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精神的当代价值”笔谈（中）
中国鲁迅学的历史和鲁迅“立人”思想的意义
张梦阳
中国鲁迅学是与五四运动所开创的人的精神解放同步展开的。
1918年5月，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浪潮中，一篇格式别致、忧愤深广、署名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月刊四卷五号上发表了，这是鲁迅这个光辉的名字第一次在中国出现。8个月之后，在1919年2月1日出版的《新潮》一卷二号上，出现了一篇署名记者的《书报介绍》，向广大读者推荐《新青年》杂志，称“《狂人日记》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Symboism）旨趣，诚然是中国第一篇好小说”。
这位记者是傅斯年，他对《狂人日记》的这次评论，应该看做是中国鲁迅学史的发轫。
鲁迅自《狂人日记》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发表了《阿Q正传》等一系列小说和杂文、散文，出版了《呐喊》、《彷徨》、《坟》等集子，《阿Q正传》还翻译到国外，受到大文豪罗曼·罗兰的赞许，在中国文坛确立了权威地位。1927年11月10日，茅盾以方璧名义在《小说月报》18卷11期上发表了长篇论文《鲁迅论》，成为中国鲁迅学史上的里程碑。
茅盾认为鲁迅的价值在于使读者由阿Q等“老中国的儿女”而看到自己的影子，从中开出反省的道路。这其实是鲁迅在中国最为重要的价值。指出这一点，并加以生动的描述和简明的概括，道出其中的意义，茅盾是第一人。其实质正是点中了“人的精神解放”之穴位。
瞿秋白于1931—1933年期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与鲁迅结下了亲密的友情。他认真研读了鲁迅杂文以后，编成《鲁迅杂感选集》，选收1918至1932年间具有代表性的鲁迅杂文75篇，并加长篇序言，于1933年7月以何凝名义由上海青光书店出版。这篇著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就正式问世了。
《序言》把鲁迅的思想发展概括为“从进化论到阶级论”，指出：鲁迅最根本的精神是“为着将来和大众牺牲的精神”，“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纵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就当时来说，还是把中华民族对鲁迅的认识推向高峰，是前一时期鲁迅研究成果的精神总结。
1935年5月29日起，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开始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和《国闻周报》上连载，每隔一周左右就有整版大文刊出，其阵势和影响都是空前的。1936年1月，结集成书由北新书局正式出版，中国鲁迅学史上第一部鲁迅研究专著问世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此书遭到贬斥，作者李长之先生也为之遭了一辈子罪。
鲁迅本人其实是希望听到“入木三分”的深刻批评，反对“搔痒不着”的浮浅赞谀的。《鲁迅批判》一书最为可贵之处，正是其科学的批判态度，开辟了鲁迅研究领域的学理化道路，象征着鲁迅研究界学理精神的勃兴，也兆示着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上科学精神的崛起与挣扎，预示着坚持独立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
1937年10月19日是鲁迅的周年祭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鲁迅论》，称赞鲁迅“在艺术上成功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具有“政治的远见”，这是因为“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也是因为他“深知中国人的生活及其生活法”，“透彻地明了中国的历史”。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作出了新的高度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的鲁迅论，远远超越了中国鲁迅学史上以前的所有鲁迅论，把中华民族对本民族伟人的认识提升到了最高境界，长期成为中国鲁迅研究的宗旨，笼罩达半个多世纪。
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研究的务实派学者还是做出了许多成绩。其中足以留存在学术史上的是：冯雪峰的《鲁迅创作的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陈涌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唐弢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论鲁迅的美学思想》；王瑶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李长之的《文学史家的鲁迅》；林辰关于《古小说钩沉》的考证与研究；王士菁在1948年出版的第一部《鲁迅传》基础上重写的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鲁迅全集》；等等。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文革”十年的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开始了。中国文化遭到空前的大浩劫，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被踏倒在地，唯独鲁迅被推上了“神坛”，成为“文革”倡导者们恣意利用的政治工具。然而另一方面，鲁迅的书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借以沿续文化脉络的唯一寄托，鲁迅又一次拯救了中国文化。“文革”中鲁迅研究务实派还是作出了实际的贡献，如李何林先生给后世留下了坚实的学术成果：《鲁迅的生平及杂文》、《〈阿Q正传〉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鲁迅〈野草〉注解》等。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至2000年的24年中，中国鲁迅学取得了重大进展。总的趋势是鲁迅走下了神坛，还以文化巨人的本来原貌，中国鲁迅学也逐步走上了科学的轨道。
这一时期留在学术史上的成果众多，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鲁迅“立人”思想的发现与阐释。1981年，王得后在《鲁迅研究》第5辑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首次提出鲁迅独特的思想是“立人”。1990年，林非的《鲁迅和中国文化》，应该说是对鲁迅的“立人”思想予以了系统、独到的深刻阐释。以后，鲁迅研究的前沿学者实际上都在继续从事着这一工作。而到1997年底在北京召开的“鲁迅‘立人’思想学术讨论会”和中国鲁迅研究会于1998年7月在辽宁丹东市召开的“鲁迅的‘人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上，这一研究的宗旨就完全明确化了。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现代视野祛魅，还鲁迅的真实原貌，成为新世纪鲁迅学的一大特点，深化了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以现代哲学的视野重新审视鲁迅，这样就更加显豁地突出了鲁迅的“立人”思想。我最近提交给纪念鲁迅诞生一百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长篇论文，题为“鲁迅对中国人思维的批判与中华民族的理性自觉”，认为鲁迅的“立人”实质上是立科学思维。鲁迅的最大价值，在于他对中国人思维的批判，扭转了数千年的传统思维定势，变奴性思维为独立思考，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理性自觉作出了划时代的历史贡献。由于鲁迅是以思想家兼文学家的形象化的方式致力于中国人思维的扭转的，所以比单一的哲学家或者文学家产生了大得多的综合效应，在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发挥了少有人可比的巨大影响。我就是试图从思维学的角度，进一步阐发鲁迅的“立人”思想。人民出版社对此表示肯定，准予出版。
鲁迅“立人”思想的发现与阐释，实质上不仅使鲁迅本身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中人，不再是某种工具，而且意味着鲁迅研究者也由诠释者变为独立、自觉的科学研究者。这正是中国鲁迅学史最根本的变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24期
