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个体家庭生计模式的形成——《中国家庭史》第一卷第三章第四节
二、小农家庭生计模式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的农民家庭生计，与周代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家庭经济结构和经营模式已具备J，传统小农经济的若干基本特征。
这一时期，经济规模狭小已成为农家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这首先表现在家庭生产以小型化的农具组合为基础条件。其时，随着铁器逐步推广，小型铁制农具已成为每个农民家庭所必需的生产手段。《管子·轻重乙》说：
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锃，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缸、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钵，然后成为女。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无籍而用足。
同书《海王》篇又说：
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鞅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今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
在与陈相之间的一段关于许行的对话中，孟子问及“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回答也足肯定的。结合前文的叙述，这一时期农民家庭生产的工具条件已有很大改进，是不容置疑的。
小农经济规模之狭小，还表现在农民家庭的小块土地占有与使用上。春秋战国时人通常以“百亩之田”来描述农民家庭土地占有状况，无论是孟子、李悝的议论，还是其他文献的记载都是如此。这固然是因袭一夫之田百亩的旧说(或者反过来说，一夫之田百亩的说法是根据战国时期的情况设想出来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不过，具体到每个农民家庭，未必一定是百亩之数。比如颜回的家庭所占有的土地就不足百亩，《庄子·杂篇·让王》记载了孔子与颜回的一段对话，孔子问颜回为什么不愿出仕？后者回答说：“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不过，在孔子的学生中，颜回以家庭贫穷而著名，料想当时有田不足百亩应属比较穷困的家庭。苏秦曾经说到：如果他有二顷附郭良田就不会游说天下，反映如果拥有两百亩以L的附郭良田，则可以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甚或可能成为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地主。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生产力有高有低，人口密度也不一样，农民家庭的土地占有数量可能有较大差别。《管子》关于经济生活的一个计算称：一个人需要有三十亩土地才能勉强维持生活(详后)。不论如何，由于家庭规模逐渐小型化，单个农民家庭的经济规模也趋向狭小，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农民家庭所经营的小块土地，除了种植粮食之外，还需有一部分用于栽种桑麻，必须勤谨经营才能勉强维持家庭生计。因此，当时人们已很强调通过“深耕易耨”、“多粪肥田”等技术措施，对土地进行精细经营，以提高土地产量，获得足够的衣食。为了补充家庭生计，农家在耕种之外，通常都要开展一些其他生产活动以满足家庭生活需要，逐步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以饲养、纺织及其他各种副业为辅的家庭经济结构。对此，孟子曾反复加以论说。《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尽心上》云：“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在这些议论中，孟子不仅提到要对百亩之田适时耕种，还提到了鸡、豚、狗、彘的饲养和鱼鳖捕捞，提到了桑树种植及砍伐树木，显然是一种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多种经营结构。只有这样，才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1]，保持家庭生活稳定。
《管子》在讨论农民家庭生产时，同样从多种经营的角度出发。比如它说：“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六畜不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不备具，国之贫也。”虽是从国家立场所发的议论，实际上也反映了农家生产需要进行多种经营[2]。在城市附近，担卖薪柴也可成为农家经济的重要补充，《管子·轻重甲》曾记载这样一件事，称：“齐之北泽烧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贺桓公曰：‘吾田野辟，农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岁租税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万乘之国、千乘之国，不能无薪而炊。今北泽烧莫之续，则是农夫得居装而卖其薪荛，一束十倍。则春有以事!1耜，夏有以决芸。此租税所以九月而具也：”’泽野发生大火本非一件好事，但管子却因此祝贺齐桓公，认为这将对农业生产和国家税收有利，因为这场大火可使薪柴价格上涨，使农民获得利益。
这一时期，“男耕女织”已成为农民家庭生产劳动分工的一种稳定模式，虽然男女劳动分工在此前时代已经存在，但只有到了这时才被人们立足于家庭经济生活加以反复强调。在先秦诸子文献中，此类议论反复出现。《管子·揆度》云：“农有常业，女有常事。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又，《国准》说：“上农挟五，中农挟四，下农挟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农有常业，女有常事。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墨子·非乐上》说：“农夫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縿，此其分事也。”《吕氏春秋·务大》亦云：“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生，此圣人之制也。”上文所引《孟子》“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则更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匹夫耕耘、匹妇蚕织，共同从事耕织结合的家庭生产，以满足一家大小的生活需要，正是传统时代农民家庭生计的基本特点。
当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专业化的农业生产，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园艺业。前面一再提到的楚国士人申呜就是“治园以养父母”[3]；管子的政务调查也曾问起“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4]齐国都城北郭的贫民多以治园种菜为业，为了有利于他们的生计，管子请齐桓王下令“禁百钟之家不得事鞒，千钟之家不得为唐园，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树葵菜”，认为“若此，则空闲有以相给资，则北郭之氓，有所雠其手搔之功，唐园之利，故有十倍之利”。[5]不过，这类情况也只能在城郊地区存在，专业化的菜农生产是为了满足城市消费需要而产生的。
个体家庭经济生产的独立，虽然促进了小农私有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农民阶级内部的贫富分化。由于失去了家族的保障，兼以土地兼并逐渐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极端贫穷的农民，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小块土地和其他生产条件，连规模狭小的家庭生产都无法维持，而只能佣耕度日。《韩非子·外储说右》中所载齐桓公微服出巡时遇到的那位老者，三个儿子都外出佣作；同书《外储说左上》的一段记载，更说明当时庸耕的农民不在少数。其称：“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畴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可见这一时代已经出现了一批赤贫的雇农，只能靠出卖劳动力维持家庭生计。
注释：
[1]《孟子·粱惠王下》。
[2]《管子·立政》。
[3]韩婴：《韩诗外传》卷9。
[4]《管子·问》。
[5]《管子·轻重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