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个体家庭生计模式的形成——《中国家庭史》第一卷第三章第四节
三、家庭经济收入和消费支出
由于生产规模狭小，生产力水平又很低下，普通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十分有限，只有十分勤俭节省才能勉强维持生活，他们对一年的家庭经济收支不得不精打细算。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的政治家们也不时替农民算一笔家庭收支账。
最典型的家庭收支账出自战国魏相李悝的计算，他是基于一个五El之家的自耕农来算这笔账的。《汉书》卷24《食货志～卜》引述他的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间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这段文字历来为经济史家所频繁引用，以说明战国秦汉时代小农家庭的经济困境。
我们承认：李悝的计算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却是很不完整的：他仅仅计算了农民家庭的粮食生产收入，其他生产经营的收人则未计算在内。最值得重视的是其中所开列的农民家庭主要经济开支项目，包括以下几项：
（1）食物消费；
（2）土地税和此外的赋敛；
（3）社闾尝新和春秋祭祠支出；
（4）衣服的支出；
（5）疾病、死丧之费。
按照李悝的计算，在没有发生重大不幸、国家也没有额外赋敛的情况下，农民家庭经济已处于严重收支不平衡的状态，每年至少有l0％的收入缺口。
未考虑农民家庭的其他收入，是李悝计算的最大不足。上文已经指出：在春秋战国时代，绝大多数农民家庭的经济生产都包括多个经营项日，是一种以粮食生产为主、耕织结合并辅以饲养和其他副业的多种经济结构。在考虑农民家庭生计状况时，这些方面都是不可忽视的。相比较而言，《管子·禁藏》的计算包含了更多项目，所以更加符合实际一些，只不过它不是根据整个家庭，而是以人头来计算的。其称：“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即不在五十石之中）。”除去布帛麻丝等衣料生产收入不算，粮食收入也仅占60％；如果加上衣料生产收入，则粮食生产收入可能不到家庭全部收入的一半。很可惜的足，它没有对家庭全部开支进行说明，而只计算了饮食消费部分。
由于资料不充分，我们无法对当时农家收支情况作出清楚的估算，但可以肯定的是，一般家庭常常只能维持在最低的生活水平；如果劳动力不足，或者遇到某些不幸的情况，则不能维持基本生活，只有靠借贷乞讨度日了。这种家庭在当时应不在少数，著名人物如庄子，就曾因家贫向监河侯贷粟，结果被后者作弄了一番[1]；前面提到的北郭骚，因家用不足，不得不向晏f乞讨[2]；士人家庭尚且如此，农民之中的家庭贫困者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人们在家庭生活中，都必须努力增加收入，并且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否则即可能有饥寒之忧，遇到灾荒之年，甚至不得不嫁妻卖子。《韩非子·六反》说：“今家人之治产也，相怨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
疾病、死丧对任何一个时代的家庭生计影响都是很大的，春秋战国时代当然也是这样。家人的一场疾病足以令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陷于贫困。这方而没有多少具体史料，下面的一个故事能说明一点问题。《列子·周穆王第三》记载：宋国阳里华子中年得了健亡症，占卜、巫祷、医攻，什么方法都用过了，还是不见好，后来鲁国有位儒生自称有方可治此病，“华子之妻子以居产之半请其方”。一年之后病是治愈了，但家产也损失了一半。疾病对家庭生计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战国时期，厚葬风气已经出现。对此《墨子》和《吕氏春秋》都有所揭露和批评。《墨子·节葬下》云：“……今大下之士君子，将犹多皆疑惑厚葬久丧之为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日：‘然则姑尝稽之，今虽毋法执厚葬久丧者言，以为事乎国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氏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诸侯死者，虚库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义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挺（延）、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若殉从，日：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大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吕氏春秋·孟冬纪》则云：“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这种互相攀比的厚葬侈靡之风波及民间，肯定也对农民家庭生计产生了严重不利影n向。但由于资料不足，其情难以详述。
注释：
[1]《庄子·杂篇·外物》。
[2]《吕氏春秋·季冬纪·士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