的赋役制度下，成为“编户齐民”的个体农民非但未能减轻赋役负担，反而更加沉重了，正夫和余子都需要服役。在严密的户籍制度控制下，任何成年男子都无法逃避赋役，对广大农民来说，这实可谓“才脱虎口，又入狼窝”。

　　在先秦时代，征役的标准不像后代那样是根据年龄大小，而是根据身高。《周礼·地官司徒》云：“乡大夫之职，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这种情况直到战国后期仍然没有变化[1]。凡男子身高达到一定的尺寸，就要随时被征服役。由于频繁的兼并战争，广大农民的力役，特别是兵役负担非常沉重，有时甚至连妇女也要服役，这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严重不利影响，许多家庭因之难以维持基本生计。这一点在《管子》等书中已有相当清楚的反映。

　　从制度上说，征发力役是有一定限制的，家有年迈父母，或者幼子较多，可以免除部分力役。《管子，禁藏》主张：“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八十已上，二子无征”，“九十已上，尽家无征”，以体现“老老”之政；“民有子，子有幼弱有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无妇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谓慈幼”。为了不影响农事，每年征役和服役的时间也有一定限制，《管子·臣乘马》有“春事二十五日之内”之说，主张征役“不过民时”；《山国轨》又主张“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

　　但是在事实上，国家的力役征发常常毫无节制。不少家庭因为子弟全部被征发参加战争甚至死于疆场，鳏夫寡妇老无所养。《管子·揆度》引管子的话说：“匹夫为鳏，匹妇为寡，老而无子者为独。君问其若有子弟师役而死者，父母为独，上必葬之：衣衾三领，木必三寸，乡吏视事，葬于公壤。若产而无弟兄，上必赐之匹马之壤。故亲之杀其子以为上用，不苦也。”子弟师役而死、父母成为鳏寡的情况很多，而国家的安抚则只是空言而已。《国语·吴语》的一段记载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其载：“王乃命有司大徇于军，曰：‘有父母耆老而无昆弟者，以告。’……明日徇于军，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明日徇于军，曰：‘有眩瞀之疾者，以告。’……明日徇于军，日：‘筋力不足以胜甲兵。志行不足以听命者归，莫告。”’从这一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这场战争，有的家庭因儿子被征，老父老母在家没人照顾，有的家庭兄弟四五人尽数被征，甚至连残疾赢弱者也被强征打仗。

　　到了战国时期，农民的兵役负担更加严重。前文曾提到吴起亲为士兵吮疮的感人故事，士兵的母亲非但没有受感动，反而十分伤心，因为她的丈夫先前也是吴起的兵卒，已经死于战争，现在儿子又面临着同样的命运。这种父子先后死于兵役的情况，在当时社会决非个别现象。有时由于人力不足，妇女老幼都被强征服役。上引《管子》文字中就已提到了“妇征”，《商君书·兵守》更有如下的记载i“守城之道，盛力也，故日客，治簿檄，三军之多，分以客之候车之数。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阱，发梁撤屋，给从从之，不洽而熯之，使客无得以助攻备。老弱之军，使牧牛马羊彘，草水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获其壮男女之食。”可见当时力役征发之频繁而沉重。在如此沉重的兵役负担下，农民根本无法正常开展生产活动，过正常的家庭生活。

　　沉重的租税剥削对农民家庭生活也造成了严重影响。据《孟子·尽心下》所说：当时的租税“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其中前两者即属于租税负担，农民必须向国家交纳布帛和粮食。按照制度规定，交纳的租税应为产量的l／10，即所谓“什一之税”，但实际征收常常远远超过此数。《左传》“昭公三年”所载晏子之语揭露：当时齐国的租税征收已是“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农民不堪重负，所以纷纷逃亡，陈氏（田氏）稍行惠政，百姓即“……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管子·治国》亦指出：“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充分反映春秋时代的齐国，沉重的租税剥削已导致农民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并进而影响到了国家的稳定。由齐国的情况可以推知其他国家的情况。

　　沉重的赋役压榨，不仅导致农业生产凋敝、农民家庭生计艰难，并且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因此当时主张施行“仁政”的思想家，都将“毋夺民时”、“薄税敛”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孟子·梁惠王上》载孟子的话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者无敌。’王请勿疑！然而自春秋战国以降，在整个传统社会，孟子所主张的仁政就很少真正实行过。也正是从春秋战国开始，国家的赋役政策和赋役剥削，乃成为影响农民家庭生计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注释：

[1]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杜正胜：《“编户齐民”的出现及其历史意义》一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